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丁的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由加雷特·哈丁（Ge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他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公地悲剧》的文章，自此，“公地悲剧”成为描述资源和环境退化的代名词：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资源和环境的退化。

哈丁设想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a pasture open to all）来说明他的理论的逻辑结构。每一个牧民都从自己放牧的牲畜中获得直接的收益。由于牧场是公共的，因此每一个理性的牧民都会尽可能多地增加自己在公共牧场上放牧的牲畜数量，只要一头牲畜的产出价值大于购买成本，这一过程就不会结束。牧民增加越来越多的牲畜的动力，来自于其行为的外部性，即牧民从自己增加的牲畜中得到直接利益，仅仅承担因过度放牧所造成的损失的一小部分。结果，公共牧场一定是过度放牧直至毁灭。

公地悲剧问题表明，因缺乏进入限制或有效的排他性产权而造成了对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资源系统退化。斯考特·戈登、张五常等将这些称为资源租金消散（rent dissipation）。

公地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仅仅存在于哈丁描述的公共牧场中，公共渔场的过度捕捞、森林被过度砍伐、野生动物被毁灭性猎杀等，都是公地悲剧。公地悲剧的普遍性，使之被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对哈丁的理论逻辑进行模型化处理，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和解释。

对公地悲剧的理论逻辑进行的论证和解释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模型得出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和认识，对公共资源来说，每一个模型所揭示的中心问题都是搭便车问题。任何时候，只要一个人不能被排斥在分享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承担为获得这一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的激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选择做一个搭便车者。如果搭便车成为所有参与人的行为选择，那么集体利益就不会产生。如果搭便车的诱惑支配了决策的进程，最终的结局将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的悲剧；如果有些人提供集体物品而另一些人搭便车，这会导致集体利益的供给达不到最优水平。

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的“公地悲剧”可以一般化为上图的图示模型。(www.daowen.com)

上图中，横坐标代表资源使用的努力量，如捕捞努力量、开采努力量、砍伐努力量等，它表示使用资源的劳动投入水平，即对资源的使用水平。假设资源使用者的劳动是同质的，每个使用者具有相同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那么资源使用的努力量就既可以用投入劳动量表示，也可以用使用者数量表示，或用提取的资源单位数量表示，如捕捞量、开采量、砍伐量、放牧量等。MB和MSB分别表示资源使用者相对于不同的资源使用水平的边际私人收益曲线和边际社会收益曲线，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即为增加资源使用努力量所导致的外部资本。MC为边际成本曲线，它表示资源使用者的同质劳动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每增加一单位的努力量的私人成本。

从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来看，当增加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源使用努力量获得的边际社会收益MSB等于边际成本MC时，资源的使用达到最佳状态，如图中的E₁点。这时，最优的资源使用的努力水平为L^∗∗，社会边际收益为P₂。而此时单个资源使用者的边际私人收益为P₁，即获得了（P₁－P₂）的外部性收益。然而，这部分外部性收益并不需要资源使用者支付费用，它仅仅需要支付数量为MC的费用就可以获得MB的私人收益。因此，作为理性选择的结果，新的资源使用努力量会不断地进入，直到最后一单位努力量的私人边际收益MB等于其支付的私人成本MC时，如图中的E₂点。这时，使用资源的努力量达到了L^∗，由于L^∗＞L^∗∗，资源被过度使用，公地悲剧发生了。

公地悲剧的存在，说明了明晰的产权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正是由于公共资源中缺乏明晰的排他性权利，一个人可以不需要支付费用就能使用该资源，或者只需要承担使用资源时的直接成本，而对因自己使用资源的行为给他人施加的外部成本没有动力去承担。这种强烈的搭便车诱惑将与产权没有明晰界定的公共资源的使用长期共存。因此，要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或减轻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建立明晰的排他性产权是重要的和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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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罗必良主编：《新制度经济学》，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