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者、版本和《聊斋》学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1640—1715)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川县(现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其民族，有阿拉伯、女真、蒙古等说法，但是他自称是汉族，般阳(山东淄川)土著。⁽¹⁾蒲松龄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十九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七十一岁时才成岁贡生。为了谋生，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在辞幕归乡后，一直以教书为生。在康熙十八年(1679)四十岁时，他进入了本县西鄙西铺村的毕姓官僚地主家。毕家在明末曾显赫一时。他的馆东毕际有在谢职归田前，曾任南通州知州。蒲松龄在毕家教毕际有的几个孙子读书，也代毕际有父子写写来往书信，应酬贺吊往来，主宾相处得十分融洽。毕际有名士派头，而且家里藏书很多。蒲松龄在这里可以比较轻松地创作他的《聊斋》，还可以饱览群书，生活也比较安定。所以这一时期他心里有矛盾，一方面为寄人篱下的生活而感到耻辱，另一方面又有宾至如归之感。在这里他一呆就是三十年，直到七十岁上撤馆归家。这一段是他修改补充《聊斋》的时期。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逝。蒲松龄是我国文学史上在文言短篇小说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伟大小说家。

纵观蒲松龄的一生，主要的内容是读书、教书、著书和科考，可称为旧时的一个典型的穷书生。这种经历使他始终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世界是农民的下层社会，虽然他父亲经商曾积下了一些钱，但是由于家里人多，他父亲后来又经常在家教育子孙，所以晚年时家境贫寒。蒲松龄年轻时与兄弟分家，只分到了几亩薄田和三间农场老屋，而他本人又一直沉溺于举业，无暇顾及家里生计，孩子一多，就顾此失彼了。他虽然不是贫家之子，但经受过生活的困苦和科举的失意，也受过催租吏的威逼，因此一直与穷苦百姓没有拉开距离。另一个世界是达官贵人的世界，他特殊的类似于清客的身份又使他与上层世界有着广泛地接触。特别是进了毕家后，常接触当地的缙绅名流、地方官员，也参与各种饮宴倡酬，以至于结识了当时最著名的大诗人王士祯，并且受到山东臬台喻成龙、学政黄叔琳的赏识，这又是一般文士很难有的际遇。

蒲松龄这种特殊的生活直接对他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影响。要言之，他一生可以说都是摇摆于俗雅文学之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精于俗文学和雅文学样式。他大半生致力于举业，一心想平步青云，因此各种传统的文学样式他都涉猎过，写得一手好诗词文赋。尤其是诗，他居然写了一千二百多首，几与杜甫相当。其中不乏佳作。而他幼年就受过乡村文艺的熏陶，会唱俗曲，也为当地人写过《姑妇曲》《翻魔殃》和《墙头记》等宣传伦理道德、寓教于乐的作品。另一方面就是反映在《聊斋》中的俗雅合流。从其故事来源和许多故事的内容来看，是属于民间故事或话本一类，但又是用最传统的雅致文言写成的。这都与他本人生活的两个世界有密切关系。

《聊斋》是从作者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他的挚友张笃庆在康熙三年(1664)写给他的两首诗称他是神仙客，说道“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可见他在这时已经开始写这部写鬼写妖入木三分的书了。到四十岁时已基本完成，真到他花甲之年才搁笔，前后约达四十余年。⁽²⁾

早在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就已脍炙人口了，有多种手抄本流传。当时诗坛盟主王士祯专为此书做了评点。而在乾隆年间有了刻本后，更是遍传天下，甚至日本、朝鲜和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时都出版了译本。

