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成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议题，包括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与城市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和打上了改革开放烙印的年青一代农民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构成是一个跨度很大的存在，但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渐变”的谱系：谱系的一端是已经进入30岁的“准成年人”，他们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10余年；另一端是刚刚步入合法劳动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这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并从中透视中国社会变迁的自然的实验场，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在一种历时性的对比中，洞察30多年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是如何在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身上打下不同的烙印的。“新生代”不是在逆境中而是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儿童时期、少年时期生活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24]。

美国政治学家在对美国社会的移民进行研究时发现，与第一代移民比较，第二代移民的心理和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代移民由于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对于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平往往有较高的认可度。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一般没有原来生活的经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相反，当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25]。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自出生之日就面临着一个开放的社会，使他们广泛地受到外来文化和生活方式(包括西方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影响；一个市场化不断加深的转型社会，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实践构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生活背景。他们身处竞争和谋利的氛围之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历史”是短暂的，他们大多是城市的过客，在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后默默地回到了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的“经历”则丰富得多，他们向往着城市并企盼着能够留下成为市民中的一员。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追求和梦想。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基本是挣钱回家，一般都把最终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而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虽然户口在农村，但他们身处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较少的生活逆境和挫折之中。他们不愿意过“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他们一般都没有种过地，或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农村对他们而言非常陌生.他们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也渴望融入城市社会。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也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其父母一辈的亚文化。他们与城里同龄人一样，喜欢足球、日本的动画片、韩国的肥皂剧等。但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也感受到城市人的偏见和歧视。

以下是3则关于两代农民工的个案，一例来自2005年记者的描述^[26]，另两例则是2010年我们对西安某大型私企员工的访谈：

XYZ(男，61岁)来自西安市长安区，在西安打工10多年了。2005年6月21日，古城西安被热浪笼罩，最高温度达摄氏39度。干完一上午的清扫保洁工作，老X和老伴像往常一样相跟着回家。他们住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用蜂窝煤炉做饭时屋内温度很高。老X说，早就习惯了。这就是老X两口和儿子一直未曾挪窝的家。清扫工XYZ一家三口，月人均收入300元。他们一天三顿饭均是自己做。主要吃面食，菜一般不买，全家一月的伙食费在200多元，总花销不超过400元。说起穿衣，老X说，近十年没买过啥衣服。他身上穿的一件已泛白的橘红色T恤，是清扫队三四年前发的。老X唯一的理想是挣钱给儿子盖房娶媳妇。他说，在他们那儿，盖一栋房子需要5万元，现在他攒的钱已快接近这一数字，再干几年，他们就回农村去了。

RLL(男，21岁)河北人。中专毕业，开始在石家庄打工，现在西安某大型私企打工，每月约1700元工资，经常上网，聊QQ，打游戏。在外面租房住，有台二手电脑。并不关心厂里工人要求涨工资、罢工的事。自己说从不过问家里的情况。感到生活过得很充实，开心。他说：“每天和几个哥们儿在一块儿玩，每天都有事干，那些不开心的事干吗要去想。”

WW(男，25岁)四川人，有8年从业经验。最初他是一个负责给客人洗头发、打杂的助理，通过一年学习美容美发技术，如今他已成为加盟直营发型店的店长。小W说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工作时间太长，“很熬人”。他打算留在西安，准备考虑买房、结婚。他已经6年没有回过家乡了，因为“村里是空的”，他是访谈中少有的几个有实力买房的打工者。

像XYZ这样的第一代农民工长久以来一直重复着过年回家、理想是挣钱给儿子盖房娶媳妇，干上几年就回农村去的打工者，属于“回归型”的农民工。他们的劳动报酬过低，生存环境过差，戒备心理普遍较强。对城市缺乏认同感，更没有归属感，只是把城市作为自己暂时的谋生地而已。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呈现出“滞留型”的特征：如RLL和WW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可是较高的，他们几乎适应并内化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不断漂泊的过程中总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和工作”，这是大多数“80后”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写照。当然，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性的身份认可在减弱，对家乡的乡土认同也在减弱，但并不表示他们已经成为城里人，相反，城乡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及其运作逻辑的区隔恰恰使得这些对城市具有较高认同感的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完全在城市“扎根”，也不能再回到农村有效“归根”，从而极易陷入双重困境。

表2—2　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独特过渡性群体。他们与20世纪80年代初所出现的“第一代农民工”现象的相同点，仅限于“农村户籍”这一表面身份上。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初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一类群体，这不仅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初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家庭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业已发生的重大变迁，使得我们已不能再采用当时的办法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成为我们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要探讨的制度设计的背景。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一般特征

