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品的思想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中，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小说。作品假托明代，从“楔子”的元末明初始，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四十四年止，历时二百四十八年。作者并没有写一个贯穿作品首尾的完整事件，只是信笔写出一系列的人物。有的来了，有的走了;有的有始无终，有的有终无始;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勾连而出……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就主要从作者或臧或否人物的行为中体现出来。说是“儒林外史”，因为作者写的主要是读书人，但是辐射的却是当时的整个社会。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因此可以说也涵盖了宋代以后的后期封建社会。以住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在批判社会的症结，而不只是一类人或个别社会现象方面达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

以往关于作品主题的观点，看似互相冲突，实则几种主要的观点是可以统一的。“穷极士林情态”，“机锋所在，尤在士林”和“为知识分子写心”诸说，如果不考虑其发挥引申，说的只是作品的主要题材而非思想理念，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入仕和未入仕的儒生，这没有什么问题，要不作品也不会起名《儒林外史》了。说作品批判只重功名富贵，或者批判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及读书人堕落，“看轻文行出处”，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强调的重点有别而已。文人们看重功名富贵，就必然看轻文行出处。而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造成的，根子盖在于此。而这种重功名富贵和轻文行出处，必然会产生种种社会弊端，如礼教的罪恶，正常人性的沦失等等。这样，作者自然就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因此，说作品是社会小说，也顺理成章。既然作者有批判的所指，自然也会选择自己批判的武器，也就是树立起正面的理想，这必定会通过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体现出来。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做兼容并包的完整概括:作者追求符合原始儒家道德的自然适意人生的正面理想，大胆地批判了异化这种理想的社会力量，即造成扭曲变态人格的后期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并且认为这些弊端的主要表现就是文人们对功名富贵的追索和对文行出处的轻视，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导向作用及其明清科举的首要内容程朱理学的影响。

作品的第一回叙写了元末明初的著名文人王冕生平。这个人物被作者罩在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中，成为作者倾心赞叹的理想人物。作者认为，这是个嵚崎磊落的人，并且以他言行举止来作为判定人世间是非的标准，形成一个与作品中其他人物，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人物的参照物。他出身贫寒，上不起学，却靠着自学，天文地理经史诸方面的大学问无一不精;平生不与权贵交往，只向往过着自在逍遥的生活;但是这个人物并非一个随心所欲、不受任何人间规则制约的人。作者特别描写了他至孝的品性，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去世，他痛不欲生。孝道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处于基础性位置。因而，他的身上带上了儒家的道德理想。贫而好学，自在逍遥，道德高尚，在作者心目中，这无疑是个古今完人。而作者在这一回的最后，通过他的嘴说出了不好的事，即八股取士的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文指的是理性认识，行指的是身体力行，出指出外做官，处指退隐归家。他所谓的“文行出处”的安身立命之本，指的是传统的儒家的道德伦理标准。

这样，作品的思想，首先就是批判看轻文行出处，看重功名富贵的儒林各色人等，乃至一切不符合文行出处的人物和社会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与八股取士的制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这一制度就成为作品社会批判锋芒的主要所向，也可以说，作者是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作为批判的突破口的。

在后期封建社会，整个社会对人生价值判定的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能否在科举道路上有所作为。作者站在冷静的旁观者的立场上，剖析了在科举制的大棒驱使下的芸芸众生诸相。

作者在写完了王冕的故事之后，紧接着就写了被科举制戗害得不人不鬼的两个老童生。两人有共同之处，都是出身贫寒，一生科举，但到老仍未发达。周进应考到了六十岁，胡子已经花白，但还是个童生。只得去薛家集馆教书。但是一去就受到了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他一来，众学生家长凑了分子做席为他庆贺。席间的主要陪客是新进学的梅玖。而周进还未入席，就被狠狠地伤害了一下。他听人介绍说对方已进了学，成了秀才，地位在自己之上，无论如何不敢坐首席。众人说，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先生请老实些罢。但梅玖却反驳众人说，你众位不知道，我们学校的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这等于是侮辱他。作者专门有个说明，儒学生员互相间统称朋友，未入学的称小友，进学后就称老友。梅玖的意思明明是说，你本不配坐我的上边，但今天我不与你计较。而城里的王举人下乡来上坟烧香遇雨，故躲来他的学堂里。因为他只是个老童生，对方对他一直不大答理。从船上拿下食盒，也不招呼他，只自顾自地吃了。第二天走后，给他丢了一地的骨头瓜子皮等垃圾，害得他“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最后连这个教书的饭碗也保不住了，只好去替他的姐丈等一伙商人去记账。到省城后，他参观贡院(考举人的场所)，竟然伤心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地不省人事。他的学生范进则与他的命运和遭遇惊人的相似。五十四岁上，连个秀才都不是，而且在报名时还弄虚作假，写了三十岁。他除了应试，连起码的求生本领都不具备，什么都不会。但一经中举后，却当下痴迷心窍而疯了。作者笔下的这两个人物为科举而癫狂的丑态，让人含泪而笑，为作品蒙上了一种惨厉的气氛。这也是当时读书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作者以这两个不同人的相同遭遇，意在说明科举制对人的异化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人的自然属性已经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科举制中的一个齿轮螺钉。

