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活质量”的提出及其测量指标

关于生活方式中的生活质量问题，本世纪70年代在一些西方国家就已经开始提出，并吸引了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未来学家来研究这一问题。在法国，甚至成立了专事生活质量问题研究的机构。197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国际社会学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生活质量问题被列为一个专门讨论的课题。

社会学家维利·勃兰特在以《生活质量》为题的文章中写道：“生活质量是比物质福利更多、比经济增长和社会产品总量增长更快的东西。”他认为，技术和物质福利的增长并不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因为人不单单是靠一块面包就能喂饱的。

英国的社会学家科里姆·纽厄尔在《生活质量》一书中，依据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搜集到的大量实际材料，分析批判了据他认为构成这些国家生活质量问题的一些特征：城市人口密集、人口过剩、汽车拥塞、环境污染、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吸毒盛行、神经官能症患者日益增多、人与人关系越来越冷。因此，他得出这种生活方式不可取的结论。

联邦德国社会活动家Э·埃普勒从分析资本主义承受不了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生产力的增长的现实出发，呼吁探索新的生活质量。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怀疑下述这些是否对人们有利：

——为了越来越多的汽车铺修越来越多的街道；

——建设需要更大能量的越来越大的企业；

——对越来越争议的消费物品使用越来越珍贵的包装；

——为越来越快的飞机建立越来越大的航空港；

——为了得到越来越丰富的谷物收获施放越来越多的化肥；

——对于越来越稠密的世界来说生存着越来越多的人。

同时我们很明白，这意味着：大气越来越被毒化，令人厌恶的日常生活废物的垃圾越来越多，不能忍受的噪音越来越强烈，干净的水越来越少，受到刺激的人越来越多，有机体中的有毒物质越来越多，公路上的死尸越来越多。对所有这些我们都确信不疑，但同时又不能准确地说出经济增长同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但有一件事情很明显，近百年来使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变得愉快的经济增长，最终将会变得不可容忍。”为此，他提出把改善生活质量作为未来的重要任务时指出：“虽然我们不太明确生活质量是什么东西，而且对它如何实现了解甚少，但我们现在仍在谈论生活质量。我们谈论质量是因为我们陷入了数量的僵局。因而，这里我们不是从认知出发，而是从问题出发。”

还有一些学者从影响生活质量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观点出发，认为主要的祸害在于越来越多的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为“财富不是幸福的保障，由于柔弱和被溺爱，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危险”。另有学者提出：“民主化同生活质量最紧密地联在一起，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完备的生活质量，而没有生活质量，民主就根本不能发挥功能。”还有学者把生活质量的困难归于人口的膨胀，认为困难增加的原因似乎是由于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不可遏止的增长。地球上的人越少，生活质量将会越提高。

上述关于生活质量的观点，尽管提出者的立场不一，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但从不同角度道出了生活质量问题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何等尖锐，改善生活质量问题已经提到全人类——尤其是代表人类未来的青年一代的面前。

至于什么是生活质量，前苏联社会学家克里斯托斯作了这样的界定：“生活方式是一个容量非常大的整体概念，它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处在辩证的相互联系之中的。如果生活方式的数量方面主要被规定为一定的物质福利指标体系，那么，‘生活质量’，或者确切地说，生活方式的质量方面就首先表现为社会自由和人的发展条件的程度，表现为人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

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有一个共识，即认为生活质量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因此测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不应是单一的，需要有综合评述。目前在欧美国家有代表性的见解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Y·贝尔制定的用以测量生活质量的12个指标：

（1）个人免受暴力、疾病和不幸事件的安全程度；(www.daowen.com)

（2）日用消费品（特别是食品）在质量和花样方面的经济福利，对进一步改善和繁荣的可靠期待；

（3）法律公正，包括法律对人人有效，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安全；

（4）国家免受内外敌人的威协；

（5）对患病的老年人实行社会保障；

（6）个人精神上的幸福，包括自我表现，获得多方面经验的机会，在家庭和朋友间的和谐关系，长寿和使个人感到满足的生活前景；

（7）个人参与社会生活，在现存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内决定自己未来的可能性；

（8）在受教育、劳动就业、住房和休息方面机会均等；

（9）文化生活质量，包括教育、艺术、娱乐、组织闲暇活动、大众新闻传播工具；

（10）公民自由，包括投票、言论、集会自由；

（11）技术设施质量，包括交通、通讯、日常生活装备、公共服务、生产设备、医疗和教学设备；

（12）环境质量，包括环境美化、环境保护。

在欧美国家其他一些学者中，也提有一些不同的测量指标，或多或少，或简或繁，用词也不尽一致，但内容可谓大同小异。

在我国，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自80年代后期开始，正逐步由浅入深。“生活质量是全面衡量人民生活优劣的尺度，应当予以高度重视。”这一认识，已为日益众多的人们所接受，理论界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值得介绍的有吴寒光在《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88年第一期关于生活质量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人民只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和高水平的收入，并不等于生活质量高。衡量人民的生活质量，既要看物质水平的提高，又要看精神道德的内容。他认为：与“生活水平”相比，“生活质量”的内涵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如果说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对衡量“生活水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在测定“生活水平”时主要采用的是一些经济指标；那么，研究“生活质量”时，物质方面仍然是重要的基础，但其特点更侧重于文化和精神方面，测定“生活质量”主要选用的是一些社会指标。他的下述观点在确定我国生活质量的测量指标方面具有一定的启迪性，他说：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必须提高社会环境质量。社会环境质量的评价指标包括：居住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及其他（诸如人口密度、道路交通、绿化要素、居住建筑密度等）。再细分，居住环境可包括居住面积、光照率等因素；服务环境可包括商业网点、医疗网点等因素；文化环境可包括文化体育、教育、旅游因素等，其他方面包含的因素则更多，甚至包括人们生活中用于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比率等等。此文的不足之处，是提出的测量指标仍模糊不清，而且只讲了社会环境这一方面，综合分析多有欠缺。

我们认为，生活质量是对生活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所作的综合的、整体的评述，它反映着人类生活共同性的一面，又有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人民和青年的生活质量时，在制定测量生活质量的指标时，既要同世界接轨，又要有中国特色。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般认为测量生活质量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设计指标：物质生活上的满足程度；精神生活上的舒畅程度；文化生活上的丰富程度；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民主参与程度；法律范围内的公平状况；受教育、劳动就业、住房、休息等方面的机会均等状况；不受侵犯的安全程度；生活环境的优化美化程度。

本书研究青年的生活质量，是在近几年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并非全面、系统的评估，因此拟根据来自社会调查的材料和数据，着重从物质生活的恩格尔系数、精神生活的舒畅度，文化生活的满意度以及受教育的普及程度等四个方面，对当代青年的生活质量作出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