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物质消费中的众多误区

当今青年的消费结构，有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二者之间的比例失衡，在物质消费中又有不少的误区，下面摄取的是物质消费中已经凸现出来的八个误区：

（1）超前消费

社会的消费水平必须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个人的消费支出必须同个人的实际收入相适应，这是科学消费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在一部分青年中出现了一种追求高消费的势头，即不顾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的实际收入，一味追求消费品的高档次、新产品、高价格、名牌货。有的青年认为，穿用越贵的东西越能体现个人的价值，越能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消费欲望的膨胀速度越来越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和收入增长速度。当自己的经济能力支撑不了急速膨胀的消费时，就走进了赤字消费的误区。在一些城市和农村，已出现了一批入不敷出、靠向单位、亲友借债度日的青年超支户。广东省的抽样调查，500个中等以上收入的青年家庭中，超支的有84户，其中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购买高档消费品和吃喝挥霍的有41户。湖北省对40名花费4万元建房的农村青年进行调查，发现有34名资金来源靠借债，占85%，其中借债超过3万元的有11人之多。至于青年男女办婚事，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靠借债大花大购、大操大办的事例，几乎是各地都有。有些借债无门者，甚至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我国城乡涌动的这股消费潮，使一些海外来客也为之惊讶。有人纳闷，收入并不很高的中国青年为何有如此强烈的高消费欲望。有人评论，年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的中国大陆，消费水平已超过年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人忧虑，这样热的高消费会把青年引入享乐主义的境地，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尽管超前消费者在青年中并非多数，但他们的消费行为是有“传染”性的，其消极影响不能低估。

（2）炫耀消费

有一些青年的消费，已不止是为了自我需要的满足，还想以与众不同的消费档次炫耀于人。他们穿着入时，名牌裹身，进出酒店歌厅，居家装饰豪华，喝洋酒，抽洋烟，手持“大哥大”，无不怀有显示自己富有的心理，借此以博取他人尤其是同龄人的倾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青年的炫耀性消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人收入较高，或家庭殷实富有，他们一掷千金，比阔斗富，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气派；另有一种是有炫耀之心而缺炫耀之力，“打肿脸充胖子”，用压低基本生活费用支撑着时髦的穿戴，人前抽着“红塔山”，人后只能抽烟末，饭馆哥们一顿喝，回家素食须多日。

如今城乡青年举行婚礼时的招摇过市，大摆宴席，即是一种更为集中也更为典型的炫耀。你办婚事摆宴三、五桌，我就得摆七、八桌，你摆宴到饭店，我摆宴就要上星级。迎亲车队你有三、五辆，我就得七、八、十来辆，你有小轿车，我就得用豪华轿车。农村青年的迎亲，更要把所有的嫁妆，被窝铺盖、提桶脚盆、电视机、收录机，甚至还有放大的存款单等都摆在拖拉机、三轮车或自行车上，吹吹打打，招摇于众，以显示阔气和富有。

无论是比阔斗富的炫耀消费，还是超出自身实际消费水平在公众场合的炫耀消费，都失去了消费原本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虚荣心的膨胀，已在社会形成一种变态的消费行为。

（3）愚昧消费

愚昧是科学的对立面，消费中不讲求科学，后果必然是繁衍愚昧，愚昧消费的行为，在城市也有，大量的是农村，主要表现是一些农村青年口袋里钱多起来以后，不是用于农业投资和教育投资，却投向了封建迷信活动。刚刚开始富裕的农村青年连同他们的父辈，每年用于烧香拜佛、建庙供神、请巫婆跳大神、请风水先生、修坟造墓等迷信活动的费用，数量惊人。

年前，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震动了亿万听众：每年上衡山求神拜佛者用掉的香火费，达一亿多元，相当于我国每年的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岳阳县的一个农村青年贩运茶叶发了财以后，竟听信“风水先生”的指点，为他的父母、本人和他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儿子修筑了三代坟墓，耗资12000元。类似这样的坟墓，岳阳地区近年来就修有11000多座。农村改革的“先行者”浙江省温州地区，人富了，坟也多了，在通往杭州的公路旁，新造的“椅子坟”鳞次栉比，据统计每年约增加30000座，耗资为2亿多元，每座坟墓占地约30平方米。修坟这种愚昧消费在许多农村“传染”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全国统计每年土葬修坟占地近100万亩，耗资高达70亿元，耗费木材200万立方米。

