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框架结构

与同类研究相比较，本书的特点是：第一，社会公正视角的引入。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但长期被研究者忽视的思路。第二，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分析。社会学的发展过程是通过经验研究推进理论构建，将所获得的理论重新引入经验观察之中，并运用经验研究检验、修正、改变理论陈述，完成理论创新的意愿，形成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实的具体经验研究的相互推动关系。第三，注重比较研究。首先是农民工与市民的比较，农民工的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工获得与市民相同的经济社会权利与地位，而与市民的对比更能反映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差异与差距；其次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政策横向比较；再次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比较。第四，农民工分化的视角。群体规模在迅速扩大的同时，其内部已经发生了剧烈分化，分化程度不亚于当代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大阶层”的剧烈程度。总体而言，综合经济、政治、社会、标准、文化标准和职业标准等，可以将农民工划分为五大群体：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个体农民工、依靠打工维持生活的农民工、失业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工。在此基础上展开农村流动人口的阶层化与异质性。本书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试图为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在此简要说明一下本书的结构安排和所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除导论外，共分三个部分：总论、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研究报告、比较研究和对策研究。

总论部分的第二章与第三章构成了对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基本理论总体视角的省思。第二章是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基本分析变量的把握。高度集中的“再分配体制”构成了转型社会的起点。在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制度基础上，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性特征”对于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再分配制度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过程中，农民工阶层数量日益庞大，自己的资源需求逐渐扩大，从生存型需求逐步转向权利型需求。

经济发展、城市化、制度环境和社会认同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主要社会环境变量。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和环境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随着环境变量的变化，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环境因素与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关系模式的构建，为我们加深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再经过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构成了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基本模式，从而为清除障碍、设计出一套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协调、配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通过对社会公正思想的初步分析，将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纳入社会公正视野之中，使得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分析回到社会的公正发展层面。社会公正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也就是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如何实现从过去的属地、单位权益向国民权益和待遇过渡、转变的问题。只有构建完整、系统、健全、有效和公正的国民待遇制度，实现公民权利，才能实现农民工阶层共享社会发展成果。(www.daowen.com)

实证调查部分主要由第四章和第五章构成。第四章以问卷调查和无结构访问法收集到的实证资料为基础，介绍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和职业等群体特征；详细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在收入、消费、居住、闲暇生活、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网络和组织生活、城市适应和融入、社会认同等各方面的基本状况，概括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生存状况。然后，结合市民化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和内容，在社会公正视野下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诉求状况和影响因素。最后，借用现有调查资料和研究，在与传统农民工的比较中，呈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众不同的代际特征和时代特征。

第五章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与接近市民化的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方面的市民化水平相对偏低；在影响因素方面，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各类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对策研究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第六章内容属于对策的比较研究。从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典型模式中可以看出，不管这些模式的具体特点及其效果如何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的农民一旦转移到城市，就自动取得城市市民的身份，成为城市市民的一部分。即使没有固定职业，住在城市棚户区中，他们也是当地市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存在类似我国的户籍制度等原因所造成的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制度分野和差异，更不存在着类似我国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原住地之间季节性的候鸟型转移现象。国外经验表明，当注意到社会公正时，农民市民化进行得就比较顺利；反之，就会不顺利。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核心就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第七章是对策的综合性研究。任何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只有回到现实社会之中、回到转型社会的历史实践之中，才能彰显其价值，否则将永远停留在“理想类型”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创新社会管理，优化制度环境，进行合理的制度变革，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制度环境角度看，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既需要在经济发展、城市化大力推进过程中制度体系的协调配合、制度环境的优化，制度结构的创新，也需要来自民间的认同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认同感、归属感的提升，以及社会支持网的重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在心理上适应、融入城市，才能最终完成市民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