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凌濛初虔信佛教

凌濛初深受佛教的影响，这有着多重的原因和背景。

明代诸帝，大都尚佛。明太祖朱元璋少时曾出家，故立国后对佛教甚为重视。《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谓:“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²⁾明朝历位皇帝，“虽间或也有限制佛教，沙汰僧尼，甚至像世宗那样崇道排佛的，但总的来说，多数是佞佛的。”⁽³⁾时风所及，“明代官僚士大夫受佛教影响依然很深，中后期参禅学佛也有所抬头。”⁽⁴⁾

凌濛初的文化活动在万历中期至明末，学界将这段时期称作晚明。从总体趋势看，宋代以后日趋式微的佛教在这一时期中兴，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广泛影响，具有重要地位，朝野中外，信徒靡然向风。神宗虔信佛教，尝云:“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⁵⁾“本朝主上及东宫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⁶⁾神宗之母慈圣太后好佛，自号“九莲菩萨”⁽⁷⁾，“于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⁸⁾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而明代后期政治黑暗，权臣宦官交替当道，东厂锦衣卫特务横行，边患内乱不断，故使当时社会成员，尤其是文人们普遍对现实产生幻灭感，企图在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寄希望于来生后世，而佛教正具有这样的功能。而晚明建立在工商业经济上的市民社会有较大发展，带来价值观的巨大变化。市民价值观从本质上说，与传统的产生于农业自然经济下的儒家价值观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者是建构于等级制度之上的以“礼治”为核心的一整套观念，其财富的分配原则亦以权势地位作为唯一依据;而前者的核心是利益驱动原则，说穿了就是现实的功利考量，即追求财色欲望的最大满足。因此市民阶层的崛起，必定要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因此当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通俗文学中出现了非道德化的倾向，尤以大量露骨的色情描写为其显著特色。元代中期以后，程朱理学成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这种以天理印证人间“君臣父子”关系神圣性的理论，⁽⁹⁾过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存天理，灭人欲”，显然不仅市民阶层难以认同，而且具有启蒙意识的文人也越来越感到其不合情理。⁽¹⁰⁾晚明反理学的哲学、伦理和文学思潮，从大的方面说，概基于此。而反理学必须手持利器。在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近代西人启蒙思想之类理论时，拿来主义不失为便捷之路。而大乘佛教有关世俗生活的一些原则和行为规范，恰好可以为这些深受传统影响的文人提供一种既异于理学，又能够对市民阶层非道德化倾向起到有效约束作用的价值观体系，而当时最前卫的知识分子多为佛教信徒，并非偶然。明代佛教四大高僧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的活动期均在万历年间以后，既是这时期佛教盛行的重要标志，也是其必然的结果。名僧们上谒朝廷，下导庶人，游走四方，从者如云，“天下名公、巨卿、长者、居士，洎诸善信，无论百千”⁽¹¹⁾。这正是佛教倾动朝野，遍行天下的写照，凌濛初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

而其亲友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些人中，信仰佛教者不少，从经历看，他与祖父凌约言相似之处甚多。同担任过低级官员，任期内都参与平息过民众暴动，同治理过河务，甚至在仕宦期间因有所建树而被称作“凌公”也相同。约言晚年“释皈”，“榜其居曰净因斋，自称净因居士”⁽¹²⁾。而凌濛初的父亲凌迪知壮年仕宦，晚年“罢归闭户，著书林下”，自号“兰雪居士”，“与其子润初、濛初自相师友”⁽¹³⁾。从“居士”名目看，或当亦信仰佛教。凌濛初友人可考者无几。但是有来往的汤显祖、袁中道和冯梦祯，均为佛教信仰者。汤显祖曾致信凌濛初，玩其语气，一是为答谢凌濛初所赠“大制五种”，二是为自己剧作音律的“自然而然”，“然而自然”辩护，反对吕玉绳妄加改窜《牡丹亭》⁽¹⁴⁾。袁中道《居游杮录》中记曾晤凌濛初事，看来两人相当熟稔⁽¹⁵⁾。汤显祖晚年归佛，是四大高僧之一的真可的弟子与至交⁽¹⁶⁾。而时人论及公安三袁时说:“袁氏一门，向心净土”⁽¹⁷⁾，“兄举而弟扬之，诚儒家之无著、天亲，论部之马鸣、龙树。”⁽¹⁸⁾将袁氏兄弟与印度著名的佛学大师们相提并论。

