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模型是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的。他的理论可用左图来表示。图中的横轴表示社会变迁的速率，纵轴表示制度化的速率，中间斜率为45度的直线表示社会变迁与制度化的速率相等，即所有社会变迁都被适当地制度化了，从而不会产生社会运动。45度线上方的曲线说明制度化快，社会变迁慢，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社会。45度线下方的曲线表示社会变迁快而制度化跟不上。亨廷顿认为，变革中的社会就基本处于这种境况，处在这种境况下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社会运动和革命。对于亨廷顿的理论，梯利（Tilly，1973）曾经作了专门的批判。梯利指出，在欧洲近代史上，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在1830年以后法国城市化较快的阶段，却是发生集体性暴力事件较少的时期。在此基础上，梯利强调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发起和发展中的作用。
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所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社会变迁为起点，指出这些变迁的某种后果以及伴随这种后果而出现的某种心理学机制（如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或社会学机制（如康豪瑟和亨廷顿），然后从这一机制出发，一步到位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等）往往忽略不计。但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变迁虽然不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唯一条件，却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坚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Goldstone，1991；McAdam，1982；Tarrow，1998），包括批判亨廷顿的梯利本人最近的著作（McAdam，Tarrow and Tilly，2001：17）仍在其模型中把社会变迁置于重要位置的原因。社会变迁是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中介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在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强的国家，社会运动或革命就会推迟甚至不能发生；而在化解能力弱的国家，发生某种社会变迁后，社会运动或革命很可能就会接踵而至。不同国家的社会关系不但会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而且会影响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间隔时间。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的关系很难用简单的方法来作出描述和测量。(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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