以科举成败论英雄造成的世态炎凉，表明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毒害。作者以周进和范进中举前后命运的天壤之别，让读者看到当时科举制是怎样改变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人们又是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科举的成败者的。社会的正常的亲邻友以及各种人际关系，都被科举制改变了，真可谓是“人间万事科举分”。这是一种异化。周进一旦中举，又连捷中了三甲进士，做了国子监司业后，人们马上就不一样了。曾经奚落过他的梅秀才再也不与他排老小友了，而是反过来冒认为他的学生。而他当年在学堂里写的对联也成了“周大老爷的亲笔”，被揭下来装裱好。他钦点了广东学道后，见着与他未达时同病的范进，马上动了恻隐之心，将他录为秀才。而范进果然争气，又中了举人。这就是作品里最有名的范进中举的那一幕悲喜剧。作者借这个事件继续揭示世态的炎凉。范进中了秀才后，他的丈人胡屠户马上进了他的家门。手里还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我积了什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所以我带个酒来贺你。”接着唠唠叨叨说了半天，无非是不要再与门前的扒粪的做田的平起平坐，坏了学校的规矩之类，马上就摆起架子来。但是在范进要考乡试问他借盘缠时，他马上又不屑一顾了，“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亲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看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样尖嘴猴腮的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结果一分钱也没借着。他硬着头皮去城里考了一回，回家后又被胡屠户骂了一顿。但是真的中了举，放榜后范进闻讯喜极而疯。胡屠户一巴掌打好他后，到处对人说，“我的这个女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里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是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真不错!”前倨后恭如此。他说范进相貌体面的那些话明显是谎言，但他为什么把女儿养到三十多岁才嫁了个范进这样的一贫如洗的家庭，作品当时没有戳穿。而是到后边通过和尚的佃户何美之浑家之口说出:“她媳妇儿，是庄南头胡屠户的女儿，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夏天着个蒲窝子，歪脚烂腿的。”看样子根本就嫁不出去，也就只有范进这样的根本不可能问上像样媳妇的人才会要她。当然，对范进由鄙薄到谄谀的不止是胡屠户，范进的母亲、妻子、乡党，还有乡绅张静斋，也都是如此。

鲁编修认为，天下第一等重要的就是科举，其余的事都是无足为道的。“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他的女儿鲁小姐也是日习举业，从不正眼看诗词歌赋，屋里到处堆的是八股文章。结果嫁了个安于山林的蘧太守的孙子蘧公孙，双方起初如鱼得水，夫唱妻随，但是她发现公孙不重八股，而是一天摆个名士派头后，便终日愁眉泪眼，认为误了自己终生。科举已经无孔不入地钻到最为隐秘的至爱的亲情之中。

