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生活在特定社会制度、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称叫做人口[1]。数量和结构是反映人口变化的两个基本维度。前者主要反映人口的总体规模，而后者则主要反映人口的自然、社会和区域特征与发展趋势。人口学家张桂蓉（2009）[2]曾指出：人口的数量问题是外在的，结构问题才是核心的。李建新（2009）[3]在总结世界人口学研究趋势时也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而在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人口结构的变化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并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研究热潮。

其实，人类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设想过一个城邦所应拥有的人数，亚里士多德也就人口的规模进行过相关论述[4]。然而，人类真正意识到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则是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之后，他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与讨论。正如学者卢世林（2000）[5]所言：马尔萨斯与葛德文、孔多塞关于人口问题的那场论战，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以麦多斯为代表的悲观派和以西蒙为代表的乐观派之争，至今仍持续不断。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1999）[6]更是将1950—2050年的这100年称为“人口世纪”，并认为这一百年是世界人口史上的分水岭，其在前50年表现为人口的高速增长，在后50年表现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

黑田俊夫的论断也道出了中国人口转变的现实。据统计，在1949—1995年间，我国年平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7.3‰，人口总量从5.4亿迅速上升为11.6亿[7]。面对人口的高速增长，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转变很快就步入了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状态。与此同时，国家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向以民主、法治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转型。在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战略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人口自然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年龄结构的老龄化与性别比例的失衡化，在人口社会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与阶层构成的多样化；在人口空间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区域差距的拉大。

反过来，人口结构的转变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抚养负担加大，“人口红利”过早消失，使尚未成熟的社保体系和尚未转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性别比例的失衡容易引起婚姻挤压问题，使得一部分男性人口处于“过剩”状态，给社会安定造成威胁。家庭规模的缩小致使“少子化”社会提前到来，家庭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且随着家庭流动性的增大，其稳定性也在减弱，离婚率则不断升高。阶层结构的分化使得阶层差距拉大，阶层间的矛盾也逐渐凸显，阶层需求的多元化给本来就产能不足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而他们却因户籍制度的限制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引起的社会冲突正逐步凸显。区域差距的加大使得地方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贸易壁垒不断产生，制约着资源的合理配置。

人口结构的转变也给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体育的健康促进价值日益凸显，这就要求体育部门在发展战略上应适当向群众体育倾斜。女性青少年人口比例的下降使得我国女性竞技运动项目的后备人才选拔所面临的挑战正在逐步加大。“少子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更加关心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这也给学校体育的开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阶层需求的多元化使得体育消费的符号意义逐步提升，国家从宏观层面上也更加看重体育的社会缓冲价值。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本来就很薄弱的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存在的弊端日益凸显，再加上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管是从组织上还是从设施建设上都亟需资金的投入与制度的改革，而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一向发展滞后的农村体育也需要进行重新的规划。区域差距的拉大使得区域体育的发展也呈现出失衡的状态，尤其在群众体育的发展上，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更为明显，而在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上，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与西部地区的人口优势也需要进行重新整合。

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样也会影响人口结构的转变。比如群众体育的开展有利于促使国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政府的医疗负担，提升我国的健康老龄化水平，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挖掘提供人力支持。女性竞技体育的符号意义有利于消除性别歧视、促进两性平等，改善我国性别失衡的现状。经常参与家庭体育活动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增强家庭的稳定性，维护人口再生产安全。体育运动为不同阶层的人群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减缓阶层间的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城市体育的开展有利于增进城市公民间的相互认同，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人际关系间的信任危机；全国性体育赛事的举办有利于增加区域间的合作，体育产业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区域资源的整合，这些都有利于加强区域间的互动，消除区域间的壁垒。

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数据显示了我国人口结构的最新变得趋势：①在人口年龄结构上，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继续下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继续上升，我国已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②在人口性别结构上，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的106.74下降为2010年的105.20，性别失衡现象有所改善；③在人口家庭结构上，2010年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数为3.10人，相比于2000年的3.44人，“少子化”程度继续加深；④在人口教育结构上，同2000年相比，2010年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人口的文化素质继续提升；⑤在人口城乡结构上，同2000年相比，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3.46%，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长81.03%，说明城市化进程继续加速，人口流动规模也继续扩大；⑥在人口区域分布上，与2000年相比，2010年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中、西部地区的下降幅度最大[8]。数据一公布便引起了学者和民众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上，争议与分歧也开始增多。

面对人口结构的转变，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发展该做出怎样的回应？这些转变到底能给体育发展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抓住这些机遇，应对这些挑战？与此同时，体育的发展又会如何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国家宏观层面的战略发展上探索体育的未来走向，也有利于从体育事业自身发展规律上寻求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策略与路径。基于以上思考，本书以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下的体育发展策略研究为题，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与讨论，以期能够从人口结构转变的视角，为后奥运时代的体育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本书的现实意义是在充分考虑人口转变、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基础上，对我国传统的体育发展策略进行宏观性地反思与重构，旨在让体育事业从封闭的运行机制中走出来，主动适应国家整体改革的节奏，寻找更宽广的发展平台，谋求更多的政策红利，寻求社会和市场的支持，从而破解体育发展所面临的财政经费不足、社团组织不力以及基础设施不全等难题。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从人口学的角度探寻体育的多元作用、从社会学的视域审视体育的协调发展，它既可以丰富我国有关体育人口方面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又可以拓展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进而使体育学、人口学与社会学产生学科间的交叉与互动。

注释(www.daowen.com)

[1]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2] 张桂蓉.人口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5.

[3] 李建新.中国人口结构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

[4] 张桂蓉.人口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6.

[5] 卢世林.人口美学略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7（5）：90-95.

[6] 黑田俊夫.基本战略和倒三角形的论理[J].人口与开发（日文），1999（2）：25-34.转引自：李建新.中国人口结构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

[7]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8]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1）[EB/OL].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2011-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