乱建庙宇的耗费也在增多。《人民日报》1994年6月20日报道，南方有个县修建的中等规模以上的庙宇就达121座。有的地方，几乎村村建庙，有的村还不止一座，什么土地庙、山神庙、城隍庙、关帝庙拔地而起。建一个不大的庙，也需要几十万、上百万元，资金基本来自村民们的腰包。据有些县估算，近几年建庙宇所耗的资金远远超过了建学校的资金。修建学校没有钱，许多乡村的校舍简陋破败，庙宇却修得雕梁画柱、金碧辉煌。

江苏省盐城市农业银行对260户定点农户的调查统计，这种愚昧消费的支出平均每户266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20．4%，而上缴国家和集体的支出只有愚昧消费支出的三分之一。另外还发现，这260户家庭的收入年增长为12．4%，而愚昧消费年增幅竟高达33．47%

这种愚昧消费，既是青年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它不但挤占了教育投入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而且对封建迷信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青少年的思想，后患无穷。

（4）白色消费

白色消费是当今城乡居民丧事大操大办的一种消费行为。丧事大操大办，是封建伦理的产物，封建的“孝”道是厚葬的思想基础。这一影响，在农村至今未衰，而且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而日见奢华。有些农村青年尽管生活还不算富裕，但为了显示对过世长辈的孝心而不惜出大钱厚殓厚葬：做棺木，置寿衣，穿寿服，做佛事，摆酒席；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前有花圈开道，继而有彩纸制做的宫殿式房屋，屋中陈设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等现代消费品，十多人抬的灵柩彩纸装饰，后面跟着一支管乐队或乡间锣鼓。一场丧事，少者五六千元，多者可达数万。有的青年家庭为此而耗尽积蓄，有的青年家庭为此而负债累累。

殡葬的奢华之风，在城市也有蔓延，仅花圈一项，浪费十分可观。据长春市1995年的调查，丧家为死者摆放花圈，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百余个，每个花圈低档的50元左右，高档的200元左右。全市城区每年烧掉花圈185000个，平均每个死者的花圈费在300～400元，一年要烧掉1200万元。有人计算，用这笔烧花圈的钱，可建三、四座标准化的中小学，使上万名失学儿童读完小学。许多青年是旧例难违地参与这种消费，但也有一些青年说：“看人家都这样做，我也不好例外，不过这个旧习俗实在该改一改了。”更有青年建议，在伦理观念和社会舆论中应改“厚葬”为“厚养”，厚葬于死者已无意义，不如当其在世时多尽瞻养的孝心。

（5）灰色消费

青年人在人际交往中的一些必要开支，或称人情消费，本是青年消费中的一种正常情况。然而，近些年来在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下，“不送礼办不成事”严重侵蚀人际间的交往，把人情消费蜕变成送礼行贿的灰色消费。许多地方的调查发现，为求人办事而不得不送礼的灰色消费，范围越来越广，开支越来越多。送礼已不止是以往的婚、丧、嫁、娶，如今入托、上学、参军、拜师、订亲、建房、生子、做寿都得要送礼；更有甚者，工作调动、职务提升、入党入团、升学转干、乔迁新居、购券中奖等等，都要意思意思。就像有的青年说的：“如今社会好像是一部生了锈的机器，哪里不浇油哪里就不转。”(www.daowen.com)

河北省农调队对全省有代表性的4200户农户的调查统计，1984年平均每农户的送礼开支为41．3元，1985年为50．7元，1986年为61．1元，1987年为79．6元，1988年为91．3元。平均每年增长21．9%，比人均纯收入递增速度高0．7%。浙江省农调队的抽样调查，从1984年至今，农户送礼支出额平均每年以37．94%的涨幅递增。许多农户无钱买农药、化肥，却要借钱送礼。《是与非》杂志1994年第3期披露，全国的抽样调查显示，为求人办事而送礼的人数达50%，其中送礼在50元以下的占11．8%，50～100元的占12．3%，101～200元的占9．4%，201～500元的占9．7%，501～1000元的占2．9%，1000元以上的占2．4%。据计算，我国居民用于办私事送礼的费用年人均达118元，合到一起可够建一座三峡大坝的费用。

