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几点启示
西北大学 梁星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30年,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的30年。30年弹指一挥间,中华大地从城市到乡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前无古人;中国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影响深远。近年来,国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北京共识”、“中国速度”的热议,频频见诸媒体,其中有肯定,有认同,也有偏见,但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出现的又一个奇迹。那么,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什么?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老祖宗不能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创新,在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这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新局面、新境界的一大法宝。正是由于党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理论上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强调,“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他特别指出,一定要解放思想,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时,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邓小平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行将消失时,邓小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坚定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2]1988年5月,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历程时更深刻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3]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归根到底,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改革开放要深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4]他还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5]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中每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每一个方面的建立和完善,每一个领域的开辟和成熟,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活的灵魂,每一个观点都闪耀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都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丰硕理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极重要组成部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则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新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立足于新的实践,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根本问题。因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正确认识时代特征、把握社会前进脉搏、洞察历史大趋势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升华为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和如何科学评价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成为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不仅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认识深化的基本标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对前进中遇到的问题给予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回答。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既面对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侧重于探索和解决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始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世界历史和社会进步的潮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最为宝贵的经验,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最可靠的保证。党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纲。实践表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刻认识经济建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改革开放以来,党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6]这就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作出的个别论断出发。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改革开放30年实践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的解决,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结果。邓小平指出,在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7]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只有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他还依据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各个科学技术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依据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样的事实,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精辟地提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
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从认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结晶。邓小平还科学地提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作为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它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也不是对旧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它要求从根本上改革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以扫除束缚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践已经证明并必将证明,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下艰辛探索的独创,既不完全同于当年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它们的原则区别在于:第一,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构建新社会问题上,邓小平汲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些都是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巨大突破。第二,在如何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问题上,苏联几十年实行反商品、反资本主义的体制,邓小平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把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第三,在如何对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上,苏联一味注重经济建设的速度,而忽视了对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最终导致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悲剧,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的高度的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中,右的全局性的错误只有一次,而“左”的错误却一犯再犯,而且每一次损失都非常惨重。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在鉴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左”的错误及其造成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干扰、威胁和破坏,虽然有的来自右的方面,但主要来自“左”的方面,他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8]但是,长期以来许多人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习惯势力,总认为“左”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右则是不好的;“左”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右则是严重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等等。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来看,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深思。其中1989年的政治风波前后关于改革的发展方向的争论和十七大召开前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教训尤深。
1989年的政治风波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治事件,也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很大的忧虑。此后,一股“左”的思潮开始抬头,有的认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就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抓好,应该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或者反和平演变与经济建设并重;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导致了资本主义,应该加以改变,无论什么问题都应该先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等等。这股“左”的思潮就是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企图重新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认真地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他还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9]邓小平这个响亮的回答,给全国亿万翘首以待的人民吃了一个定心丸。他也向全世界宣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会动摇,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它的重大意义不是在于一般地说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而在于说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决不会因一时的政治风浪而动摇。正是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政策,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左”的右的思想干扰下,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下来。
党的十七大召开前,我国理论界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走到今天,这样一条道路从根本上就走错了;还有人说北欧许多国家讲究公平正义,人家才是社会主义,我们是专制的、没有人权的;等等。这些说法在一定范围内给人们思想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也确实涉及怎样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对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虽然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但不被任何干扰所惑。2008年5月26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后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加旗帜鲜明地重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0]这样的强调和重申,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问题争论最权威的回应。因此,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我们发展的方向、未来要达到的目标、过去和将来的思想路线、根本的指导思想加以确定,是十七大的重大建树。
改革开放以来防“左”反右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地克服“左”比右好的思维定式和习惯势力,既反右,又防“左”,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即使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从而保证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的呼声,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在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们党同样把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证。
执政为民,为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关注民生。而关注民生,既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更是关乎党执政基础的巩固。首先,民生问题事关政治稳定。民生问题从个人来看可能是一些琐碎的事,但从社会来看,每一件事无不涉及成千上万甚至数以亿计的民众,如果涉及亿万民众的事治理不好,政治就不能稳定。其次,民生问题事关经济发展。我国投资率位居世界第一,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国内消费却长期不足。究其原因,民生问题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制约因素。再次,民生问题事关社会和谐。市场经济鼓励竞争,提倡效率;市场经济也要求社会责任、社会保障。我们允许“富者愈富”,但不能容忍“贫者愈贫”,民生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必然影响社会和谐,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取得了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失误,就是一味强调所有制形式,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挫折,也使民生受到很大的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出现三次大的包产到户风潮,结果被用行政手段压制下去了。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更出现了许多地区饿死人的现象。“文化大革命”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生产力水平大大下降,人民生活基本处于饥饿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总结我国在民生问题上的教训,深有体会地说: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从民生需要出发;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改革开放,归根结底,就是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令人十分欣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邓小平所祈望的目标在我国得以基本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据统计,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提高到11759元,年均增长12.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年均增长9.6%。同时,我国的社会建设也全面发展。到2006年底,全国城镇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87亿人、1.12亿人、1.57亿人和1.02亿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374万人;截止到2007年6月,全国共有2235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民生,把一项项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被写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传递到城市乡村、千家万户。第一,农民工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群体。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界,都把关怀的目光投向他们。给农民工讨工资、找工作,帮农民工子女解决上学难题,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奔走呼号。第二,实现教育公平,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量的70%用于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991年的617.83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5161.08亿元,增长7倍多。到2007年,我国西部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已有约5200万名农村中小学生免除了学杂费,约34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领到了免费教科书,780万名家庭贫困寄宿学生领到生活补助,等等。第三,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着眼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近年来,中央和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在农村,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农业人口的82.83%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到今年全国所有县市区将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城市,截至2007年初,全国共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00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近1.8万个。还有国家推出的许多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社会就业总量不断扩大,就业结构逐步优化,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3%以内。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在应对各种新的挑战和新的考验面前,自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党员的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使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并且取得了各项事业的巨大成就。
然而,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对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能不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考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变化,1989年国内的政治风波、东欧剧变、法轮功事件、台湾国民党下台,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思。所幸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没有垮。但是,应当看到,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党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突出的问题就是党内的消极甚至腐败现象逐渐滋长起来,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严重侵蚀着党员、干部队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增强和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加强。联系党的高官屡屡发生的腐败大案、要案,更使人们触目惊心。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归根结底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党的建设搞不好,政权就会丢掉,党也会垮台。因此,1989年的政治风波结束后,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大气候”和“小气候”,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明确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1]因此,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注的首要问题。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条件下,如何始终保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人民的最高利益行动,不断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面对这一历史性课题,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党要永葆生机与活力,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希望与挑战的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力的行动指南。
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问题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作了巨大努力。从1989年8月到2004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对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从1998年开始的为时两年的“三讲”党性党风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明显加强。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地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2005年初开始为时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建党以来党员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党内马克思主义正面教育、自我教育活动。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周密部署、积极推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更加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也经受住来自不同方面风险和干扰的考验,不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而且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实践再一次证明,在社会主义中国,领导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能够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382、382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382、38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382、3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8页。
[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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