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人口学的相关理论，人口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状况，其主要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三部分[1]。人口自然结构是指按照人口的自然指标，将其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结构，其主要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其中，人口社会结构是指按一定的社会与经济标志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结构，其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和阶层结构等；人口空间结构是指按空间标志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结构，其主要包括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2]。

在本书中，体育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地的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文化活动，其主要包含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四部分[3]。而策略则是指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方针与举措[4]。因此，体育发展策略则是指为了实现体育的目标任务，发挥体育的功能与作用，根据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人口形势变化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方针与举措。

本书在研究现状分析部分，主要以考察国内外有关“人口结构与体育发展”的文献资料为主。在这些文献中，根据其研究视角的大小可分为宏观性研究视角与微观性研究视角。所谓宏观性研究视角是指从整体上分析人口结构（以大于或等于两个人口结构特征为界）与体育发展的关系，而微观性视角则是指研究人口的某一个结构特征与体育发展的关系。根据研究视角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就体育人口谈结构”和“从人口结构看体育”两种视角。其中，“就体育人口谈结构”的视角侧重于分析参加体育运动的群体的人口结构特征，而“从人口结构看体育”的视角则主要分析人口结构的转变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基于以上两种分类，考虑到呈现脉络的逻辑性与清晰性，笔者以“视角大小”作为第一分类标准，以“视角侧重点”为叙述主线，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在采用宏观性视角的相关研究中，根据研究者身份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政府组织层面的研究和学者个人层面的研究。当然，很多学者个人层面的研究也受到政府的资助，但其与政府组织层面的研究存在着立场上、方法上与观点上的区分。故，在此从这两个层面进行相关研究的综述。

1.2.2.1.1　政府组织层面的相关研究

政府组织层面的相关研究多采用“就体育人口谈结构”的研究视角。如我国于1997年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牵头，首次对全国群众体育开展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5]。这次调查在对我国群众体育开展的资源情况、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影响群众体育参与的因素等进行了全面地调查的同时，也对我国群众体育的性质与目标、体育人口的概念与界定、国外群众体育开展的现状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可以说，这次调查与研究为我国学者从事体育人口学方面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001年，为了检验全民健身计划一期工程（1995—2000年）的实施效果，国家体育总局开展了第二次全国群众体育开展现状的抽样调查[6]。2008年，为了了解北京奥运会举办对群众体育开展的影响，国家体育总局进行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开展现状调查。这次调查与前两次调查的一个较大不同在于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代替了“体育人口”这一概念。在前两次的调查中，“体育人口”的判断标准是：每周至少参加3次体育锻炼，每次锻炼时间至少30分钟，且达到与自身体质和所从事的体育项目相适应的中等或中等以上负荷强度的人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的判断标准是：每周至少参加3次体育锻炼，每次锻炼时间至少30分钟，每次体育锻炼的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人口[7]。从判断标准上看，二者并没有较大的区别。但为何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代替了“体育人口”呢？李相如教授给出的解释是：第一，“体育人口”的提法不太科学，有些内容比较含糊；第二，国际上多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这一概念，做替换便于国际间的比较和交流；第三，做替换的另一种考虑是防止出现过度追求“体育人口”的现象[8]。

在欧美国家的相关研究中。从1985年起，美国体育用品制造商协会（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就开始定期调查美国公民参与体育、健身和娱乐活动的情况，其201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6—12岁人群中缺乏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16.6%下降到了2011年的16%，13—17岁人群中缺乏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16.7%下降到了2011年的16.4%[9]。从2005年开始，体育英国（Sport England）组织每年都会在英格兰范围内进行体育人口的调查，其在2011年发布的《调查5》中指出：2010—2011年，英格兰居民（16岁及以上）每周参加三次中等强度以上体育活动、每次活动在30分钟以上的人数有692万，比2007—2008年的这一人数多出11万人；男性人口的这一参与率为20.5%，比2007—2008年的数据提升了0.5%，但女性人口的这一参与率却下降了0.7%；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这一参与率上升至19.1%，比2007—2008年的数据多出0.7%，其他阶层的参与率变化不大[10]。

