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献述评

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概括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642元人民币增长到22640元；而收入的基尼系数也从0.356快速上升到0.449(国家统计局，2006)。作为弱势群体而生存的农民工问题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国外(海外)学者的研究简况

近20年来，海外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几种有影响的理论：

1.市场转型理论^[8]

受博兰尼和泽林尼等的启发，倪志伟(Victor Nee)将决定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模式区分为再分配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两种类型。他认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再分配制度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过程中，掌握再分配权力者，例如干部或党员的收益将会减弱，而私营企业主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将会获得市场青睐。尽管他并未研究农民工现象，但其提出的基本问题：经济的整合原则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变，及其与权力结构的关系，却为以后的包括农民工研究在内的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以至于可以说，以后的众多研究是在对倪志伟市场转型论的批判和修正中发展起来的。

2.制度变迁论

与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不同，制度主义研究社会不平等现象强调制度分割、结构壁垒，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不能简单化为量上的不同，而是具有质上的差异。海内外部分学者开始探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特殊制度，诸如干部身份制、户口制度和单位制与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回应了制度分割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3.公民权理论

苏黛瑞(Solinger)认为，市场首先创造了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需求，并为其中的少数人提供了积聚财富的机会；流动人口与市场一道把自己塑造成初始的公民。苏黛瑞认为现代公民权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是社会成员资格或身份的问题，即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第二是资源的分配问题。换言之，公民权的根本特征是排斥，因为它将权利和特权仅仅赋予那些特定共同体的成员。在这种公民权概念下，苏黛瑞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特别是户口制度，从农民工、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分析城市农民工问题。她认为，对于那些从农村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问题不仅仅是暂时缺乏由国家提供的维持日常生计所必需的条件，关键在于，由于不拥有城市户口，他们根本没有“资格”享有城市中的正常生计，没有“资格”享有城市居民作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加以接受的那些社会福利和服务。在中国只有那些拥有官方确认的城市户口的人才是国家承认的城市社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而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在自己国家的城市中的身份，则就像是其他地方的外国移民，是“非公民”。因此，对于进入城市中的农民工来说，根本问题不在于直接去争取维持生计的收入、福利、服务等，而是争取获得这些待遇和机会的“资格”，也就是争取“公民权”。不过，对于农民工获得完整公民权的前景，苏黛瑞认为，尽管市场化已对那种建立在户口制度上的公民权提出了挑战，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国家、城市政府、原先的城市居民等均不愿放弃现有的户口制度——苏黛瑞将它看做是中国的一项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农民工要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并不容乐观。苏黛瑞的研究在海外及国内学界也引起了较多的关注^[9]。

4.劳动力流动论

魏昂德(Walder)认为，改革使农民的自主性增强，在创造新的生活机会中不再依赖农村干部。这一过程同时也受到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影响。从农业型社会转变为工业型社会的过程，会促进结构性的职业流动，扩展工薪劳动力的机会，增加对人力资本的回报。国外学者主要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来关注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包括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及趋势，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输出地、输入地产生的影响，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政策对于市民化的影响等问题^[10]。白威廉(William L.Parish)等从社会流动角度探讨了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迁移的关系：当农民进城后，主要从事的事业是体力型职业^[11]。

国外(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多采用和国内学者合作的方式，数据收集则更多运用现有数据，对理解和把握我国农民工问题及扩展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概况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农民工群体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大量学者对之进行了研究。

围绕“农民工”这一影响重大的中国特有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都积极参与其中，诸学科从各自角度都予以了充分关注。他们的研究从社会分层、制度安排、社会支持、现实状况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研究。

其中包括许多涉及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动因、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农民工的再社会化等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在概念上达成共识，学者使用“新生代”、“新质”、“第二代”等诸多概念定义目前分化出来的新的农民工群体，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新分化出来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特征、思想意识等方面。

各种研究都表明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我国农民工流动的未来趋向，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三)国内研究主要内容

1.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一些研究对农民市民化进行了探讨，其中的研究对象包括城市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等。

郑杭生指出，“农民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12]。文军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13]。周正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显著变化集中体现在，由第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第一代农民工的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第一代农民工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刘传江则主张，不要抽象地探讨“农民市民化”，而要明确界定并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因为我国城乡人口转移遵循了一条“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特殊“中国路径”，经典教科书上的“从农民到市民”的“一步转移理论”不能对其进行有效解释^[14]。他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另一些学者则从城市适应的角度来理解农民工的市民化。