从农民工的代际关系出发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以下特点：

1.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他们比第一代流动人口接受了更多的学校教育，《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别高于文盲、半文盲、初中、高中、大专的比重。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则是初中教育水平的比重最高。根据抽样调查，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占37.2％，初中占21.2％；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中，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27]。结构性人口红利的增量在萎缩，比如说农民工原来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以小学毕业生为主，到90年代主要以初中毕业生为主，到了新世纪的这10年，则主要是高中阶段以上的，受过职业教育的这部分农民工数量增长得非常快。

需要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是纵向相对于中生代和第一代而言；如果与城市户籍人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导致没有优势可言，他们的受教育年限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同龄的城市户籍人口。

表2—3　2011年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构成^[28]

单位：％

“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多数是在城镇社区长大的，因此已经很难再回到所谓的家乡。但是，现行的制度环境却把他们挤到了流入地区社会的边缘：在教育上，由于户籍的限制，要进入流入地区正规的公立学校读书，一般需交纳高额的“赞助费”，这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所承受不起的。结果，往往是进入条件恶劣的“民工子弟学校”，或者回农村老家读书，甚至根本就不读书。这种状况使得“民工第二代”的受教育状况普遍不容乐观，妨碍他们通过教育这一重要途径实现自身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2.务农经历短

第一代流动人口中约有54.5％的人有过务农经历，新生代中只有39.2％的人曾务过农^[29]。可以说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农业常识和务农经验方面相对缺乏。(www.daowen.com)

3.年龄轻、未婚率高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

4.职业期望值与消费水平相对较高

由于科技和传媒发展、教育水平相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认识、与外界接触方面都远远超过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不一味追求在城市工作、养家糊口(由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未婚，养家的压力小)，而是希望从事相对“体面”、费力较少的工作，一般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但是与城市年轻人相比，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等方面几乎不存在优势，所以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工作是加工制造业与服务业。此外，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较高，吃苦耐劳意愿较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大多省吃俭用、存钱寄回家，而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也可以归入城市“月光族”行列。导致“月光”的原因，除了因为本身工资低的客观因素之外，还与这一辈年轻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有很大关系。

几个时尚的年轻人在应聘人群中特别引人注目，寒冷的天气中，衬衣外只加了一件外套。19岁的周鑫一头黄发，他指着旁边几个同伴说，他们都是同学，去年春节后结伴去了深圳。的确，初到大都市什么都感到新鲜，人家的网吧规模真大，能容纳几百人同时上网。第三天被分配进厂上班，刚开始还觉得好玩，过了几天新鲜感一下子都没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觉。在网吧也不敢待的时间过长，还要考虑第二天上班。今天他们几个过来看看，最好能找到那种工作环境好、待遇高、有时间上网的企业。女工多的企业也可以考虑，说不准还能找个女朋友带回家^[30]。

据西安市碑林区人才资源市场副主任骆某介绍，2011年不少用人单位开出的工资比去年增加了50至100元。在目前登记的一些用人单位开出的工资中，也因为技能水平差异而不等，比如厨师用人单位一般在1500元至2800元，服务员一般在950元至1300元，保姆工资在1000元左右(雇主能自理的)，或在1200元至1500元(雇主不能自理的)。但均略低于农民工的期望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问题

社会上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认识是“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和工作耐受力低。前两个方面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在上文已有论述，而享受要求高和工作耐力低是他们有别于中生代和老一代的“新”问题。我们主要从工资水平、消费观念、工作耐力和保障程度四个方面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到底存在哪些“新”问题。

1.性格特征与社会认同的潜在危机

在经济上，由于父母在收入上的劣势地位，与流入地居民的同龄人相比，这种差距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生活上，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为生计日夜奔波，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给子女的健康成长以必要的关心，这使得不少农民工子女性格孤僻，与他人交往困难。总之，在教育、经济、生活上的全面差距，使得“自卑、自尊，差别、迷茫，根植在农民工第二代心里，农民工子女正生活在一系列尖锐又集中的差距中，他们经历着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压力和挣扎”^[31]。

由于从小随父母生活在外地，家乡的印记对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经是相当模糊并逐渐蜕化。所以，与父辈们多拿“家乡人”作为自身的参照群体不同，他们不会、也无法拿“家乡人”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其对比对象只能是当地居民。所以，相对于父辈，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如果这种被剥夺感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得不到必要的释放，就会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形成一种反社会倾向。目前，这种倾向已经有所显露，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农民工子女违法、犯罪行为的激增。例如，据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介绍，2003年到2004年7月，东莞市两级法院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比上升了5倍多，其中95％以上是流动人口子女，他们中八成只有初中以下文化^[32]。