法国体育部也于2000年提出：将每隔四年在全国进行一次大范围的体育活动调查，其发布的《2010年体育锻炼调查报告》显示：①法国女性人口的体育参与比例为87%，与男性人口的体育参与比例（91%）相接近；②法国人口的体育参与率呈现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态势；③社会层次较高的人以及中产阶级对于体育锻炼的投入最高；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及高收入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非常高，在96%以上；⑤在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有43%的年龄在65岁以上，且大部分为女性[11]。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在体育领域中实现新的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的调查报告也于2010年发布，其调查结果显示：①在欧盟各国中，最喜欢运动的是北欧人和爱尔兰人，近地中海地区国家的民众运动参与率（如意大利）较低；②在欧盟各国中，男性比女性更爱运动，这种不平衡在15—24岁年龄段表现的尤为明显；③社会经济状况与运动参与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12]。

在大洋洲和亚洲国家的相关研究中。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于2001年开始，每年都会搜集澳大利亚15岁及以上人群进行体育锻炼的信息，其《2010年锻炼、休闲和运动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澳大利亚女性居民的运动参与率比男性高；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以及中学生的运动参与率高于其他人群[13]。日本世川体育基金会自1992年起，每隔一年就会对日本居民的体育与生活方式进行调查，其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从1992年的6.6%到2000年的17.6%，日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率（每周参与中等强度体育活动不少于两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人口）一直保持稳步增长。到2010年时，日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8.4%（其中，男性比例为20.4%，女性比例为16.3%）[14]。

各国除了定期地对本国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进行调查和分析外，也积极地制定了各种国家层面的发展策略来促进公民参与体育运动。如我国除了进行全国规模的群众体育开展现状调查外，还定期地对国民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检测。如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条例》，这些文件从立法的角度保证了民众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2010年，国务院又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对我国未来五年的群众体育工作做了规划，如：到2015年时，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2%以上等[15]。这些条例和计划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民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美国也于2010年公布了《全国体育活动计划》，这项计划是个综合性工程，其目的在于提高美国人的体育参与水平，进而提升公民的健康水平。该计划由公共健康、医疗保健、教育、交通、公园、工商业、非营利组织和大众传媒等8个社会领域的建议组成，每个领域都给出了其促进公民运动参与率的对策，每一项对策均列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社区、组织和个人可通过这些方法将对策变为现实[16]。英格兰体育理事会也于2012年发布了《英格兰2012—2017年青少年体育与社区发展战略》，该战略将在五年内投资10亿英镑用于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组建、学校体育联赛的开展以及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其旨在帮助青少年从学校体育向俱乐部体育过渡，使其拥有更多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17]。201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新的通报——《发展欧盟体育》，这是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欧盟发布的首个体育领域的政策性文件，其实施周期为2011—2015年。该计划包含31条“行动要领”，主要包括：①在体育教育和资格认证方面，增加体育教育的时间，把体育相关资格认证纳入欧洲资格认证框架中来，以便体育人才能够在欧洲范围内跨国流动；②在体育促进公民健康方面，欧委会鼓励成员国间开展体育交流活动，建立相关合作网络与机制；③在体育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欧委会支持女性在体育领域担任领导角色，并通过组织跨国体育活动促进弱势群体积极融入社会，各成员国还应提高本国残疾人的体育参与率；④在体育经费的管理方面，欧委会和成员国应在现有筹资机制的基础上寻找最佳的实施方式，保证体育经费来源的透明度与可持续性[18]。

