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规模的大小主要是指家庭成员的数量多少。从人口学上讲，家庭规模的大小与人口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1]。受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的影响（如图2-1所示），我国的家庭规模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呈逐步缩小的趋势（如图4-1所示），从1982年的4.41人减少至2010年的3.1人。相应地，如果我们以一人户、二人户、三人户和四人户作为简单家庭，以五人户、六人及以上户作为复杂家庭的话，1982年，我国简单家庭的比例是53.64%，复杂家庭的比例是46.36%，而到2006年时，简单家庭的比例上升至84.02%，复杂家庭的比例则下降为15.98%[2]。事实上，即使在简单家庭内部，其结构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变化，即一人户、二人户的比例上升明显，四人户的比例下降最快。而且，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抚养子女的成本逐渐升高，社会竞争压力也逐渐增大，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不断减弱，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趋势。

与家庭规模缩小相伴随的是家庭的“少子化”。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城市实施“一孩”、在农村实施“一孩半”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子化”的问题便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少子化”带来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老人的赡养问题。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前，我国的传统家庭一般是生育2—4个孩子。如果这样家庭的子女结合的话，其赡养父母的责任就会得到其他兄弟姐妹的分担。然而，在“少子化”时代，这种分担变得越来越少，再加上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使得赡养老人的周期得以延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叠加效应，使得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加重（如图2-8所示）。以中国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为例，如果两个独生子女结合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夫妇两个人要在赡养各自父母的同时上，抚养自己的子女。在这种家庭结构中，处于中间层的夫妇两人的赡养负担是非常沉重的。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因患病而不能正常工作的话，对于整个“四二一”的家庭结构来讲，犹如塔身断裂一样，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安全。

图4-1　中国居民家庭平均成员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的调整[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153.

由于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格的“一孩”与“一孩半”政策的。因此，本文将受我国“一孩”或“一孩半”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称为独生子女一代。从目前来看，在独生子女一代中，在1980—1989年间出生的人口已经到达结婚年龄，而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还大部分处于青少年阶段。所以，“少子化”带给我国传统家庭赡养模式的冲击才刚刚浮出水面，这种冲击将随着其父母的逐渐老化而加重，这也对这代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体质是指人体在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获得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心理因素、身体素质、运动能力等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征[3]。体质健康是健康的一个基础维度，其反映的是个体能够满意地完成身体活动的能力。独生子女一代的体质健康状况不仅直接地影响着其正常的学习、工作与生活能力，还间接地影响着其能否在未来的“少子化”家庭赡养模式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重视独生子女一代的体质健康问题，不仅有其经济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如通过提升人力健康资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有其社会发展上的重要意义（如通过维持家庭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还有其人口再生产上的积极作用（如保持民族的强健及其正常的代际更替）。而且，从我国整体的发展战略上讲，在未来十年主要是进一步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尚可以借助“人口红利”的优势。然而，在2020—2050年间，我国的目标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则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支撑。也就是说，对于十年后开始或已经成为劳动人口的独生子女一代而言，其不仅要承担起“少子化”所带来的沉重的家庭赡养负担，还要承担起在“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将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重任，这对他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健康水平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然而，从我国在1985—2010年间进行的六次全国范围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报告来看，独生子女一代的体质健康状况并不乐观[4]。通过对这六次调查报告中与汉族中小学生（7—18岁青少年儿童）体质健康相关的主要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得出：①在过去的25年里，反映学生心肺功能的肺活量和反映心血管功能的耐力跑成绩[5]在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②反映学生速度素质的50米跑、爆发力的立定跳远、力量素质的男生7—12岁的斜体向上和13—18岁的引体向上以及女生仰卧起坐成绩在总体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只不过在1985—1995年间有轻微的上升；③学生超重和肥胖的检出率在过去的25年里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且上升的幅度越来越大；④学生视力的不良检出率也在过去的25年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且不良检出率的上升幅度也越来越大[6]。

独生子女一代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也是生活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国情下的第一代人。据统计，从1980—2010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从477.6元增长为19109.4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从191.3元增长为5919元；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7]从56.9%下降为35.7%；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1.1%[8]。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我国的膳食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正在从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低脂肪、低蛋白、低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膳食模式向倾向于消费动物性食物的高脂肪、高能量密度、低膳食纤维的膳食模式方向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传统膳食结构中优质蛋白质摄入比例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居民的脂肪摄入量持续增高。

表4-1　中国城乡居民每人每日营养素摄入量

单位：克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EB/OL].http：//wsb.moh.gov.cn/htmlfiles/zwgkzt/ptjnj/year2011/index2011.html，2013-01-16.

