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生存状况

(一)群体特征

1.基本构成

(1)性别、年龄和家庭婚姻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80后”、“90后”的农民工。调查样本中，女性为31.5％，男性为68.2％。年龄分布在16～32岁，平均年龄23.67岁。1985年以后出生的占75.8％，1990年以后出生的占34.0％。有67.5％的人处于单身状态，已经组建家庭的有32.3％的人，这部分人中77.24％的人已经有了一个到两个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还不到学龄，到学龄的有一半带在身边在本市就近上学，有一半留在老家上学，还有少部分家庭孩子超过两个的，将其中的一部分留在老家上学。其中，调查对象中16.5％的人是独生子女。

表4—2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状况

续表

(2)教育、职业分布

就像他们的出生年代所显示的那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伴随着经济、教育的迅速发展出生、成长，他们大部分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超过一半的人接受过高中或中专层次的教育。样本数据中，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占95.8％，接受过高中或中专层次以上教育的占56.4％，还有23.9％的人接受过大专以上层次的教育。而且，他们的年龄愈小，接受的教育层次愈高，25岁以下受过高中或中专以上层次教育的人占到69.01％。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年龄跨度较大，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的时限差距也比较大，从几个月到十几年不等^[4]。加上所受教育的层次和性质的不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有所不同，但是主要从事个体经营和在私营、民营企业就业，分别占到43.8％和36.5％。从行业分布上来看，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其次为制造业、加工业和建筑业。其中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41.2％，社会服务业23.9％，制造和加工业13.6％，建筑业12.9％。

图4—1　新生代农民的工作单位分布

图4—2　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分布

2.务农经历

务农是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的主要职业。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要么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镇就业；要么务农经历非常短暂，而且不是自己单独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作为父母的帮手做过一些农活。样本资料显示，44.5％的人从来没有务过农，有过半年到两年务农经历的有25.0％。其余的从3年到10年不等，但是通过我们仔细推敲发现，这一部分调查对象将自己在家帮扶父母务农的经历算作了自己的务农经历。调查对象对自己务农经验的描述也说明大部分人没有务农经历或务农经历很短暂，调查对象中只有15.5％的人务农经验丰富。而且，他们在未来的打算中通常不会再选择回乡务农。在一定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实际上更倾向于是一种全职型农民工，即他们“全年均在城市实现就业”^[5]。

3.外出务工动机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动机，我们通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目的来进行测量。如表4—3所示，样本资料中有58.9％的人进城的目的是“打工赚钱”，直接以经济为目的；有38.1％人抱着“未来发展”的目的进入城镇“学习技术，增长见识”或“寻找出路”。更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还有2.9％的人直接以“成为城里人”为进城目的。进入城市就要做一个城市居民，这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以往农民工的一个新特点。

表4—3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目的

(二)生存状况

1.收入和消费状况

现有的调查和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普遍偏低。但我们调查的样本中收入分布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变异性较大。他们的收入差距很大，有少部分人没有固定收入，也有极少数人月均收入在10000元以上。大部分人的收入在2000元左右，低于和高于2000元各有一半。6.2％的人收入在5000元以上，这些人通常进入城镇较早，拥有一份稳定且职位不错的工作，经验丰富。他们在城市购买了自己的房子，组建了家庭，在日常生活和消费上与城市居民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出入各类大型商场和超市购物，有自己的职业网络和朋友圈子，节假日会回老家或去外地度假，对城市的归属感较强，认同城市文化。与城市居民隔阂较少，相处融洽。根据具体的收入分组情况，低于2000元的人中，有10.3％的人收入低于1000元，接近90％的人都处于1000～2000元之间。高于2000元的人中，收入处于2000～3000元和3000～4000元之间的分别占到52.9％和30.5％；超过4000元收入的人在整个调查对象中都较少，占8.3％，但是这部分人的收入差距最大。

表4—4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每月收入(元)

