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和发展特点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杨玉玲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于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地理大国，正在成长为一个以惊人的速度(和平)崛起、引起世界普遍关注的政治经济大国。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回顾和总结这一伟大历史进程演进的基本路径和发展特点，对于我们在下一个30年乃至未来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学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逻辑、发展路径，继续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

一、改革开放始终在思想大解放的风雷激荡中，在排除“左”、右两个方面的思想干扰中开拓前进

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同样与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相伴随。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体制上的每一个重大创新，政策上的每一个重大调整，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30年来，我们既面临着右的思想干扰，如三中全会之后先后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等的严峻挑战和压力，更面临着内部“左”的思维方式、思想认识的困扰和掣肘。期间，主要是“左”的思想束缚。在这一时期，我们始终面临两种形态的“左”的思想束缚：一种是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左”。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大的思想争论，从最初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之争，到1992年前后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姓“资”姓“社”之争，从具体改革政策上的所有制问题、计划与市场问题，到现阶段围绕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引发的新一轮争论，其中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否定观点的那些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标准，不外乎是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和我们自己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那种“一大二公”式的“左”倾空想社会主义体制模式。这些东西经过长期灌输，很多人头脑中已根深蒂固，一旦变动这种模式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弹。另一种是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上的“左”。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是在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包括人类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是，在很长时期里，我们却常常把资本主义当成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头号敌人，在思想认识上对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形成了一系列错误观念：一是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看不到、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一面。二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东西一概看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产生“恐资”的心理，致使国家发展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是继续自我封闭，还是对外开放，也是解放思想的一个焦点。在决策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市场经济、加入WTO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突出表现。改革开放30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先后破除了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等“左”的观念束缚，才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期间，我们党曾先后发起和领导了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第二次发生在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破除了姓“资”姓“社”的束缚。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发生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都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把新时期的历史推进到新阶段。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是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动力源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充分运用解放思想这一大法宝，进一步破除各种思想束缚，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经过30年解放思想大潮的冲刷，计划经济思维、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以及各种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已经受到极大的突破和冲击，但其各种残余还将长期存在，这方面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还很重。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任务，我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发展理念的科学化创新、破解改革难题的思维创新等方面还面临着许多新的严峻挑战。可以肯定地讲，改革开放不停止，思想争论也不会停息。解放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而且是党领导和推进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一个常态化的历史任务，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都还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特点、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也是今后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

二、改革开放始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渐进的方式不断获得成功推进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并不断前进的。中外不少专家在论及中国改革开放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存在，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和组织保证。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强而有效的领导，是当代中国这一空前的大改革、大开放的主体，这是我国社会改革或转型成功必备的大前提。主体明确也包括对别人的东西能够消化吸收而不是简单模仿的含义。在中外历史中，社会改革或转型常常涉及借鉴别人的经验问题，如果改革者主体意识不明确，往往会把借鉴别人的经验搞成了简单模仿，共结果可能贻害改革事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驾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能够很好地把别人的经验与自己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自主地、科学地选择自己的改革与发展道路、战略策略及相关政策。渐进式的改革战略和路径，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出发，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所作的自主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后，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加紧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从战略层面，如何合理选择推进中国改革的路径呢？基本方式无非激进、渐进两种。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曾经有着不同的路径选择。苏东选择的是“休克疗法”，即非常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法。而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的路径选择，主要由我们的特殊国情决定，也与我们没有经验有关。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涉及经济运行方式的转换、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关系的调整、政府管理关系的转变等各方面的工作，非常复杂，不能不慎重。其中，的确有一个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着眼，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因此，保持社会稳定，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所以，我们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采取非常激进的、一步到位的办法，而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国力，根据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根据经济的发展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去进行的。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有人曾将“摸着石头过河”与经验主义相等同，其实不然。20世纪社会科学最大的进步，是思想家们开始认识到社会是不可以精确设计的。人类缺乏这种对社会发展进行科学预测超凡的理性。所以，对于社会建设来说，人们只能有相当有限的理性。毛泽东曾经精心地设计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证明是空想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并因此遭受惩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将渐进式改革坚持下来，这就是一种科学理性。正是在这一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呈现出从边缘改革开始，逐渐向中心推进；从外部开放改革做起，逐渐启动内部改革；从局部改革推向全局改革；等等。实践证明，“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是适合中国改革的最有效方法。以渐进的方式，注重实践与实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正是30年改革开放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这一经验和特点，使我们既避免了不少转型国家出现过的经济严重衰退和社会剧烈震荡，又使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的渐进式改革思路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改革路径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渐进式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我们不得不长期与旧的、不合理的体制共存。在双轨制下，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出现了诸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尽管如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样的大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从这一基本经验出发，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强调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二要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三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就为今后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三、改革开放始终有着全面、科学的目标或愿景设计，且实践成效非凡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改革初期，我们党就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普遍的共识。实践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同时启动的。