科举制度诞生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后备队伍贡生监生愚昧无知，腐化无德，贪婪暴虐，整个是群怪胎。这也是王冕不幸而言中，果真是把文行出处看轻了。要文无文。范进中了进士，当了主考官，但是连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不知何许人也，而周进在主考时，有个考生说自己还能做诗做赋，他把人家痛斥了一顿，说了一大通只需做好八股就行了的大道理。要行无行。这是作品叙写的重点。荀玫年轻，在他刚考中进士还未及授官时，父亲病故，这在封建社会是大事，儿子必须服丧三年。这样，他就肯定不能做官。他到底还是涉世不深，虽然听了同年王惠的指点，准备瞒过此事。但是经吏部指出后，还是老老实实回乡去了。而进士王惠钦点了南昌知府，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问当地有什么出产，念叨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连前任知府的公子蘧景玉都觉得他鄙陋不堪。而在宁王叛乱时，又屈膝投降，当了高官。后来被朝廷通缉，只好削发为僧，躲得无影无踪。而范进在当了学政后，关心的不是如何公平取士，而是老师交代的取上荀玖。作者重点描绘了一位严贡生。贡生是明清时代由府州县升入京师国子监的生员，其条件是学行俱优。这位严贡生的学问如何，书中没有涉及，但是看其谈吐，毫无风雅可言，估计也不怎么样。但是其行可是无一可以恭维之处。他满口的仁义道德，却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张静斋和范进前去汤知县处打秋风，在关帝庙碰见了严贡生，他自称“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便宜，所以历来父母官都蒙相爱。”正说着，就有小厮进来让他回去，说是早上关的那口猪，主家来要了。他马上横眉立眼地说，“他要猪，拿钱来!”这口猪原是他家的，刚生下来时，跑到邻居王大家，人家把猪送回来，他嫌晦气，硬是八钱银子卖给了人家。现在猪长到了一百多斤，他硬要对方按时价拿钱来赎。王大找到他家来，吵了几句，结果让他家几个儿子打了个臭死，腿都打断了。对方告了衙门，刚好另一家也告他，人家本想借他二十两银子，后来从别处借上了，但是借约没有收回来。他非要让对方出这几个月的利钱，说是等着对方来取，所以二十两银子一直没动，利息得由对方来付。而他的亲弟弟严监生的妻子死时，将生了儿子的妾赵氏扶了正。严监生病死，儿子又不幸出天花而亡。赵氏本想过继严贡生的五子，但严贡生将新婚的二儿子过继，并且让赵氏恢复姨娘的身份，腾出大房，弄得赵氏也去告了他。他带着二儿子两口从城里回来，雇了船，说好十二两银子，但他却借口被对方吃了的云片糕是他几十两银子配的药，最后硬是讹赖了人家的船钱。但这样的人却是如鱼得水，汤知县为了表示自己的清廉，将送给他五十斤牛肉的老回民师父活活枷死，激起回民闹事，他后来又将带头闹事的回民治罪。其暴虐令人发指。无论是当官的出，还是如严贡生之类的处，作者把这些学而优则仕的人，刻画得入木三分。科举制的腐朽，已成了这个社会的癌症，将整个社会折磨得形销骨立，奄奄一息。

与此相关的是作者对那些名士的嘲讽。封建社会中科举是求得功名的主要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还有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当名士，曲线当官，即便当不成官，至少也要混出个名堂来。因此，作品中写了一大群科场败北，或因出身条件无法捞到功名的人的做派。

说到底，当名士和当进士一样，都是为了光宗耀祖，为门楣增光。作者用浓墨重彩为我们描写了名士之间关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一场大讨论。双方围绕着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究竟是中进士更有价值还是子孙满堂更有意义，这两点都是传统价值观里全力肯定的，但可惜的是孔老夫子当年只顾“说学而优则仕”，孟老夫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未想到这两样往往是不可兼得的，碰着两者矛盾的情况该怎么办，这就为这些名士留下了大讨论的由头。当然双方谁都不可能说服谁，因为都是圣人之教。黄公中了进士，但是孤身一人;而赵爷不中进士，却是子孙满堂。虽说是扯淡，但对这些名士来说却像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既然这个问题讨论不出结果，于是乎有人想独辟蹊径来解决这个难题，为自己一方的论点增加点分量。实际上讨论到这时已经跑题了，因为开始讨论的是以两人为例，来看两种人生哪种更有价值和意义。但这时，却纯属抬杠，看这两个人，黄公和赵爷，哪个活得更潇洒。有人提出赵爷有个儿子高中的秀才，将来少不得名登两榜，儿子的进士，也顶得上自己的。但马上又受到论敌的反驳，举出例来，有个老先生的儿子已经做了大位，但自己还要科举，点名时临监不肯收他，他愤而把卷子摔到地下，说“为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最后还是帽子店老板兼名士的景兰江问，当进士是为名还是为利，众人异口同声地说是为名，于是，他说，那个中医兼名士的赵爷赵雪斋虽说不是进士，但外边的诗选上刻着他诗的有几十处，“只怕比进士享名还多着哩。”这才为这次大讨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结果，终于因进士与名士在出名方面可以统一而皆大欢喜，可见这些名士与科举的关系，是殊途而同归于名。

