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指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群体[1]。知识分子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为了维持生存，人类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可能出现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进入奴隶社会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才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不直接参加物质生产，而专门从事宗教、哲学等问题的思考，这批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2]。进入封建社会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继续提升，知识分子的规模不断壮大，从事的职业也不断增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科学技术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也使得知识分子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总体上可分为七大类：科技类知识分子（如工程师）、经营管理类知识分子（如企业中层管理者）、通俗文化类知识分子（如作家）、新闻传播类知识分子（如记者）、行政管理类知识分子（如国家官员）、教育类知识分子（如大学教师）和人文类知识分子（如画家）。如果按照前面所论述的十大阶层的划分标准进行归类的话，完全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知识分子涉足的阶层的有：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初级专业技术人员[3]。

正如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80）[4]所指出的：在资本占有与知识占有的交锋中，前者节节败退。资产者若不把控制大权交给知识精英，就必然在企业的竞争中失败。如果说在前现代谁占有了更多的人力与土地，谁就有社会话语权的话，那么，在后现代就是谁创造出了更多的科学与技术，谁就担负起了社会的领导责任。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所进入的新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以资源、劳动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生产过程开始向智能化的方向转轨，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也将在社会进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5]。据估算，科技进步在20世纪初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5%—20%，20世纪中叶上升至50%左右，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则达到了60%—80%[6]。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将从历史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不仅是科技创新的缔造者、经济增长的生力军，还是民主思想的传播者以及先进文化的开拓者，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知识分子作用的日益突出，其职业声望也不断提升。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1年对我国6193位民众的调查发现：声望排在前十位的职业依次为市人大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工程师、科学家、县委书记、大学教授、大学教师、政府机关局长和外资企业经理[7]。这十个职业都隶属于知识分子行列，表明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已经得到根本性改变。与职业声望提升同时进行的是知识分子规模的不断壮大。如果以当前6000万知识分子为基数、以每年增长10%进行推测的话，我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将在2020年超过4亿，除少部分进入社会上层人群外，大部分将成为中产阶层[8]。而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培育出一个比重较大、素质较高的中产阶层。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取代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元动力，科技创新也将取代传统手工业生产成为财富积累的主要手段。然而，不管是知识积累还是科技创新，都必须以人为载体，由人掌握和利用才能产生效益[9]，而知识分子恰恰是拥有最先进知识体系、掌握最核心科学技术的群体。从这种意义上讲，提升知识分子的健康水平不仅有利于其保持充沛的精力进行知识传播与科技创新，进而提升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也有利于减轻社会的医疗负担，促进国家财富的积累。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资本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这两种资本的投资都可以获得经济效益，其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产生的效益更大。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规模经济和物质资本质量的作用，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口素质越高，其所导致的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然而，在人口素质中，健康素质处于基础性的地位，而知识分子又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具有回报率的群体。因此，提升知识分子的健康水平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党内决策层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上一直存在争议，致使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权力的边缘位置，整体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健康状况也不甚理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更是被视为主要的整顿对象，生存状态也相当恶劣。改革开放后的前10年，受双轨制改革的影响，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更先进入市场，也就更先享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进而就形成了一个体力劳动者平均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的“脑体倒挂”现象[10]。在“脑体倒挂”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压力较大、工资收入较低、医疗保障也不完善，致使其健康水平也相对较低。如李力研（1991）[11]在对我国10862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体检调查以及对21835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近期死因统计的基础上得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心血管病患病率高达39.21%，平均死亡年龄为58.52岁，与1982我国的人均寿命（68岁）相差甚远。虽然其统计口径与推测方法受到了一些专家[12]的质疑，但这篇报告却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知识分子健康问题的关注。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大，知识分子开始大量进入市场经济领域，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加强，到1995年左右，“脑体倒挂”已经转变为“脑体正挂”[13]，这也使得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如翟振武等（2005）[14]通过对1990年和200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在1990—2000年间，我国男性本科以上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了1.8岁、女性延长了3.7岁，且无论从0岁预期寿命还是从45岁预期寿命看，2000年我国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都高于本科以下人口。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知识分子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膳食中的脂肪摄入量也逐渐增多，再加上工作压力较大、体力活动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其慢性病患病率不断增加。据和红、陈超（2009）[15]于2004年对北京市2500名中年（年龄在45—60岁之间）高级知识分子和505名普通人群（年龄在45—60岁之间）的慢性病患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中年高级知识分子的慢性病患病率为52.4%，比普通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高出7.1%，呈显著性差异。此外，随着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也令人堪忧。据第二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我国知识分子经常感到精神疲劳的比例高达24.3%，比普通人群高0.8%[16]。寇建民、苏静、王崇喜（2005）[17]的研究也指出：虽然我国知识分子的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但其感到身体经常疲劳、体力正在衰退、肥胖正在发生、精神经常疲惫的比例却在增加，即我国知识分子处于亚健康状态[18]的人数比例在逐渐攀升，这为其未来的健康埋下了较大的隐患。

