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及经验

从总体上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进程起步晚、水平低，这里主要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都处于“史前”阶段，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曾沦为不同宗主国的殖民地，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仍处在封建专制社会，基本上谈不到城市化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城市化序幕正式拉开并出现很多不同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新特点、新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进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城市化的总体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仍处于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主。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村卫生条件改善，婴儿死亡率降低，使农村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不协调，经济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大量农村劳动力失业，甚至饥饿，这一切导致大量饥饿的失业农民进城，希望寻找就业机会和改善生存条件。这种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被称为生计城市化。这些人移居城市后，一部分人进入内城贫民区，一部分人居住在城市外缘的木屋区。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有限地发展了城市性格，一方面继续维持了相当部分的农村习俗。在经济上，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相结合，出现了不少家庭工厂和乡村企业，农村集市也开始在城市以摊贩的形式出现，给移民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但这是一种低度就业，对城市经济发展作用不大。当前，发展中国家不仅出现了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而且由于大城市特别是首位城市的吸引力，导致大城市数量剧增，首位城市人口膨胀，出现了所谓过度城市化的现象。198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有119个，4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城市22个，其数量均超过发达国家。随着首位城市的急剧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体系形成很高的城市首位度。1980年，阿根廷城市首位度为9.57，秘鲁为8.61，墨西哥为6.13，委内瑞拉为3.54，埃及为2.67。一般的说，城市首位度高，反映了这些国家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很大。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协调本国城市规模体系的任务，通过发展中小城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里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韩国、中国台湾、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一)韩国农民市民化的模式

1.韩国农民市民化的历程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是韩国农民市民化的起步时期。从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开始，韩国经历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韩国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对工业的扶持力度。尽管政策的初衷是为其进一步的侵略提供条件，但客观上启动了城市化进程。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各大城市也成了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城市人口的比例(包括现在的朝鲜)达到11.6％。

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是韩国农民市民化的非正常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城市增长的人口主要是由于战争引致的移民。从1945年日本投降开始，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到中国、日本的韩国人回到韩国。随后，朝鲜战争所产生的大批难民从朝鲜半岛中部迁往南部，这些人在城市周围从事生产劳动并定居下来，使韩国工业化起步前期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到1960年，韩国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28.3％。但由于这个时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难民迁移的基础上，所以是非正常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韩国农民市民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韩国工业的迅速增长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1965～1984年，韩国的工业增长率是农业增长率的6.3倍，人均GDP由1960年的83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0076美元。伴随着快速工业化过程，韩国人迅速向城市集聚。60年代末，首都汉城的人口还不到300万，而1988年增至1000万，一跃成为世界性的大城市之一。韩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迅速提高，由1960年的28％提高到1995年的81％^[25]。这是韩国进行国家工业化并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韩国农民市民化的成熟发展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有80％以上的韩国人居住在城市，实现了高度城市化。由于韩国产业布局体现着一种从内陆向沿海、由农村向城市倾斜的趋势，所以，人口在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明显。1992年，占国土面积0.6％的汉城作为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集和容纳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4以上，被韩国人称为“汉城共和国”。这一问题引起韩国社会的普遍关注。韩国政府通过发展卫星城镇等措施缓解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压力，解决人口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如2004年，总统卢武铉实现了他的竞选诺言，迁都计划获得议会通过。

韩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大量人口迁移进行的。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移居城市。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统计研究资料表明，20世纪60年代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人口占整个居民总数的1/3以上。70年代，移民人口持续增长，到70年代末，达到高潮。这一时期，有252.4万农村人口移民进入城市，占当时农村人口的15.1％，由此使城市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28.3％上升到1970年的55.3％，1990年上升到84.4％^[26]。从移民的运动趋势上看，20世纪60年代初，移民趋向主要由农村迁往城市，但这一移民趋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逐步深化，增幅在减缓，而且占全部移民总量的比重也随之下降。80年代以后，移民趋势主要表现为由城市移向城市。从各地区移民的增长情况看，吸纳农村人口最主要的地区依然是那些大都市区。尽管政府曾实施一系列政策限制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但当时首都汉城及釜山的人口增长依然较快，近年来，这两大都市区人口增长才出现逐步减缓的趋势，同时，人口向周围地区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快。

2.韩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公正实现的特点

韩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国家。目前，韩国农业劳动力份额已下降至20％以下，比二战初期下降了50％多，基本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韩国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经验如下：

第一，选择了集中型转移方式，其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拥向大城市。这是韩国的特点，不同于我国的台湾地区。我国台湾则选择了分散化转移方式，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是多元的，既有向大城市流动的，也有向中小城市转移的，同时，还有被农村非农产业吸收的。