《聊斋志异》版本很多，较重要的清本有以下几种:⁽³⁾

第一种，作者本人的稿本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蒲松龄去世后，各种遗稿均藏于山东淄川城内玉英街蒲家祠。同治初年，他的七世孙蒲价人因与族人闹纠纷，举家迁往辽宁沈阳，随身将《聊斋志异》《聊斋行乐图》及《聊斋杂记》书稿带去。他去世后，《聊斋志异》和《聊斋杂记》手稿落入其子蒲英灏手中。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供职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依克唐阿向蒲英灏先借了《聊斋志异》手稿前半部，阅后还回，续借了后半部。依克唐阿遂有事进京，不幸染疾而死。《聊斋志异》手稿的后半部不知所终。1901年蒲英灏去世之后，《聊斋杂记》及半部《聊斋志异》手稿由其第五子蒲文珊收藏。到了1948年辽宁解放，蒲文珊将这两部书稿先后献给政府，现在沈阳市辽宁图书馆收藏。

这半部《聊斋》手稿包括作品二百三十三篇，序文三篇，其中一百九十篇为蒲松龄手迹，字体遒劲，绝少涂改。代抄部分四十三篇，蒲松龄亲笔做了较多修改。书眉有蒲松龄手录王渔洋评语多条。

第二种，铸雪斋抄本是《聊斋志异》诸本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其出于“殿春亭主人本”。蒲松龄晚年的忘年交朱子青之子朱崇勋的书斋名叫“殿春亭”，朱家的人在雍正元年(1723)从蒲松龄的儿子处借来《聊斋志异》，抄录而成了这个本子，可惜这个本子已佚。铸雪斋本是乾隆年间济南历城的张希杰根据殿春堂主人本抄成的，铸雪斋是张希杰的斋名。用现存的手稿本与铸雪斋本比较可见，铸雪本与稿本相近。四百八十八个篇目，但有目无文者凡十四篇，实有文四百七十四篇。较半部手稿多出二百五十五篇，基本上可以补充已失后半部手稿中的作品。

第三种，1962年在距蒲松龄家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发现了一部二十四卷抄本，是前人未知的一部重要抄本。这个抄本出自一人手迹，字体工整，文中有为改正笔误而挖补的痕迹，但是没有关于抄写、批校和收藏的印记和说明。从避讳和题诗等方面鉴定，这个抄本很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间(1750—1765)，也可能是道光、同治年间，根据乾隆年间的抄本重抄的。这个抄本同铸雪斋本比较，虽然篇数同为四百七十四篇，但是具体篇章有不同。二十四卷抄本所没有的篇章，基本上是所谓“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而多出的篇章，则篇幅较长，内容较为充实。以二十四卷抄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与蒲松龄手稿本异文对比，则二十四卷抄本更为接近手稿本，因此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第四种，1963年6月，北京市中国书店于北京东城金氏家中发现题名为《异史》的《聊斋志异》抄本。该抄本封面有“《异史》，康熙己未，聊斋焚馀存稿。”这是个六卷本，未见前人提及过。有学者认为:“它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聊斋志异》版本中，最早、最全、最接近作者手稿本的一个重要抄本。最早，是指它的抄写时间大约在康熙与雍正年间;最全，是指它是现存的诸《聊斋志异》版本中所载篇目最多的一个抄本，共载文四百八十四篇;最接近作者手稿本，是指它比现存的青柯亭本、铸雪斋本、二十四卷本、王金范十八卷抄本、黄炎熙十二卷抄本之讹、误最少。”(www.daowen.com)

第五种，青柯亭本是清代以后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种版本，其原因在于它属刻印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问世。刻者赵起杲，字清曜，山东莱阳人。其平生喜读《聊斋志异》。任严州知府时编刻《聊斋志异》，此举得到了著名出版家鲍廷博的支持。限于财力，赵起杲先从原稿十六卷中选出文字较精美的十二卷刻印，刻成后，意欲再刻剩余部分，却不幸病逝。友人继承其遗志，十六卷本终于在是年底前告成。此刻本对《聊斋志异》的传播，有很大功绩。此后问世的各种石印本、铅印本、评注本和在二十世纪以前传入国外的几乎都是根据此本翻印的。可惜因避讳违碍，多有削改，这是它不如诸手抄本之处。