同时，理性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消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在处理自己的收入和安排消费过程中不仅目标明确，而且计划周详。新生代农民工崇尚消费主义，他们收入的一半左右通常会用于当月消费，支付生活必需品、房租、交通费用等各项支出；剩余部分的收入，少部分人会“寄给或留给父母”，大部分人“积攒起来供自己以后使用”。我们的调查中，这两种处理方式各占14.6％和64.3％。但是进入城镇时间较短的人除外，他们不仅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月光族”，而且需要家人接济。在消费选择上，他们较上一代农民工更加城市化和具有时代感，处处体现出“80后”和“90后”青年所具有的时尚与个性。他们在衣着打扮、行为等各方面都注重时髦和流行，倾向于选择更能凸显自己个性、满足符号性需求的物品，他们通常会选择在各种类型的商场或超市购物，只有11.6％的人会选择去批发市场或城中村的街道与集市购物。从消费的分配和消费行为来说，他们的选择也变得多样化而不是单纯满足生理的需要，这体现在他们对个人花费的分配和闲暇时间的安排上，他们的个人花费除了用于食物支出之外，还大量地分配于衣物的购买、休闲娱乐、学习培训和结交朋友上。

例如，“规定自己裤子要阿迪、李宁的，要300元左右；上身衣服喜欢纯棉类，100元以上；鞋子最喜欢李宁、特步、阿迪，有时候也喜欢乔丹牌，要在200～300元之间；每个季节衣服要投入1000元。”^[6]

工作之余，有39.4％的人会外出游玩或娱乐，38.3％的人会去找朋友或老乡。与城市青年一样，他们会去KTV、打台球、滑旱冰、上网玩游戏。显而易见，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时代气息。另外，他们擅长吸纳和尝试新生事物，不仅借用手机、网络等现代媒介方式休闲娱乐和工作，而且在那些以现代媒介为载体的技术和信息的使用上与城市同龄人相比毫不逊色。我们在建筑业进行调查的过程中遇到一个生于1981年的泥瓦工，他不仅用手机上网娱乐，还开通了博客宣传自己、增加就业机会。他说：

我认识的几个同行都有这(博客)，上面有各种活儿的报价，现场干活儿的照片，还有活儿干得好坏都能看到。

笔者根据他提供的博客地址进入他的博客浏览发现，其实除他所说的那些内容外，他的博客里还有一些励志、休闲的日志以及对新老客户的节日问候。

2.居住状况

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状况，我们同时使用了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客观指标主要包括居住区域、居住方式、居住房屋的来源、租住房屋类型等几方面；主观指标是居住环境满意度。

从测量的结果看，与他们的工作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区域主要集中在城郊接合部、城中村和郊区，这三个区域又以城中村居多。调查资料中，有42.3％的人居住在城中村，只有16％的人居住在城区。从居住方式上来说，主要有两种：散居^[7]和聚居^[8]。但是以这两种方式居住者在数量上没有明显区别。在房屋来源和位置分布上，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的房屋主要是租用城中村或郊区的民房，只有6.3％的调查对象自己购买了住房。在主观评价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比较集中，“非常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都偏低，只有2.1％和6.6％。与收入相比较，他们对于居住环境的期望值较低，评价相对较高。

表4—5　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

3.闲暇时间的安排(www.daowen.com)

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为8～10个小时，少部分人最长工作12个小时。除了安排日常生活之外，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时间的生活比较丰富多彩，其安排带着明显的城市生活色彩。样本中有32.1％的人选择通过学习(包括自学和上学)或培训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39.6％的人选择外出游玩或娱乐；38.3％人去找朋友或老乡，维持和发展自己的社交网络；还有少部分人闲暇时间主要在家陪伴家人或照顾孩子和指导孩子学习。

4.劳动与社会保障状况

长期以来，劳动与社会保障状况都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民工在城镇“拿着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他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尤其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建筑施工作业、井下采掘、有毒有害、餐饮服务、环卫清洁等工作”，而且，“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9]。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状况到底如何呢？我们通过工作的稳定性、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社会保险参与情况、个人职业培训和子女受教育情况等指标对其进行了测量。具体情况如下：

