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者、版本和研究概况

吴敬梓，字敏轩，又字粒民，因他的书斋自署文木山房，故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又因举家迁至南京，定居于秦淮河上，也自称秦淮寓客。全椒(今属安徽)人，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他的前辈中，曾祖吴国对在清初顺治年间中过探花，与名诗人王士祯同榜。祖辈的吴晟是康熙年间进士，吴昺中过榜眼。他的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嗣父吴霖起是拔贡，曾任江苏赣榆县教谕⁽¹⁾。总之，他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之家，六十年中一家有进士、举人等有功名者和出仕的官员十四五人，还不算贡生秀才在内。⁽²⁾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他自幼也曾热心过科举，在十八岁时考中了秀才，正是这一年，他的生父吴雯延去世。⁽³⁾

吴敬梓的生平，以其二十三岁时父亲吴霖起之死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身为贵公子，走的是传统的读书以做官的路，与这个时代大多数书香门第子弟所走的道路相同。而父亲去世后，他的家族虽然仍枝庶繁盛，但子弟中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已呈现败状。吴霖起刚死，弟兄亲戚就来打吴敬梓家财的主意。他在《移家赋》中曾说:“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纷纷来抢他的遗产。⁽⁴⁾⁽⁵⁾这件事给他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他看清了世态的炎凉和人间的虚伪，对这种人与人之间靠露骨的金钱关系维系的现实产生了厌恶之感，于是他有意识地开始大肆挥霍。三十岁以前，就把家产折腾光了，这其中既有他自己的大手大脚，也有的是被人骗走。他的行为，当时受到乡里的普遍嘲笑。他在《减字木兰花》中说:“四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是以他本人作为原型的，作品中写的高先生评杜少卿破家，就是他的这首词的注释:“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个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住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家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着:‘不可学天长杜仪。’”正如这段文字所说的杜少卿那样，他在故乡穷愁潦倒，加之受够了舆论的嘲笑和压力，因此在三十三岁那年移家南京，开始卖文生涯，生活开始变得异常艰苦。在雍正十三年(1735)他三十五岁时，朝廷下诏令朝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的学者，次年乾隆元年(1736)，安徽巡抚赵国麟欲罢不能荐举他入京应试，可是他托病未去，后来连乡试也不参加了，过起了清贫但却自由的生活。在五十四岁那年冬天，吴敬梓在穷愁潦倒中死于扬州。

表面上看，他是对主流社会采取敌视态度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不能说没有理想，而是对儒学的传统伦理道德有着巨大的热情。这既可以从他晚年治经，著《诗说》七卷看出，⁽⁶⁾也可以从他曾在四十岁时卖掉了老家最后的产业，为的是修复先贤祠的事情中见到。这在《儒林外史》中，就是杜少卿倾家修泰伯祠壮举。他本人的经历，是《儒林外史》中的部分故事原型。⁽⁷⁾

《儒林外史》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

首先，原著到底有多少回?这个问题有多种说法。吴敬梓的挚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看来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最高，但是现存最早的《儒林外史》刻本卧闲草堂本却是五十六回。晚清人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著书，皆奇数。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襞积而成。”即第五十六回是他人补入的。光绪十四年(1888)，又有一种加入沈琼枝的故事的六十回本，而这较之五十六回本多出来的四回，学界普遍认为是后人加入的。

因此，剩下的就是五十回、五十五回和五十六回这三种说法了。胡适认为，应从程晋芳和《全椒志》的五十卷说。金和说的吴敬梓的著作是奇数没有道理，因为吴敬梓“无论诗文集四卷或十二卷，这都是偶数”。所以他认为，无论六十回本，五十六回本的末回，还是五十五回中，都有后人所增，但他没有说明所增的是哪些部分。⁽⁸⁾吴组缃认为，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四回上半的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可能不是作者的手笔”。⁽⁹⁾章培恒认为在作品中，作者对时间计算很周密，累加的年数相当精确，但是三十六回以后的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出现混乱，推考出“卧闲草堂本”第三十六回的一半，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四回的前半部分，第四十二回至第四十四回的前半部分均系后人所增撺入。把这些部分去掉，再取掉五十六回，全书恰为五十卷。⁽¹⁰⁾有学者对此说高度肯定:“论证是严密而有力的……《儒林外史》原本多少回的问题可以说已经澄清。”⁽¹¹⁾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即以章培恒先生认为作品中无误之处而论，其年数也远非精确，与实际的历史有相当大的出入，所以据此来说哪些文字是后来植入的，理由不充分。并且证明，正是章文认为植入的部分，有证据说明是出自吴敬梓之手。⁽¹²⁾因此，并不足以驳倒五十五或五十六回之说。