从学者们的界定中可以发现，不管他们从何种角度理解农民工市民化，都包括一些共同的含义，如农民工获得市民身份和权利、在城市的经济地位的提升、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市民的社会融合，以及文化心理的现代性等。

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公民权、社会融入和迁移意愿等方面。

2.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www.daowen.com)

现有研究普遍表明，城市农民工并没有顺利实现市民化，他们的城市适应水平较低，在城市处于边缘化或底层地位。朱力等学者近几年在不同地方的调查研究都表明，我国进城农民工的适应总体来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李强认为，农民工在农村社区中，基本上还处于中上层，但流入城市后，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十分低下的地位，而且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将一部分属于底层精英的农民工长期排斥在社会底层的位置上^[15]。王开玉指出，与在家里守田园的农民相比，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显得较为富裕，已经成为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16]。许传新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阂^[17]。王春光指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地位，他们对城市社会没有强烈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绝大多数农民工一直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产生社会隔阂和边缘化累积问题^[18]。刘传江也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及空间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这种边缘性还出现了代际传递。陈丰则认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逐渐进入城市，似乎已经城市化了，但实际上从享受城市文明，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及各种不同层次需求的角度看，这一群体只是“虚城市化”，而非真正的城市化，他们不仅缺乏制度接纳，而且缺少城市社会认同，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19]。

潘毅等认为，中国的农民工实际上处于一种“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让他们进城打工而不是生活，使得其成为一个不完整的阶级主体。第一代农民工可能是压抑失语，但第二代农民工则会怒而转化为采取集体行动^[20]。他们通过对北京建筑工人的集体行动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的集体行动虽然是为了拖欠工资而采取的经济领域的斗争，但是，他们的行动处在不断政治化的过程之中，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将个体团结起来以及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发生关系。

3.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障碍

是什么因素决定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城乡二元体制在影响农民工收入上是否依然显著？农民工是否还处于同工不同酬的地位？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这一过程存在什么障碍？这些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综观现有文献，制度安排、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农民工的个人资源等是学者们集中强调的因素。

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安排。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着一种制度性排斥，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是这种排斥的根源，这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农民工在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等方面不能顺利实现市民化。

李培林指出，民工在流动中，其收入和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但其总体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与其经济地位相应的明显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受户籍身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福利待遇的影响^[21]。李强认为，在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职业渠道、经济渠道、政治渠道、教育渠道和婚姻渠道等各种渠道中，城市农民工的地位变迁都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阻碍，这导致城市农民工仍然居于城市社会分层的最下层^[22]。他重点研究了农民工的就业，认为城市职工与城市农民工分属于典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这种劳动力市场区分的关键在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王春光也认为，“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是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包括基于户籍制度的一整套制度设计和安排，造就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现象和农民工问题^[23]。他还专门考察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培训制度等对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向上社会流动的消极影响。

4.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对策与前景

基于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障碍的分析，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相关对策，主要包括：消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变革城市社会组织机制，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的各类组织；转变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改善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等。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前景，许多学者都表示出一种谨慎的态度。李培林指出，流动民工多数是在吃“青春体力饭”，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具备长远的竞争实力，一旦过了青春年龄或随着产业升级造成劳动密集部门劳动力饱和，他们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工作也会受到裁员的威胁。另外，经济的发展总是有高潮和低落的时期，一旦增长速度减缓、经济紧缩，他们的处境也会比较困难。王春光指出，农民工要实现城市化，经济条件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因为现行的城市社会制度和政策根本没有把他们纳入进去^[24]。按照目前的态势，绝大多数农民工想马上融入城市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两代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真正地城市化。

孙立平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仅在户籍制度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工由于个人的素质而处于劣势，即使是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要想真正进入城市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城市越进步，农村与其的反差就越大，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就越小^[25]。

曹峰指出，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根本出路：文化心理的范式转换，要解决中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必须在中国民众层面实现从传统到以理性、平等为核心的“现代中国文化心理”——“陌生人社会”范式转换，这种转换必须从城市居民开始，进而扩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是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根本出路^[26]。

刘传江认为，农民工要实现真正的市民化需要穿越障碍更多、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来自人们的认识、政府的政策、相关的制度和农民工自身的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和缓慢的市民化进程^[27]。韩长赋提出了构建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来促进市民化的实现，同时还提出了农民工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沉淀曲线，叙述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终结的基本条件是城市基本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除城乡差异^[28]。