如表4-1所示，相较于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我国城乡居民的脂肪摄入量的增长幅度更为明显。受这种不合理的膳食结构的影响，独生子女一代的肥胖率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据《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7—22岁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的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33%、5.64%、7.83%、3.78%，分别比2005年增加1.94%、0.63%、2.76%、1.15%[9]。

独生子女一代是系统地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第一代人，这代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成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因此，学校教育对于这代人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最深刻的。受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匮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采取的是以标准化考试的形式对学生受教育的机会进行遴选，如中考、高考等。这种形式一方面为全国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将金钱、权势等因素尽可能地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学生之间的竞争，使学生的课业负担加重，影响了其身心的正常发展。据《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有19.64%的小学生和34%的中学生感到自己的课业负担‘很重’；有4.5%的小学生和12.48%的中学生每日家庭作业量超过3小时”。课业压力繁重压缩着学生的睡眠时间，大多数小学生每日睡眠的时间不足9小时，其中每日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的小学生比例为30.33%；绝大多数中学生的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其中每日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的中学生比例为31.75%[10]。

然而，早在1979年颁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卫生工作暂行规定（草案）》就要求保证小学生每天10小时、中学生每天9小时的睡眠时间。因为，6—17岁的学生正处于接受初等教育和身心发育的重要时期。足够的睡眠对于他们而言，不仅具有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的生理意义，还有促进正常生长发育的特殊价值，睡眠不足可使学生的记忆力减退，影响大脑发育，甚至会造成严重的身心疾病[11]。课业压力的繁重和睡眠时间的短缺也使得我国学生的近视率逐年攀升。据《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7—12岁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测率为40.89%，13—15岁初中生的视力不良检测率为67.33%，16—18岁高中生的视力不良检测率为79.20%[12]。

独生子女一代也是恰逢在我国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快速转型过程中出生的一代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民用汽车和私人汽车的人均拥有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如1990年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仅有554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为82万辆，而到2006年时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4985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达2925万辆[13]。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加使得人们的出行方式更加的工具化，其用在出行方式上的体力消耗也逐渐减少。

《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6—12岁居民（近似小学生）主要采用步行上、下班（学）的比例为86.2%，13—17岁（近似初中与高中学生）居民为51.6%；6—12岁居民主要采用骑自行车上、下班（学）的比例分别为8.1%，13—17岁居民为40.2%[14]。而《2011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15]显示：我国1—2年级小学生主要采用步行上、下学的比例下降为65.82%，3—6年级小学生下降为54.30%，初中学生下降为31.64%，高中学生下降为27.68%，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小学生的比例虽略高于国家卫生部的调査结果，但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这一比例却在快速减少[16]。所以，从总体上讲，我国学生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学的比例正在逐年减少，而乘坐私家车或公共汽车上下学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多，这种出行方式的工具化趋势使得学生的体力活动进一步减少，这也是导致其体质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不仅能消耗人体摄入的多余能量，控制体重的增加，还可以促进人的生长发育，塑造强健的体魄。此外，经常参与体育锻炼还可以放松人的心情，促进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多元的价值。然而，课业压力的繁重与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共同挤压着独生子女一代进行体育锻炼时间。据《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看电视或上网”、“做家庭作业”排在学生课外时间花费的前两位，有28.9%的学生表示“没有时间锻炼”，有66%的学生每天参与体育锻炼时间不足1小时，有24.8%的学生每天基本不锻炼；其中“家庭作业较多，缺乏余暇时间”、“没有喜欢体育项目”、“体育场地与设施不足”和“害怕疲惫或受伤”是制约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17]。

如果说强制性要求学生参加课外体育锻炼很难落实到操作层面的话，那么，保证学校体育课的教学质量与课时数就成了促进学生体育参与的重要途径。首先在体育课的教学质量上。始于2001年的第八次体育课程改革在立足我国体育课程发展现实、借鉴欧美国家体育课程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地推动了体育课程理念的健康指向，其更加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更加注重学生的运动参与，更加强调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更加倡导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趣味性[18]，并对传统的继承于苏联教育模式的“三基”体育教学理念与形态进行了深刻地改革，用“体育课程标准”代替了“体育教学大纲”，用“水平目标”代替了“年级目标”[19]。这些改革与完善较好地提升了我国体育课的教学质量，调动了学生体育学习的积极性。据教育部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91.9%的体育教师认为当前的师生关系比过去“更加融洽”或“比较融洽”，有70.1%的体育教师认为当前的教学效果比过去有了“明显提高”或“提高较大”；有88.7%的体育教师和教研员认为学生与过去相比变得“非常喜欢”或“比较喜欢”体育课学习；有79.2%的体育教师和教研员认为学生的健康意识与过去相比“明显加强”或“有所加强”[20]。

