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比较^[28]

如前所述，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农民工，即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当然，我们也很认同张冀研究员称其为“80前”农民工的观点。他们已经占全部农民工的60％以上，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占61.6％。由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29]。对这两个群体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确定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了解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取向，更好地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了凸显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变化，我们选择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统计特征与行为方式

由于出生年代或者年龄是两个群体划分的标志，因此两者之间在群体特征上的差异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差异的体现。

1.新生代农民工都很年轻，大部分尚未结婚，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偏低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10年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23岁，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近80％的人未婚^[30]。我们调查的样本资料与全国的情况基本相符。如前文所述，样本中平均年龄23.67岁，有67.5％的人尚未组建家庭；外出务工的年龄基本上在16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2岁。传统农民工，特别是70年代之前出生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前通常从事过农业生产，而且大部分都已组成家庭。现阶段出现的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子女问题主要构成部分是传统农民工的子女。根据刘传江教授的研究，传统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大18.28岁，只有2.8％的人未婚^[31]。这预示着：一方面，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和专门的技术训练。他们不仅缺乏技术经验，而且社会经验不足。离开熟悉的农村进入陌生的城镇，他们的独立性与适应性都需要重新建立和加强。因而，除了相关的技术培训之外，有利于他们继续健康成长的社会网络的建立和相关的引导与帮助都成为有关农民工工作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成青少年时期社会化的任务，他们进入城市之后不仅需要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还需要完成组建家庭、生育孩子的任务。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2.受教育时间较长，非经济因素成为他们职业选择中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生长在全国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32]。我们的样本中，95％以上的人接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24.20％的人接受过11～13年，即大专以上层次的教育。同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小，社会经验和工作经历不足，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作，他们参加职业技术培训的比重也比传统农民工大。样本中有36.2％的人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接近中华总工会调查的比重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3.3％。当然，我们也发现，他们的学习培训需求和对于培训效果的要求也更高，有部分调查对象明确指出“培训内容与市场脱节，对工作没有帮助”。

受年龄和教育时间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比传统农民工更倾向于从事个体经营和在私营、民营企业就业。从行业分布上来看，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批发零售、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加工业，选择建筑业的比重逐渐下降，即呈现出“服务业、制造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的‘两升一降’特点”^[33]。诸如物流、速递、社区服务等新型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宽广的就业空间和更好的工作环境与条件。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学习技术，增长见识”和“寻求出路”的外出动机和目的下，他们在选择职业的过程中，除了经济因素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结合自身的未来发展规划来综合考虑职业的技术性、发展性以及工作环境和压力等非经济因素。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关注工资的增长，也关注工作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乃至包括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在内的整个工作氛围，以便在获得更好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同时能够维持身心的健康。这有利于他们走出“多阶剥夺”的状态。在调查中，我们也遇到一些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从事搬运、建筑工作的农民工，问到“您的同事中80后的多不多？”的时候，他们都少不了慨叹一番。他们告诉我们自己是同行中“最年轻的”，“80后根本没有干搬运、建筑等活儿的，太累不说，(工作)条件太差”，“他们刚来(城市)时在别人的带领下也有到我们这个行业的，但是干几天就撑不住了，跑了”。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是撑不住或者干不了这些工作。他们认为自己辞职主要是因为这份工作学不到技术、没有发展前途或者对自己实现未来的梦想没有帮助。一位1985年出生的山西籍女孩子这样描述自己和男朋友的工作选择经历：

我现在做这个(销售化妆品)才两个多月，如果这个月满了我的业绩做不上去，我就准备辞职。一直做不出业绩的话，我只能拿到1000多块钱的基本工资。这(些钱)还不够我们(和他男朋友)一个月的基本花费。我们准备以后回老家发展，我挣得至少应该够花……那我们才能攒下钱。因为我男朋友也是做销售的——售楼。也很辛苦，挣得钱比我多。再说，攒不下钱的话我妈也不同意我跟他了。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也比传统农民工频繁，特别是进入城镇时间较短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衡量工作稳定性的一个指标，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工作变换较为传统农民工频繁，通常认为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差或者不能吃苦耐劳。我们认为更换工作也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的一个指标。流动增加，表明他们的择业机会增加。在我们的调查中，除了收入低之外，有15.7％的人因为“没有发展前途”更换工作，9.4％的人因为“工作强度大”，还有少部分人因为“职业规划的需要”或者“想更换工作环境”而更换工作。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一方面，他们进城从事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比传统农民工更为重要。他们属于“全职农民工”，在城镇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他们的主要也几乎是唯一职业，这一职业不仅会影响他们的收入，也会影响他们的未来发展甚至于婚姻。因此，他们比传统农民工对于工作的期望和要求也就更高。那么，寻找更好的机会变换工作就成为他们的正常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较传统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表现。人力资本越高的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越希望寻找更高级别的职位，也越有能力不断地向更高级别的职位流动。

3.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更具时代性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变的年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较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传统农民工显示出更为强烈的时代气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城乡不仅物质生活水平逐步获得极大提高，而且在以网络等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刺激下，大众传媒急剧发展与扩张，使得消费主义和彰显个性的观念与文化也随之盛行。这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与同龄的城市群体在本质上日益趋同。他们与城市人一样追求符合自身需求和发展的工作，消费观念和行为也显示出传统农民工所没有的“享受”倾向，他们休闲购物、上网、参加聚会、旅游、看电影，尽情地体验和享受着精彩的都市生活。但是，他们也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收入和生活，为了未来的发展适当地进行储蓄，而较少将收入寄回老家。如前所述，他们更为理性，也更为个性地生活着。