而对凌濛初影响最大的友人无疑是冯梦祯。他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挂冠后拜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真可为师，是万历年间著名的佛教居士⁽¹⁹⁾，也是著名的《径山藏》刊刻发起人之一。真可对冯氏寄以重望:“此道荒凉东南已，知舍先生其谁哉!”⁽²⁰⁾，切盼其能担当起光复佛教的大任。冯长凌三十二岁，早卒三十九年。冯梦祯《快雪堂集》中多处说到两人相偕出游，吟诗唱和事。凌濛初生母蒋氏故，他专程从苏州家中前往乌程吊唁。两人堪称为忘年之交。其交往中与佛教有关的可考的事有两件。一是万历癸卯(1603)凌濛初携所编《东坡禅喜集》，与冯氏乘船游吴阊，“各加评语于上方”⁽²¹⁾。所写当是习禅体会;二是此后不久，凌濛初将此书“更为增定”，冯氏写跋，热切希望凌濛初精进不止，“能加一则两则，便可穿佛鼻孔”，“吾老矣，愿以勉玄房。”⁽²²⁾几乎将真可送自己的话又转赠给了凌濛初，可见对其佛学造诣之肯定。多年以后，在此书付诸枣梨时，凌濛初仍对冯氏的重望念念在兹，欷歔不已，“迄今凡十九年矣。先生墓木已拱，而余亦镜有秋霜缕许矣!付劂一新，恍如昨游，为之慨然。”⁽²³⁾

凌濛初的壮年归佛，不仅受环境影响，也有着个人原因。其才学出众，广为人知。二十岁时上书国子监祭酒刘氏，“刘甚奇之”⁽²⁴⁾。名流耿定向、耿定力兄弟均甚赏识其才华，“一时公卿无不知有凌十九者”⁽²⁵⁾。《墓志铭》的撰写者郑龙采亦称其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²⁶⁾;南明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湖广总督何腾蛟为凌濛初撰写的祭文中称:“文辞播宇宙，比眉山而多武略”⁽²⁷⁾，认为其才学与苏氏三杰相仿佛。固然不能排除其中的谀墓成分，但至少可以说是凌濛初之才学曾被时人认同。其本应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但仅在乡试中便“四中副车”⁽²⁸⁾。“为归隐计，将于杼山、戴山间营一精舍，以终老焉。作《杼山赋》《戴山记》《戴山诗》以见志。”⁽²⁹⁾

有大量证据说明凌濛初此后由儒入佛。《杼山赋》应为《游杼山赋》⁽³⁰⁾，是反映他这一时期思想的重要作品。其中说到:“宣洒何园，译彼梵言。华称弟子，初乘居焉。植夙慧于二氏，粉吾契于禅玄。弄音文于日种，探鸿蕊于墨园。……义取象于水莲，寄遐慕于复师。□□忘于法乘，时复露其念兹。尔乃情适于水，更欣得月。曾开竺语，一切交摄。”⁽³¹⁾其中术语多属佛门，可见其醉心于内典，忘情于禅机的神态。佛教信徒往往把传播佛典当作莫大功德，也是佛教徒的义务。凌濛初对此不遗余力。陶湘《陶氏涉园所辑书目》载有凌濛初校勘《圆觉经》二卷，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述及凌濛初亲笔书写刻版的《维摩诘所说经》十四卷。这是一部大经，在大乘佛教以及中土禅宗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www.daowen.com)

笔者曾经用数月方才阅读一过，故可以想见他付出了何等精力，其中当有近乎迷狂的宗教热情地支持。书后附有《释迦如来成道记》，署名“佛弟子凌濛初书”，他俨然以佛门之徒自居了。中土影响最大的所谓《禅门三经》，他就刻印了两部，佛教的色空观显然最受其重视。在这两部佛经前，他都抄印了谢灵运的《维摩诘十譬赞》⁽³²⁾。谢灵运所赞的是维摩诘宣扬的四大皆空、诸法无我和人生无常时用的十个比喻，其中有“聚泡沫合”“焰”“芭蕉”等，而且他自号“即空观主”，署在他所撰辑的多种书上，“二拍”即署此号，由此可见他对这一别号的钟爱。其含义，日人荒木猛氏言，出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³³⁾另外，《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亦云:“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³⁴⁾