在短时间内，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反社会倾向还不会表现得那么强烈，但随着其数量的不断扩大和年龄的增长，这种倾向极有可能愈发趋于强烈，甚至有可能酿成一定的社会认同危机^[33]。2005年岁末，法国爆发的严重社会骚乱已经向世人敲响了警钟：战后，法国的移民数量猛增，但他们却在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备受歧视。对此，第一代移民往往选择了沉默和忍耐，因为相对移民法国前，目前的生活毕竟已是大大改善了。但随着移民第二代、第三代……的逐渐成长，他们的不满情绪却是日渐高涨，不同于祖辈，他们从小生长在法国，相应的，已不可能像第一代移民那样把移民前生活地区的人群作为自身的参照群体，不会再甘心做二等公民。骚乱爆发后的调查显示，骚乱活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从小生活在法国的第一代移民后代。虽然说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法国的移民后代也不同于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但他们之间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很多可资借鉴的相似之处。对外在制度环境施加给农民工第一代的种种不平与歧视，也许他们会默默地忍受，但他们的下一代还会不会像父辈那样“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却要打上一个大问号。对此，必须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防止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反社会倾向酿成严重的社会认同危机。

2.新生代农民工的劳资关系和工作耐力

李培林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年富力强，较之老一代农民工生活压力相对较少，但他们却具有比父辈更强的民主意识，更强调个人权利。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在处理方法的选择上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激进，手段也更加多元化^[34]。首先，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劳动纠纷时，选择“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的比率为11.54％和19.23％，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的34.78％和28.26％，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消极应对劳动纠纷。其次，新生代农民工采用了老一代农民工没有使用的处理劳动纠纷的方法，比如暴力反抗和找媒体帮助，虽然比率很低，却明确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处理劳动纠纷的方法更加多样化。最后，新生代农民工更善于借用政府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在发生劳动纠纷时，选择上访或者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比率为30.77％，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8.7％。问卷调查更没有想到新生代农民工竟然会以终结生命的激烈方式与企业抗争，从富士康的连续自杀事件和2010年接连发生的罢工事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关系纠纷已经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选择忍耐和无奈，其对抗方法更加多样、更加激进。

郑广怀指出，社会力量已经推动劳资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与消费意识出现了双重增长的势头，“安抚型国家”在强化，从“肺尘病”的关注开始，一直到2010年的“富士康”事件，关于青年农民工政治态度和行为的争论已被推到一个更公开的舞台上^[35]。潘毅和她的同事们所发表的系列报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农民工实际上处于一种“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让他们进城打工而不是生活，使得他们成为一个不完整的阶级主体。第一代农民工可能是压抑失语，但第二代农民工则会由愤怒转化为采取集体行动^[36]。

3.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HL(男)和朋友去黄陵一建筑工地，干打桩的活。工地管吃住，每月1800元。3个月后工程结束，他再次失业。随后，他又返回广东、江苏一带，先后在20多个工厂做过工。他说：

换工作的原因很多，工资低、工作时间长、拖欠工资是主要原因。找不到工作时睡过马路，挨过饿。找到工期紧的工作，也曾几天几夜不眠不休。^[37]

农民工往往被视为弱势群体，他们面对权益受侵害，并不是沉默不语，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加入，农民工不再去做“沉默的大多数”了。最近几年，农民工为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的各种抗争行动越来越多。那么农民工的权益抗争行为有什么特点呢？是什么因素驱使他们采取抗争行为呢？潘毅等通过对北京建筑工人的集体行动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的集体行动虽然是为了拖欠工资而采取的经济领域的斗争，但是，他们的行动处在不断政治化的过程之中，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将个体团结起来以及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发生关系。他们认为，在考虑劳资关系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国家的角色，在中国，“国家角色的内在紧张，令工人行动的政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显现激进化的倾向”，“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和做法使得法律行政渠道对工人几乎封闭，结果反而将工人推向阶级抗争的轨道上，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复杂性和国家角色的自我矛盾，无意中成就了工人的阶级行动”。在他们看来，工人在抗争中走向联合，“在大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38]。

4.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许多研究对农民工娱乐方式的评价是“资源匮乏”、“单调”，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评价惯性，也就是把对农村休闲娱乐的评价直接套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不得不说评价本身也带有歧视色彩。实际上，观察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和普通市民并无太大差别，真正的差异在娱乐质量和信息创造性吸收及运用上，比如同样是上网，农民工把它当做单纯的消遣工具，久居城市的人可能用其寻找就业和创业信息、表达意见、学习等，对信息利用深度而不是资源种类决定了二者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根本不同，这一点不改变，农民工很难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城市里。目前，农民工在闲暇时间主要采取的是自我娱乐或群体娱乐的方式，不具备明显的城市文化生活特征。他们身在城市中，却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之与城里人区分开，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文化生活确实像是“孤岛化”了。

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家乡了。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少。他们普遍对农业、父母这代人持否定的看法。他们在农村的社会交往圈变得越来越小，对农业活动缺乏感情和兴趣，他们会批评农村人“太土，不卫生”。

但是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平台，他们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向上提升自己将越来越难。他们只能在彷徨中生活。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谓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