为更好地筹备2014年索契冬奥会，俄罗斯政府继2006年出台《2006—2015年俄罗斯体育发展纲要》后，于2009年再度推出《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体育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优先发展群众体育，进一步完善少儿体育教育计划，大力支持竞技体育的发展，建设更多高标准的体育场馆[19]。2009年，澳大利亚发布了由政府体育专家组完成的报告——《澳大利亚体育的未来》，该报告建议政府：①应发展和资助一项全国性的体育志愿者计划，并通过教育和认证等方式来吸引和留住体育志愿者；②应鼓励退役的高水平运动员自愿以教练、管理者和指导员的身份加入社区体育组织；③应与各地区政府合作，在未来十年内资助并发展澳大利亚的社区体育和休闲设施；④应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体育设施基金会，并在前四年每年拨款2.5亿美元，与各地政府、私营企业等合作实施全国设施建设计划[20]。日本在《面向21世纪国民体育振兴计划》实施5年后，也于2008年公布了修订版的内容。修订后的计划将未来的体育工作目标定得更加细致与具体，工作的前瞻性也更强了，如创立“综合型社区体育俱乐部全国代表大会”、举办各都道府县级体育大会、在现有“体育指导员制度”中新增“体育志愿者指导员”类别等[21]。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世界上一些体育运动开展较为广泛的国家普遍建立起了定期对本国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数量与结构进行调查的机制，并能够根据调查的结果及时地调整体育发展策略，做出长远性的部署，进而使民众能更广泛、平等地参与到体育中来。如果对这些国家不同时期的体育发展策略做一个梳理的话，会发现：随着体育影响力的扩大，政府对于体育的认识也更为深刻，其除了继续强调体育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上的积极作用外，也开始重视体育在促进性别平等、缓解阶层冲突、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提升国家认同感等方面的价值。此外，在政府组织层面的研究上，一些地方政府也会定期对本省市的体育人口结构进行调查，但考虑到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是国家人口结构转变对体育发展策略的影响。所以，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研究就不在此综述了。

1.2.2.1.2　学者个人层面的相关研究

政府组织层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倾向于采用问卷调查法，其最终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一份调查报告，对于结果的分析较为简洁，提出的应对策略也较为实用。学者个人层面的研究采用的方法相对多样，如访谈、调研、个案等，其研究结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论文中对于结果的讨论较为深刻，提出的应对策略具有批判性和理想化的特征。此外，政府组织层面的研究多采用“就体育人口谈结构”的研究视角，而学者个人层面的研究在研究视角上相对多元。我国学者对于“人口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宏观性研究在时间顺序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到第一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公布（1998年8月7日）；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8月7日至今。

其中，第一阶段的研究由于缺乏全国性群众体育锻炼人口的数据支撑，其视野往往停留在描述和预测的层面上，实证性的研究较少，思辨性的研究偏多，总体上处于摸索与探究我国体育人口基本理论的初期阶段。此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就体育人口谈结构”的视角上，只有极少数文献从人口结构转变的角度对我国体育的发展策略进行了论述。在“就体育人口谈结构”的研究中。牛兴华和冯建秀（1985）[22]采用访谈法和闭合式问卷调查法对天津、杭州以及大连三个城市不同产业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结构进行了分析。田雨普等（1988）[23]于1983—1985年在哈尔滨、上海等14个城市，就居民晨间体育锻炼现状进行了抽样调查。在“从人口结构看体育”的研究中。张岩（1983）[24]在《控制人口和体育》一文中，指出：①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体育的倾向；②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减轻抚养子女的负担，增加群众进行体育文化活动的时间；③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提高体育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杨雨（1985）[25]也从人口问题与体育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现状与体育未来发展的关系。

在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与举办以及三次全国性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的支撑，“就体育人口谈结构”方面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而“从人口结构看体育”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尤其是缺少系统性研究，但也呈现出了研究视角细化、应用性增强等特点。在“就体育人口谈结构”的研究中。仇军（2002）[26]出版了《中国体育人口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在书中，他从社会学与人口学的视角，对体育人口的概念、分类、测度指标及体系进行了探究，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我国体育人口的判断标准进行了筛选与验证。总体上讲，他的这些研究初步建立了我国体育人口理论的分析框架。秦椿林（2006）[27]也在其《当代中国群众体育管理》一书中，对体育参与者与体育人口进行了区分，强调了统计体育参与者人数的价值与意义，并结合前两次次全国群众体育开展现状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体育人口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与“就体育人口谈结构”方面的研究相比，“从人口结构看体育”方面的研究则显得“冷清”，尤其在系统性研究方面，国内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或博士论文出现。期刊论文方面的宏观性研究也较少，仅有5篇（注：以1998—2012为时间节点，在中国知网学术论文数据库进行的查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宏观性视角考察人口结构对体育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但从微观性视角研究人口某个方面结构变化对体育发展影响的研究却在逐渐增多，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如杨越（2011）[28]从“人口红利”、马德浩等（2011）[29]从“刘易斯转折点”等视角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体育发展战略的影响；董进霞（2012）[30]从女性意识与丁克单女的角度分析了人口性别结构变化对女性体育发展的影响；李国华和邹瑜（2004）[31]基于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探讨了城市家庭体育服务的未来走向；张新萍与李大光（2006）[32]依据人口阶层结构的转变论述了实现我国体育人口结构性增长的相关策略；王科飞（2010）[33]根据我国人口流动的现状，探析了农村体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谢英（2003）[34]在对区域体育人力资源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西部体育发展的布局进行了理论上的规划与设想。

