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社会认同：城市融入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社会身份认同——选择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

身份和生活方式密切相连，它对生活方式有隐性的界定，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工人之间的生活差异将是非常明显的。农民工在创造着城市繁华的同时，也品尝着城市的寂寞与孤独。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方式研究比较特殊，一般而言当我们对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时，这个群体的身份是固定的，围绕着身份有相对清晰的生活方式。而农民工则有很大不同，他们心里拒绝承认农民身份，据调查显示，87％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想当农民，但是城市又拒绝给他们市民身份(拒绝在两个层面：一是制度性的，另一个是社会性的，即城市居民不把他们当平等群体看待，有时后者的伤害更大)，真实身份和虚拟身份之间产生了错位，这导致了农民工心理归属上的茫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带有了非农民非市民的变形特征。

据学者对杭州市的调查表明：杭州居民在对进城农民工身份的认定中，也处于一定程度的模糊和混乱的状态。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进城打工农民的身份时，34.9％的市民认为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而认为他们的身份是城市人的仅占5.8％，认为是半个城里人的占59.30％^[44]。也就是说，对农民工群体的认知：超过半数居民认为农民工是“半个城里人”。

在市民对农民工群体印象的了解中(城市居民中是否普遍存在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在对农民工的正面评价中，认为农民工吃苦耐劳的市民占大多数，占到86.7％，而仅有3.5％的人表示不赞同；认为农民工忠厚老实的市民占一半以上；认为农民工诚实守信的市民占39.3％，不赞成的人数也只有17.8％；对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生活条件艰苦的印象，绝大多数市民都认同。在对于农民工的消极印象中，有53.4％的市民认为农民工不太讲究卫生；有41.3％的市民认为农民工素质差；有36％的人认为农民工不遵守公共秩序；有24.9％的人认为农民工有违法乱纪的现象。

(二)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现状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体系。生活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方式涵盖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质消费生活、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广阔领域；狭义的生活方式主要把分析的边界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物质消费、闲暇和精神文化、社会交往方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乐。

我们把本书所说的农民工生活方式界定在狭义范畴。但是如同农民工这个群体出现伊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样，其生活方式也受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城乡二元制度。农民资源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传导到生活方式上，就是与城市生活方式的脱节和差距，如总体较为落后、层次偏低、缺乏积极主动心态等等。

生活方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是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形成的，它意味着长期的积淀，因此，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是简单空间转换就能消弭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尴尬之处在于，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乡村氛围中成长，但是却需要在城市中生活，有些甚至要度过生命中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如何实现融入，而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备受歧视的游离状态至关重要，但是在当前农民工普遍物质贫困的状况下，解决问题的优先权让给了经济条件的改善。令人生疑的是，是否改善了“硬件”，农民工就能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换？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了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路径。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在这部分将作一描述，同时为了避免面面俱到，将观察的重点放在生活习惯和社会交往方面。

(三)消除难以让城市文明接受的不良生活习惯

改变原有的生活文明准则^[45]。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中，还必须进一步改变自身的一些生活文明准则，使各种生存的方式接近城市居民。农村和城市的整个生活文明准则相差很远。农村中的生活文明准则可用“田园化”来概括，它体现出来的生活方式是以单个家庭的自给自足为主体，与外界的交流主要局限在同一个村中的交流，或是以亲戚关系连接起来的有限范围内的交流。在这个范围内，人们彼此都比较熟悉，而且很少牵扯过多的利益关系，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的帮助，所以人际交往的过程是比较直接的。而城市中的生活文明准则可用“商品化”来概括，它所体现出的生活方式是以家庭之间以及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为特征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而且接触人的范围十分广泛，从亲戚到朋友、再到陌生人，人们都要去适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联系是建立在商品关系之上的，包括复杂的上下级关系、商品交易中的买卖关系、生意上的客户关系，甚至是邻里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关系都是与每个人、每个家庭自身的利益紧密相连的。所以，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像农村那样简单，在彼此交流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顾虑，会考虑其他人的想法，而不是选择那种最直接的表达方式。

