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启示与思考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之间，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融入，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核心就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33]。国外经验表明，当注意到社会公正时，农民市民化进行得就比较顺利，反之，就会不顺利。这也带给我们若干启示与思考。

(一)突破户籍限制，打开城乡壁垒

与英美等工业化发展较早的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起步时间明显滞后。城乡差别悬殊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以及城市化、工业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的不同步，使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显著呈现。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造成现有城市容纳农村劳动力的容积不足，而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较低的比较利益又迫使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形成了具有多元性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多半只是一种职业的转移，并没有实现地域性的迁徙和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现行户籍管理体制严重剥夺了农村劳动力在更广阔空间的就业机会。虽然在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传统制度所遗留的各种弊端，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并没有真正完全打破。2010年8月重庆启动大规模户籍改革，官方计划在10年内推动当地1000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户籍，目前重庆全市人口约3200万，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2010年11月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重庆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户籍改革是重庆着眼城乡统筹的改革，绝非为了剥夺农民土地。

(二)健全社保体系，完备保障制度

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没有一个健全的机构来具体管理指导农村劳动力就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指导的主要是城镇居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而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只能依靠其自身微弱的力量。在农村除了“五保”可以享受一定的福利外，不管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还是外出务工人员，都严重缺乏基本的、应有的社会和劳动保障措施，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城市化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及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拥入城镇、城市经济难以吸纳众多就业人员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建立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劳动技能培训和医疗服务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移民过多对城市经济造成的冲击，从而减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将城市化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三)消除制度障碍，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表面上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最直接的阻碍是户籍制度，它造成了农民工身份、职业和角色的分离，但有更深层次的因素。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歧视也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靠拢，这种社会歧视不仅来自于一般的城市居民群体，有些甚至是政府以文件形式规定下来，从而转化为区域制度性歧视。法国二代移民问题带来的教训很惨痛，巴黎市郊是非洲与阿拉伯裔移民的居住区，相对于第一代移民，这些移民的后代不少是在法国本土出生长大的，但法国的主流社会在心理上一直对这些移民后代抱有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使这些二代移民在就业等方面遭遇不公，高失业率使移民后代们自暴自弃，对未来失去了希望，贫困、吸毒、犯罪严重。近年来已引发了多次严重的骚乱和危机，促使法国政府不断反思其移民政策。因此，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只有积极主动消解障碍性制度，为人口自由流动创造条件，才能促进和加速劳动力转移进程。长久以来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就业制度和政策导致对农民工的雇佣歧视和职业歧视，其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形成具有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影响。巨大社会歧视下较高的就业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大多数城市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在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其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及城市的崛起等重大因素之间都是相互依赖、互为推动的，从而最终迈向现代化。而农民仅仅是被农业“推出”离开土地，但他们“离土不离乡”不会成为城市人口，至少大部分不会成为稳定的城市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仅完成一半。所以必须有较完善的工业化、城市化体系吸引他们，农民才有可能从地理空间的变化转向生存方式和社会身份的变化，成为真正的市民。

(四)要创造后发国家的优势

作为后行一步的国家，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同时，要利用时间差与条件差来少走弯路，形成新的经验，加快速度，提升质量。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说，要统筹城乡发展，兼顾劳资利益，形成一种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和谐相处的状态。就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来说，要避免出现拉美的城市贫民化陷阱，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市场导向，一定要保证农民在城市的就业。同时要吸纳韩国与台湾地区的经验，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土地等制度改革。

(五)要以人的现代化为导向

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早期无疑是不重视流动农民的权利的，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以直接强迫农民离开家园的方式来驱赶农民城市化，但后来，随着民主宪章运动的深入，随着工人阶级的觉醒与工会组织的建设，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被迫让步承认工人的权利，并最终形成今天劳资两利、社会相对稳定的格局。所以，在中国内地倡导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要坚决扭转早期物的现代化的思路，将农民工的权利保护与农民工的发展真正摆上各级政府、社区、工厂的议事日程。