第二，大力吸引外资，利用雄厚的资金发展经济，为经济腾飞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资金保证。据不完全统计，1962～1981年，韩国共吸收国外投资486.5亿美元，利用外资来增加就业机会。1967～1982年，韩国平均每年新增就业37.5万人，其中，有13.5万人(占36％)的就业机会是由外资诱发的^[27]。

第三，在经济起飞初期都实行了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实行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战略，农业生产始终处于落后状态。韩国主要靠大批进口粮食来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据统计，韩国在经济腾飞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进口的谷物都在1000万吨左右，占国内需求量的50％以上。与此相应的结果是，韩国的中小城市以及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拥向工业发达的大城市，造成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

第四，韩国较成功地解决了城市贫民区问题。1960～1990年是韩国城市化高速增长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但同时，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出现城市贫民区。韩国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选择合法化以及自我发展工程等措施，来处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区、非法聚集居住区的问题。韩国政府于1983年引入了联合重建计划，制定最低住房标准，承认居民在社区及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权利，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同时还鼓励非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商参与社区建设，通过政府引导、组织各方参与社区建设，实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国家、社区以及社区居民、企业等多方受益。

(二)台湾农民市民化的模式

目前，我国台湾地区农业劳动力份额已下降至20％以下，比二战初期下降了50％多。台湾地区基本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

第一，从具体的转移模式看，我国的台湾地区选择了分散化转移方式，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是多元的，既有向大城市流动的，也有向中小城市转移的，同时，还有被农村非农产业吸收的。

第二，充分利用内部积累雄厚资金，为经济腾飞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资金保证。据有关资料表明，在台湾，资本输入净额占岛内所需资金的份额，1961～1965年为16.8％，1966～1970年为5％，1971～1975年为3.8％，1976～1980年为8.3％，1980～1985年为40.7％^[28]。这说明，在此期间进入台湾的外资份额比较小。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已由资金输入者变为资金输出者，并从根本上摆脱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短缺的困境。

第三，台湾是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通过土地改革，实行农、轻、重有序发展的方针，增加农业投入，使农业稳定发展，同时，也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资金、原料、劳动力等方面的基础。

第四，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初期实行了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例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抓住国际市场的机会，大力发展纺织品、合成板以及电子、成衣、家具、鞋类、塑胶、家电等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岛内的失业率由50年代的7％，下降到70年代末的1.2％，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由50年代的4％提高到60～70年代的6％^[29]。因而台湾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度城市化的现象。

从以上国家和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情况来看，虽然其特点及具体效果差别较大，但农民一旦转移到城市，就自动取得城市市民的身份，成为城市市民的一部分。即使没有固定职业，住在城市棚户区中，他们也是当地市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存在类似我国的户籍制度等原因所造成的农民工与市民的制度分别和差异，更不存在类似我国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原住地之间季节性的“候鸟式”转移现象。从这些国家的农民市民化模式中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经验有：一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拉动市民化进程；二是要发挥政府在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中的作用；三是要制定各项有利于农民转让土地、财产处理等法律法规，从硬件和软件等各方面为促进农民离开土地创造条件。

(三)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拉美模式

拉丁美洲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一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当高，目前，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或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超常规的城市化发展，由于缺少相应的经济基础支撑，致使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协调，存在“过度城市化”现象。这里简要介绍拉美国家——巴西的城市化发展状况。(www.daowen.com)

1.巴西农民市民化的历程

第一阶段：殖民地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城市化起步阶段。巴西城市化起源于巴西最早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文明时期。殖民地时期，葡萄牙殖民统治者在巴西沿海港口和矿区相继建立了一些城市，如作为葡属巴西首府的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还有戈亚斯、库亚巴等著名的矿区城镇。19世纪中期，随着咖啡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早期工业的发展，以及欧洲、北美洲资本和大量移民的拥入，巴西经济呈现繁荣景象。经济的繁荣刺激了铁路的发展和港口的建设，同时促进了巴西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数目显著增加，城市规模明显扩大，并在东南部开始出现城市带。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巴西城市化速度并不快，城市人口的比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城市人口从19世纪80年代占总人口的10％左右增加到1920年的25％左右。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为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巴西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城市化速度也不断加快，呈现急剧膨胀的趋势，城市人口的比重1940年为31％，1950年为36％，1960年达46.2％，1970年达55.8％，1980年达66.2％，1989年达73.9％。特别是在1950～1989的近40年间，年均城市人口比重增长速度接近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市的数目急增，城市规模明显扩大。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城市化快速稳步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城市化仍然快速发展，但速度有所放缓。1990年，巴西城市人口比重为74.7％，2003年增加到83％，年均增加0.64个百分点^[30]。目前，巴西城市化水平已超过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2.巴西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城市化的超前过速。一般说来，城市人口与经济工业化同步发展。然而，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巴西城市化速度则大大超过工业化速度。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西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0％，而城市人口却已占到总人口的61％。城市化的超前过速，不仅造成城市化的过度膨胀和虚假表象，而且造成巴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二是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巴西城市化起始于沿海地区，工业化集中于沿海及南部部分地区，城市布局不够合理，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平衡。巴西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尤其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特大城市，这两座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

