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外农民市民化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比较研究农民工群体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特点及规律对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者王春光于2003年开始探讨农民工内部分化的研究，之后引发学界对该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何晓红等通过两代农民工的对比分析，总结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问题^[1]。刘传江等从农民工劳动力供给行为视角比较“民工潮”与“民工荒”，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市民化^[2]。至此，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或青年农民工是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群体。(www.daowen.com)

关于中外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对比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朱信凯的《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一文。该文在对英、美、日三国城乡关系演变及农村人口非农化模式考察基础上，从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的非同步性、农民非农化内生机制的差异性以及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差异性对我国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反思^[3]。李庆志、马艳丽《农民市民化的实现模式探析》一文对比美、日、英三国农民市民化模式后指出，中国农民市民化的最佳模式为“城乡融合”模式^[4]。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进行是西方发达国家顺利完成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原因；而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脱节造成了中国农民市民化的特殊背景^[5]。徐文渊、袁东振著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拉丁美洲的理论、实践、经验与教训》一书对拉丁美洲经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不公问题及其经济改革冲击下拉丁美洲社会不公问题的新特点的描述对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6]。笔者在此基础上，在社会公正视角下进一步探讨其对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