关于五十六回是否增入的问题，赵景深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认为，《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真伪难以断定，其理由是《儒林外史》第一回中有百十个小星堕向东南的描写，而五十六回中的幽榜，正好照应这一描写，所以“在五十五回本未发现以前，幽榜一回的作者问题还是存疑的好。”⁽¹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发展了赵景深的观点，房日晰认为:“‘幽榜’一回是作者颇费匠心的特意安排，并非后人的伪托。”⁽¹⁴⁾陈美林赞同房日晰的观点，“大致可以认为‘幽榜’为吴敬梓所作”，并且提出，所有五十回的说法都源自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可是程晋芳的说法并不可信，“仅以程传有具体卷数的记载而将它作为一项重要根据也就难以令人信服”，而传世的作品都是五十六回本所出，除非将来发现五十回本，否则，程晋芳的五十卷之说是缺乏根据的。⁽¹⁵⁾

其次，是传世的《儒林外史》的版本，这个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初刻本据清人金和撰于同治八年(1869)的《儒林外史跋》，是“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¹⁶⁾。金棕亭名兆燕，担任上述官职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之间。可惜这个刻本迄今没有发现。现在所能见的最早的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以后的各种版本，都是由这个版本衍生出来的。从金和提出五十六回是他人伪作植入后，有些版本就将这一回删去，成为五十五回本。近年来，各出版社的《儒林外史》有多种，较好的版本是李汉秋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

有关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记述和研究，其研究史，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研究。在他生前和死后，其亲友吴檠、金榘、金两铭、金兆燕、吴烺、程廷祚、吴培源、程晋芳等人，留下了大量有关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字，对吴敬梓的家世、生平、为人、性格和思想等，做了相当详细地描述。比如他究竟是因为真病还是装病没有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就有多种说法，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些亲友说他为人处世有类于魏晋时的阮籍和嵇康，这对我们了解吴敬梓的性格和思想，从而知人论世，解读《儒林外史》，也颇有帮助。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研究作品的著述，其体裁是作品序跋和评点。自卧闲草堂本有闲斋老人自署撰于乾隆元年(1736)和未署名的回末总评以降，到十九世纪末，这类文字有二十余种，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作出了重要评论，有些直到今天还有意义。如闲斋提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卧闲草堂评和黄小田评也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很多现代的、当代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对作者创作动机最好的概括;同时，这篇序还提出了作者是要用儒家理想来教化世道人心，这也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认同。黄小田评点虽然认同“功名富贵”说，同时在作品“楔子”王冕的“这个法(指八股取士)却定的不好”后，做了评论“作书本旨”，即认为作品是反科举的。而这些序跋和评点还对作品写实方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闲斋序说:“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而这种如实描写人物的特点，是“迥异元(玄)虚渺荒之谈”若《西游记》之类的作品的。⁽¹⁷⁾这实际上已涉及了创作方法的问题。清人对此也同样是交口称赞，并且有所发展。黄小田评本的黄富民序就认为，作品写实的特点不仅表现在人物方面，同样也表现在事件和场面方面:“事则家常习见，语则应对常谈，口吻须眉惟肖维妙。善乎评者之言曰:‘慎毋读《儒林外史》，读之觉所见无非《儒林外史》。’”⁽¹⁸⁾而其所以能在写实方面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卧闲草堂评认为是“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宝玉之有瑕。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¹⁹⁾是因为作者自觉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从善恶的道德属性出发描写人物，即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传统。而对作品讽刺性特点，卧闲草堂评也明确点出，即“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²⁰⁾对于作品的结构，也有精妙地看法。卧评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这已涉及作品形散神凝的结构特点了，即虽说从表面上看，作品写得头绪繁多，变化多端，缺乏照应，但是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主题落墨的。而具体的结构方式，卧评和黄评都认为，泰伯祠大祭是个结点，很多重要人物是靠这个大事件来聚集的。(www.daowen.com)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儒林外史》中相当一部分人和事是有所本的。对于作品的本事研究，清人金和开肇其端，金和的母亲是吴敬梓堂兄吴檠的孙女，因此他对吴家的事知道的很多。他在《儒林外史跋》中指出，作品中杜少卿的原型是吴敬梓本人，杜慎卿——吴檠，虞育德——吴蒙泉，马纯上——冯粹中，迟衡山——樊圣谟，武书——程文，平少保——年羹尧，凤鸣岐——甘凤池，牛布衣——朱草衣，权勿用——是镜，还指出了一些原型的姓氏⁽²¹⁾，后人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屡有续作。