然而，本次体育课程改革也有其不足之处。如高嵘、张建华（2007）[21]的研究就指出：无论在课程目标选定上还是在课程体系设计上，本次体育课程改革均试图向欧美看齐，忽略了我国体育课程开展的现实。比如，本次课程改革提出要在高中阶段实行选项课，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鉴于我国当前极为紧缺的体育师资与场地，真正能够落实好选项课教学的区域其实是非常少的。有调查显示：即使是体育师资与场地条件最好的北京市，其选项课的开设质量还要受体育师资和场地条件的制约，更何况其他地区了[22]。再如，本次课程改革提出了“目标统领教学”的口号，将课程内容选择的权利下放给学校，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由于新的课程标准中并没有提供多少“目标引领教材内容”的范例，也没有提出“目标引领教材内容”的操作方案，而是把具体的操作问题留给了一线教师。然而，受传统大纲式教学的影响，我国仍有很大一部分教师缺乏进行课程设计和选择组合教材的能力，致使其在失去教学大纲后出现了“不知道教什么、如何教”等问题，使课程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23]。

在课时数的保证上。《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规定各年级体育课的课时数为：小学1—2年级每周4学时，小学3—6年级和7—9年级为每周3学时，高中每周2学时。据冯晓玲（2012）[24]对全国六个行政区的1180位大、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1—2年级学生回答其所在学校每周开足4课时体育课的比例为8.86%，回答其所在学校体育课曾经被挤占过的比例为53.16%；3—6年级学生回答其所在学校每周开足3课时体育课的比例为25.49%，回答其所在学校体育课曾经被挤占过的比例为57.62%；7—9年级学生回答其所在学校每周开足3课时体育课的比例为18.07%，回答其所在学校体育课曾经被挤占过的比例为64.61%；高中学生回答其所在学校每周开足2课时体育课的比例为72.34%，回答其所在学校体育课曾经被挤占过的比例为59.04%；大学生回答其所在学校每周开足2课时体育课的比例为81.03%，回答其所在学校体育课曾经被挤占过的比例为53.45%。可见，体育课的实际开课数与国家规定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课开课数更是与国家要求相差甚远。

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使得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植物性食物消费量的不断减少与动物性食物消费量的大幅增加。这种不合理的膳食结构使得独生子女一代的脂肪摄入量过多，致使其脂肪细胞肥大，出现了肥胖率不断攀升的趋势。针对这一现状，建议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工具对独生子女一代及其父母进行有关膳食健康方面的知识宣传，使其能够科学地根据自身的需求控制脂肪的摄入量。此外，在有条件的地区，还应逐步在学校的餐厅配备营养师，使其能够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体发育需要进行饮食的搭配。最后，国家还可以通过价格、税收等杠杆调整居民的膳食结构，如对生产高脂肪食品的企业征收“脂肪税”等[25]。

以学习成绩的高低为核心考核指标的应试教育选拔制度使得我国独生子女一代从小学就开始面对各种考试。家长也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了较大的精力与财力，为其选报各种学习辅导班。学校也在以升学率为主要指标的业绩评价体系的驱使下，片面地增加学生的课业任务，甚至挤占体育、美术等课程。学生在这种评价体系和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唯分数主义”的学习观，进而忽略了对知识本身重要性的理解。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学生的睡眠与娱乐时间被各种考试和辅导所挤占，使得其近视率与肥胖率逐年上升，多项身体素质也呈现出逐渐下滑的态势。

在这种背景下，首先要积极地转变我国人才培养的理念，即从注重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向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转变，从一味地强调学生的智育向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转变。其次要围绕国家的未来需求和学生的终身发展，积极地探索、构建多元化的升入学选拔方式，逐步打破“一考定终身”式的单一化选拨模式，可以在经济发达、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适当借鉴欧美等国家的升入学选拨方式。此外，还应强制性调整我国中小学各个学科的课时比重，逐步增加体育、音乐以及美术等非智育学科的课时比重，并逐步将学生在这些非智育学科上的能力纳入到学生升入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内。最后，还要加大舆论宣传，帮助家长树立起正确的子女培养理念，使其能够理性地、科学地指导子女的课外生活。

积极的出行方式是指以人的肌肉收缩为主要动力来源的出行方式，如步行、骑自行车等。随着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加以及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独生子女一代的出行方式更加的工具化，其用在出行方式上的体力消耗也在逐渐减少，这是导致其肥胖率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倡导积极的出行方式就成了增加独生子女一代日常体力消耗，遏止其肥胖率不断攀升的一条重要举措。