正因为如此，科举无望的读书人拼命往名士队伍里钻，造成了名士的泛滥，这是作者笔下当时社会的一大奇观。

上至冢宰(宰相)之后的胡三公子，也因为死知府不如活老鼠，要挤进名士队伍中去撑场面壮声势。而另两位宰相之子娄二娄三公子，也以做名士为荣。他们宁肯倒贴本钱，也要过过当名士班头的瘾。招揽了一群社会闲人，江湖骗子，演了一场闹剧。杨执中自己当名士不算，还要把只与自己有一面之交的权勿用说成是经天纬地的高才，请到家里。但这个权某在乡里时就好占小便宜，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什么你我。但是不幸的是，他的这句话被同住在娄家的侍候杨执中的酒鬼儿子学会了，结果他本来想要当掉的白粗布衣服，以便换成蓝布直裰，却被酒鬼拿去换钱喝了。他问起来，刚好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月夜泛舟游莺脰湖之后不久，张铁臂冒充侠客，用布囊盛了仇人的脑袋，诈了五百两银子，远走高飞，结果袋子里是个猪头。而有经天纬度地之才的权勿用也因奸拐尼姑，被和尚告下，让公人缉拿归案，娄家两公子弄了个老大没趣。(www.daowen.com)

下至无才无学的举人卫体善、贡生隋岑庵，也要酸溜溜地做几句“且夫”“尝谓”之类的歪诗。这些人倒主要不在附庸风雅，而更在于想成为名士，以便挤到台面上去分一杯羹。匡超人原本是个厚道的农家子弟。但是听了马二先生的劝说后，也迷上了科举。为了参加府考，丢下了家里重病的父亲。在考中秀才后，便混到杭州，靠选文章混饭吃。在这个大染缸中，他迅速地堕落了，又跑到京城，攀上高官之女，停妻再娶，成了个衣冠禽兽，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他发生变化的根子。文行出处，在这些人那里已经一钱不值。科举制造就了一大批唯名是趋的人物，这些名士是科举制的副产品。

介于进士和名士之间还有一种文化圈中的奇零人物。这类人不是把文行出处看得太轻，而恰恰相反，看得太重。一种是依附于科举制的藤萝，这不能简单地用道德上的善恶来衡量他们。作品里写到了马二先生，他是个八股文选家。自己虽然在科举上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却希望天下的读书人都能以科举为业。他一本正经地教诲蘧公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夫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官，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他本人未中科举，但一生以弘扬科举为己任。大有天降大任于斯的味道。这个人物同上举的人物有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他天性纯善，是个大好人。在刚结交的友人蘧公孙的丫环私奔后，蘧不愿善罢甘休，一定要追回。而有人借此想发财，出主意说，让丫环把蘧赏赐的旧枕箱出首给官府，因这个箱子是王惠当年给的，说是蘧与朝廷通缉的要犯有瓜葛。想要讹几百两银子。正好蘧不在家，而马二先生知道后，把自己在此处选编程文所得的九十二两银子一钱没留，全部拿出，买下了那个旧箱子，结果弄得自己两手空空。随后，他去西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在西湖边继续受骗。碰了胡憨仙，胡想要骗胡公子的钱，拉上被蒙在鼓里的他，给了他八九十两煤烟熏黑的银子，让他冒认自己的表亲。结果还未得手胡便死去，而他念在对方客居而死，又帮对方料理了后事。这个人老实忠厚，个人品质没有问题。作者在通过游西湖等系列场景描写这个迂腐的人物时，可能生怕读者将他看扁，因此，在充满激情描写的泰伯祠开光大典中，将马二先生安排为终献，让读者看到他是一个多么正经且纯善的人。但是他一旦把自己的生命与一个腐朽黑暗的事物，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联系在了一些，因此必然要助纣为虐。他把给蘧公子的话给老实本分的农家子弟匡超人讲了一通以后，尤其是讲了通过做官以博取名声的道理“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中举，一个廪生是挣得来的，到后来，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后，这个年轻人留意于科举，新的生活开始了，始则是在家尽孝读书，被县官访知，收进了县学。继则逃出家乡，和杭州的那些名士混在一起，追逐虚名，又听了老乡潘自业(潘三)的指点，一边选程文，一边与潘三合伙搞一些不公不法的事，如私下起草公文，捉刀代考等，因为这不是为了谋利，而大体算是报恩，故在这时，他仍不足以说是坏到了家。选成贡生进太学，又应李给谏之请，入京当了教习后，就成了一个毫无礼义廉耻、吹牛说大话一点都不脸红的角儿了。书中有一段是他回省取结时见景兰江和蒋刑房时吹牛的话，说自己的这个教习有多大的权，学生都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他上课时就如同衙门里办公一样，那些学生见了他都磕头，学生出来以后都是总督巡抚之类的大官。《清史稿·职官志》里边说教习是国子监里的小官，满族一人，蒙古族二人，汉族四人，由恩贡、拔贡、优贡和副贡生内选充，类似于现在的助教。根本不存在像他自己所说的临出京时，会受到中堂的单独召见的可能。而且他对牛布衣和冯琢庵，吹牛说他选的程文如何遍布四海，以致家家都把他当先师供奉。被纠正后，还在继续吹。最后的结局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一迷上科举后，文行出处就被看轻了，匡超人没能跳出这个怪圈，马二先生有没有责任呢?