(1)劳动状况及权益保障

劳动状况及权益保障，主要包括工作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情况、工资拖欠或克扣和采取的措施、职业培训状况。其中，工作稳定性及影响因素用的测量指标包括更换工作的时间和原因；职业培训状况用的测量指标主要指职业培训的提供和效果。

我们的调查资料显示，调查对象的工作比我们通常所认知的要稳定，更换工作频率较高的人并不是很多。有48.9％的调查对象从来没有更换过工作；因为各种原因更换过工作的调查对象具体更换工作的时间以9～12个月一次和24个月以上一次为多，分别占10.5％和9.2％；3个月以下更换一次工作的只有2.9％。更换工作的具体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两部分。前者有个人认为没有发展前途、学不到知识和技术、职业规划需要和想更改工作环境等。在更换过工作的调查对象中，这些原因分别占33.7％、17.9％、4.5％。后者包括收入低、工作强度大、老板或单位裁员，分别占56.2％、20.2％、6.2％。可以说，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稳定性的因素除了收入和工作强度之外，还涉及他们对未来职业、生活的规划与预期；用人单位的选择对他们更换工作的影响相对较小。从工作时间和强度上来说，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日工作时间为8～10个小时，但是56.2％的人在工作中会加班，加班之后只有20.5％的人能获得双倍或更多工资。27.3％调查对象有过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经历，而且由于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31.2％^[10]，他们基本上没有比较有效的办法讨要自己的工资和维护相关权益。与所有的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也缺乏就业培训的机会，只有36.2％的人参加过职业培训，还以“自己掏钱参加培训”为主，无论是迁出地还是迁入地的政府，乃至用人单位都没有针对正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的培训项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也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进入更加符合他们职业预期的行业、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我们认为，无论就业者主体还是就业环境与保护等客体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属于谈判能力不足的一个群体。他们可以因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而辞职，但是他们却很难跳出二级劳动市场所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岗位及发展前景。例如，作为企业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不满意富士康等企业的工作强度，不满意三星等企业的收入，进入比亚迪等其他企业也许会发现还不如前者。他们无论如何频繁地更换工作，也只能在他们所能置于其中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巡回。这也是很多人选择开店做生意、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原因。

表4—6　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原因

(2)社会保障状况

社会保障状况，除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这五大基本的社会保险参与和受益状况，还包括住房、子女的教育问题。从整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较之前有所改善，参保率为56.2％。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参加比率分别为18.9％、42.8％、8.1％、12.9％、1.6％。显然，数据所显示的社会保险参与率明显提高，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保险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而是由于农村养老保险，特别是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与率普遍提高的结果，是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发展的成果。与农业部调查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与率等同^[11]的工伤保险参与率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保险方面也处于缺失状态。这一状态是收入、户籍与社会保障政策的限制，对政策的认知不足，用工方在利润的驱使下忽视农民工利益等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也没有超出李强所认为的“多阶剥夺”的命运。

住房、子女的教育属于广义上的社会保障范畴，也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无论属于哪个范畴，这两个方面都属于政府的责任范畴，公民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应该不受年龄、性别、身份等任何与个人属性有关的因素的限制。但是在中国由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设置具有二元性，以户籍为划分标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村户籍不包含在服务提供范畴之内。他们无法像具有城市身份的人一样申请廉租房、限价房，大都租住城中村或城郊的民房，或者居住在用工方提供的集体宿舍。有购房意愿或者已购房者也只能购买城市的商品房，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成本，也增加了他们对收入的预期。农民工子女教育^[12]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留守儿童”问题和“进城务工子女”问题上。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年纪普遍较轻，只有24.9％的调查对象有孩子。随着政府在进城务工子女教育方面的政策力度的加大，他们的孩子进入城镇上学的客观限制已经基本解除。调查中，孩子准备在城镇上学或者已经在城镇上学的占到61.1％。从学校的类型上看，他们的孩子就读的学校主要以缴费的城镇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为主。差别主要表现在就读学校在各方面的条件上——与城市孩子相比，他们的孩子就读的学校在教学设施、环境、师资力量、教学水平上相对较差。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孩子教育的期待和投资都比较高，他们普遍认为城市的教育条件比农村好，只有让孩子在城市上学才能够受到好的教育，才能“让孩子留在城里”。为此，他们尽其所能地给孩子提供城市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而且，他们中的部分孩子本身就在城市出生，在城市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下成长，对于农村比他们自身还陌生。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努力地像城市人培养、教育孩子一样培养、教育着自己的孩子。问题在于，客观现实并不随着他们美好的主观愿望而改变，忙于工作无法监管和照顾孩子、社会遗传的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或农民工的歧视氛围等问题使得孩子在学校之外所需要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父母们也是在怀抱着同样的愿望培养和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镇和农村的二元壁垒不拆除，农村的人们就会一代代地为实现“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和教育成城市人”的目标持续地奋斗下去。