随着晚清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人们对于小说救世作用的强调，加之西学东渐，大量的报刊为小说的发表了研究提供了空间，《儒林外史》研究也有了新的视角，这在小说的主题和社会意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丘炜萲在《菽园赘谈》(1897)中说:“《儒林外史》一书，意在警世，颇得主文谲谏之义。”⁽²²⁾王钟麟的《中国小说史论》(1907)说:“描写社会污浊贪酷之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如……《儒林外史》……之写卑劣，读诸书者，或且訾古人以淫冶轻薄导世，不知其人作此书时，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而成者也。”⁽²³⁾显然，学者们眼界已超越了“功名富贵”，变得开阔起来。由于作品的讽刺性，正与这时期文人对社会的嫉恨心态相应，因此，《儒林外史》成为这时期很多小说效法的对象。在清末有人认为:“近日社会小说盛行，如《孽海花》《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其最著者，然追溯源委，不得不以《儒林外史》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也。”⁽²⁴⁾《孽海花》等几部小说被称作是社会改良小说，寄托有当时改良派文人的社会改造理念，而由此可见《儒林外史》一书在当时社会政治思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社会小说之嚆矢”。

总之，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研究虽然粗浅并不够系统，但是却为以后的研究开了个好头。⁽²⁵⁾

第二个阶段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研究。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化、系统化和理论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和鲁迅在《儒林外史》的系统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近年来的研究也有新的气象。⁽²⁶⁾

首先是作者家世、生平、著述和思想的研究。胡适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撰写了《吴敬梓传》和《吴敬梓年谱》，厘清了吴敬梓家世、生平和著述中的许多问题，成为现代系统研究吴敬梓的奠基之作。就开创性而言，他的工作是后人难以超越的。建国以后到新时期，何泽翰、陈美林和孟醒仁等一批学者对吴敬梓的生平研究作出了新的拓展。例如，吴敬梓生父是吴雯延的提出，使其生平中的十八岁中秀才，以及家产被族人侵占等问题，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吴敬梓的著作，胡适引《全椒志》云，除《儒林外史》，尚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十二卷，他自己得到《文木山房诗集》四卷，为吴敬梓四十岁之前所作。而建国后又陆续发现了诗二十八首和文五篇。特别是《诗说》的发现，是一大收获。吴敬梓的思想，从胡适、鲁迅以来，一般都认为是以儒家孔颜人格来反对理教，在原始儒学的道德规范中，追求自然适意的人生。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吴敬梓的思想已带有近代的民主成分。

《儒林外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进展。作品的人物原型和本事研究，在金和《跋》和黄小田、天目山樵等评点的基础上，也屡有补入。何泽翰的《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和《儒林外史本事考略》，以及朱一玄、刘毓忱的《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做了集大成的工作，共辑考吴敬梓亲友交游约60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吴敬梓写入了作品之中，作品中的本事约40条。

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这个阶段的学者除了对“功名富贵说”予以深入地解读外，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胡适认为，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这是全书的宗旨”。⁽²⁷⁾钱玄同根据作品中描写的王玉辉鼓励女儿殉节一节，指出:“更足证明礼教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²⁸⁾陈独秀独具慧眼，从鲍廷玺的婚姻，王玉辉妇儿殉节，比较倪老爹后悔当了三十七年秀才，读了几句书和荆元的朋友于老者种地活得快活三件事，分别总结出吴敬梓不满父母包办婚姻、觉得贞操极不自然以及把“工”看得比“读”的三个重要思想，这是非常有见地的。⁽²⁹⁾鲁迅发展了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关于作品是“穷极士林情态”的说法，提出了“机锋所在，尤在士林”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讽刺士林”说。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基本是对这些说法进行阐释，长期无人提出异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儒林外史》的文化意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论著。例如，傅继馥认为《儒林外史》不是儒林丑史，而是儒林痛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吴敬梓是第一个用一系列足以构成体系的形象，把人才的消磨作为社会性的危机提出来的。”⁽³⁰⁾但总体来看，仍然是从以上诸种主题思想说出发，来生发展开论述的。

