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特林—史密西斯的空间定点理论】

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于1929年在《经济学杂志》第39卷上发表了《竞争中的稳定性》一文，提出了“空间竞争”理论。1941年，史密西斯（Arthur Smithies）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第49卷上又发表了《空间竞争中的最优定位》一文，进一步发挥了霍特林的思想。他二人的理论为后来的“空间经济学”或区域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唐斯的两党竞争模型（本书中有介绍）提供了思路。

霍特林分析了两个杂货商进行某个空间竞争的情况，假定在一条大街上只有两家杂货商，其他的条件一样，买者在两家商店之间的选择只取决于交通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将按照使买家交通费用最小的原则进行分割。首先，每家厂商可将其商品销售给位于他所在的街道一端的买者；其次，两家厂商将分享位于两者之间的买者市场；最后，竞争将驱使两家厂商向大街的中心移动，以便在保持原来买者的同时争取更多的买者。

霍特林大街模型被用于对代议民主下的投票行为进行分析，又被叫做空间投票模型。选民可以通过了解候选人所在政党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各政党之间的差异，并投票支持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接近的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条直线可以看成两个政党向选民提供其意识形态的大街。见上页图。

假设政党A意识形态偏左，位于图上的A点，政党B意识形态偏右，位于图上的B点，选民对意识形态的偏好符合单峰正态分布。中间投票人的意识形态位于M点上。不难推知，首先，政党A会得到位于A点左边的选民的选票，而政党B会得到位于B点右边选民的选票；其次，两者可以分享位于AB之间的选民的选票；最后，竞争将使两个政党向中间投票人的位置移动，以便在保持自己原来选票的同时争取更多的选票。结果将是稳定的，为了赢得选举，两党都将倾向于选择中间投票人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态度，两者的差异将越来越小。

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在两党的国家里出现的两党政策日益趋同的情况。但是这个判断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在现实中，并不是实行两党制的国家都有明显的趋同趋势，并非所有的政党都一味地迎合选民的偏好而没有自己的主张。人们更多的是相信，优秀的政治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总是迎合选民的偏好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刚好相反。即使能够获得稳定的均衡，即两党竞争在中间投票人那里实现了均衡，也并不意味着结果是合意的。(www.daowen.com)

这个结论很简洁，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很严格的。一旦这些条件被破坏了，就要另加考虑，首先，选民的偏好可能不是单峰的。如上页图所示，如果政党A偏离开原来是它垄断的位置A，向中间投票人的位置M移动，那么，原来的选民中就会有人因为该党过分偏离自己的偏好而弃权，从而限制该政党迎合中间投票人的举动。

史密西斯在他的论文中进一步从需求弹性和运输成本的角度发展了霍特林的理论。史密西斯认为，从需求弹性来看，如果其中一个厂商将他的销售地点转移到中心点以外的地方，他的运输成本就会增加，离中心店越远，运输成本越高；如果他的商品进价和其他厂商相同的话，他的商品的销售价也必须提高，这将使他失去位于厂商定点较远的消费者。即便他的商品进价低于他的竞争对手，他也只能吸引一部分靠近他和竞争对手之间的消费者，而无法占领整个市场。因为，如果要由消费者来支付与商品运到销售点的距离成比例的运费的话，靠近竞争对手的消费者就近购买仍然是合算的。其结果，两个厂商必将把他们的销售地点定在靠近市场的中心位置。

史密西斯还把他的理论用于政治行为分析。他认为，选民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总是倾向于与自己立场接近的政党投票；如果政党的立场偏离自己的立场愈远，他不投这个政党票的可能性愈大，这被称作“疏远效应”；如果两党立场愈接近，选民的选择余地愈小，投票的积极性愈低，这被称作“无差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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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许云霄编著：《公共选择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