(六)协调城乡关系，重视农村发展

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来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社会另一部分的农村的发展。发展政策的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处于贫困状态，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不足。当农民在农村没有出路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贫困、失业、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日本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日本政府比较注意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中央政府主要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拨款及贷款，地方政府除财政拨款外还可发行地方债券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强了城市间、城乡间的联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可能，而农村发展也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由此，日本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不再是农村的支配产业，到1980年，农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率高达42％，小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

(七)大力发展教育是农村劳动力适应城市生活的前提和基础

从西方国家农民市民化历史过程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国家来说，教育是否公正会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整体国民素质，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潜力和前途；对于个人来说，教育是否公正会影响他一生的前途，影响到他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能否从较低位置阶层向较高位置阶层流动的机会。美国1862年《莫里尔高等院校土地赠予法》颁布，鼓励发展教育事业，先后建立了69所农业和技术学院，对于美国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业生产更多剩余劳力，进而转向城市。同样，日本明治政府将普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强制推行“学制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人口普及教育，为日本保持较高的人口素质、低人口增长率和农村劳动力的城市适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对希望外出劳动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日本农民对非农部门就业适应性很强，农业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几乎不存在素质差距，对非农部门就业的适应能力并不逊色于城市劳动力，因此日本农民市民化的过程较短，经受的社会转型阵痛比其他国家要轻得多。

(八)从农村土地退出获取相当的补偿是农民适应市民化必需的原始资本

农民市民化过程的重要一环，便是离开土地，割断与土地的联系。但是在这一环节中，最为重要的是农民必须从土地退出中获得必要的在城市生活的原始资本。美国的《土地银行法》规定，农民可以将土地租给政府获得报酬，其土地存入“土地银行”可达15年，长期稳定的土地租金收入为农民进城积累了必要的社会资本，直接地推动了农业人口离开土地，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日本的《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实际上是通过公共服务机构的介入为农民离开农业筹措资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农民工市民化需配套制度，综合治理，整体推进，实现社会公正。

【注释】

[1]钱正武：《青年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分析》，《青年与社会》2006年第1期。

[2]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5期。

[3]朱信凯：《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期。

[4]李庆志、马艳丽：《农民市民化的实现模式探析》，《特区经济》2006年第9期。

[5]王进、侯远志：《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2期。

[6]徐文渊、袁东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拉丁美洲的理论、实践、经验与教训》，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7]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www.daowen.com)

[8]〔美〕贝恩斯：《一种成熟经济中的移民》，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9]〔英〕罗德里克·弗拉德、唐纳德·麦克洛斯基主编：《1700年以来的不列颠经济史》第2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

[10]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城市化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页。

[11]〔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下册)，谢琏造等译，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461页。

[12]〔英〕罗德里克·弗拉德、唐纳德·麦克洛斯基主编：《1700年以来的不列颠经济史》第2卷，剑桥出版社1981年版，第367页。

[13]〔英〕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

[14]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5]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16]简新华等：《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17]简新华等：《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18]简新华等：《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1页。

[19]黄序：《法国的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及启迪——巴黎大区考察记》，《城市问题》1997年第5期。

[20]黄序：《法国的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及启迪——巴黎大区考察记》，《城市问题》1997年第5期。

[21]朱信凯：《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期。

[22]朱信凯：《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期。

[23]朱信凯：《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期。

[24]张季风：《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特点》，《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

[25]李辉：《韩国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2期。

[26]漆向东、徐永新、刘利仄：《中国农民非农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

[27]黄国清等：《国外农民市民化的典型模式和经验》，《南方农村》2010年第3期。

[28]梁骞：《试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类典型》，《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

[29]梁骞：《试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类典型》，《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

[30]孔凡文、许世卫：《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问题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31]李仙娥、王春艳：《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5期。

[32]孔凡文、许世卫：《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问题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33]黄伦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公正实现的路径》，《学习月刊》2011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