农村和城市之间在生活文明准则上存在的差异，决定农民进入城市后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城市中的生活方式，这个过程是相当必要的。然而，农民工在刚刚进入城市的时候，往往不会很快地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因此，进城农民工要真正地、尽快地融入城市，必须改变原有的生活文明准则去适应城市，而不是要城市来适应自己。

制度壁垒不仅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制度排斥，也间接产生了对这一群体的文化和社会网络上的排斥。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迁移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迁移的过程。农民工进入城市，面对着“陌生人”的世界和陌生的规范和文化，适应和融入城市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涉及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转化和重新适应，这一过程难免会对农民工带来冲击。

虽然我们的社区建设比较缓慢，但是人们对干净、和谐、文明的生活环境有天然的向往，现代中国城市正逐步向目标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逆潮流而动的必将受到鄙夷。农民工在乡村长大，那是一个不把吐痰当成不文明行为的成长环境，一些过去存在于农村，被视为再平常不过的公共场所活动所产生的声响，随着时空的转移，到了现代化大都市，就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身上许多自然而然的行为习惯在城市里是不允许或受鄙视的，不改掉这些陋习，即使经济条件有了很大变化，依然难以获得足够的尊重和认同。

1.两代农民工进城目的差异分析

有人形容：第一代农民工是“扛麻袋进城”，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拉皮箱进城”，这只是对进城起点的描述，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起点不同必然导致对城市生活要求的不同。

农业收入和城市里的非农工作收入有比较大的收入差，因此第一代农民工只是通过打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期望值不高使得第一代农民工在学习和发展方面的兴趣极度缺失，从事的工作多是体力性的，人过中年，体力衰减就不得不返回农村，这是他们早就预期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多少抱怨。乡村中的家庭仍然是他们真正魂牵梦绕的重心，城市生活虽然有吸引力，但是第一代农民工对此并不存有太多奢望，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没有必要费尽心力融入工作的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因此没有多少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主动融入城市的意识，但是缺乏相应的政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农村进入城市后，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受到了城市文化的冲击，而且意识到了城市文化的先进，于是试图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访谈对象LTS(男)说：“农村人来到城市都在转型，把表面打扮得好好的，试图融入城市，但还需努力。”

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创业想法，但是缺少创业培训和指导。访谈中发现，部分农民工已有创业的想法，并已经开始为创业作准备，但是缺乏系统的创业培训和指导，因此从想法到实践还有一定距离。

GXL说：“目前的打算就是找一份工作，上班，积累资金，以后想在西安发展并建立自己的饭店。”

ZWY说：“打工不是长久之路，不如自己贷款开店干事业。我想开自己的店铺，可就是没有资金，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项目。”

新生代农民工不想再重复老一辈人艰辛而卑微的生活道路。国家政策调整和老一辈人所能提供的经济条件使他们没有老一辈人那么严重的贫穷记忆。经济条件改善已经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而是寻求更高目标——个人发展。在这个目标统率下，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注重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他们对城市的感情也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单纯，而是充满了“渴望难及”的矛盾心理。他们不再满足于能够进城务工，而是要求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他们厌恶城里人对他们的农民工、外来工、外出务工人员等称呼，而希望被像城里人那样称呼为市民、居民、工人。渴望身份认同实际隐含着一个愿望，那就是彻底地融入城市，摆脱异化的命运，从而获得平等、体面和尊严。

2.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条件，促进其社区融入

心愿：能在城市拥有一个温暖的家^[46]。

“住房方面不敢有过多的奢想，只要能有一个温暖的住房，已经很知足了。”利昌电器公司职工WLY真诚地说。他说，能在城市拥有一个温暖的家，这是“80后”新一代农民工的愿望，然而，这个愿望的实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期待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后能回到有灯光、有热饭的家。(www.daowen.com)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这虽是一首老歌，但却表达出广大农民工朋友的期盼，期盼有更多的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推出，并向农民工敞开。已婚工人××(男)不打算在城市里买房，他认为城市的房价太高了，打算有钱了回农村盖上一栋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房子。

WQQ(男)无奈地说：“打半辈子工也买不到城里的一套房，还别说户口等麻烦事，而且房价一直在涨，而农村呢，生活不方便，也没多少事干，地也没得种，回去还不得饿死，没办法只有打工这条路可以走。”