同时，他们追求时尚，紧随潮流。一定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比他们的参照群体同龄的城市青年看起来更像城市居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一群人中区分出某一个或几个是“农民工”，今天这种“区分”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无论就业环境、工作场所，还是穿着打扮、购物、休闲娱乐方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都与传统农民工群体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而与城市同龄群体趋同。哪怕是居住在城中村出租房里的餐饮业服务员，脱掉工作服，你会发现她们穿着印有可爱米奇图案的T恤衫，她们的手机上贴着“超女”、某个“网络红人”的照片，她们青春、可爱的打扮会使得人们以为她们是一群大学生或者都市少女。同样，他们在穿衣打扮上会主动地“哈韩”或“哈日”。这是时尚和流行的魅力，也是城市青年亚文化的象征符号，更是进城和没有进城的农村人的区别。每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返回老家，老家社区的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或者“她”是从城里回来的。说明这些青年身上有“城市”的符号与象征。他们对于自我人生的规划、对于恋爱和婚姻的态度，在城市多元价值观和开放式思维的影响下，也更为成熟和开放。

传统农民工群体大多出生和成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社会经济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更加的一致和单一。他们进城是为了“打工赚钱，增加家庭收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进城的经济目的最大，他们在城市是生产性的和工具性的。他们本真地生活在农村，城市人的生活在他们之外。他们几乎只作为一个“独立的、外来的、雇佣的”小群体生活在他们那个小圈子，观察着城市人的生活，较少去享受、去思考城市人和城市生活，更不会去以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而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较传统农民工更接近“城市文明”，也更主动地去适应和享受“城市文明”。他们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主动地由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变的开拓性群体。

(二)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城市融入

传统农民工对农村和农业文明有较深的情感，而且从内心深处彻底地接受了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和农村居民的身份。无论是农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甚至于他们自身，对于其身份都是比较确定的：他们就是一群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对于城市来说他们具有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却显得较为复杂，但是总体上凸显出极强的“双重边缘性”，既具有城市的边缘性，又具有农村的边缘性。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比传统农民工更加的边缘化。但是在群体自我身份认同上，新生代农民工比传统农民工更加的积极和具有“创造性”，显示出以“职业”界定自己身份的倾向。当然，他们也比传统农民工对社会关于自己身份与地位的认知更为敏感。

传统农民工以家人、亲戚朋友、老乡等乡土社会中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为主，无论进入城市就业还是在城市获得相关资源都依赖它。他们通常也较少参与进入城市的某些组织，其社会网络规模小、同质性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较为复杂，他们在较好地维系原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努力尝试构建新的社会关系，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规模。因此，他们的社会网络规模增大、异质性变强、关系类型趋向多样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生活能力都强于传统农民工。他们积极地接受“城市文明”，适应城市生活。但是由于该场域的环境和资源的特有性，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场域中去，像城市居民一样生存和生活。而且，虽然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传统农民工，但是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么高。也许随着他们的进一步“群体化”和“组织化”，他们会固化为一个牢固的特殊阶层。那么，他们将坚守自己的群体亚文化和群体界限，融入城镇、变为城镇居民的意愿会进一步降低。这必然会影响和阻碍城市化的发展。我们认为，赋予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权益，实现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和促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基本条件。

(三)主体性意识

较之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各方面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意识明显增强。他们不仅自主地依据意愿选择工作、积极地构建新的社会网络，而且努力地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积极地接受城市文明、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他们作为主体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主体性”意识得到增强，对于生活的自我预期也得到提高。但是，在城市这个共同的场域和语境中，在以城市青年和城市居民为参照对象的情况下，他们的相对被剥夺感会更为强烈。这可能会导致个体的不满与愤恨，从而引发群体的冲突。

【注释】

[1]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news.cntv.cn/20110512/101172.shtml.

[2]陕西省“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超过390万人，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66％。虽然使用全省的比例来估计西安市存在误差，但是笔者认为该数值只会小而不会大。

[3]该报告由西北政法大学新农村建设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西安市进步青年文化发展中心2010年7月刊印。资料中涉及访谈对象42人，其中男性31人，女性17人。这些访谈对象的年龄介于17岁到31岁之间。访谈内容有家庭背景、职业、教育、城镇生活状况、情感生活和社会交往、未来的打算等。

[4]样本中最早进入城镇的为1996年，还有2011年年初才进入城镇的。

[5]朱启臻、马腾宇：《不同类型农民工市民化诉求》，《农村金融研究》2011年第4期。

[6]《流水线上飞逝的青春——西安大学生2010比亚迪工友深度访谈报告2010》，第73页。(www.daowen.com)

[7]单独居住。

[8]和朋友或同学、老乡一起居住。

[9]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10]在与用工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调查对象中，还有8.9％的人遭遇了对方不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因此有效的合同签订率只有22.3％。

[11]农业部2005年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当年的工伤保险参保率也为12.9％。详见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2]我们使用广义上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13]齐心：《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4]李培林：《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5]参考史斌《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载《南方人口》2010年第1期，第47～56页)中的“表1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量表’和‘排斥预期量表’”编写。

[16]第一代农民工的累计比例只有9.7％，不到1/10。详见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17]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18]〔印〕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9]陈：《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重庆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0]王春光：《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卢秉利、匡立波：《农民工：亦工亦农的新阶层》，《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

[21]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年第3期。

[22]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年第3期。

[23]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4]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理论月刊》2006年第10期。

[25]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理论月刊》2006年第10期。

[26]姚洋：《建立一个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http://business.sohu.com/20040923/ n222204609.shtml.

[27]钱正武、李艳：《社会公正：农民工市民化的理念支撑》，《长白学刊》2011年第2期。

[28]由于我们的调查只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比较样本，所以关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主要来自于文献研究和现有统计资料与调查资料的二次分析。

[29]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 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2010-03-19.

[30]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

[31]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32]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

[33]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