第六种，1962年河南辉县发现乾隆三十二年(1767)王金范刻十八卷本，其中有诸本均失载的《某经略》一篇。

今人整理本较好的有: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本;朱其凯主编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本;盛伟编校的《蒲松龄全集》(上、中、下三册，其中上册是《聊斋志异》及附录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本;任笃行辑校的全校全注集评本《聊斋志异》(上、中、下三卷)，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本。

《聊斋志异》一出现，就以其多元的思想与精湛的艺术吸引了读者的关注，其研究也相应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聊斋》学”与作品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聊斋志异》的研究，大体上可分成这样几个阶段⁽⁴⁾:

从作品产生到清代末年，是第一阶段。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就已获得当时一些文人的高度评价。诗坛大家王士祯为其作评点，作者友人张笃庆《和留仙韵》称他是“司空博物本风流”，赞扬道:“董孤岂独人化鉴，干宝真传造化功”。在作者去世后，《聊斋志异》有了多种抄本流传民间。刊刻本和学术性评点本的出现，既是《聊斋》广泛流行的开端，也是《聊斋》进入学术研究的标志。青柯亭刻本和王金范刻本在乾隆中叶刊行，引起了后来的刻印热，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乾隆五十年(1785)王金范刻本的郁文堂重刻本所刊长州人王芑孙的评点，嘉庆二十三年(1818)川人冯镇峦开始评点《聊斋志异》并著《读聊斋杂说》，道光三年(1823)经纶堂刻南海何守奇评本《批点聊斋志异》、道光五年(1825)步月楼刻吕湛恩注本《聊斋志异附注》，道光十九年(1839)花木长荣馆刻江宁何垠注本《注释聊斋志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顺但明伦新评自刻本《聊斋志异新评》，并合刻“新城王士正评”等等，这些研究，一般采用古代研究小说较为典型的模式，如有序跋、总评、回前评、回末评、眉批、夹批、注释。尤但明伦的评点，影响为大。清代末年，《聊斋志异》的译本在海外开始流传，有英文、日文和法文等节译本。

民国建立以后，《聊斋志异》的研究进入第二阶段。新文化时期，由于对传统文言文的批判，使《聊斋志异》一度受到轻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说:“《聊斋》取材太滥，见识鄙陋。”但是他做了《醒世姻缘传》的考证，结论是其作者蒲松龄。可是这个结论并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二三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对蒲松龄本人、其家庭生平、各种著作特别是《聊斋志异》的流传情况与版本流变、聊斋诗词、聊斋文赋、聊斋俚曲、聊斋杂著等进行了全面研究，1920年国学维持社编《聊斋全集》六册和1936年署名路大荒编《聊斋全集》四册两个集大成版本正式出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聊斋志异》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后的小说史著作，大抵沿袭了鲁迅的观点。不能不提的是1912年出版的问恨生的《聊斋发微》，是蒲松龄及《聊斋》研究中的第一部专著。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聊斋志异》的研究进入全面繁荣时期，这是第三阶段。虽说在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后期，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整体上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研究有了专业的组织机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成立了蒲松龄研究小组和蒲松龄著作整理编辑委员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山东大学成立了蒲松龄研究室，蒲松龄的故乡成立了蒲松龄研究所，都做了大量工作，后两者还分别编辑出版了《蒲松龄研究集刊》和《蒲松龄研究》季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在全国各地都有一批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

蒲松龄著作继续被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整理本。例如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三会本，曾参据了十四个版本，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聊斋》整理的最高水平。各种考述作者生平和著作的专著陆续出版，如马振芳的《蒲松龄评传》和袁世硕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都颇得学界好评。

《聊斋志异》的文本研究，也全面开花。如思想内容方面，作品对科举的评价，对理想人生与现实人生的态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与超越，以及对儒生、商人、妇女等和“异史氏曰”与正文体现的思想关系，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艺术方面，学界特别关注《聊斋志异》的叙事艺术、篇章结构、人物描写以及语言特色。但总体看起来，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贫弱。

在港台地区和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尤以“台湾”、日本和前苏联的研究引人注目。⁽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