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品的艺术

这部作品堪称是古代小说史中的杰作，是古代讽刺小说中成就最高的。

首先，关于作品的结构。虽然一般把这部作品归到长篇小说里，但其结构却不是严格意义的长篇小说。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也没有基本的故事情节，只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事件构成的连环套。一件事情说完了，由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引出另一个场景，再开始讲另一件事，引出新的人物。有的人物在一个故事里出现后就不再出现，而有的人物在另外的故事中还会露面，但已不是主要人物了。这种结构特点，正如前边所引鲁迅说的“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篇，而时见珍异”。

但这样说不等于说作者没有统一的构思，写到哪儿算哪儿。作品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在批判暴露，而后半部分则主要是歌颂。正如前边引述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所示，全书的情节有内在的统一。第一回是引题，道出主旨;第二至三十三回，主要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主要是写反面的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迁到南京后，全书也就主要写南京的儒林人物，以正面人物为主，并以祭祀泰伯祠为全书的高潮。最后以市井奇人作结，再次回到正面理想上，与楔子中的王冕首尾呼应。所以全书还是有统一的创作构思的。这是一种长篇和短篇相结合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好是坏姑且不论，但是最有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却是学界公认的。因此，这种结构被后人用的很多，尤其是写讽刺类的人物群像时，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都用类似这种的结构。

其次是作品的讽刺艺术。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重大进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事，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是作品最突出的成就。

在进行讽刺时，作者充分注意到了对象的复杂性。他并没有一味地把自己的讽刺对象作为丑类来写，而是注意到了人性的多元构成。《儒林外史》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莫过于严监生临死时竖起的两个指头。甚至许多与古代文学不相干的文章里都有人引用过，把他作为吝啬鬼的典型。其实在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个人并不是一毛不拔。他在严贡生出事时，主动拿出银子息事宁人，而事后甚至没有跟对方说过。而在扶正赵氏时，又舍得大把大把花钱。这至少说明在他心里，总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事。这同西方文学中的吝啬鬼葛朗台老头总还是有些不同的。他的胆小善良，并没有换得其兄相应的回报，而是最后落得个家产后代一无所存，更让人感到世道人心的险恶，和其兄文行出处的不堪。马二先生的灵魂已经让科举毒害得迂腐得无可救药了，让人觉得可怜，但是在拿钱葬洪憨仙时，又显出了他的古道热肠。这些人虽然有着作者嘲笑的种种弱点，但作者表现得也只是普通人都会有的人格缺陷。因此，作者对这种人说不上恨，他对讽刺的分寸感掌握得炉火纯青。

而在对人物进行辛辣的讽刺时，充分地写足其丑态形成的社会原因。即便是相当尖锐的批判，也让读者感到批判的矛头不是指向个人，而是畸形的社会。范进中举后在泥潭里乱跳的丑行孤立起来看是可笑的，甚至让人感到作者写得太火，太夸张。但是联系到他二十岁开始应考，但五十四岁，考过二十多场仍是个老童生，直到家庭已经为此沦为赤贫。他手无缚鸡之力，一生困顿不堪，却突然从天而降这样的读书人做梦也在想的好事，他的脆弱的心灵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冲击了。读者对这样人的这样的举动，在大笑之余，甚至会一撒同情之泪的。他的悲惨遭遇，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而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而匡超人从一个淳朴的农家子弟变成了一个社会渣滓，更不是他个人的过失，而是社会这个大染缸的罪过。因此，作者通过对这些普通人物的描写，就写出了那种让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制度的罪恶，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出以“公心”。