住房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的必要条件，安居才能乐业。目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住在条件极差的“城中村”，与城市主流社会相隔离。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一种方案是，由政府出面协调各方意见，并提供优惠条件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和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齐全的农民工宿舍；还可以打破只有城市户口才能享受廉租房的限制，向一些符合条件的优秀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另外，还可以对“城中村”等新生代农民工聚居区加以改造，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这是最现实的选择。

另外，住房在地理上都从属于社区，居民也自然与社区息息相关。社区是社会与个体、家庭的中介和结合点，社会融入实际是以社区融入的方式实现的，社会融入是宏观的概念，而社区的融入才是微观而具体的。在这里，住房与社区融入乃至社会融入的关系非常紧密。因此，政府应该引导社区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改善其社会交往环境并增加其社会资本，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在就业、教育与培训、医疗、文化、休闲娱乐、政治参与等各个方面提供具体而高效的服务。让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有困难找社区的习惯，形成与社区居民互帮互助的传统，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达到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认同，让他们最终在心理上融入城镇社会。

3.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新潮而又孤独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文化教育需求研究”课题组曾对4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休闲娱乐方式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睡觉(59.1％)、听广播(56.5％)、听歌(47.04％)、逛街(36.88％)、玩扑克或麻将(32.15％)、看书(29.08％)、上网(26.24％)、看电影(24.11％)、看电视(13.24％)、去KTV(4.25％)^[47]。

图7—5　新生代农民工休闲娱乐方式

从上述排名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层次比较低。越是需要花钱的休闲娱乐方式越得不到广泛认同，说明农民工的休闲方式还是比较受限于经济条件的。值得注意的是，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频繁接触网络，但是各方面深入调查显示，“即使有的农民工开始接触网络等较新潮、高级的手段，他们也大多把网络理解为单纯的用来打发无聊时间的工具(聊天、看电影等)，而没有有意识地利用网络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结论也显示：上网和看电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活动。在业余时间经常上网和看电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46.9％和52.1％。网络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更多地受到网络的影响。另外，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充电”，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学习培训和读书看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5.5％和10.1％^[48]。

4.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

融入意味着与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群体达成一致，否则，仅仅从一个空间转换到另一个空间，只是位置的机械变迁，而不是有机融合。“达成一致”的关键就是交往。社会交往理论认为，社会交往基本上是一个同质群体和异质群体不断交往和互动过程。人们的社会化所走出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也是由单纯地与同质群体的互动逐步扩展为与异质群体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扩大交往和加深相互间的理解。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这一点，农民工群体之间的信任要远高于对城市居民的信任，这是基于传统的血缘(亲戚)、地缘(老乡)和身份一致性(工友)产生的信任，这种信任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发生着作用。总的来说，农民工之间是熟悉的，也是容易交往的，他们形成了社会网络中的强纽带关系。但是若要融入一个城市，单纯的同质群体交往是不够的，新生代农民工必须把交往扩展到城市居民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异质群体中，如老板、当地居委会及政府干部等等。现代社会的“同一性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是在与他们对我们的认同的一致或斗争中形成的”^[49]。在一个充满歧视的环境里，这实际上非常难以做到，这种社会网络中的弱纽带关系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

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却同时外在于这个城市，他们不时悲哀地发现，不管为这个城市作了多大贡献，其实都是这个城市里的陌生人。在调查中，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表达了对社会交往的强烈需求，他们希望通过更实用的方式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对此，社会各界应该多鼓励外来人员自发组织一些乡缘小组、业缘小组、性别小组、兴趣小组，如广州市开始尝试建立同乡会。通过这些小组的凝聚与交流，推进外来人员的城市融入进程。

LMF(女)说：“但有时，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种难以抑制的疏离感莫名而生。”

事业上较为成功的农民工创业者CL(男，28岁)说，现在和别人聊天，人家谈论的话题是“三金”、养老以及孩子的上学问题。

他说：“每次说到这些时，都不知如何应对。感觉和城里人还是有差距，这种差距不是经济实力的比较，而是具体处境和观念的差别。”