在国外有关人口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宏观性研究中。美国学者杰·科克利（Jay J.Coakley）[35]在其《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Sport in Society：Issues and Controversies，2004）一书中，对体育参与者的阶层、性别、种族以及信仰等进行了描述，从社会学的视角上分析了体育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歧视与障碍，并就体育运动的未来形式进行了展望。该书也被美国很多大学的体育社会学专业当做课程教材，其对研究体育人口结构的社会意义也有较好的启示作用。罗纳德B·伍兹（Ronald B.Woods）[36]也在其《体育中的社会学问题》（Social Issues in Sport，2007）一书中，通过对从1987年到2003年美国体育用品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有关美国居民参与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数据的梳理，分析了不同性别、年龄和经济收入的美国民众在锻炼项目选择上的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

在欧洲，尼尔斯（Nils）[37]等在《体育政策：对于现实和变化的比较分析》（Sport Polic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ability and Change，2007）一书中，对加拿大、英国、德国、挪威四个国家的大众体育开展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并从人口结构、政治模式、经济制度等角度分析了四个国家的大众体育政策，其研究结果显示：挪威大众体育的发展受其整个国家高福利制度的影响而主要由政府主导，德国受其政治模式的影响而倾向于让社会组织来发展大众体育，英国和加拿大的大众体育则因受本国经济制度的影响而对市场的依赖度较大。克瑞斯托夫·布瑞尔和帕马拉·维克（Christoph Breuer&Pamela Wicker，2008）[38]依照家庭经济理论模型，对1985—2005年的德国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库中与人口、经济和运动参与相关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移民的运动参与率整体上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年龄、种族等人口因素对德国居民运动参与的影响可能会被收入、教育投资等经济因素所补偿，这种补偿在移民群体表现的尤为突出。斯塔姆和莱姆普瑞科（Stamm&Lamprecht，2005）[39]也曾在瑞士就人口因素（年龄、种族）和经济因素（收入、教育）对运动参与的影响进行过类似的交叉研究。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学者普遍认识到了人口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密切关系，并进行了学术上的探究。但也可以发现，这种探究主要集中在“就体育人口谈结构”的视角，而“从人口结构看体育”的研究则相对欠缺，尤其在系统性研究方面更是如此。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体育学真正起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也只有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学科在起步阶段，其研究主要围绕学科建设来进行，尤其是围绕本学科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如“体育概念之争”、“体育人口辨析”、“体育学科分类”等。在这种研究需求下，“从人口结构看体育”这样的多学科交叉视角就容易被忽略。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国内很多高校并未为交叉学科的合作研究提供很好的平台，导致学科间的交流较少，学术壁垒较多。此外，由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研究主要倾向于“就体育人口谈结构”的视角，这也对学者层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导向。

而国外的学者更倾向于从一种交互影响的视角分析人口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关系，倾向于从多个维度分析影响民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交叉分析。此外，国外学者的研究系统性比较强，注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常采用一些统计方法进行辅佐验证。本研究认为造成其这一研究倾向的原因可能是国外比较重视学科交叉，不同学科间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的机会较多，学科间的壁垒也较少。而且，国外很多从事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其本身就是社会学或人类学专业出身，如诺贝特·艾利亚斯（Norbert Elisa）、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等，这也有利于他们从学科交叉的视角论述体育发展的相关问题。

根据人口结构的分类和本研究的需要，笔者对于微观性研究视角方面的文献综述主要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六个层面及其与体育发展的关系来展开。

