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误区从何而生

以上所述在一部分青年中出现的物质消费的误区，究其原因，有青年人自身的思想偏误和行为偏差，也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具体分析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消费主义思潮的蔓延。

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消费，抑制消费，“市场繁荣，购销两旺”，正是一幅兴旺发达的景象。然而，在消费水平步步上升的过程中，一股消费主义思潮在社会，也在青年中蔓延起来。这种思潮的主要特征，是只看重了消费而忽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有很强的购物欲但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实际收入的现实水平，而且是无休止地相互攀比，甚至追求奢靡。

这种消费主义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盛行，其后果是带来许多社会问题，造成西方社会走向堕落。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对此进行反思。英国的斯图亚特·兰斯利在1995年出版的《富裕带来的麻烦：消费资本主义和前进的道路》一书中说，一种“能买就买”的文化正在整个发达世界兴起，这种现象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关系更加紧张和对政府信任程度的削弱。他说，消费者通过购物——例如昂贵的运动鞋——来寻求地位和身份，以帮助他们达到与众不同的目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相互攀比”的文化，使消费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即：“尽管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境况有所改善。”为此他指出，除非西方能够重新考虑对消费主义的态度，否则西方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遭到破坏的环境面积越来越大。^[11]

西方社会已经开始批判的消费主义，在我国却正在流行，怎能不诱惑一些青年步入畸形消费的误区。

第二，享乐主义思想的膨胀(www.daowen.com)

同消费主义相随而行的，是享乐主义思想在青年中不断膨胀。消费的前提是创造，消费的欲望要适当，消费的行为要讲文明，然而有一些青年却把消费等同于享乐，贪图现代化的享受而不愿为现代化作出奉献，追求一时的口腹之乐而不思进取，沉醉于灯红酒绿而不计未来。于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与其追求明天的极乐世界，不如今天过得快活”，被一些青年视为人生真谛。电影《摇滚青年》中的一句台词：“管他别人怎么看我，只要我过得快活就行。”也成了一些青年的口头禅。

消费离开了创造，消费流入只求感官的快感，挥霍浪费、暴殄天物、纸醉金迷就在所难免，积累与消费的失衡，收入与支出的失衡，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失衡，两代人之间消费的失衡，也就由此而发生了。

第三，暴发户意识的辐射

在我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当中（或称大款），颇多以勤劳、智慧和开拓精神致胜的创业者，但也夹有些许以不甚规范的手段在短时间内突然致富或得势的暴发户。暴发户一般原先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突然发财后，心理上非常希望能获得与自己的财富相匹配的社会地位。由于他们既无家世、门第、官位可炫耀，又无学历、文凭、知识可自豪，为表明自己“算个人物”，唯一的手段是刚鼓起的腰包里的钱，于是以一掷千金显示自己的阔绰，以豪华的吃、穿、用、行炫耀自己的地位，在公众场合总是喜欢“摆谱”、“比阔”、“争胜斗富”。这种暴发户意识，表现在消费行为上必然是畸形的高消费，而这种畸形消费，在社会上就产生了一种奢侈消费的示范效应。青年人对这种比阔斗富的高消费，既有心理不平衡的不服与不满的一面，又容易产生羡慕与攀比之心而盲目效仿，以致“摆阔”、“比阔”在一些收入并不高的青年中也辐射开来。

第四，社会不良风气的传染

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反映在消费上最为突出的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款娱乐。“吃、喝、玩、乐都报销”的公款消费，在许多地方屡禁不止。据统计，1980年以前，我国每年的公款消费总额不超过200亿元；1981～1983年不超过300亿元；1984年超过了300亿元；1985～1986年超过了400亿元；1987年增到533亿元；1988年又增到665亿元；到1993年已高达800亿元，加上“漏网”部分，可能已达1000亿元，接近我国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全国大中型饭店、酒家、宾馆有60．8%的营业额来自公款请客和招待。如此巨额的公款消费，不但滋生腐败，败坏党风、政风，而且在社会上形成又一种奢侈消费的示范效应，并在青年中发生传染。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认为：消费者消费支出不仅受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消费行为及其收入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其中主要高收入者消费模式对低收入者的行为起着“示范效应”。利用特权的公款消费和暴发户式的消费，两面夹击，更强化了奢侈消费示范效应对青年的诱惑性，是滋生种种畸形消费的重要社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