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便于调置资源和控制人口流动，我国于1958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并逐步建立了延续至今的城乡户籍制度。这一制度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规定农业人口只能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不能向城镇迁移，进而转化为非农业人口[1]。而且，国家还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与其相对应的就业、教育、社会福利和人民公社制度，使得城乡间呈现出明显的权利不平等、人口流动停滞、资源配置不合理、发展不平衡的等级关系特性[2]。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政府对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允许与鼓励，我国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升降。从1958—1978年间，由于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基本上保持在恒定的范围内，而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城镇人口的比重开始逐渐攀升（如图6-1所示），农村人口的比重则相应的下滑，这说明了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在增强。然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并没有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反而因为强调“效率优先”的发展原则而忽略了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扶持。据统计，在1978—2006年间，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投入虽然在绝对数量上增加了，但是其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从13.43%下降到了7.85%，用于农村抚恤和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占全国该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36%下降到20%[3]。

城乡差距的拉大还表现在医疗与教育等方面。据统计，2011年我国的城镇卫生经费投入为18542.37亿元，农村仅为5726.41亿元，两者相差3.2倍；城镇居民的人均卫生经费为2695.1元，农村居民仅为871.6元，两者相差3.1倍[4]。在教育资源的城乡差距上，2004年我国城镇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1980元，农村小学生仅为1326元，两者相差1.49倍；城镇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2288元，农村初中生仅为1487元，两者相差1.54倍[5]。在体现一个国家居民整体素养的人类发展指数[6]上，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88，排在世界的第30位左右，与韩国相当，但农村居民的人类发展指数仅为0.63，排在世界的第125位左右，与非洲的纳米比亚等国家相当[7]。

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渐增多，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刘建平、李云新（2011）[8]的研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居民冲突主要有生态环境冲突、资源征用冲突、就业冲突、公共产品供给冲突、管理体制冲突和文化融合冲突等六种类型，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资源征用冲突。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2002年上半年群众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问题的信访事件占到该部门接待总信访事件的73%之多[9]。城乡差距的拉大除了影响社会稳定外，还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具有高度依赖出口的特点。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已接近70%[10]。如此高的对外经济依存度预示着我国经济的脆弱性，尤其是在国外经济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更迫切需要激发内需，拓展国内市场。然而，在国内市场的拓展上，城镇消费市场的开发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占我国一半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却很弱，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从国际发展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其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时，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如英国从1947年、德国从1953年、法国从1954年、日本从1961年分别进行了农业立法，开始大规模对农业进行反哺。而我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时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主导经济发展的部门也早已从食品、烟草、水泥等过渡到钢铁、机械、石化与汽车[11]。因此，无论从缓解城乡冲突、维持社会和谐的角度，还是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的角度，抑或是从国际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角度，我国都到了工业反哺农业，重视农村建设，提升农民生活的节点。正是基于此，党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并于2006年专门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旨在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民素质、让农民能够公平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便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在农民的素质中，健康素质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尤其是对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而言，健康素质就更为重要了。然而，受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饮食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并不容乐观，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差距显著。如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期望寿命为69.55岁，城镇居民为75.21岁，两者相差近6岁[12]。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孕产妇死亡率为63/10万，是城镇居民的2.4倍；农村新生儿的死亡率是17.3‰，是城镇居民的2.1倍，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28.5‰，是城镇居民的2.3倍[13]。另据统计，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两周患病率为137.1‰，其中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脑血管病等四大类疾病的两周患病率为9.4‰；到2008年时，农村居民的两周患病率已上升为176.7‰，其中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脑血管病等四大类疾病的两周患病率也上升为35.9‰[14]。

正如在前面所论述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不仅能有效地改善人体的血糖与血脂代谢，降低机体的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发病率，还有利于促进人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增进人的身体健康，延长人的预期寿命。此外，从心理学上讲，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也有助于改善人的情绪、调节人的心情、增强人的愉悦感，进而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而且，经常参与体育锻炼还有助增强人的团队意识，提升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发展农民体育，积极地促进农民参与体育锻炼，有利于其身体、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等健康维度的全面提升。尤其是在农村医疗条件短时间内得不到较大改善的背景下，发展农民体育不啻为一条促进农民健康的经济、实用的策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15]。这里的乡风文明是指在农村营造一种现代的、科学的、民族的文化。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倡导公平竞争、团结友爱、追求卓越的文化具象形态在乡风文明的建设中也起着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其对新型农民竞争意识与合作态度的塑造上，还体现在其对农村健康、积极的休闲文化的建构上。