1.2.2.2.1　人口年龄结构与体育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各个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40]。在国内“就体育人口谈年龄结构”的研究中。庞元宁等（2002）[41]以第一次中国群众体育开展现状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统计分析得出：①从参加体育活动者占各年龄段人群的比例看，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态势；②城镇人口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在不同年龄段表现出随年龄增长呈起伏增长的态势，而农业人口参体育活动的人数在不同年龄段呈起伏下降的走势；③农业人口不同年龄人群的体育参与趋势和全国不同年龄人群体育参与趋势的关联度较高，而城镇人口则较低。栗锋等（2005）[42]通过对比第一和第二次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发现：①两次调查中健身器械项目的参与率在年龄结构上总体上呈“拱桥型”发展趋势；②两次调查中乒乓球、羽毛球与篮、排、足三大球等球类项目的参与率均出现相似的发展趋势，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率明显下降；③随着年龄的增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度随之增加，但青年人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选择却在下降。

在国内“从人口年龄结构看体育”的研究中。杨越（2011）[43]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带给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并认为：①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优势即将消失的背景下，国民健康已成为影响我国未来20年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②在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的背景下，体育事业已经成为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内生性力量；③让体育发展为国民健康、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服务是未来体育事业变革的方向。马德浩等（2011）[44]则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结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提出了我国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并认为提高人口素质、转变发展方式是成功走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关键，而体育恰恰在促进人的健康素质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基于此，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国民健康促进体系，并把体育服务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学者更倾向于研究参不同年龄人群参与或者中断体育锻炼的原因以及导致这些原因产生的社会或文化机制。如1990年，密歇根州立大学青少年运动研究所对美国1万名10—18岁的学生进行了有关其对体育看法的调查，最后的结果显示排在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前5名的原因依次为：享受运动的乐趣；提高运动技术；保持健康；做所擅长的事情和享受比赛[45]。美国运动数据公司（American Sport Data）于2000年对美国青少年参与体育计划的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约有2620万6—17岁的青少年至少参加了一个有组织的运动队，占全国该年龄段青少年的54%，而值得担忧的是约有70%以上的参与者在中途退出了青少年体育计划[46]。凯瑞（Cary，2004）[47]认为造成青少年退出体育计划的原因可能有：①过分注重取胜，给青少年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②过分强调运动成绩，导致训练和比赛较多，使青少年感到身体疲惫；③过早的专业化培训对青少年的身体要求过高，使其受伤的机率增大。

1.2.2.2.2　人口性别结构与体育发展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48]。在国内“就体育人口谈性别结构”的研究中。潘丽霞（2007）[49]通过对比我国第一和第二次全国群众体育开展情况的调查数据，得出：①两次调查中，体育参与者的性别平衡指数均小于0.63，说明妇女群体在体育参与机会上处于弱势地位；②两次调查中，45岁以下女性群体的体育参与率远小于同年龄的男性群体，45岁以上的女性群体的体育参与率开始接近，甚至超过了同年龄的男性群体；③农民群体体育参与机会的性别差距比城市大。也有学者对特殊群体体育人口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如陈善平与张中江（2008）[50]通过对590名高级知识分子的问卷调查得出：高知人员在体育锻炼频率和坚持性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但女性高知人员每次锻炼的时间和强度都小于男性；高知人员的健康状况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参与锻炼的机会也较平等。

在国内“从人口性别结构看体育”的研究中。董进霞（2012）[51]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多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女性体育参与的社会原因，她认为：①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影响了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规模与形式；②阶层的分化影响了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机会与动机；③丁克家庭的增多使更多的已婚女性有时间参加休闲体育。熊欢（2012）[52]则从社会分层的视角，通过深度访谈的形式对我国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和失业阶层三个不同群体的女性体育行为及观念进行了比较，得出：①经济因素是影响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范围和程度的主要原因；②复杂的家庭关系、繁重的家庭事务和传统的道德界定仍对妇女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着制约；③妇女体育运动与妇女身体文化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国外学者倾向于从社会学、女性学的视角研究“人口性别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关系。如罗纳德B·伍兹（2007）[53]认为体育参与中男女比例的失衡在20世纪70代仍很严峻。直到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教育法修正案》，为女性提供了一个与男性公平竞争机会后，这一状况才开始得到改善。杰·科克利（2004）[54]在感叹女性运动参与比例增加的同时，也谨慎地认为仍有一些原因可能会阻碍女性参与体育运动，如：①财政削减使得增加女性体育项目的难度加大，一些女性体育项目存在被砍掉的可能；②公共的、财税支持的项目被剪掉后，运动参与变得日益依靠私人的赞助，而这对于收入普遍低于男性的女性来说，无疑又面临着体育消费带来的挑战；③女性在教练和体育管理上的代表太少，其权利容易受到忽视。玛格丽特·达坎（Margaret Duncan，1993）[55]则通过对女性在体育杂志中的展现形象和电视节目对女性运动员的评论，分析了媒体建构女性形象的过程，其认为：媒体对女性运动员形象的刻画是以男性主义为中心而进行的，其主要是为了迎合大众文化对女性角色和气质的塑造，这其实是对女性体育发展的抑制。

