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卖油郎独占花魁》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这两篇作品是“三言”中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优秀代表。
《卖油郎独占花魁》
这是一篇带有明代中后期时代特点的作品,反映了下层市民的生活,所体现的市民价值观与理想非常充分,有着浓郁的喜剧风格,而且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的成就也非常突出。
妓女莘瑶琴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因靖康之变逃难因而与家人失散,被人卖入杭州妓院,成长为色艺俱佳的一代名妓,令无数公子王孙和达官贵人倾倒。卖油郎秦重偶遇莘氏,惊其貌美,欲与之交结。积数年,凑够所需十两白银入住妓院。然正逢瑶琴出局后酒醉,秦重一夜无眠,悉心照料,引致瑶琴敬重。后瑶琴因不愿趋奉无良公子,被其凌虐,赤足而归。秦重路遇,将其送回。瑶琴明言欲嫁他。两人遂成百年之好。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是莘瑶琴,一个是秦重。
莘瑶琴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烟花女子。在她身上,既有对真正爱情向往的一面;同时又有贪慕虚荣、陷于泥淖不能自拔的一面。
作者显然是从比较传统的道德立场,即嫁人生儿育女、做好贤妻良母是女子应有的归宿来对莘瑶琴进行价值定位的。她自幼生活在一个读书知礼的家庭中,德才貌俱全。如果没有意外的事件,本可以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淑女。但是,生逢战乱,与家人失散,不幸被坏人骗卖到妓院中,堕入风尘。其性格的两面性就此展开。先是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其性格中向善的一面暂时被掩盖,呈现出自甘堕落的样态。作者对此显然是不予认同的。但是,莘瑶琴性格中的另一面并没有泯灭,寻求真正爱情和美好婚姻,即“从良”的愿望,始终潜藏在心中。这是受到作者肯定的。这两重性格在分裂着、互相撕扯着。整部作品的情节,就建立在她性格中这两方面的斗争冲突之上,一旦后者胜利,作品的情节也就中止了。
从良,是自古以来风尘女子的愿望,几乎无人不想。而根据作品中的描写,妓女从良又可分成三种。一种是好从良。这种从良是嫁个有钱有势的、关爱自己的好人,这样既可享受丰盛的物质生活,又能有个称心如意的郎君,两者兼而有之。莘瑶琴就是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的。这一直是她追求的目标,她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但这种从良在现实中,不啻是难于上青天。那样的男子,找什么样的女子都不成问题,为什么要找一个妓女?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表面上甘于沉沦的根本原因,她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因此说到底,她的这种愿望只能是个美好的梦想,因为有钱人家与她这种人的交往,就是建立在将她作为玩物的基本立场上。这样,从良就可再继续分为真从良还是假从良两种了。所谓的假从良,就是只为贪图享受,找个富裕的人家,不管人家是否真心相待,只要自己能将妓院里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延续下去就行。但这种从良,说到底与妓院里的生活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了不得就是从众人的玩物成为一人的玩物,而一旦丧失了作为玩物的价值,比如年老色衰,那就会落个非常悲惨的下场。而“真从良”则是不管对方的身份地位贫富高低,只要双方能倾心相爱,终身相伴,白头到老。莘瑶琴要的肯定不是假从良,否则她早就可以将自己嫁出去,完全可以不像作品中那样踌躇、费尽心机的。但是真从良,她又有所不甘。因为她自认为凭自己的色艺,应该可以找到“好从良”的良机的。而秦重的温柔体贴尽管使她深有好感,但这时,还不是她嫁人的对象。“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千个万个孤老都不想,倒把重重整整的想了一日。”而嫁给这样的人,此刻还没进入她的设想,因为她对好从良还寄有幻想。这样,从良在她那里就按序分成了好从良、真从良和假从良,力争的还是好从良。
当然,从理论上说,好从良与真从良并非是对立关系,可以兼而得之;但实际上这却是不可能的,起码在莘瑶琴身上是如此。她在同富贵子弟的长期交往中,逐渐发现好从良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梦想,特别是她碰上了让她倍感屈辱的一件事。福州太守的儿子吴八公子强抢自己出局去西湖船上佐酒助兴,她不情愿,就被赤足赶下船,丢在岸上,而秦重这时恰好路过遇上,雇轿将她送回。她这时才发现了富贵人对自己的奉迎恭维的真实用心,“平昔枉自结识许多王孙贵客,急切用他不着,受了这般凌辱。就是回去,如何做人?”她终于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自己就是供人玩弄的,而要想赢得有钱人的爱情,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在这时,她才认识到了真正爱情的可贵,终于觉醒了,发出了“我要嫁你”的肺腑之言,甘愿与秦重一道,过那低人一等、布衣粗食,但却充满了爱意的生活。她性格的刻画,至此完成。可见,她性格转变的内在根据是其两重性。好从良中包含的贪图享受、爱慕虚荣,面使她冷淡秦重,而向往真正的爱情又使她不甘于永远生活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之中,因而最终走上了真从良的路。这两重性格在不停地斗争中,后者最终占了上风,她选择了秦重,情节也至此完成。