据学者调查：与农民工群体的交往情况是，工具性交往为主、情感性交往只占很少的比例。

社会交往是影响对他人认知的因素之一，从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交往状况、频率、方式等可以了解两个群体之间的交往水平以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在杭州的调查中，从交往频率上看，22％的城市居民经常和农民工交往，68.5％的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偶尔交往，还有9.5％的城市居民从不和农民工交往^[50]。

在市民与农民工交往的方式上，主要是以日常买卖、家政服务、工作接触等工具性交往为主，而市民与农民工之间情感性的交往只占很少的比例。在与农民工有过交往的市民中，与农民工存在朋友和亲戚关系交往的比例最小，而在日常买卖中与农民工发生互动交往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工作交往和家政服务类型的交往。

城市居民在主观上是否愿意与农民工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市民对农民工的认可和接纳程度。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市民与农民工群体的交往不可避免，但这种交往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市民在主观上是否愿意与农民工有情感上的交往，是否会影响对农民工的认知，是学者们试图描述和探讨的问题。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进城打工的农民交朋友”时，一半以上的市民都表示愿意与农民工成为朋友，只有12.3％的人表示不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另有近三成市民表示无所谓。把市民与农民工群体的交往方式和交往意愿两组数据比较发现，虽然一半以上市民表示愿意与农民工交朋友，但真正和农民工之间存在朋友关系交往的仅占10.8％。因此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被城市居民接纳和认可，还需要一个从可能性到普遍实现的过程。

对于农民进城务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点，有87％的市民都表示赞同，有52.7％的市民认为农民工进城打工方便了城市居民，有74.8％的市民认为农民工进城弥补了城市职位的空缺，另有80.7％的市民认为农民工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说明市民基本肯定了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尽管多数人并不认为外来人口是城市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但城市的社会问题或多或少与外来人口紧密相关仍是一种普遍观点。人们欢迎农民工，因为他们对城市建设、生活和加速城市扩张起着不可否认的作用，但“外来人口太多、杂乱”、“农民工素质低”等表述证明相当部分的公众对外来人口存在排斥和歧视心理，并突出表现在对待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态度上。对于农民工的到来是否挤占了城市人的各种公共资源问题以及造成城市和社区问题，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公民来说，都有平等享受各种公共资源的权利，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城里人”和“农民”却并没有平等地占有和享受所有的社会资源。相反，在身份制度的保护下，城市市民作为一个“城市户口”的拥有者享有很多特权，使得这一群体长期以来形成了优越感，认为农民工挤占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城市资源并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在针对这个问题的调查中发现，有61.1％的市民认为农民工带来了城市的治安问题，有63.1％的人认为农民工带来了城市的环境问题，有72.4％的市民认为农民工到来给当地社区带来了诸如治安、计生和其他压力。

而对于是否应该限制进城农民工问题以及关于对农民工管理方式上，62.7％的市民不同意“为了保住本地人的工作，应限制农民工进城打工”，但又有70.4％的市民认为“与人口的自由流动相比，社会稳定更重要”，有60.2％的市民认为“对农民工的管理方式应该更为严格”；关于是否“应该给在城市生活了很久的农民工上户口”问题，34.6％的人表示赞成，33.8％的人表示不同意，31.6％的人则认为说不清楚。从学者对杭州市的调查发现，在对待农民工进城问题的评价和态度上，市民们呈现模糊、多元和相对不统一的特点。

解决农民工社会归属感的建议首先是要正确认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建设的巨大贡献，没有农民工就没有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其次要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子女入学以及调解纠纷等实际困难，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切实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农民工要提高自身素质，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生活，要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争取用工作成绩和自身行动赢得城市居民认可，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如参与小区义务安全巡逻、提供义务服务等，主动融入城市社会。再次，城市社会要学会宽容、容忍和接受各种文化的存在。我国各地区之间文化风俗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从不同地区汇集到城市必然会给城市原有的文化、生活、价值观念等带来冲击。城市居民应保持宽容平和的心态，接受具有不同文化的人群，平等地对待农民工，帮助并接纳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减少社会对抗心理，满足农民工的归属需求，减少城乡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