1.2.2.2.3　人口家庭结构与体育发展

人口家庭结构是指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家庭在家庭总体中所占的比重[56]。在国内“就体育人口谈家庭结构”的研究中。国内学者曹士云（1998）等[57]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全民健身开展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①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家庭体育人口比率已达38.13%；②在家庭体育价值取向的类型方面，以健身为目的的占57.02%，以娱乐兴趣为目的的占24.80%；③在家庭体育的开展方面，老年家庭好于青年夫妇家庭，知识分子家庭的体育状况明显落后于其它家庭。沈建文（2012）[58]对“泛长三角”区域7种家庭类型的体育锻炼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①在参与体育锻炼的频次走势上，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表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倒马鞍型，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呈下降趋势，空巢家庭呈上升趋势，未育家庭和单身家庭则表现为波浪状；②在每次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上，核心家庭与空巢家庭倾向于1—2小时，单身家庭、未育家庭与主干家庭倾向于2—3小时，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则倾向于在1小时之内；③在体育锻炼的空间选择上，单身家庭和未育家庭倾向于收费型体育场所，而核心、主干、单亲、空巢和隔代五种家庭则倾向于选择公园广场、自家小区和免费公共场所。

在国内“从人口家庭结构看体育”的研究中。李国华和邹瑜（2004）[59]对我国城市家庭变化与家庭体育服务的关系进行了定性研究，认为：①家庭规模缩小使得人们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进行休闲活动，这有助于家庭体育服务的发展；②家庭结构的简单化，使得家庭对社区体育的依赖性加大；③家庭生活周期的延长要求家庭体育服务要更关注老年人的体育参与。宋杰和孙庆祝（2005）[60]研究了城市变迁对家庭体育的影响，认为：①城市化致使农村人口市民化，使得城市人口和家庭数量增多，这为家庭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②房改政策促使社区家庭的阶层结构趋向同质性，这要求体育部门应针对不同社区家庭的阶层差异，采取分类引导的体育服务策略；③家庭关系轴心逐步由亲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移，这提升了夫妻共同参加体育运动的需要。

国外学者倾向于探讨家庭成员在进行体育运动时的相互影响。如杰·科克利（2004）[61]认为：家庭体育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但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只要家长同孩子一起参与某项运动，他们都会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相处。在有些时候，家长的行为方式可能会破坏同孩子的关系。因为家长有时候会把情感过分地投入到运动之中，以至于他们认为很鼓舞人心的东西，反而在孩子那里成为了压力。而当孩子认为家长对他们的关注取决于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时，他们可能会因自己表现不好，而对父母产生愧疚感，从而选择退出体育运动。罗纳德B·伍兹（2007）[62]也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不当有可能让孩子产生挫折感，使孩子不愿与父母一起运动。因此，他建议父母要降低期望，放松心态，要主动地鼓励孩子，给他们减压，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1.2.2.2.4　人口阶层结构与体育发展

人口阶层结构是指总人口中各个阶层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63]。在国内“就体育人口谈阶层结构”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李树怡（1994）等（注：李树怡，牛兴华，张大为.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人口体育现状的调查与研究（之一）[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4，9（2）：1-6.