5.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市民化研究

王春光通过调查识别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工民，从代际认同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就业技能到心理预期都将自己定位于城市，这不是一种短期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就应当有着比其父辈更为强烈的权利诉求，他们的最终归属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29]。彭远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并不协调。主观上，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但是客观上，现实让他们难于在城市扎根，这使得他们处于尴尬的局面^[30]。唐斌认为城市农民工属于“双重边缘人”，即除了城市“边缘人”之外，新生代城市农民工对农村和农业的依恋在减退，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社会，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作“候鸟型”的循环流动，呈现一种“钟摆”状态^[31]。刘传江等设计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三级指标体系，通过调查数据测算，表明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32]。许传新指出，相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相对剥夺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混乱的身份认同和不满情绪；新生代农民工较少地认为自己是农民，但是近1/3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分辨自身到底是农民还是市民，但是他们希望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十分强烈^[33]。段成荣、马学阳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澄清了当前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愿景，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但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未来^[34]。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成长于80年代之后，90年代中期进城务工，处于典型的青年时期，他们的农村和城市的经历，传统和现代的观念都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更值得关注。许传新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通婚意愿的调查发现，被调查者中超过1/3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同市民恋爱结婚的想法，其中性别、城市生活体验、社会交往、社会距离感对其通婚意愿有显著性影响，尤其是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更愿意与市民缔结婚姻，由于80年代后期出生性别比偏高，女性相对稀缺，也使得她们更有资格与市民通婚^[35]。刘淑华通过个案深入访谈，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出现家乡的“归根”和城市的“扎根”的两难局面，婚恋取向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两栖”婚恋模式为以后婚姻埋下隐患，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36]。

符平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倒“U”形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37]。另外，虽然第二代农民工在心态和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种种制度安排将他们真正排斥在了城市体系之外，使得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愿望、过高期望与城市体系对他们的客观排斥之间，在事实上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使得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受阻。同时，由于第二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因此，在他们市民化缓慢而又艰难的进程中，他们就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最近几年备受关注。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是现行的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观念限制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反过来也削弱了他们市民化的能力，容易造成他们的“半城市化”。他具体地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上面临三大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38]。因此，目前到了全面、系统地改革和创新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时候了。还有一些研究者从社会、经济、心理和文化等层面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四)小结与评价

总的看来，已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研究的数量已经粗具规模，各种实证调查数据也为数不少，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差异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现有文献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含义、现实必要性、现状、影响因素与障碍、对策与前景等展开了全面的探讨，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也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我们认为，现有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1.研究对象的污名化、标签化和固化倾向

新生代农民工动辄被贴上“高消费、贪图享受、不能吃苦”等标签，甚至冠以他们“犯罪率高”的污名，这种简单武断的结论无助于把握真实状况。研究未考虑生命周期：年轻农民工逐渐取代年老农民工是代际更替的必然，并不是“新”事件，而且由于所处生命周期不同，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经历的社会背景和发生的生命事件也不同，由此所产生的代际差异也是必然的。

2.现有研究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解释体现出制度结构与行动的二元断裂

大量的研究都强调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制度对这一过程的结构性制约，认为制度安排、制度是否变迁以及变迁的方式、快慢，是制约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现状、是否能实现市民化、市民化的道路及步伐迅缓的决定性因素，而忽视结构性制约之下农民工的能动性实践，有意或无意地将农民工“塑造”成被动无力的制度受动者。孙立平认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以及由人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力量，是影响社会走势的重要力量”^[39]。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的作用，努力展现农民工如何通过利用并不断丰富自己的关系资源来逐步适应城市生活，而忽视微观适应行动的宏观结构变迁背景，看不到正是制度空间的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机会增多、市民社会对农民工的日益包容等，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提供了宏观空间。还有一些研究则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人与社会因素简单、机械地凑在一起，而难以搞清两者间的内在关系。这些理论解释既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也缺乏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

3.现有研究大多把农民工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看待，而忽视这一群体已经出现的分化

即使注意到农民工的代际或代内分化，也只是简单描述农民工不同子群间的社会特征差别，而忽视代际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变迁，不同职业、阶层的农民工的生活场域的差别，以及个人特征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如何导致不同子群在市民化现状和前景上的差异。这使得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内在规律和前景的了解不够深入。因而，要把结构与建构、同质性与异质性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研究方能进一步深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