5.社会网络和组织状况

(1)社会网络状况

社会网络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体系。社会网络中的个体通常能从中获得物质、情感、机会等各类社会资源的支持。对于社会成员个体来说，他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熟人同事等人员都是他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他在需要的时候能从中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和支持。

在农民工生活地域和就业类型的转变中，社会网络发生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社会网络是决定农民工职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农民工的首次流动，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其次，社会网络中的互动，特别是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是农民工熟悉城市文化、学习在城市的生存技能、内化新的规范和价值取向的最重要渠道。最后，只有建立起非乡土的社会网络，融入城市社区，才能提高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才能有效培养出对城市的认同和情感”^[13]。而且，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他们的社会网络也不再仅仅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也会建立起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一般意义上讲，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意味着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二是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14]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状况如何呢？第一，他们出生和成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乡土社会网络在他们的工作、生活等方面依然发挥着与原来同样的作用，还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化？如果发生变化，如何变化与延续？第二，他们进入城市之后，以业缘为主的新的社会网络的建构状况如何？我们通过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以后的交往密度及人员身份、与老家的联系频率、联系目的和内容，以及与包括城市同事在内的城市居民的交往状况等指标进行测量，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之后与之讨论过重大问题的人数平均为3～4个人，这些人的构成以家人、老乡或同学、农村同事、城里同事为主。从交往密度来看，家人、老乡或同学作为一种传统社会网络中的主要构成对象，分别占到56.7％和52.8％；作为业缘为主要构成对象的同事从地域上区分分别占到14.7％和19.7％。可以说，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最为经常借助的重要社会网络其规模并不是很大，且以自身出生和成长过程中已经建立的原有社会网络为主。该网络在他们进城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他们进入城镇早期的最重要资源和精神来源，而且也是他们建立城镇社会网络的依托。调查对象中，有53.3％的人是“跟随亲戚朋友或老乡”进入城镇的。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参加的组织或社团也以老乡会和同学会为主，分别占到19.9％和28.1％。同时，我们也发现，老家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的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从熟悉的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家人或老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浓缩”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寄托和依靠，他们在内心深处将老家甚至农村作为自己在外生存的“精神支撑”。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家联系的主要目的以“向家人或朋友表达思念等情感”为主，为了“接济或请求接济”，即以经济因素为联系目的的比率只有8.7％(见表4—7)。我们认为这也与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和意图有关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他们自身经济地位的改变，这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机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打工赚钱。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异质性程度明显增加，越来越多身份不同的人开始介入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除了城市同事的比重高于农村同事的比重之外，调查对象还有少部分人遇到重大问题会和自己的老板进行讨论和协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事、城市居民的交往是建立自己的业缘关系和构建城市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根据调查资料，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里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只有3.1％的人和自己的城市同事关系不太好。工作关系之外，调查对象有75.1％的人工作之余也会和城市居民交往，61.7％的人还去调查地城市居民家做过客，80.8％的人有自己本地的朋友。可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努力地尝试建立自己在城镇的社会网络。他们除了参与读书会或某种兴趣小组、社区组织和城市派对等城市特有的组织和社团之外，还积极地与城市居民进行各种类型的交往。我们在通过表4—8测量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的过程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和城市居民一起参与社区活动、一起工作、成为亲密朋友和通婚或结成亲戚的比例分别为77.2％、89.8％、81.4％、70.1％。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愿意与城市居民建立工具性关系，也愿意与城市居民建立情感性关系。但是，他们对城市居民在相同项目的排斥预期上，虽然总体上也呈现出正向意愿比较明显，还是不及他们自身的融入意愿强烈。在居住方式、与城市居民的关系类型、长期分割的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在城镇建立新的社会网络，需要与城镇居民进行全面、持续性地互动，获得城镇居民的认可和接纳。真正地在城镇建立起牢固的社会网络结构是一个群体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和文化转型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努力，也需要城市居民观念和意识的转变，以及制度和文化的改变。

