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前面所论述的，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有明显的压缩性特点，其不仅表现在青少年人口比例的快速减少和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增加上，还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不断下滑上。如图2-12所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65—2010年间呈快速上升的态势，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73.5%，其比同时期发达国家的该比重高出6%，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出10.9%。这种丰富的劳动力储备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奠定了良好的人口基础。然而，从2010—206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快速下滑，其下滑的速度也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2060年跌入谷底（57.3%）后，开始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该比重相差无几，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图2-12　1950—2100年中国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2012Revision.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快速下降反映在经济领域集中表现为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由于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导致的“民工荒”[1]。另据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9月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报道，我国沿海一些城市的用工需求和应聘比为10.8∶7，仅东莞就短缺民工70多万人[2]。第二个现象是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的“涨薪潮”。如继2007年、2008年全国各省份大范围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北京、深圳、海南、河南、陕西、安徽等10省市于2010年再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除深圳外，其余地区的上调幅度均超过20%，其中海南的上调幅度最大，为31.7%[3]。此外，据中国社科院的相关调查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农民工工资以年均10.2%的速度增加，农民工的“低工资”时代将终结，我国整体的就业矛盾正从总量性矛盾向结构性矛盾转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已成必然[4]。

人口经济学家蔡昉（2010）[5]指出：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和“涨薪潮”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深刻的人口问题，即我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成为历史，支撑我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人口红利”也在逐渐式微，人口结构的变化预示着我国正在进入发展经济学定义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即进入劳动力的供给由剩余变为短缺、劳动力的成本快速上涨的阶段[6]。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凭借着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获得竞争优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在这种背景下，从传统的依靠增加资本与劳动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向依靠技术进步与体制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就成了我国在“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的主要任务[7]。

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的体育用品业同整体的经济发展一样在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优势的推动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根据蔡昉（2011）[8]的估算，在1982—2000年间，人口抚养比（非劳动适龄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之比）每下降1%，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从整体上讲，“人口红利”对于我国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6.8%。由于体育用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会更大。所以，本书认为人口红利对于体育用品业贡献率应该不会低于26.8%。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优势和开放的投资环境，我国迅速地成为了世界第一大体育用品生产国。据《中国体育用品行业2010—2011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的体育用品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65%以上，其中运动鞋超过了70%，乒乓球甚至超过了80%，而且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名品牌在我国都有加工。

对于劳动力优势的过度依赖，使得我国的体育用品业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在品牌建设上也较为滞后，从总体上表现为“大而不强”的局面。首先是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与分工协作，影响其整体的竞争力。据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底，我国各类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共3128个，规模以上企业为792个，占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总数的25.32%，大中型企业91家，仅占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总数的2.9%[9]。其次是根据价值链理论，一个产品价值的实现需要经过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附加值最低的就是生产制造环节[10]。而我国目前在整体上处于世界体育用品业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较低，增长空间有限。最后是我国体育用品的标准化程度较低，品牌建设较为滞后，影响其长远发展。在2004年国内生产的360多种体育器材和设备中，只有29种被国家体育组织批准为正式比赛使用器材[11]。受标准程度化低的影响，企业的品牌建设也较为滞后，在2010年世界体育品牌100强的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入围[12]。

然而，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影响，传统的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上体育用品业发展模式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首先是受我国整体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影响，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育用品业也面临着“民工荒”的困扰，尤其是作为我国体育用品业主要聚集区的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等省市的劳动力供给更是处于短缺状态。其次是受我国整体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体育用品业也面临着“涨薪潮”的困扰，这使得本身就处于价值链低端、附加值相对较少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盈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体育用品业所依赖的价格优势也在逐渐消失。而且，受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一些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如耐克、阿迪达斯等）开始将其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东南亚等国家，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我国体育用品业的产业优势。如据美国耐克公司的历年年报显示：2001年，中国生产了其40%的鞋，越南只占13%；而到2010年时，越南的份额升至37%，超过中国的34%[13]。

在逐渐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后，我国体育用品业自主创新能力低、对外依存度高、品牌建设滞后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后，在国外体育用品市场需求低迷的背景下，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对外出口开始下滑。然而，耐克、阿迪达斯、美津浓等企业却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开发力度，逐步将其营销网络伸向我国的二、三线城市，这就给原本在二、三线城市占据主动地位的国内体育用品企业（如李宁、安踏、特步等）带来了较大的冲击[14]。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我国的体育用品业增长速度开始减慢。据统计：2010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总数为1328家，2011年减少为850家，2012年上半年继续减少为883家；其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在2010年是28.54%，2011年减少为16.02%，2012年上半年进一步减少为10.1%[15]。