而大乘佛教之旨在“二拍”中多有所见，净士信仰似乎受到特别重视。《金光旧主谈旧迹》中的主人公冯京前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尊者⁽³⁵⁾，因萌生思凡之心而入尘世，贵为宰相。一日梦游旧地，遇前生友人金光洞主。洞主大谈人间的虚妄苦难和西方极乐世界的尽善尽美。冯京醒后顿悟，从此“扶持佛教”，终日念佛，终归“净土”。作者完全是从正面来对此事大加赞美，礼佛之心无一丝掩饰。净土信仰是晚明佛教中兴中最重要的一支。

郭朋先生指出，明代四大高僧中的袾宏、德清和智旭三人都以净土信仰为主。“袁宏道的《西方合论》，也是明代净土宗的一部重要著作。”⁽³⁶⁾当时佛学界对此书评价甚高，誉为“禅土合源，超绝乐邦诸典”⁽³⁷⁾，可见其受重视之程度。联系到凌濛初与袁氏兄弟的交往，此篇作品真可谓师出有名，对当时的净土信仰的普及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相关，“二拍”中还有一些作品宣传观音信仰，据佛典，观音菩萨是与西方弥陀四菩萨之最初法菩萨同体。显教以为西方极乐世界佛祖阿弥陀佛之弟子，密教以为阿弥陀之化身。与大势至菩萨皆在阿弥陀佛之左右(观音左势至右)，而赞其教化。故称弥陀之二胁士。亦属净土信仰中的重要角色。⁽³⁸⁾《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无量寿经》和《大阿弥陀经》，⁽³⁹⁾皆阐说观世音之利益。据《法华经·普门品》之记述，当众生遭遇困难之时，只要诵念其名号，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大阿弥陀经》谓其可将信众度往净土，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生，永断轮回之苦。魏晋六朝时期，观世音信仰在我国社会开始盛行。明代以后，随着净土宗的盛行，观音信仰更加深入民心。“二拍”中亦有多处渲染了观音菩萨的无边法力，较著者有《盐官邑老魔魅色》和《酒下酒赵尼媪迷花》。前者述民女夜珠虔心礼观音，日夜口诵其法号。一日被老猴精以魔法摄去，欲强暴之。夜珠大呼观音，观音施法诛杀猴魔。此无疑是对《普门品》的宣讲。后者言佛教女居士贾秀才之妻巫氏去尼庵求签，市井无赖卜良买通庵主赵尼姑将其骗奸。观音于是托梦于贾秀才，指使其杀死赵尼姑师徒，嫁祸于卜良，使其被官府杖死。虽说大开杀戒，但“大士见机得杀”，⁽⁴⁰⁾“(杀戒)大士有益便开”，⁽⁴¹⁾对观音大士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而巫氏的失身，也因“菩萨睡眠为他所淫，毕竟不觉，理亦无犯。”⁽⁴²⁾不仅佛菩萨具有无边法力，而且与佛教沾边的事物也都被作者涂上浓浓的神奇色彩。一部据传为白香山手抄的《金刚经》，不仅可以使寺僧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而且脱落下来的一页所在“火光烛天”，保存此页的老者也因此而“罪孽尽消”，“延寿一纪”⁽⁴³⁾。

佛教戒律也是作者宣传的重点。佛经说了“一切众生因杀故，现在获得恶色、恶力、恶名、短命”，“舍此身已，当堕地狱，多受苦恼饥渴”⁽⁴⁴⁾，于是就有了屈突仲任以虐杀畜禽为乐，因而在地狱中被用秘木压榨地描绘。作者为此写了一首长诗，内云:“物命在世间，微分此灵蠢。一切有知觉，皆已具佛性。取彼痛苦身，供我口食用。我饱已觉膻，彼死痛犹在……”⁽⁴⁵⁾，简直可以当佛偈来读。而在《王大使威行部下》中，⁽⁴⁶⁾作者直截了当地说:“天地间最重的是生命。佛说戒杀，还说杀一物要填还一命，何况同是生人，欺心故杀，岂得不报?”

正因为如此，凌濛初最重要的作品“二拍”的价值观，受佛教的影响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