具体就要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积极出行方式的意义进行广泛地宣传，使独生子女一代意识到积极的出行方式不仅可以节省能源、减少污染、缓解交通压力，还可以锻炼身体、增进身体健康。学校也应鼓励学生选择积极的出行方式上下学。此外，政府要积极地在城市里建设一定数量的自行车租赁站，并尽可能地降低自行车的租赁条件与价格。与此同时，还应在城市的交通规划中设置专门的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并建设一定数量的自行车停放场所，以鼓励独生子女一代选择积极的出行方式上下班（学）或购物。

体育参与不足是独生子女一代体质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促进独生子女一代参加课外体育锻炼方面，首先是政府要将提升独生子女一代的体质健康水平作为其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组织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政府的资金投入，健全群众体育的组织框架，加强群众体育的场地与器材建设，使独生子女一代有充裕的场地进行体育锻炼。与此同时，政府还应不断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提升其服务意识与指导水平，使得独生子女一代在参与体育锻炼时能够获得科学性的指导。此外，政府还应扶植青少年体育社团组织的发展，鼓励并帮扶其在社区建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来组织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

在学校体育开展质量的提升方面，首先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明确学校体育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方面的作用与责任，提升学校体育在整个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其次是要尽快建立教育行政领导问责制度，落实国家有关学校体育开展的相关法规，保障学校体育课的课时数，加大对挤占体育课现象的处罚力度。此外，还要不断增加学校体育的资金投入，并把学校体育经费纳入到政府的年度教育经费预算内予以保障，以此来加强学校体育的场地与器材建设。最后是要完善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方面的相关制度，激发体育教师的教学主动性。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体育教师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体育教学能力。

总之，随着我国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独生子女一代的赡养负担将逐渐加重，这对其体质健康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受膳食结构不合理、课业负担较重、出行方式工具化以及体育锻炼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独生子女一代的体质健康状况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这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埋下了较大的隐患。在这种背景下，提升独生子女一代的体质健康水平就成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具体的策略有：调整独生子女一代的膳食结构，控制其脂肪的摄入量；减少独生子女一代的课业压力，保障其足够的睡眠与休闲时间；倡导独生子女一代选择积极的出行方式，增加其体力消耗；重视学校体育的开展质量，促进独生子女一代的体育参与。(www.daowen.com)

注释

[1] 李建新.中国人口结构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00.

[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9.

[3] 中国国民休质监测系统课题纽，体育总局科教司.中国国民体质监测系统的研究[M].北京：北京休育大学出版社，2008：27.

[4] 由于这六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分别于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以及2010年进行，且其调查的对象是7—22岁的大、中、小学生。所以，其在年龄上可以覆盖到独生子女一代的年龄范围，其数据也能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独生子女一代的体质健康状况。

[5] 耐力跑的项目主要是：7—12岁男女学生均为50米×8；13—18岁男生为1000米，女生为800米。

[6] 马思远.我国中小学生体质下降及其社会成因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2：42.

[7]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其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越高，作为家庭来说则表明收入越低，作为国家来说则表明该国越穷。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330.

[9] 国家体育总局.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EB/OL].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297454/2052573.html，2011-09-02.

[10]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J].中国学校体育，2006（10）：6-8.

[11] 马冠生，崔朝辉，胡小琪等.中国居民的睡眠时间分析[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6，14（2）：68-71.

[12] 国家体育总局.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EB/OL].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297454/2052573.html，2011-09-02.

[13] 杨秦.中国家轿保有量三年翻了一番[N].中国经济导报，2007-03-03.

[14] 马冠生，孔灵芝，胡小琪.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九：行为和生活方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29-533.

[15] 2002年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主要是针对居民的交通方式进行统计，故以年龄段为划分标准进行统计。而2011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主要是针对学生上下学的交通方式进行统计，故其以年级为划分标准进行统计。为了比较上的方便，本研究将6—12岁居民近似为1—6年级学生，13—17岁居民近似为初中生与高中生。

[16] 冯晓玲.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2：72-73.

[17]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J].中国学校体育，2006（10）：6-8.

[18] 季浏，汪晓赞，汤利军.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10年回顾[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35（2）：77-81.

[19] 王华倬.论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经验[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3：114.

[2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意见统计分析报告[Z].2007：1-3.

[21] 高嵘，张建华.对我国中小学新体育课程改革几个基本问题的质疑[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7，24（2）：119-122.

[22] 张振明，胡晓琛.北京市高中体育选项课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5，22（5）：118-121.

[23] 李相如，姚蕾.对我国中小学新体育课程改革几个基本问题的质疑[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7，24（2）：119-122.

[24] 冯晓玲.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2：67.

[25] 苏畅.经济因素对我国成年居民膳食结构和营养状况影响的研究——九省实例分析（1991—2006）[D].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