表4—7　与老家联系的状况和与老家联系的主要目的(％)

表4—8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测量量表^[15]

(2)组织状况

这里的组织状况，主要指自组织状况。自组织是指一个群体由无序走向有序，成为一个有机体的过程。自组织状况是群体乃至组织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的自组织状况，是衡量其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之一。一直以来，农民工群体都处于混沌与分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有序团结的有机体。所谓的“农民工群体”，实质上都是在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称谓。由于他们的自组织能力差，所以他们的权益维护能力差；加上中国特有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安排，以及自身技术和工作能力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更是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的资本。与此同时，这种较为低级的组织化水平也影响到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网络和归属感的建立。

为了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方面的状况，我们通过组织的参与情况对其进行了测量。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4.1％的人参加了工会组织、老乡会、同学会、读书会或某种兴趣组织、社区组织、党团组织、城市派对等各种类型的组织或社团。我们发现，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组织或社团活动更为活跃^[16]；另一方面，他们在社团选择上更加多样化，显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特征和生活的时代特征，他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加城市文化和生活中特有的组织和社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刘传江教授将此看做是新生代农民工“更为有意识地为自身的全面市民化作出努力”的一个反映，因为“加入老乡会可以弥补在社会资本方面的不足，加入读书会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加入社区组织和城市生活派对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加入工会组织则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17]。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否真的是在“有意识地为自身的全面市民化作出努力”？我们在调查中没有为了检验该假定而专门收集过资料，也无法验证他们参加这些社团是否为了成为城市居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组织或社团的作用确实能如刘教授所述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相应的资源。我们更直接地认为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特有的环境和空间里生存作出的一种回应，是一种尝试和适应城市生活的选择。这一过程和结果中显示出的“市民化”似乎更确切地是一种在生存和适应过程中产生的客观结果，而不是主观意图。

除了组织或社团的参与情况，我们还测量了他们参与集体活动的情况。“参与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与“参与街道或社区工作或活动”的调查情况显示，他们参与集体活动的意向和行为并不是很强烈。即使强制性较强的工作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也有超过一半的人很少参加；对于依靠公民参与意识和社区归属感的街道或社区组织的活动，仅有20.5％的人参与过，大部分人不想参与或者没有时间参与。

6.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面临适应新的职业的过程或者工作适应的过程，也面临着适应城市社会和文化的任务。他们能否适应城市生活，不仅反映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现况，也能反映他们准备进入城市生活的可能性。如图4—3所示，70.08％的调查对象对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都能适应”，对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都不能适应”的仅有3.67％。