经过30年的实践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把古老的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1978年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元减少到2000多万，人均GDP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快跑者。另一方面，为中国重新崛起提供了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30年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提供的GDP却只能约占世界的3％，远落后于世界人均水平。根本原因就在于落后的体制机制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压抑了亿万人的积极性。正是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的确立，奠定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化基础，我国经济才得以重新崛起，奋起直追，从占世界经济总量3％增长到7％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加大。据统计，从2005年起，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4％以上，并逐年提高，仅次于美国而排世界第二位。如果我们放眼近现代中国历史，可以发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了从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30年的繁荣期，中国进入了近代以来最长的繁荣期，可以说是“30年盛世”。经济始终超高速发展，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经济总量大幅度提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速度这些年是前所未有的。放到世界近现代史来说，我们用30年的时间，靠改革开放，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走过了许多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程。这一切，主要归功于30年来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www.daowen.com)

30年间，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期间，以1989年为界，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前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反思“文革”，防止“文革”再发生。标志性的事件是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6年，邓小平又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据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推动下，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在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加强法制建设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遗憾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同步发展这种全面的、科学的改革愿景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1987年，当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全党重要议事日程、刚刚要触及的时候，国际国内一连串政治事件接连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疑虑，影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1989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在1992年以后“单兵突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被迫放缓或转向。现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前进，带来了很多问题，成为30年改革开放辉煌之中的一大缺憾。但是，从主观上讲，我们党从未忽视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国家这么大，经济、民生问题压力大，且与政治问题交织，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一大难题。正如邓小平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势竹入义胜时所说：“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哪一点着手，我们还没有拿定主意。”

尽管如此，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半封闭状态，中华民族重新逐步融入了世界文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如：1949年以来一直被当做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要观点而遭严厉批判的人本思想，如今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一度被当做资产阶级权利和意识形态受到政治批判的“人权”观念，开始进入党和政府官方的政治话语体系，“保护公民人权”列入宪法，并于2004年人大高票通过；“私有财产”长期被视为禁区，“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条文2003年同样被写入宪法，并且同样在2004年十届大人通过。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物权法》更是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还有，过去我们长期视“阶级斗争为纲”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如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奋斗目标等。政治意识形态的上述重大变化，直接导致了现实政治的巨大变革：其一，党和国家开始适度分离，党的活动被限制在国家法律的范围之内。其二，依法治国，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从1979—200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共通过了400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规。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其三，直接选举和地方自治的范围日益扩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村民自治的广泛推行。198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农村逐渐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截至2004年底，已建立起64.4万个村民委员会，它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特别意义。其四，政务公开逐步推行，政治透明度不断提高。其五，建立服务政府，努力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其六，积极实行听证制度和协商制度。中国民主政治的上述新发展，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改革的新阶段。无论哪一方面改革，包括对外开放，都对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现实的需求。在今后时期，我们必须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并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实践，使其整体上与经济体制改革等其他改革保持平衡，保持改革开放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四、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共同推进

从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看，改革与开放同时启动，又相互促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内改革是由对外开放带动的。这与我们选择的渐进的、增量式改革方略有关。由于“存量”不能动，“增量”只能靠外部引入。值得庆幸的是，与苏联不同，中国有着大量的华人资本，如中国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可引入，这是中央决策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重要考量。当然，这一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加入WTO，责难、批评、非议一直相伴随。

从本质上看，开放本身可以分为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层次。对外开放是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竞争，引进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对内开放则表现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这两种开放，都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而且开阔了眼界，引进传播了世界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大大地促进了国内企业的进步。尤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带来的制度接轨的压力，更成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动力。事实上，我们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进而破除了旧的规则制度，这对国内改革确实是一种促进。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的格局，也是国内不断认同市场经济、深化市场改革的过程。可以说，改革与开放互动发展是30年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

到了现阶段，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的政策面临战略调整，改革与开放的联动性更加密切。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等，这些对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外开放要利用全球资源，以此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并确保我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而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尤其是过去五年我国以开放促发展的成就，昭示着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的变化。对外开放面临全新的局势，能否抓住机遇，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全局。针对这一全新形势，中央提出要确立合作、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如何贯彻新的开放战略，同样有很多新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如何合理调整企业的投资，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灵活运用汇率税率等财政政策的组合，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确保对外经济和对内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又如，如何进一步把握全球化机遇，加强原始性创新、继承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较大幅度地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这些都是新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五、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频共振，一体发展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转型的继续。20世纪最悲壮的试验是一大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探索。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0多年，我们也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穷过渡”的社会主义和巨大挫折，以血的教训唤醒了一代人，催生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乌托邦式的幻想的破灭，使中国的发展重新回到世界主流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转型：一是从指令性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从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的全能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三是从人治转向法治。

改革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30年中，随着各方面的改革的全面推进，尤其是围绕改革的某些争议，不断引发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和创新，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党的十七大总括近30年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进程，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纲挈领式地总结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并且将之定位为：“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胡锦涛同志指出，这是很有政治分量和理论内涵的。因为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这是具有普世价值和普世意义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来就是对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反思和超越，就是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依次实现温饱、小康和中等发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实上，正是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引发了我们党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的深刻反思。反思的结论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因此，我们党对“主义”的反思，是从直面“问题”开始的，而又落脚到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解决“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对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坚持上来。这就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内在逻辑。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来，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讲话时指出：“十个结合”，生动阐明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不动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目标下，寻求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实现认识的升华和飞跃，有所学习、有所借鉴、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走向和必然结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一定要继续在坚持改革开放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我们相信，有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路径指导和借鉴，在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