尤其是作为国内体育用品业龙头企业的李宁、安踏等公司也显示出了利润快速下滑趋势。如李宁公司宣布其在2012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同比减少9.5%，净利润大降85%；安踏公司也宣布其在2012年全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4.4%，净利润同比下降21.5%[16]。受利润率下降的影响，为了改革渠道和消化库存，关店潮在各个体育品牌中轮番上演，李宁、安踏、特步、361度、匹克、中国动向等六大运动品牌在2012年一年关闭的门店数就超3000家[17]。总之，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双重影响下，我国体育用品业那种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得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转型已是势在必行。

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体育用品业若想继续获得发展上的人口优势，就必须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增强产业的集群效应，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来实现。正如在上面所提到的，我国目前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规模都普遍偏小，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这样的企业规模决定了其无法像一些发达国家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那样通过引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流水线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节省人力资本的投入，而是靠一些技术工艺相对落后的仪器装备来生产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这也决定了我国在世界整个体育用品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而且，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且分布较零散，无法形成精细化的分工合作，使得整个体育用品业的产业链在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存在严重的重复性，造成了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流程性浪费。

因此，建议在引进世界先进的制造工艺与技术，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利用率的同时，还应增强体育用品业的集群效应。因为，产业集群不仅仅降低产品交易的成本、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还可以节省人力资本，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18]。如美国学者约翰·康诺夫顿（John Connaughton，2004）[19]就通过量化研究指出，2003年北卡罗来纳州赛车产业集群对本州经济的直接经济贡献主要体现四个方面：①提高将近32亿美元的产值；②多提供了12292个就业岗位；③提高雇员工资总共达9.13亿美元；④提高了14亿美元的产业增加值。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福建晋江、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为代表的运动鞋产业聚集区，以福建石狮、广东中山和浙江海宁为代表的运动服产业聚集区，以浙江富阳、江苏泰州和河北沧州为代表的运动器材产业聚集区。但这些聚集区往往是有数量规模，却并未真正形成制度合理、分工明确、合作流畅的现代化的产业链条。因此，建议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引导资金的区域聚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若干个体育用品聚集区，提升其规模效应，进而整合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减少人力与物力资本的流程性浪费。

由于在政府要不要管、谁来管和如何管等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目前我国整体的体育产业行业管理处于多头管理与无人管理并存，职能不到位与职能错位并存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在体育市场管理内容和权限方面，体育行政部门、文化行政部门和广电部门都争着管，而在政府行业管理中真正应该负起责任的领域（如编制产业发展规划、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科学引导体育投注等）则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20]。体育产业行业管理上的缺位与错位也影响到了体育用品业的健康发展，使得体育用品市场上存在着恶性竞争的现象，“价格战”、“广告战”、“门店战”此起彼伏，不仅影响了行业的整体秩序，也使得企业“身心俱疲”，无暇于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导致我国体育用品业的整体竞争力较弱。此外，行业管理上的混乱也使得体育用品业在生产标准的建设上较为滞后。据统计，我国有75%以上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未通过相关质量体系的认证，其生产的体育器材和设备中有70%达不到国际赛事标准[21]。标准建设上的滞后，严重地制约了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得其在利润率较高的国际高端体育用品消费市场的占有额度较低，只能在利润率相对较少的中低端市场上通过价格优势获得订单，影响了其长远发展。

因此，建议在体育用品业的管理上应逐渐从“政府管理为主、行业协会自律性管理为辅”的模式向“行业自律性管理为主，政府管理为辅”的模式转变。在目前阶段，首先要确立体育用品业的主管部门，考虑到体育用品业涉及的部门较多，单纯地依靠体育部门无法实现真正的部门联动与产业互动。因此，建议明确国家各级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是政府管理体育用品业的主导部门，由其组织体育、文化、工商、税务等部门一起编制体育用品业的发展规划，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宏观调控体育用品业的总量和结构，进而破解体育用品业“无人管理”与“多重管理”共存的困境。与此同时，还应积极扶植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的发展，逐步将行业内部管理与协调、行业体育用品标准制定的权力交给协会，使其真正成为行业自律管理的主体。在明确好体育用品业的未来管理模式后，要重点着手于体育用品生产标准的制定与监督，并逐步使其与国际标准接轨，进而提升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能力不足是导致我国体育用品业竞争力较差、人力资本使用率较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朱允卫和易开刚（2008）[22]对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23]有关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分析：2004年，在企业科技活动的组织方面，在全国792个规模以上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中，有科技活动的企业只有62个，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只有33个，有新产品开发的企业只有39个，有科技机构的企业只有30个；在企业科技人才的拥有数量方面，792个企业中共有科技活动人员2279人，平均每家企业只有2.8人；在企业科技经费的投入方面，792个企业的研究与发展（R&D）经费为1.0533亿元，仅占当年销售产值318.88亿元的0.33%[24]；在企业专利的申请方面上，792个企业共申请专利349项，平均每个企业0.4项。创新能力不足也制约着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的品牌建设。根据2004年的分析，在世界体育用品领域中，美国品牌占据着全球45%的市场，欧洲占差不多30%，余下由日本、韩国等国家瓜分，中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少[25]。然而，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上讲，品牌具有形象扩散、市场控制、资产优化和社会辐射等功能[26]。所以，随着国际体育品牌先后入主国内体育用品市场，国内体育用品生产企业那种传统的靠价格、地域优势获取竞争力的“跑马圈地”式的粗放型经营已难以为继了，提高创新能力、加大企业的品牌建设就成了破解我国体育用品业“大而不强”困境的重要举措。