正如在前面所论述的，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不仅可以有效地增加人的脂肪消耗、改善心血管功能、减少慢性病的发生，还有利于释放人的压力、调整人的情绪、促进人的社会适应。正是基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将积极地参与体育锻炼视为预防人体亚健康的一项重要举措[19]。据第二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民众的体育活动参与率为34.96%，其中高等学历人群（知识分子）的体育活动参与率为65.32%，中等学历人群的体育活动参与率为39.26%，小学及半文盲、文盲人群参的体育活动参与率为16.96%，即知识分子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比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类人群[20]。然而，我国知识分子人群达到体育人口标准的人数比例则仅为17.4%，低于全国体育人口18.3%的比例，与同时期发达国家知识分子的体育参与水平也有较明显的差距，说明我国知识分子有较强的体育参与意识，但却难以保持经常性地参与体育锻炼，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21]。据第二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制约知识分子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依次为缺乏余暇时间、没有体育设施、工作负担重、锻炼场地较远、没有兴趣等。

政府应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强化知识分子的健康意识，使其认识到健康的身心对其生活与工作的重要意义。此外，还应加大宣传，使知识分子认识到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对其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并针对知识分子的工作特点、生活习惯及其多发病（如颈椎病、腰椎病、糖尿病、心脏病等），制作适合其观看或参与的体育节目，对其体育参与进行科学地指导。

知识分子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者以及知识经济的主要创造者，其健康状况理应受到政府的重点关照。从第二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结果来看，制约知识分子体育参与的因素，除了缺乏余暇时间和工作压力较大外，另外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体育场地设施匮乏与缺乏科学的指导[22]。因此，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增加财政投入，修建体育设施，加大公共体育场馆的社会开放力度，为知识分子的体育参与提供便利的场地条件；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为知识分子的科学锻炼提供人力支撑。

知识分子一般都拥有较高的学历，身份认同感较强，且参加政治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较高，是我国社团组织形成的重要倡导群体。然而，在我国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体育社团组织则很少。这不仅减弱了知识分子在体育利益获得上的话语权，也使得知识分子的体育参与失去了组织上的支撑。正如第二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所反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体育参与具有较强的自发性特征，往往倾向于个人或与朋友、家人进行体育锻炼，缺乏相应的组织支撑，因而又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不稳定性[23]。因此，建议政府应在逐步改革社团组织注册登记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地鼓励、帮扶知识分子建立自己的体育社团组织，进而使其在知识分子的体育参与上发挥动员与组织的重要作用。

总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分子将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将在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以及先进文化传播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对其健康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受膳食结构转变、工作压力较大以及体力活动较少等因素影响，我国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并不容乐观。在这种背景下，就要求积极地发挥体育锻炼在促进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提升知识分子的体育参与水平。具体的策略主要有：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知识分子的体育参与意识；增加政府投入，改善知识分子的体育参与条件；发展社团组织，为知识分子的体育参与提供社会支持。

注释

[1] 刘保国.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2] 刘保国.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

[3] 刘保国.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7.

[4]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110-111.

[5] 李俊霞.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3：73-77.(www.daowen.com)

[6] 刘保国.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1.

[7]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74-102.

[8] 王江松.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M].北京：线装书局，2012：149.

[9] 李俊霞.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开发[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3：80.

[10] 李强.“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J].社会学研究，1996（6）：5-12.

[11] 李力研.关于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与体育锻炼的研究[J].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1（2）：56-60.

[12] 可参阅翟振武等人的《中国知识分子：短命还是长寿？——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研究报告之一》一文。

[13] 李强.“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J].社会学研究，1996（6）：5-12.

[14] 翟振武，明艳，侯佳伟等.中国知识分子：短命还是长寿？——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研究报告之一[J].人口研究，2005，（29）5：2-9.

[15] 明艳，陈超.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体质指数与健康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9，33（4）：84-91.

[16]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231.

[17] 寇建民，苏静，王崇喜.我国知识分子亚健康状态及预防对策[J].中国体育科技，2005，41（1）：97-99.

[18] 亚健康状态是指机体无明显的疾病，却呈现活力降低、适应力减退的一种生理状态，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并有可能趋向疾病的中间状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人群中真正处于健康与患病状态的人不足三分之二，有三分之一的人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19] 寇建民，苏静，王崇喜.我国知识分子亚健康状态及预防对策[J].中国体育科技，2005，41（1）：97-99.

[20]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234.

[21] 卢元镇.中国知识分子健康与体育参与状况评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3，19（1）：1-4.

[22]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237.

[23]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