讽刺的写实性，也令人叫绝。在以往的作品中，包括《西游记》和《金瓶梅》中，都有不少的讽刺的妙笔。但作者一般都对讽刺的对象做了夸张化的处理。但《儒林外史》中的讽刺，作者一般都是不动声色的，让对象依照生活和性格的逻辑行动，其不协调性自然暴露在读者面前，笑不笑由你。作者采用了多种讽刺的手法。一是写人物与性格相悖的意外举动，对违反人物性格逻辑而表现出来的反常行为进行讽刺。周进这个人物不是个喜剧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个悲剧人物。作者没有写他多可笑，而只是列出他被梅秀才嘲笑和王举人轻视，又丢了饭碗，沦为社会的等外公民，猥猥琐琐，甚至要看几个商人的眼色行事这些琐事，让他感到他的可怜。但是突然这位老实猥琐的人却疯癫起来，带着满头白发大闹贡院，出来后还痛哭不止。这两个反常的举动与前边的正常行为放在一起，其讽意自现。二是写人物前后不一。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说的话简直让人觉得是否出自一人之口。三是写言行不一。当严贡生正夸自己多么高尚时，却出现了邻人前来要猪的一幕，真让人觉得老天爷在拿严贡生开玩笑。四是写表面现象与实际内容的矛盾。西湖名士聚会，分韵赋诗，而被众人吹捧到天上的老选家卫体善和随岑庵的诗作里居然出现了八股文中的“尝谓”“且夫”之类的迂词，匡超人说到自己时，居然说人们把自己当“先师”供奉。在写这些场面和人物时，作者都未加一字褒贬，但强烈的讽刺性谁能感觉不到呢?

写人的细致入微，也是《儒林外史》的一大特色。文学作品的发展，就是对人的命运关注的过程，逐步深入人性的深处。因此，也是个逐步排除生活中的偶然性和戏剧性的过程，因为越是日常化的平淡的生活场景，才越能显示出生活的本来面貌和人性的细微之处。因此小说从传奇向非传奇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作品在这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它的情节几乎已淡化到若有若无的地步。有的学者称这部作品是用生活流的手法写出来的。作品中基本上排除了传奇性和激烈的戏剧化的冲突，成为对平实生活的如实描述。在这一点上，其成就比《金瓶梅》还要突出。而正是在这种生活的描述中，才最见出作者写人的功力。马二先生游西湖时看女人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他坐在岸边牌楼跟前。一船一船的乡下女人来烧香。他看得很仔细，不仅看到了模样好的，而且连疤癞麻疥都看得清清楚楚，却不在意。这不仅是因为以他的身份，这些乡下女人对他没有什么性吸引力，而且还在于他与这些人保持有一段欣赏的安全距离，不会引起任何道德上的非议，因此他可以大看而特看，就像看花草一样，不必有什么不安。而第二次看时是几个富贵人家的女人在船里换衣服。这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女更衣室，就是把路上穿的外套换成上岸后穿的花哨一点儿的衣服。虽然前边他仍然看了一回，但有点儿偷偷摸摸地，尤其是当她们带了丫环上岸后，迎着他走来，他便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可见是有些不安了。有意识要用圣人非礼勿视来克制一下自己了。而第三次是逛净慈寺时遇上成群的富贵人家的女客，这次是他尽管腆着肚子在人窝里撞，但却是女人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人家不看他，是他这样的傻大个黑汉没什么好看的，而他不看人家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异性的刺激，所以要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心灵封闭严实。这不看，实际上也是另一种的看。但是对他这种古板而正派的人来说，对于近距离的异性实在是只能用这一种方式去看。还有如牛浦郎学诗，听说老和尚那里有个诗集，便想弄过来看看，故一直惦记着。趁老和尚下乡去，便想道:“三讨不如一偷。”先是乱翻了一气，没有发现什么，便怀疑老和尚骗自己，又寻到床上，看见了枕箱，发现了牛布衣诗稿。将两本诗稿拿到灯下一看，“不觉眉开眼笑，手舞足蹈起来”。因为平时读的诗是唐诗，不太明白，而这是时人的诗，好懂。接着又看到诗题大都是呈某大人之类的，于是起了冒充牛布衣之心，以当上名士。“回家后盘算，喜了一夜”。这段描写大约有一千字，与上边写马二先生是不一样的。上边是用行动的细节来表现隐秘的心理，而这里是一层层细腻地描写了牛浦郎由一个诗歌爱好者的爱学习，到如何发现机会，起了坏心。由于他的阴暗心理和社会时尚在此之前写得很充分，所以这段描写显得很真实。这种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前的作品里还很少见。