图4—3　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状况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能力良好。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能听懂调查地的全部方言，三成多的人会讲调查地方言。71.9％的调查对象都程度不同地熟悉调查地的风俗习惯，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遵照当地风俗习惯办事。这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文化的适应，也体现了他们的城市融入状况。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在逐步地接受所在城市特有的文化并将其外化在日常生活必需的场合中。随着他们城市生活的延续，他们和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深入，他们对当地文化的内化程度就会越高，遵从程度和范围也会提高和扩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与当地居民结婚者，而且在婚庆节日等场合大都以当地的习惯和仪式进行庆祝。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些主动适应城市文化的过程，有利于本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因为通过对所在城市社会文化的适应和价值观念的接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既能够更好地和城市居民进行互动和交流，从而缩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建立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又能够与城市居民建立情感性等“强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结构；而较大规模的、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结构又能够更好地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根据调查的资料，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显示出积极融入城市的倾向：一方面，如前所述城市生活和文化的适应、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活动等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实践中都以所在城市的文化及居民的行为方式为参照对象，且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接触范围的扩大和密切程度的增加在具体的行为中越来越与其接近。特别是在穿着打扮、消费方式及其观念上，基本上与城市居民一致。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种积极融入的倾向还体现在主观感受和主观意愿上，如表4—9所示，根据表4—8“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测量量表”的测量，调查地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值平均达到4.98分(该值的变化范围为0～6分)，标准误差为0.076分，其中55.1％的人融入意愿值都达到6分。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主观融入意愿还是比较高的，其中一半多的人都愿意和城市居民建立情感性的亲密关系，而且意愿分布比较一致和集中。同时，他们的排斥预期值也从相对方面证明了这一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西安居民态度的感受”中，觉得有“排斥”的也只有2.6％。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与城市居民交往关系的排斥预期没有融入意愿集中。结合社会网络的交往结构和集体活动的参与情况，我们认为，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真正地融入城市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

表4—9　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状况

7.社会身份的认同

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查中，可以说面对“80后”、“90后”提到以“农民工”为称谓的户籍身份对我们的调查员来说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提醒研究人员修改问卷题目，避免在题目中出现“农民工”这个字眼，他们认为该字眼的出现会让对方感到难堪或者认为受到歧视以致拒绝我们的调查和访问。这说明，“农民工”这个词已经从一个与“白领”、“大学生”一样的称谓变得带上了二元社会所赋予的负面象征和意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否认同和如何看待这个称谓所指代的身份呢？调查对象中，仅有23.9％的人认为该称谓是“一种歧视”，60.6％的人认为它是“一个代号”而已，其余的人表示“不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比例为7.9％，低于自己的家人和城里朋友的比例。后者分别占到16.8％和15.0％，这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在行为和观念上具有明显的城市人的特征。当然，无论社会还是他们自身，更为普遍的认识都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人。调查对象本人、他的家人、他的城市朋友认为他“倾向于是农村人”的比率分别为59.3％、43.0％、35.4％。不能忽视的是，还有相当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社会群体认同学界的观点，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既无法扎根农村，又无法融入城市，只能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游离”，属于“城乡双重边缘人”。调查中，调查对象本人、他的家人、他的城市朋友认为他“不全是城市人，也不全是农村人”的比例分别为32.8％、23.1％、30.2％。

显然，这是根据户籍这一单一标准划分社会成员的结果。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按照单一的标准划分社会身份会引发冲突。他说关于“单一划分的支配地位的信念使得暴力在全球一触即发”，因为支配单一划分的信念给予“某种支配性身份”可以取代一个人所有其他关系的精神力量。^[18]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赋予支配力量的户籍身份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引发了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人”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冲突。

社会身份的认同是指个人在感情和价值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体现为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包括该群体之外的“他群体”的认同和该群体自身的“自我认同”。其中“他群体”的认同包括制度认同和其他社会群体的认同。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度认同上属于“农村人”。调查资料也显示大部分调查对象也都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但是，如前所述，调查对象本人和他的家人、朋友对于他们身份的认知上也显示出一定的模糊性。这说明，在二元制度安排和市场空间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和“他群体”对于该问题都无法进行准确、清晰的界定和辨明。而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上、文化认同上也显示出与城市居民的一致性。由此，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群体在行为特征上正处于从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阶段，而户籍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的唯一作用就是妨碍我们更准确地从内在特征上去判断其身份及认同，因为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相当多的人，对于新生代农民群体的身份只是在习惯性地遵从制度认同。而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真实生活舞台在城市，他们积极地参与城市生活，构建城市社会网络，已经呈现出一定的“城市化”色彩。虽然这一切还都必须也不得不借助原有乡土社会的力量进行。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更倾向于以“职业”界定自己的社会身份。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在谈论自己的身份以及属于哪个群体时会首先谈到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群体。职业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社会身份的认定中引入“职业标准”也许更为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