李树怡，牛兴华，童义来.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人口体育现状的调查与研究（之二）[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4，9（3）：22-29.）通过对我国11个省、市不同社会阶层18岁以上人口的问卷调查显示：①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方面，“小学以下”文化程度阶层、体力劳动者阶层和第一产业阶层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比率最高，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阶层”、“未婚阶层”，“居住在小城镇阶层”每周锻炼次数3次以上者的比率最高；②在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选择方面，体力劳动者倾向于乡土型体育项目，而脑力劳动者和半体力劳动者倾向于竞技型、健美型和娱乐型项目；③在接受体育宣传的程度上，“大学本科及以上”、“未婚”以及“学生”阶层的接受度最高，而“小学以下”、“第一产业”以及“农村”阶层的接受度最低。也有学者关注体育消费的分层情况。如肖焕禹与申亮（2006）[64]对上海市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的体育消费趋向的研究得出：①在消费类别的趋向上，上层和中上层消费者对运动服装、鞋帽和器械等有较强的消费欲望，较低社会阶层的投入则更多地消费在体育报纸或杂志上；②在体育消费项目的趋向上，上层和中上层消费者对保龄球、网球和高尔夫等投入较多的运动项目表现出较强的消费倾向，而中、下层消费者则偏爱一些篮球、足球等消费较低的运动项目；③在体育消费投入的趋向上，下层消费者的体育投入欲望仍较低，庞大的中层消费者人群并没有显示出随着社会阶层地位升高而增加其体育消费的趋势，中层与上层的消费者表现出在未来增加体育投入的趋向。

在国内“从人口阶层结构看体育”的研究中。张宏（2010）[65]从实证的角度对社会分层与体育分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①社会分层与体育资源、体育项目分化、体育收益分化之间是有限对应关系；②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分化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③社会分层与体育意识分化之间以非对应关系为主，以对应关系为辅。许月云等（2011）[66]以福建省九个设区市的城镇居民为对象，通过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社会阶层因素对福建省城镇体育人口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对下层体育人口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职业等级、家庭月人均收入、文化程度对中下层体育人口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家庭月人均收入对中层体育人口的形成有显著影响。

国外的学者更倾向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体育人口的阶层分化问题。托马斯（Thomas，2002）[67]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越高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就越大，而且拥有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最多的人群最有可能参与体育运动。艾特任和塞兹（Eiten&Sage，2003）[68]的研究也表明：①社会上层的人更愿意亲身参与到体育运动中，而中下层的人则更喜欢观看；②社会上层与中上层的人更愿意从事个人运动项目，而中下层的人则更喜欢集体性运动项目；③在对新成员的吸纳方面，中下层比上层和中上层更倾向于持欢迎态度。也有学者对体育运动与社会阶层流动进行了相关研究。如麦克弗森（McPherson，1989）[69]等人认为学生积极参与运动有利于进入上一级阶层，其可能的原因有：①学生凭借突出的运动成绩获得奖学金，为进入高等学府找到了资金保障，也为其将来获得一份好工作提供了机会；②学生可能会凭借卓越的运动才能进入职业体育，从而获得丰厚的薪水；③学生进入职业体育后，可以接触更多的上层人士，为其退役后寻找工作提供了人脉资源。

1.2.2.2.5　人口城乡结构与体育发展

人口城乡结构是指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组成情况和数量关系[70]。在国内“就体育人口谈城乡结构”的研究中。我国学者田雨普（2005）[71]对山东、安徽和江苏28个村庄的体育开展状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其结果显示：①在体育需求的强度上，市民的需求较为强烈，而农民的体育需求严重不足；②在体育人口的比例上，城市表现为稳步增长，农村则刚处于起步阶段；③在体育锻炼的节奏上，市民较为连续恒定，农民则周期起伏。裴立新与王晓辉（2011）[72]认为造成我国城乡体育差异的原因主要有：①在历史层面上，城乡居民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意识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影响了城乡体育文化的同质性；②在经济层面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制度制约着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了城乡体育事业发展的同步性；③在管理层面上，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基层自治制度，影响了城乡居民在享有体育服务上的权利平等性。

在国内“从人口城乡结构看体育”的研究中。徐广飞（1999）[73]着重分析了流动人口参与体育活动的现状，其指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来自农村，缺乏体育运动的基础，很难主动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去；各居住地尚未将流动人口纳入组织化体育活动对象的范畴之内，使得流动人口体育处于无组织状态。熊欢（2008）[74]从城市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变革对体育发展的影响，认为：①美国城市体育的发展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进化路径，而中国城市体育的发展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又有自下而上的演进；②美国城市体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商业化，而中国城市体育的动力既有商业化的成分，也有政府干预的作用；③美国市民体育的阶层分化较明显，而中国市民体育的阶层分化还不明显。