对于作品写实性的讨论，也不再囿于如何肖似生活，而是注意从理论上阐发。胡适说:“颇带一点写实主义的技术，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英雄儿女的话……”⁽³¹⁾将作品的摹写生活上升到创作方法“写实主义”的高度。鲁迅指出吴敬梓“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³²⁾，则是强调了作品不仅如实摹写了生活现象，而且写出了生活的本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李汉秋认为，作品从创作方法上考察，已达到近代现实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高度。⁽³³⁾

《儒林外史》人物描写的成就颇为突出。钱玄同总结出作品善于在比较中写出人物的特点:“他描写各人的性情、言语、动作，都能各还其真面目:那地位相差太远的人自不必说;如杨执中和权勿用，娄公子和蘧公孙，杜少卿和迟衡山，虞博士和庄征君……很容易写得相像，他却能够写得彼此绝不相同。”⁽³⁴⁾鲁迅则更具体地概括了《儒林外史》写人物的成就:“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³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大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典型的理论出发，论述作品是如何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个性化等等，研究有趋同的倾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有新的发展。如何满子认为作品写了人物性格的动态变化，傅继馥认为作品实现了性格化典型的塑造，李汉秋认为作品完成了古典人物向近代人物的转型，等等。⁽³⁶⁾

作品的讽刺性是现当代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钱玄同说这部书的主旨之一是“讪笑举业”时⁽³⁷⁾，实际说得也是作品的讽刺意味。胡适则径称:“南方的讽刺小说都是学《儒林外史》的。”而这种讽刺性表现在“这是一种创体，可以作批评社会的一种工具。”⁽³⁸⁾鲁迅概括得最为深刻:“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³⁹⁾一是认为作品的讽刺的深刻性在于作者是出以公心，即救世之心，因此其讽刺是具有普遍意义，而非泄一己之私愤;二是认为作品讽刺风格不是一览无余直抒情怀，而是具有寓庄于谐、婉转含蓄的特点;三是对作品的讽刺性予以了极高评价，认为因此才使它堪称是第一部成熟的讽刺小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有学者具体从作品的目的、特点和手法，悲剧的内涵和喜剧的表现等方面予以总结，使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形深入。⁽⁴⁰⁾

《儒林外史》的结构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冥飞较早地做了总结:“《儒林外史》笔法虽佳，其布局则实不免于松懈也……叙事处，颇有嫌其枝枝节节，不似一气呵成者。”⁽⁴¹⁾胡适说得更为详细明白:“《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⁴²⁾对这种结构，他们颇有微词。鲁迅对作品结构的看法虽没有大的不同，但是却给予了肯定:“惟全书无骨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亦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⁴³⁾他们有关作品的这种缀短篇、集碎锦式结构的观点，长期以来成为定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力图给予这种结构新的解释。冯至认为，作品由十几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由几个角色串演，故事过去了，角色也退出舞台。作者有意识用王冕故事开篇，隐括全文，最后用市井四大奇人作结，这就给十几个故事做了个框子，不至于散乱。⁽⁴⁴⁾黄秉泽认为，作品以各色人等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也统摄全书，形成了严整完美的构思。⁽⁴⁵⁾李汉秋利用系统分析方法探求作品的深层结构，认为作品中的士林人物分成了三有三无两组，否定性人物和肯定性人物构成了一个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支撑起了整部作品。三无指的是无智无聊无耻，三有则反之。⁽⁴⁶⁾杨义的研究颇富思辨色彩，他认为，作者对八股取士制度的百年反思，形成小说观照的独特视角和独特结构。作品采取了八股制艺的结构方式，即原、反、正、推。楔子部分王冕的故事属“原题”，即阐明题旨;二至七回从反面入笔，写了二进以及与之牵连的一班人;八至三十八回是反回正位到正中之正，顶点是泰伯祠大祭;三十八回以后，是对题旨在不同方向上的推衍。这种结构，类似于古籍装?中的“叶子装”，也叫“旋风装”，所以他称之为“百年反思的‘叶子’式长篇结构体制"，具有往复回还，相当严谨而又舒卷自如的特点。同时他也承认，由于“大幅度和两极性的时空操作”，使故事线索片断化。⁽⁴⁷⁾这些观点，将作品结构的研究，提到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