青年人正处于人生需求的高峰期，需要求人办的事比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要多。办事就要送礼，对所有居民来说都是一个越来越重的负担，对于收入不高的青年更是不堪重负。这可以说是当今青年“不想送又不能不送”的无可奈何的灰色消费。

（6）洋货消费

同海外洋货进入中国市场一同兴起的，是在城市青年中出现了一个“崇尚洋货的消费群”。在这个消费群里，买洋货，用洋货，成了一种时尚：彩电等家用电气要日本原装，皮货要意大利原件，服装讲究“皮尔．卡丹”、“鳄鱼”，运动鞋讲究“耐克”、“阿迪达斯”，抽烟要“555”、“万宝路”，喝酒要“人头马”，手表载“欧米加”、“劳来士”，胶卷用“柯达”、“富士。”

在上海，婴儿用品进口货正以迅猛之势向家庭推进，许多年轻的父母竟以孩子能用上多少洋货为荣。百余元一套的小时装，几十元的一次性尿布，200元一套的婴儿洗发水、洗澡用品、护肤品，10多元一瓶的擦屁股爽身粉……很有销路。一位年轻的爸爸得意地告诉《新民晚报》记者：“我儿子从来不用国产货，除了水、空气和水果，吃的、用的、穿的都是进口货”

在北京，大型百货商店的化妆品柜台，有法国的爱琪美、诗丽姬系列，美国一号系列，还有日、美、法的香皂、香水，品种不下百种。其价格无不远远高于同类的国产货，但销量并不亚于国产货，售货员们都感到奇怪：“年轻人一见洋货好像特有购买欲，价钱奇贵却总有人买。”“人头马”在中国青年中的流行程度，使驰骋世界的法国酒商们都大出意外。出自法国科涅克的人头马白兰地，在欧州的销量占23．3%，在美国的销量占11%，而在亚洲占64．4%，其中大部分在中国，一年的销量达1600万瓶（含香港销量）。他们惊喜地说：“人均消费水平在世界上还排不上号的中国，已成为法国科涅克的高档白兰地的头号市场。”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世界各国商品交流，购用一些质高价实的洋货本无可非议。然而，认为只要带“洋”字就好，能消受得起洋货则更能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富有，这就进入了崇洋的消费误区。英藉女作家韩素音看到这股崇尚洋货的消费潮，颇为感叹地说：“中国人要自强，首先要自己人看得起自己。现在外国车塞满了中国街道，日本电器已装备了众多家庭，中国消费发展太快了；令人费解的是，现在连肥皂、化妆品都是‘洋’的了……这不能叫开放，这是走破产的路。”

（7）红色消费

结婚办喜事，本是人生青年期一项必不可少的正常消费，然而自80年代以来，逐渐出现了婚事奢办的势头，进入90年代，奢办之风更为迅猛，红色消费的水银柱直线上升。其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费用上升。从80年代开始至今，青年人的结婚费用是有增无减，不断高扬。《解放日报》1995年一项“结婚费用知多少”的调查表明，这个增加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之前，青年人的结婚费用普遍在几千元甚至几百元之内；第二阶段为1986年至1993年，青年人的结婚费用突破万元大关，且“底部”与“高位”逐年提高，先后突破2万、3万、4万，个别的开始突破5万元；第三阶段即1994年以后，结婚费用猛冲8万、9万，10万，个别的甚至已高达15万元。1995年，结婚费用在2～3万元的仅占结婚总对数的2．3%，3～5万元的占14%，5～8万元的占35．7%，8～10万元的占28．5%，10万元以上的占19%。其他城市青年结婚费用的具体数量同上海比虽然略有高低，但上升之势绝无两样。

二是彩礼升级。在农村青年的婚事中，女方索要的彩礼不断攀升。80年初、中期，还只是“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加上黑白电视机、照相机），如今已经是电视机要带色的，自行车要冒烟的，缝纫机要锁边的。彩礼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在甘肃省张掖、武威一带，彩礼多达11种，有见面礼、定亲礼、桌面礼，还有待客钱、催妆钱、上轿钱，下轿钱、进门钱、开箱钱、女方全家的服装钱，以及介绍人的跑腿钱。山东省莒南县青年讲，娶亲必须过六关：买衣服关、看家关、订婚关、人情关、家具关、住房关。据调查，农村人均收入比6年前提高1～2倍，而农村的彩礼数额上涨了10倍。

