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历史演变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历史演变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试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西北大学宋美媛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发展令国人振奋、世界瞩目。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展始终是国家各项工作和环节的中心。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同时期发展观的演进及分析,阐释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是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依据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理解,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演化形态。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历史演变

试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西北大学 宋美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发展令国人振奋、世界瞩目。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GDP以每年平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回首30年往事,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关键就在于改革开放。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和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伟大历程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展始终是国家各项工作和环节的中心。因此,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就作为一项历史课题摆在党和国家的面前。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同时期发展观的演进及分析,阐释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是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发展是一个历史变迁中形成的概念。从宏观层面上说,发展一般是指国家或社会由落后向先进、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发达向发达、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化的进步过程。所谓发展观,就是对发展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进程和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不同的发展观在实践上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导向作用。我国关于发展观的讨论和转变实质上是生产方式在意识上的反映的深化和提高。改革开放30年以来,依据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理解,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演化形态。

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革”十年动乱后,党和国家走到一个决定前途命运的重要关头。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强调,要彻底改变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由是,1978年12月召开具有伟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往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那时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起航,并破浪前行。30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发展观,带领中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书写民族振兴的辉煌篇章。

1.重新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邓小平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工作的中心地位。针对中国过去长期搞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的缺点,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邓小平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较高的速度,是与注重质量、讲求效益相统一的。他说:“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

党和政府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依然是沿着较为传统的单纯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轨迹运行。一方面,发展经济恢复国力是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因为“文革”十年的动乱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倒退了20年,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的不成熟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经济工作始终是中心,而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工作,服务于经济工作。在这个时期,生产力是衡量各项工作的标准。应该说,在当时提出生产力的标准,是正确的、必要的。

2.可持续的发展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就开始在经济学领域被广泛研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更将可持续发展观战略提上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日程来。可持续发展观开始成为人类的共识。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应当建立在社会公正和环境、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从追求GDP的绝对增长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人口、社会、经济、科技、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为目标。曾几何时,我们的发展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追求GDP绝对增长的发展,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这种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来获取当代人发展的思路违反了“本代人与后代人平等”的伦理关系,势必会走向“断子绝孙”。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邓小平根据中国国情,把经济发展放在中心地位,但决不意味他仅仅把发展看成是纯粹的经济现象,借口“发展才是硬道理”,别的方面都可以弃置不顾。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观,但在全球经济运作的大环境下,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也认识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的重要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邓小平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其理论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他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要求,即“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协调思想。他在谈到社会协调发展时,突出强调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沿海、中部、西部地区发展相协调,速度与效益相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相协调,等等。举例而言,他对植树造林的深切关注,就是对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重视。邓小平在1982年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时就说:“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他二十年五十年。……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4]邓小平还于1982年7月14日和12月26日两次在林业部的报告上指示,于1982年11月和1991年3月两次题词,于1983年3月12日亲自参加北京十三陵义务植树劳动。他点出植树造林的意义是“绿化祖国,造福后代”[5],“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6]。由于认识到了中国在唯经济中心的年代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所造成的恶果,认识到了超负荷发展经济的严重性,为了子孙后代和后世的持续发展着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发展观上,用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取代了以商品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强调把全面可持续发展作为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并在实际工作中一直深入贯彻执行,促使中国经济社会逐步向良性轨道运行。

邓小平立足中国国情,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的阐述都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之上的。可以说,邓小平发展理论是中国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以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为基本目标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的前20年党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努力,应该说,这些发展思想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环境。

3.全面发展观

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邓小平两代的发展观做了历史的总结和新的探索,提出了全面发展观的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概括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12个关系;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同时,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具体阐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此后,江泽民又多次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应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21世纪初,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指导思想。在党的十六大前夕,江泽民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在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加走上成熟和完善,就给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补充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内容,从而丰富和完善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顺应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总结我国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赋予其实际而又深刻的内容。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江泽民还就我们应该如何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了具体的阐述,认为从当代我国的实际出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地向更高水平前进”;就是“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下工作和生活”。(www.daowen.com)

总之,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展开、全面推进、全面发展的新理论,表明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科学发展观

在批判反思我国社会发展的得失,针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同时借鉴吸收西方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行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更是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与评判标准。科学发展观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和全面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浓缩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是发展观的历史总结和超越,是关于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所达到的新境界,是在世界与中国双重历史语境中发展观演进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方法论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际关系和谐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代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在以往发展观的基础上由中国首次正式提出的。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发展实践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正确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人”复杂巨系统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辩证关系,并将此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抓住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的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发展战略,都是为了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今,面对我国存在的人口增长迅速、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日益恶化的严重问题,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变传统发展的思维和模式,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的和谐统一。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历史经验已反复表明,单纯经济主义发展观片面强调物质发展的重要,这也是当前我国发展事业的主要思想障碍。只埋头抓经济,常常适得其反。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绝不能动摇。但我们又必须反对唯经济主义发展观,这也不能含糊。人的全面发展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创造得就会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只有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才能克服以往发展观的局限性,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引领中国步入更好更快的发展之路。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375、37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375、375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375、375页。

[4]《邓小平思想年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456、250页。

[5]《邓小平思想年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456、250页。

[6]《邓小平思想年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456、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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