此外，如果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上看，农村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祥地与创新源。通过发展农民体育，可以有效地挖掘我国的民族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一些濒临消失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进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要求，即“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16]。正是基于此，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7]。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上讲，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基础，也是提升劳动生产效率与延长劳动退休年龄的前提，尤其对于需要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而言，健康素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因此，通过发展农民体育，促进农民的健康素质，有利于其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劳动生产年限的延长，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发展农民体育、促进农民健康还有利于节省农民的医疗开支，进而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相对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发展农民体育还有利于促进农民的体育消费，拓展农村的体育消费市场，带动农村体育产业的发展，进而丰富农村的经济形态。

据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参加过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比农村居民高24.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农村居民的2.7倍，两者差异显著[18]。造成农村居民体育参与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体育参与意识薄弱。据田雨普等（2009）[19]于2005—2006年间对江苏、安徽以及甘肃三省农民体育的现状调查得知：“有59.5%的农村居民表示自己有余闲时间，但‘看电视’、‘打牌’、‘聊天’位于其余暇时间消耗的前三位，且三地农村居民在吸烟、嗜酒等不良生活方式上的耗时也较多。在保持身体健康的主要途径方面，三地农村居民均倾向于选择改善饮食和保证睡眠，对体育锻炼促进身体健康的认识还不充分，仍有很大一部分农村居民将体力劳动等同于体育锻炼”。

造成农村居民体育参与意识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冲突。比如，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强调“中庸”，与现代体育文化强调“竞争”的理念相冲突；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喜静”，与“好动”的现代体育文化相冲突；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强调“知足常乐”与现代体育文化“追求卓越”的品格相冲突。再加上，受两千多年封建文化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譬如“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唯心主义观念仍在广大农村流行，这也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居民对体育健身价值的认识[20]。基于此，建议政府部门应积极利用广播、报纸、电视等媒体加强对农民体育健身意识的培养，使其意识到体育锻炼在促进身体健康、娱乐心灵、提升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价值。此外，还应广泛开展“体育三下乡”活动，根据农村居民的劳动与休闲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体育科普知识宣传。

正如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在纵向的层级结构设置中，体育组织管理系统的末梢只到区级，并没有延伸到乡镇、村（如图2-10所示），这种组织管理体系上的缺位严重限制了农民体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受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步伐较慢的影响，“国家、省、市、区级”的纵向体育组织管理模式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组织管理重心过高，不能深入农村基层开展经常性体育活动的弊端，甚至受“政府瘦身，部门整合”的影响，区一级或市一级的体育组织管理部门与同级别的文化或教育部门合并，使得其组织管理农民体育的职能进一步被削弱。组织管理体系的缺位使得农民体育的开展更多地是依靠村民自发性地进行，缺乏科学性与组织性。

针对这种组织管理体系上的缺位，政府应理顺区县、乡镇与农村三级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权责，区县文化体育局要像团委、妇联一样，将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工作延伸到农村。建议在乡镇一级政府建立体育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乡镇体育工作站，由区县群众体育管理部门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并以乡镇体育工作站为支点，以创建农民体育俱乐部为平台，提升农民体育的组织管理效率[21]。另外，政府还应鼓励城市的群众体育社团组织走进农村对农民体育进行指导。同时，也应帮助农民建立自己的体育社团组织，进而弥补政府在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上的不足。

充裕的体育场地设施是开展农民体育的必要条件。然而，据第一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显示：1996年，占我国人口总数39%的城镇居民拥有全国79.8%的体育场馆，而占人口总数61%的农村居民却只拥有全国20.2%的体育场馆，两者差异悬殊[22]。事实上，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2003年，在我国现有体育场地中，体育系统所拥有的体育场馆数仅占全国体育场馆总数的2.2%，教育系统则高达65.6%。在教育系统的体育场馆分布中，高等院校所拥有的体育场馆数占全国体育场馆总数比例为3.4%，中专中技为2.2%，中小学为58.9%，其他为1.2%”[23]。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地区的体育场馆也大多集中在中小学。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教育“两基”攻坚和“普九”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分税制改革”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的推动下，我国进行了一轮较大规模的农村中小学撤并调整[24]。据统计：2000—2006年间，我国农村小学由44.03万所减少到29.51万所，农村初中由3.93万所减少到3.53万所[25]。全国范围内的农村中小学合并潮使得本就严重不足的农村体育场地进一步流失。体育场地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农村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据第二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公路和街道边”（11%）、“自家庭院或室内”（7.6%）、“住宅小区前的空地”（4.3%），选择“公共体育场所”的人数比例仅为9.9%；在制约农村居民体育参与水平的因素中，“没有体育设施”排在第二位[26]。