三是“城市病”日趋严重。由于大量的乡村人口被过度吸纳到城市，城市基础设施、生活服务条件和就业机会等不能适应大量聚集人口的需要，从而引起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诸如城市人口膨胀、住宅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失业率增加、环境恶化等。

与亚非殖民地国家相比，拉丁美洲殖民地国家独立较早，有很强的城市传统，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水平非常突出的地区。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19世纪末期。1900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25％。到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1945年城市化水平达到39％。20世纪5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拥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1950～1970年，居住在都市中心的拉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39.3％上升到53.5％。1950～1960年的10年间，农村、小城镇人口增加了19％，而都市人口增加了67％^[31]。至2005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都市化水平平均为77.6％。以巴西为例，其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城乡人口流动性高、流动规模大，城市化速率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巴西国内的工业品需求加速，引起工资上涨，使越来越多的移民向工业区集中。据估计，20世纪40年代有300万人从乡村移向城市，20世纪50年代增加到700多万人。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数目也从82个增加到154个。人口的大量迁移和流动，推动了巴西社会结构的变动，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交流成为现实。但是，城市过多、过大，人口和财富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也导致了首位城市超常发展，以及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出现分离的趋势，其结果是城市的聚合力不强。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土地高度集中等问题比较突出。与韩国、台湾地区不同，巴西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土地高度集中。据统计，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但他们却占有全国45.1％的土地面积，占地10公顷以下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49.7％，但这部分农户却只占有2.3％的土地面积。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失地农民的就业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突出。尽管巴西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收效不大。在失地农民中，有相当部分人面临着既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又缺乏生活保障的两难困境，这就使巴西社会所承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负担加重。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巴西存在着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脱节的现象。巴西经济的产业结构表面上类似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下降到10％以下，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在60％以上。但从就业结构看，发达国家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基本一致，而巴西的农业就业比重远高于其产值比重，甚至高达两倍以上。这表明，巴西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第三产业也有类似的情况，从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上也能看到这一点。在就业的比重上，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而为工业服务的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从就业渠道看，非正规经济就业部门是巴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非正规经济在巴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其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目前，伴随着巴西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非正规经济特别是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四)印度农民市民化的模式

1.印度农民市民化的历程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总体来说，印度城市化的进程可分为三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之前。这一阶段是印度城市化的萌动时期。从印度古文明的城市起源至各种帝王都城的兴起，政治、经济、地理位置三大因素在早期的城市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阶段城市化水平很低，长期徘徊在10％左右，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来源于商业交易活动，而不是工业。

第二阶段：1920年至1947年。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当地政府很少有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力。大量的英国商品免税进入印度，而对印度出口商品，则课以很重的关税，导致印度当时的工业化严重萎缩。1917年以后，印度实行逐步自治，使得钢铁、纺织等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自1921年开始，印度的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第三阶段：1947年独立之后。1947年印度独立，并完成工业化(发展与管理)法案的制定以后，外国经济对印度本国的经济影响受到限制，同时对国内弱小的民族工业实施保护。这一时期印度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教育设施较快增长，现代技术不断发展。所有这些，不仅在总体上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许多新兴城镇的诞生，如行政中心、难民集中地、钢铁城、矿业城镇，以及大批双子座型城市及卫星城市。但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发展速度也较慢。1970年印度的城市人口比重为19.8％，到2000年，只上升到28.4％，30年间，年均城市人口比重仅上升0.29个百分点^[32]。

2.印度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难以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形成支撑。印度的城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农村状况的恶化“推动”人口流向城市，而不是城市的发展优势“拉动”乡村人口移居城市。农村地区贫困和失业的问题，“迫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尽管近年来农业发展较快，但由于其工业发展水平较低，难以较大幅度地改善经济结构，推动城市化水平快速发展。

第二，城市体系发展不良。印度的城市体系一直存在不良发育的现象。从城市规模看，全部城市人口的60％集中在300个人口规模在10万以上的城市聚集体中。由于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工业化集中程度高，拥有相对良好的商业中心、教育机构、基础公用设施等，具有更为显著的“拉力”作用，因此，随着人口的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但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生活状况恶化，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城市病”。同时，由于经济实力不能充分满足城市发展之需要，中、小城市发展的资源严重不足，中、小城市发展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机会发展。