当然，要说作品的不足之处，就是作者一离开他擅长的讽刺，就像是英雄没了用武之地，所以作品的后半部分远不如前半部分写得有生气，而且就人物形象的众多和精美，结构的宏大壮观而言，都还不如稍晚的《红楼梦》。

【注释】

(1)据陈美林考证，吴敬梓的生父是吴雯延，因长门吴霖起乏嗣，将敬梓过继之。陈美林:《吴敬梓身世三考》，载《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吴敬梓:《移家赋》，李汉秋点校《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9～10页;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全椒吴氏兄弟》;胡适:《吴敬梓年谱·家世》;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61～164页。

(3)陈美林:《吴敬梓身世三考》，见其《吴敬梓研究》。胡适认为其事在二十岁，见《吴敬梓年谱》，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165～166页;何泽翰在《有关吴敬梓早期思想、生活和创作源泉的重要资料古诗三首新注》一文中，根据金两铭《和吴檠(半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有“翁倏弃养捷音至”句，认为事在吴霖起死后不久，即吴敬梓二十三岁时，见安徽省纪念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年委员会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陈美林认为，此处之“翁”指吴敬梓生父吴雯延而非嗣父吴霖起。

(4)《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0页。

(5)《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0页。

(6)吴敬梓《诗说》，学界认为已佚。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五期发表周陆兴《吴敬梓〈诗说〉劫后复存》一文，称发现清抄本《诗说》不分卷，共43条，共11 000余字，并附有全文。

(7)吴敬梓生平研究，可参见(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清)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131～134页、第134～135页;胡适:《吴敬梓年谱》;陈汝衡:《吴敬梓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孟醒仁:《吴敬梓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孟醒仁:《吴敬梓评传》陈美林:《吴敬梓研究》;李汉秋:《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8)《吴敬梓年谱·后记》，载《儒林外史资料汇编》。

(9)吴组湘:《〈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载《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竺青:《名家解读〈儒林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亦收入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

(11)许建平:《20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5期。

(12)佟瑞坤:《论〈儒林外史〉原作并非五十回——与章培恒先生商榷》，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

(13)《读〈儒林外史〉》(文后注1935年)，载《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

(14)房日晰:《关于〈儒林外史〉的幽榜》，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亦收入《儒林外史资料汇编》。

(15)陈美林:《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载《吴敬梓研究》。

(16)《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279页。

(17)《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254页。

(18)《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280～281页。

(19)《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271页。(www.daowen.com)

(20)《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258页。

(21)《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219页。

(22)《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449页。

(23)《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452页。

(24)(清)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载《吴敬梓著〈儒林外史〉》，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59页。

(25)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中《清代的〈儒林外史〉研究》和《近代的〈儒林外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6)陈美林:《20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载《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中《现代的〈儒林外史〉研究》和《当代的〈儒林外史〉研究》;《许建平《20世纪〈儒林外史〉的研究与反思》，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2004年第4期。

(27)胡适:《吴敬梓传》，载《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158页。

(28)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载《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464页。

(29)陈独秀:《儒林外史新叙》，《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465～466页。

(30)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亦见《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3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470页。

(3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载《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487页。

(33)李汉秋:《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儒林外史〉的历史性进展》，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34)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载《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458页。

(3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36)许建平:《20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续)，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67～68页。

(37)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载《儒林外史资料汇编》。

(38)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470～471。

(39)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4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64～65页。

(41)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载《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477页。

(42)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471页。

(4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44)冯至:《论〈儒林外史〉》，《文艺报》1954年第23、24期，亦见《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99页。

(45)黄秉泽:《论〈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6)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述评》，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

(47)杨义:《〈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