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
相对剥夺感理论是格尔（Gurr，1970）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提出的。在此书的背景部分，格尔讨论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但此书的核心是心理学。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value capacity）。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根据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不同关系，格尔定义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即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1.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预期没有变化，但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如图Ⅰ所示）。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是维持性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大部分人对社会的期望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传统社会因为技术落后，资金投入有限，农业的产出也就有限。因此，一旦人口增长过快或者遭大规模自然灾害时，社会的价值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由此引发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2.欲望型相对剥夺感
如果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即价值能力）未变，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如图Ⅱ所示）。(www.daowen.com)
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一个经历长期封闭后突然开放的社会。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中国的老百姓却由于信息封闭而认为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等待解放。及至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国的西方游客逐渐增多，到中国大陆探亲、旅游、经商的华侨和港台同胞蜂拥而至，中国内地民众，特别是当时的城市人口开始对中国的贫穷，对西方和港台地区的物质富裕有了切身感受。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在市民心中造成了一股强烈的欲望型相对剥夺感，于是普通老百姓开始走向商品崇拜，而中国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则借用各类理论来抨击中国的落后。
3.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均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如图Ⅲ所示）。由于图中价值能力曲线呈“J”形状，该理论又被称为“J”曲线理论。
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发展中的或处于改革中的社会。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的概念最早是由戴维斯（Davjes，1962）提出的。戴维斯声称他的这一思想来自马克思和托克维尔。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工资的增长总是跟不上经济的增长，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因此而增大，工人也会因此产生相对贫困和相对剥夺感。托克维尔曾经说过，革命一般不会在一个从坏的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的社会中产生。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往往是因为那些国家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一个被压迫到几乎已经失去自我意识的民族往往会在压迫逐渐减弱时起来反抗。人们能够很有耐心地忍受一个不可避免的压迫，可是在一旦有了希望之后，人们对即使已经大大减轻了的压迫也会觉得不堪忍受。托克维尔的这些灼见来源于他对法国革命起源的观察。在路易十六当政时，法国经济和社会本来已经大大改善，然而此时法国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路易十六召开已经停止150年的国会，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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