第三，缺乏城市发展政策措施。政府对地区平衡发展缺少有力的调控，地区经济差异明显。对城市发展缺少政策，城市发展建设资金贫乏，城市发展管理能力和经验不足。

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初启动了工业化进程，但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并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究其原因，除了人口总量增长过快外，工业化的产业结构选择不当，牺牲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发展，片面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是印度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此外，农业落后也严重阻碍了印度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

城市化的关键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人口的城市化与劳动力的就业领域、就业方式密切相关，非农领域就业人口的多寡和城市化率呈正相关关系。印度要想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必须大力发掘非农领域就业岗位。但目前印度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城市中有组织部门的就业机会多年来一直没有显著增加，而非组织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多是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是受过教育者所不愿从事的，主要由来自农村的流动劳动力承担。这些工作的报酬十分微薄，甚至不足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基本生存。但对于来自农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讲，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城市非组织部门就业比例高是印度城市的一大特点，但这并不源于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印度官员也承认，城市并不能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好的就业岗位，城市里事实上并没有他们的位置。无地或失地的农民并不是被城市的繁华吸引来的，他们只是被农村的贫困推入城市，推入贫民窟。城市贫民窟只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因此，提高城市就业能力十分关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NSSO)依据城乡劳动者获得报酬的方式，将就业状况分为三种形式，即固定性地领取工资或薪水者、自我雇用的自我就业者和没有固定雇主的临时就业者。依据该组织的数据，1999～2000年，在城镇地区领取工资或薪水者为40％，自我就业者的比例是42.2％，没有固定雇主的临时就业者为17.8％，后两者基本上就业于非组织部门。在非组织部门中就业的主要包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手工制作者，以女性为主；家庭佣人；性服务者；清洁工；拾荒者；小商贩；人力车夫等。此外，建在城市周边的一些小工厂的工人也可包括在内。这些自我就业者服务于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依附城市生活方式，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换取血汗钱艰难地生存着。据印度劳工与就业部有关劳工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大约有拾荒者约500万人，这不包括废品回收和再生企业的雇工。拾荒者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基本上是文盲，没有任何其他生产技能。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城镇地区，大约就有10万拾荒者。人力车是城镇地区一种重要的短途交通工具，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城市，在德里就有50万人力车夫。他们多是农村中无地或少地农民，通常他们自己并不拥有人力车，只能向车主租赁，高额的租赁费是他们沉重的负担。小商贩，主要指街头的叫卖小贩，也大多来自农村，政府认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不仅为自己创造了就业，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而且为农业和小型企业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些小商贩是许多日用品的主要销售渠道，如水果、蔬菜、成衣、文具、报刊等。但由于数量巨大的小商贩云集在大城市中，给市政当局的市政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尤其是小商贩常常集中在十字交叉路口和繁华地带，影响交通和秩序的事件也时常发生。为此，一些城市颁布地方性法令或规定，划定一些非叫卖区，禁止小贩叫卖。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普遍雇用家庭佣人，其绝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大多来自农村，没有文化和特殊劳动技能。这一群体数量巨大，没有确切的数字。在孟买和加尔各答，性服务也是一种职业，在印度，性服务一直是存在的，但长久以来人们总是回避这一话题。没有任何可靠的数据能够显示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人数，也许有几十万人，也许有几百万人。由于性传播疾病，如艾滋病的迅速蔓延，公众和政府被迫开始直面这一问题。劳工调查报告提出，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公众健康，应该抛弃道貌岸然的说教，对性服务者进行登记，将其视为自我就业者，并定期对其进行健康检查。来自农村的穷人从事着各种各样非正规部门的经济活动，但无论怎样都不大可能摆脱贫困。当一个城市的棚户区中充满了来自农村的贫困人群，用这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就业”方式在城市里扎下根时，城市化成了悲剧。这种城市化，充其量是贫困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没有任何意义。城市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化的实质内容与劳动力就业方式和领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就业机会的大量增长，是高质量就业机会增长后自然产生的结果。因此，提高城市就业能力，才能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如果城市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城市居民就会陷入贫困，城市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贫民窟。城市化进程是一个理性发展的进程，不能盲目地追求城市人口比。正如联合国人居署所呼吁的，为减少城市贫民窟人数，一方面，各国要加强农村建设，使农民真正摆脱贫困，不盲目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对城市住房建设的投入，同时努力改善城市贫困居民的生活条件，使其能够真正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

以上就是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典型模式。不管这些模式的具体特点及其效果如何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的农民一旦转移到城市，就自动取得城市市民的身份，成为城市市民的一部分。即使没有固定职业，住在城市棚户区中，他们也是当地市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存在类似我国的户籍制度等原因所造成的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制度分野和差异，更不存在类似我国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原住地之间季节性的候鸟型转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