三是婚礼排场。青年人结婚讲排场的相互攀比之风越刮越猛。迎亲车要找非营业性的大、小轿车以组成车队，环城游行，数量少则三、五辆，多则十几辆、几十辆，并且以有多少辆豪华车论档次，即使新郎新娘两家相距只有百来米，也要绕城或绕乡一圈。迎亲车队中，还要有一辆大车载乐队吹吹打打。摄像机要有几台多角度地录制婚礼场面。办婚宴要找当地有名气的饭店。

面对互相攀比，节节上升的红色消费，城乡青年多有不堪重负之苦。上海市的调查表明73%的结婚男女的月收入之和在1000—2000元之间，除去必要的生活费用并无多少积蓄，结婚男女的婚事费用中自己筹集的资金所占的比重，1994年为48%，1995年为31．7%。因此都不得不依靠外援甚至借债。调查还显示，有20%的结婚男女是借了债的，债额在1万多元至2万多元之间。上海市的一位青年说：“结婚只是两个人的事，本不应该去攀比。然而目睹别人结婚时那种场面，风光极了，好生羡慕，于是只好去硬撑。”农村青年更是感叹“无‘礼’婚难成”，一家人多年的辛辛苦苦、省吃俭用，还不够办一次婚事。山东省莒县的调查，农村青年“喜婚忧礼”者约占37%，“忧婚愁礼”者约占50%，还有5%的男青年往往因备不够彩礼而使婚事告吹。

婚事奢办，已经成为青年人的一个消费误区，也是当今影响精神文明的一大社会问题。

（8）刮老消费

互相攀比的高消费倾向，造成一部分青年人不顾自己的经济力量，盲目地追求生活的高标准。又要高消费，自己的收入又难以支撑，于是向父辈伸手，到父母身上刮油水。这就是近年来在一些已经有经济收入的青年中出现的啃老刮老消费。

我国社会历来倡导的是上代对下代的成长关怀备至，下代对上代的赡养责无旁贷。现在，却在各种名目的啃老刮老中发生了倾斜，一些已经有工作有收入的青年，仍以各种方式继续要求父母“抚育”。据《新华日报》报道，用搭伙、托带小孩、甚至房租、水、电、气补助等名目捞父母的“油”的职业青年，已占82%之多。江苏省青年办婚事的费用中，80%的费用要从父母身上索取。前面讲到的上海青年逐年上升的结婚费用，有90%的人要靠父母“资助”。其中“资助”1～3万元的1994年占24．96%，1995年占24．4%；“资助”3～5万元的1994年占29．16%，1995年占34．14%；“资助”5～8万元的1994年占16．66%，1995年占14．63%；“资助”8万元以上的，1994年没有，1995年占9．74%。上海市一位“资助”儿子操办婚事的父亲说：“我们夫妇俩把几十年的积蓄全部都花在儿子的婚事上，近10年来，我没有添过一件衣服，我妻子更是一分一厘也舍不得花。可以说，为了儿子的婚事，我们已经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农村一些男青年的父母更是慨叹：“养个儿子喜煞，娶个媳妇累煞，拉下饥荒愁煞，发家致富难煞。”

不少地方出现了家庭消费的畸形现象：新婚子女的住房装饰华丽、设施现代，父母的住房却显得简陋寒酸。长春市妇联对100户居民两代人的消费情况作对比调查，高档消费品的拥有情况是：彩电长辈为26台，晚辈为79台，录音机长辈为21台，晚辈为88台，洗衣机长辈为73台，晚辈为93台，高档组合家具长辈为3套，晚辈为90套。有人将两代人居室的这种差别，诙谐地喻为“如同忆苦思甜的展览，好比新旧社会两重天”。

这样的畸形消费，其实是既苦了长辈，也使青年人推迟了社会化的进程，陷入了精神上要求独立与物质上继续依赖父母两极并存的困惑。对此，社会舆论发出了呼吁：年轻人需要第三次“断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