还有一种是让科举制度中所包孕的思想毒害了的人。明清科举制度用的教材是朱子及门徒注的四书五经，所以科举的内容浸透着理学思想。修习这样的书当然首先就是要完全地无保留地接受其中的思想。这正如马二先生对蘧公孙所说的“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可见醉心于科举的人首先就是牺牲自己自由思想的权力，成为唯朱子马首是瞻的思想奴才。聪明的，将这作为一块敲门砖，一旦用过，就弃之蔑如;而迂腐的，却就无法自拔了。老秀才王玉辉的女婿死了，女儿一时想不开，要以死殉节，他竟然大加鼓励。女儿果真饿了三天归西，他仰天大笑叫好。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他实际上六十多岁了，三十年前中了秀才，科举已经无望，而还想名垂青史，于是编了充满酸腐气的三部书，但能否出版，他比谁都清楚。于是女儿当节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可以给他增加荣耀。但是在女儿死后，他心里不痛快，出外散心，见到个穿白的女子，便想起了女儿，不由热泪直滚，他的内心让礼教折磨得多么痛苦。作者对深恶痛绝的态度，在这里表露无遗。

这两类人不是不重文行出处，而是过重文行出处。过犹不及。这种做法一个是戗害了善良青年的心灵，一个是残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一位如花少妇的性命，而这两个人物恰恰是正人君子。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及其倡导的思想，真是害人匪浅!如果作者只是以看轻文行出处的人来暴露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黑暗，还不足以服人，因为可以说是这些读书人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抛弃了科举制度的灵魂和精髓，而不是制度本身之错。而正是有这两类人，才可以看出，科举制度是真正的一柄双刃剑，一面是当官逐名利，另一面是封建礼教。只要入了进去，或是被杀，或是杀人。

作品里还写到了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这些人明摆着功名无望，但是求富有门。有坑骗主人的管家奴才。杜少卿的管家王胡子与来打秋风的人一同骗取主人的钱财，在见主人不济时，又拐钱逃走;娄府的晋爵将主人搭救杨执中的七百两银子全部据为己有。还有敢于私刻公章，找人代考秀才的潘自业，冒充牛布衣的骗子牛浦郎，还有想霸占沈琼枝的铜臭熏天的盐商。要说这些人是科举制的产物有些勉强。但是考虑到社会的栋梁儒生都将文行出处不当回事，这些人又怎能免俗呢?上梁不正下梁歪罢了。

整个社会的乌七八糟，表面上看是人们追逐功名富贵，而根子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那里。

作者并非是个像兰陵笑笑生那样的只顾展览社会的腐败，甚至有时对他笔下的否定性人物流露出不可掩饰的欣赏，而是有着强烈地挽狂澜于既倒、舍我其谁的道德热情。这就是李汉秋先生所说的三有人物身上体现出的理想。这些人物或是根本不沾科举气，或是出污泥而不染。其所体现出的思想核心是原始儒家的仁者理想，亦即所谓人道主义思想，这是儒家思想中最为光辉的部分。这种思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那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泛爱众的思想行为是作品里最有诗意的部分。首先表现在具有人道思想的上层人士对孤苦无靠的下层百姓的悯爱。杜少卿对穷人无私关爱照顾:老管家娄老伯在其家三十多年，年老患病，他事之如父。杨裁缝母亲暴死，他将定做的衣服全部送给杨，让他变卖了葬母。庄绍光在赴京应征召返回的路上借住农家，老两口都死了，他出钱埋葬。