若要提高我国体育用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第一要培养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在这一点上可以考虑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定期举办与此相关的培训班或论坛，使企业家能够意识到自主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二要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企业加大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第三要积极探索企业间的合作创新机制，可考虑有重点地建立面向我国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科技开发中心，以促进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关和新技术的推广，通过购买专利、委托开发、合作兴建技术开发机构等途径形成稳定有效的合作机制[27]。第四要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企业可以通过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定向地培养相关的技术研发人才。第五是政府要加强对专利技术的保护力度，打击侵权行为，进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除了注重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外，还要加快企业的品牌建设。具体就是：企业要转变以往的那种以价格优势获取利润的经营方式，注重产品的质量与特色，关注消费者的需求与反馈，加大品牌文化的挖掘与经营，进而提升其市场影响力与信任度。与此同时，政府也应为品牌企业的成长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完善的投融资平台，使其能够做大做强。

总之，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得利润的体育用品业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在这种背景下，转变体育用品业的发展方式，促使其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就成了我国体育用品业破解“大而不强”困境的重要举措。具体就是：积极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产业的集群效应，进而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加强行业管理，规范产品的生产标准，提升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创新能力，加快企业的品牌建设，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注释

[1] 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J].经济学家，2005（4）：55-60.

[2] 李月.我国“民工荒”问题的成因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7（11）：25-27.

[3] 秦菲菲，张牡霞.10省市本月起上调最低工资[N].上海证券报，2010-07-02.

[4] 周立.“刘易斯拐点”已现：“民工荒”与“涨薪潮”[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9（3）：24-30.

[5]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www.daowen.com)

[6] “刘易斯转折点”是由美国学者刘易斯（Lewis）提出的，其认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可分成两个部门，即农业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经济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现代经济部门向农业经济部门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经济部门会把沉积在农业经济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吸收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供应市场为止。该过程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个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农业经济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经济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当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时，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其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刘易斯把联接这两个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7] 马德浩，马德斯，季浏.“刘易斯转折点”下的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调整[J].体育与科学，2011，32（6）：16-21.

[8] 蔡昉.超越人口红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5.

[9] 朱允卫，易开刚.体育用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J].体育科学，2008，28（3）：16-27.

[10] 阮伟，钟秉枢.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4.

[11] 鲍明晓.加快我国体育用品业发展的对策[J].体育科研，2004，25（4）：1-6.

[12] 阮伟，钟秉枢.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3.

[13] 环球鞋网.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耐克公司转移生产重心[EB/OL].http：//www.shoes.net.cn/news/57779.html，2011-12-26.

[14] 新浪财经.耐克进攻二线城市，李宁特步急跌[EB/OL].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kstock/ggscyd/20100707/08438247469.shtml，2010-07-07.

[15] 阮伟，钟秉枢.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7.

[16] 郭朝飞.体育用品业入冬，李宁中期净利润大降八成[N].中国经济时报，2012-08-30.

[17] 张格格.安踏李宁匹克利润下降，六大运动品牌关店超3000[EB/OL].http：//www.cs.com.cn/xwzx/ms/201303/t20130319_3910633.html，2013-03-19.

[18] 方春妮.体育产业集群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9：12-13.

[19] John Connaughton，Ronald A.Madson （2004）.The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Motorsport Industry on NorthCarolinaEconomy[EB/OL].Available at：http：//www.wsoctv.com/news/news/fast fact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otorsports in n/nGxRg.Accessed on April16，2008.

[20] 鲍明晓.体育产业的行业管理[J].体育科研，2006，27（1）：1-11.

[21] 朱允卫，易开刚.体育用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J].体育科学，2008，28（3）：16-27.

[22] 朱允卫，易开刚.体育用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J].体育科学，2008，28（3）：16-27.

[23]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04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

[24] R&D经费投人规模是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指标。从国际经验看，R&D经费投人占销售收人1%以下的企业是难以维持生存的，占销售收人2%的企业可以勉强维持，占销咨收人5%-10%的企业才能有竞争力。

[25] 姚可军，马飞，王峻峰.我国体育用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EB/OL].http：//tykx.cast.org.cn/n11379009/n11379053/11435172.html，2009-08-21.

[26] 袁率.品牌效应与中国体育用品品牌国际化[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7，25（4）：43-44.

[27] 朱允卫，易开刚.体育用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J].体育科学，2008，28（3）：1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