除体育场地严重不足外，农村地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也较少，致使农民进行体育锻炼的科学性与组织性较差。据统计，2000年我国平均每7032人中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而日本在1996年时，便已经达到每2000人中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27]。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有90%集中在城镇，仅有10%分布在农村地区，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分布上以教师为第一人群，约占25.95%[28]。农村中小学的大规模合并实际上也相应地减少了农村教师的数量。如2000—2006年间，农村小学代课人员由45.61万人减少到25.44万人，农村初中代课教师由6.24万人减少到3.90万人[29]。农村教师数量的减少也相应地影响了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规模的壮大，使得农民体育的组织与指导更加的捉襟见肘。据第二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方式主要是“与同事一起参加体育活动”（17.1%）、“个人锻炼”（16.6%）、“与家人锻炼”（6.8%），“参加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的仅占4.2%，“参加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的仅占2.8%，“参加体育俱乐部和辅导站”的仅占0.6%[30]。

针对农民体育场地设施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应尽快将群众体育的发展策略从城镇优先发展转移到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上来，加大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地构建良好的投融资平台和准入制度，使社会资金得以顺畅、有效地投入到农村体育场地的建设中来。此外，体育管理部门还应加强与教育部门的合作与沟通，制定相关的政策与制度，以提升农村学校体育场地对普通民众的开放率。最后，在农村中小学撤并后，如何能有效防止体育场地设施的流失和闲置，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建议在学校撤并的前、中、后期，要通过专人对学校体育场地进行清点造册，并对其后续使用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尽量将其改造成供普通农民使用的体育场地设施。

在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上，建议政府部门应利用农闲时节开设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提升农村体育指导员的专业技能与素质。此外，还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到乡镇等基层组织就业，使其能够在工作之余从事农村体育健身指导员工作[31]。最后，还应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使因学校撤并而不再从事体育教学工作的农村体育代课老师积极地投身于农民体育的组织中来。

总之，无论从缓解城乡冲突的角度，还是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抑或是从国际经济发展阶段性角度，我国都到了工业反哺农业，提升农民生活的节点。正是基于此，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发展农民体育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健康素质、营造乡风文明，还有利于激发农民的体育消费潜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然而，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分化的影响，农民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受农民体育参与意识薄弱、组织管理体系不健全、体育场地设施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匮乏等瓶颈的制约。为了破除这些瓶颈，建议政府部门应积极利用广播、报纸等媒体加强对农民体育健身意识的培养，使其意识到体育锻炼的独特价值。与此同时，还应理顺区县、乡镇与农村三级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权责，将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工作延伸到农村。最后，还应尽快将群众体育的发展策略从城镇优先发展转移到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上来，加大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的投资力度。

注释

[1]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56.

[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57.

[3]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70.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EB/OL].http：//www.nhfpc.gov.cn/htmlfiles/zwgkzt/ptjnj/year2012/index2012.html，2013-8-28.

[5] 樊继达.公共经济视角下的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及收敛[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9）：1-6.

[6] 人类发展指数由居民的预期寿命、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收入水平等三个要素组成。(www.daowen.com)

[7]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68.

[8] 刘建平，李云新.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冲突及其成因探析[J].理论月刊，2011（12）：59-62.

[9]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80.

[10]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82.

[11] 蒋和平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

[12] 周结友，裴立新.全民健身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功能探究[J].体育科学，2006，26（11）：7-11.

[13] 胡勇，张宜民，李云伟.我国农民健康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7，21（3）：1-3.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EB/OL].http：//www.nhfpc.gov.cn/htmlfiles/zwgkzt/ptjnj/year2012/index2012.html，2013-8-28.

[1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Z].2005-10-11.

[16]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2011-10-18.

[1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Z].2006-02-21.

[18] 国家体育总局.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EB/OL].http：//www.sport.gov.cn/n16/n33193/n33208/n33418/n33598/1010427.html，2008-12-18.

[19] 田雨普等.农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0.

[20] 田雨普等.农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0.

[21] 曹军，于军，陈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下发展农村体育的思考[J].中国体育科技，2006，42（6）：8-12.

[22]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58.

[23] 国家体育总局.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EB/OL].http：//www.sport.gov.cn/n16/n1167/n2768/n32454/134749.html，2005-02-18.

[24] 程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小学撤并的深层次影响[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24（1）：28-30.

[25] 何卓.对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8（1）：35-39.

[26]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78.

[27]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163.

[28] 李相如，展更豪，林洁等.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调查与研究[J].体育科学，2002，22（4）：27-30.

[29] 何卓.对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8（1）：35-39.

[30]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72.

[31] 曹军，于军，陈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下发展农村体育的思考[J].中国体育科技，2006，42（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