其次，作者对那种朋友有难、两肋插刀的古道热肠的人物，显然是赞慕不已。凤四老爹为了个萍水相逢的假官，居然出主意让那些与他来往的人假戏真做，又跑了几千里路，使其安然脱险。这虽是不合法度，但是却体现了人间真情。

第三，不拘身份地位高低的朋友之情。在作品里，写得最动人的也许就是向鼎与鲍文卿如真金一样的感情。向是官居三四品的府道大员，而鲍则是地位最低的戏子，在一般情况下，前者对后者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但这两位心灵高洁的人，却由于意气相投，发现了对方的人品，成为最为知己的朋友。虽然鲍文卿不可能完全抛开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在向鼎面前往往不能免于唯唯诺诺的神态，但向鼎却不为世俗观念所限，确实显示了吴敬梓的高尚的人道主义理想。这不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或所谓怜香惜玉，而完全是敬重对方的人格，双方是平等的人、将所有的人一视同仁。

作者还对以原始儒家理想来挽救世道人心，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作品中写了三次文人的大聚会。一次是娄家二公子的莺脰湖大会。但那次出席的只是些假名士。后来又接二连三地出事，先是权勿用被捕，又是张铁臂的猪头，所以这次名士大会成了一段笑柄。第二次是杜慎卿莫愁湖大会，出席的人大都可算是名士，吟赏烟霞，倒也风雅，但是缺乏的是灵魂，所以颇显无聊。作者专门把这次大会的发起人杜慎卿用重笔写了一下。他本要纳妾，但又说女人多讨厌，隔三间屋就闻见臭气。作者写他说的这话绝不是虚伪，而是让他借夸古人暴露出同性恋的阴暗心理。季苇萧借此捉弄了他一回，给他介绍了一个四五十岁的黑胖道士来霞士。像杜慎卿这样的人，主持的文会，除了评出一群色艺娼妓，让无聊文人津津乐道外，什么也没留下。这仍是写名士生活的空虚，作者对此也是不屑一顾的。

但经过这两层铺垫后，第三次大会就不同了。不管实际艺术效果如何，但没人能否认作者最精心结撰的是那场泰伯祠的开光大典，这是由他心目中的士林模范人物虞博士、庄绍光和杜少卿发起组织的。由于这是以作者亲自策划，亲身经历的修复先贤事作为蓝本的，所以他写得很细。吴泰伯在儒家中，并非是什么重要的圣人，但是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关心他人重于自己的仁爱谦和，为了家族和国家的利益不惜放弃一切的精神，正是作者所热切呐喊、急切盼望回归的。所以他在写杜少卿修建泰伯祠时，是包含有自己的理想，这也就是上边所说的原始儒家的人道主义。但我们在读到这段时，恐怕很少能为作者的这种热情感动，而是会觉得这表面的庄严堂皇下，却难免时时的冒出酸腐之气。在这之后，作者又两次写到泰伯祠，一次是那个失去女儿的王玉辉与邓质夫去游，两人都是迂腐的秀才，虽说祭祀的仪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在，但已落满了土。而最后则是市井四大奇人之一的盖宽游览，大殿已是山墙崩坏，楼梯板都被人拆光了。作者在写到这里时，一定是与稍晚的曹雪芹一样，充满了无才可去补青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感慨。他自己也知道，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即所谓的真名士的能耐，对此，他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所谓真人在民间。作者写了几个他理想中的下层人物如沈琼枝、凤四老爹，特别是他又专用市井四大奇人作结，可见他在对自己这类空有满腹热情却无用武之地的人失望之后的又一个寄托。这类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虽然身份是市民，但是没有市侩的铜臭气;二是不论是否读书，但都知礼，有古人之风。所以只不过是换了张皮，而骨子里还是传统的儒者，这些人实则是古贤隐士的化身。作者并非是想让他们出来做官干事，而只是把他们作为一种模范和精神上的象征，希望借此拯救世道人心。

总的来看，作者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是带有人道主义的，相当纯正的原始儒家思想。他在批判社会弊病时，入木三分，见解深刻，但是在提出自己的正面理想时，却显得非常迂腐，比之他笔下的马二先生强不了多少。所以他在祭泰伯时要让马二先生当终献，也很有象征性。但作品涉及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政治权力结构以及由此而生的名利欲望，是后期封建社会对人异化的主要因素，人们只有摆脱了它的控制和压抑，人才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自然的人性。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仍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