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初探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黄汉阳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同时又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并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的宝贵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候召开的，大会形成的一整套决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首先，从理论的创造主体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际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1977年2月，围绕邓小平复出问题，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胡耀邦等人与党内外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邓小平同志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重要成员进行了调整，实际建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次全会实现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有了组织保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

其次，从理论形成的基石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并丰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而“两个凡是”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原则，按照“两个凡是”的指导原则和方针去办事，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思想，就无法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正本清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无法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为我们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认识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才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也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逻辑起点。

第三，从理论的实践基础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历史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平台。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雏形，使我国的全面建设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发展的丰富源泉。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毫无疑问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历史坐标，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起点。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基点

回顾我们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程，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年代，最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条是正确理论的形成，一条是正确道路的开辟。理论带有根本性，理论错了，路线、方针、政策一切皆错。道路带有关键性，道路走对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道路走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受挫折和失败。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和国情世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党的八大明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可是，在遇到了国际上发生波匈事件，国内发生反右斗争的冲击，毛泽东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背离了党的八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转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冲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全会在报告中提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表明了我党正式提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任务。以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及工作任务为指导，我党进一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超越阶段、脱离国情的经验教训，科学地揭示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初步开辟。从此，我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逐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观点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找到了一条能够极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发展和兴旺起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全会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无疑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基本点。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生转折、蓬勃发展的关键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其根本点和落脚点就是它解决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历史课题，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从此，结束了先前社会主义建设徘徊不前的局面，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点。(www.daowen.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怎么搞、怎么建”的问题进行过尝试性的探索。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和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是这一探索成果的集中体现。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主张，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全党还没有能够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党的注意力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始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灾难，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受“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徘徊不前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社会主义事业在遭受严重挫折后重新焕发生机，转入新的历史时期。全会在认真总结建国后近30年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不相符合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指出，党的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会议还提出了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强调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会议还强调要大力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这就赋予了现代化建设以新的含义，增添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内容。尽管会议还未指明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目标模式，但实际上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思想，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萌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从国内来说，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因此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使我们党能够继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八大开始的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且还第一次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容，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起飞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当前党的主要任务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上来的方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准备了物质可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把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共产党宣言》就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应“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通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物质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阶级斗争扩大化，社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考察东北三省时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赞同，并成为全党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由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这就抓住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使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得到统一。现代化从此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旋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实现这一转变称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也正是因为有这一转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从封闭半封闭的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全布局的对外开放的方针，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的要求，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创造了更多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机会和相互交流的平台。建国之初，尽管我国谋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及其他关系，但在两极世界冷战状态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我国只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偏方位开放。这种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中国与世界一些国家的距离大大拉开。邓小平后来分析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要求对外开放在中央高层也逐渐形成共识。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4]从此，中国的国门打开，结束了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中国对外开放由兴办经济特区起步，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如今，中国正以开放姿态，在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古老的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对外开放的方针，顺应了时代潮流，打开了国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新的活力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政治、社会全面改革的方针，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和指导原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有了坚强的制度保证和实践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以前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以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即苏联模式，中国是这一模式的接受者。在实践中把这一模式加以固守并进一步净化，使我国在经济体制、经营管理方式、经济结构、分配方式等方面向“左”的方向偏转，形成所有制结构单一、排斥市场机制、无视经济规律、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严重弊端，极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导致了社会主义的深刻危机。针对这种情况，三中全会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重大经济措施，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5]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通过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20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使我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扫清了制度障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4]《三中全会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5]《三中全会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