国外学者更倾向于分析造成城乡居民体育参与差异的原因。如康斯坦特诺斯（Constantinos，2007）等[75]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加拿大城市青少年和农村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情况，发现：有43%的城市青少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而农村青少年的这一比例为38%；在影响锻炼的因素上，性别、自信心、有无体育组织、空闲时间的多少、家庭的锻炼气氛是影响城市和农村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共同因素。罗塞尔·霍耶等（RusselHoye，2010）[76]则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城市与农村在体育发展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认为：①城市更容易对国家的体育政策制定部门产生影响，因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就生活在城市，他们最了解城市体育需要什么，但他们对农村体育的了解则相对较少；②城市人口相对聚集，有利于公益性体育组织进行体育宣传与活动策划，而农村人口相对分散，不容易召集，导致很多体育组织不愿去农村；③大型赛事几乎都是在城市里举行的，这对城市居民的体育意识是一种刺激。

1.2.2.2.6　人口区域结构与体育发展

人口区域结构是指总人口中居住在不同自然或行政区域的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77]。在“就体育人口谈区域结构”的研究中。蔡睿（2009）等[78]通过Q型聚类分析对我国不同区域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在体育锻炼的参与度上，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有明显的差异，呈现出从东向西递减的趋势；②在参加体育锻炼的质量上，东部地区居民的锻炼质量在总体上要好于中部与西部，但并未显示出明显的梯度趋势；③东部地区居民的体育消费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魏农建（2011）等[79]对我国不同区域居民的体育消费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得出：①长三角地区的居民最看重体育消费，每月购买运动服装的支出相对较高；②珠三角地区的居民的体育消费主动性与目的性较差，最不喜欢健身活动，但却是所有区域中每月健身类消费最高的；③渤海带地区的居民注重体育消费，其每月购买体育报刊和观看体育比赛的支出最高；④东北地区的居民强调体育消费的感官刺激，每月购买运动服饰的支出最高。

国内“从人口区域结构看体育”的研究较少。陈颇（2008）[80]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手段对我国人口结构与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①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第一产业人口比例、私营单位人口比例和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例对区域竞技体育成绩的影响较为显著；②人口的职业、年龄和文化结构对区域竞技体育的发展呈正向影响；③人口城乡结构对区域竞技体育的发展呈负向影响。蔡宝家（2008）[81]也就人口发展与区域体育产业布局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其认为：①人口的迁徙对区域体育产业布局的影响较为显著；②人口的数量对区域体育产业规模和资源开发程度的影响较大；③要根据区域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的特点进行区域体育产业的布局。

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从区域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视角展开“人口区域结构与体育发展”的相关研究。如艾泽和安迪（Esther&Andy，2011）[82]对英国不同区域的体育参与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上讲，英国北部地区居民的体育参与频度和锻炼强调要弱于南部地区，而且呈现出从北向南依次减弱的趋势。他们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北部与中部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其在就业结构上偏向于体力劳动，阶层结构也偏向于工薪阶层，南部地区的就业结构偏向于脑力劳动，阶层结构也偏向于中产阶层。而在参与锻炼的意识、有闲时间和经济条件上，工薪阶层比中产阶层要差一些，所以造成了这种区域差异。马丁（Martin，2005）等[83]对美国4个主要区域的城市化率与居民体育参与情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得出：在南部地区，居民的体育参与程度与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呈现为正比例增长态势，但这种态势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表现得并不显著，甚至在西部地区呈现出相反的状态。基于这种研究结果，作者对将城市化水平作为影响居民体育参与的正因素的传统做法提出了质疑。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内有关“人口结构与体育发展”的研究存在以下特点：①微观性研究多，宏观性的研究少；②零散性研究多，系统性研究少；③单向性研究多，双向性研究少；④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⑤“就体育人口谈结构”的研究多，“从人口结构看体育”的研究少。虽然，随着我国体育学的不断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逐渐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带给体育的影响，并从“老龄化”、“少子化”、“阶层分化”以及“区域差异”等视角进行了相关研究。但从宏观性视角系统地论证人口结构转变对我国体育发展影响的研究却始终处于缺失状态。尤其是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如何及时地依据人口结构的新变化调整体育发展的策略就显得尤为紧迫与必要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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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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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4.

[6]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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