秦重是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性格塑造得相当丰满。他也是在靖康国难的逃亡中,成为孤童,被开油店的朱十老收为养子,学着卖油,成了卖油郎。他老实忠厚清贫。而与一代名妓结为夫妻,由于双方地位的差距,看来是不可能的,作品就是写这一不可能的结局是如何变为现实的。
作品通过了他三次与莘瑶琴的接触,来写这一不可能的结局的实现,从而表现了这一人物对爱情婚姻的独特观念。
他头一次接触到莘瑶琴时,只是一个初长成的青年,还不谙风月之事,为莘瑶琴的美貌所迷倒,但自知无缘,只求以后能常来此卖油,“图个饱看,也是前生福分”。这时,他对莘瑶琴还谈不上爱情,只是一种慕色。他刚出场时,还不是以志诚情种的面貌出现。而后打听到这是一个可以用十两银子买色的风尘女子,而他每天卖油的盈余不过一二分银子,但是却下了决心要用数年时间积攒十两银子以换取一夜之欢。而这时,虽然看似轻薄,但是实则是已隐含着爱情至上了。贵族公子的千金买笑,是将女子作为玩物,而他则在意识深处,认为这个女子才是自己的意中人,而又自认为根本不可能赢得对方垂青,因此才有了这种想法。我单恋你,而你又不会想到我,而恰好你是个妓女,因此我可以用金钱买得爱你一次的权利。因此也可以说,他的轻薄,实则是他的挚爱的变形表现形式。
第二次是他攒够了钱去买色的过程。他经过努力,终于攒够了十两银子前去妓院,而正好莘瑶琴外出陪酒,直至一更才回来,而回来后见了秦重,心生不悦,于是接着喝了十来杯酒,直到酩酊大醉。秦重轻薄的念头完全打消,伺候对方睡下,衣带未解,当了一夜护理员,端茶送水,眼睛都不敢合,生怕误了事,而在对方呕吐时,又用自己的新袍子接了秽物。这一段是全篇最为精彩的部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秦重的老实、厚道和对对方人格的尊重,而轻薄的成分,已经一丝一毫都不见了。
第三次的接触,则是在莘瑶琴受到了欺负后。当时莘瑶琴正蓬头垢面,赤着脚,无法走路,坐在地上大哭。莘瑶琴虽是个妓女,但仍有着自尊。她得知吴八公子人品甚差,尽管对方多次来歪缠,但她始终不予理睬。而对方竟然强抢她去。上船后又羞辱了她。她坚决不为对方助兴,对方恼羞成怒,将她的鞋脱掉,撕去裹脚布,让她赤脚回去。而秦重正好路过这里,连忙上前安慰,将自己随身所带的丝制汗巾撕成两半,为她裹脚,又雇了一乘暖轿将她将她抬上,一路亲送她回去。这时,我们更看到了秦重的善良和他对莘瑶琴的爱情。
在这时,莘瑶琴终于萌发了对秦重的爱情,她这才得知,好从良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只有这种真的爱情,才是人生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只有下层之人才可能真正将她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来看待,才可能真正的关爱她、体贴她。
秦重的真情,终于赢得了花魁娘子的芳心。他的胜利,来自于他的卑贱的小市民地位。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凭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无法赢得爱情的,而他所拥有的,只有一片爱心,一片衷情。他的胜利,是市民的建立在人格平等和尊严基础上的爱情理想的胜利,是传统的那种重门第地位、重贞节观念的婚姻观念的被抛弃。
除了吴八公子外,其他的人物都是市井人物,也都写得很成功。两个爱钱如命的鸨儿王九妈和刘四妈,写得各有特色。刘四妈能言善辩和王九妈懦弱无能,但却都不失善良的性格,也非常鲜明。
这样,整篇作品以油贩秦重与妓女莘瑶琴的爱情故事作为主要描写对象,通过两人从看似不可能走到一起到终于结合的这一过程的叙写,表现了明代中后期小市民阶层特有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婚恋心理。他们是怎样从重享乐这种庸俗的色欲和金钱欲中摆脱出来,怎样用建立在互相爱慕、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基础上的爱情理想,击败了建立在等级门第金钱贞节等观念之上的传统婚姻,歌颂了爱情至上的精神,也反映出市民阶层的新的婚恋观念。
秦重历时三年多的至诚之爱,冲破了重重障碍,终获成功。公子王孙们虽然看似具有优越的条件,但只能得到莘瑶琴逢场作戏式的应酬,而秦重则得到了真正的爱情。因为前者重的只是女性的色相伎艺,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尊重对方的人格。作者的倾向是鲜明的,他喜悦地描写了秦重与莘瑶琴爱情的胜利,而作品的题目就正体现了他的这种倾向。作品同以往描写的爱情胜利的作品如张生与莺莺、杜丽娘与柳梦梅相比,有着明显的发展。因为那些作品都是写的上层社会的男女青年建立在郎才女貌基础上的爱情,而且都不能避免夫贵妻荣的传统观念,还是才子佳人的幸福观。而秦重与莘瑶琴的结合,才是真正的布衣蔬食的平民的胜利。
作品结构完整,描写细腻,富有生活气息,是其主要的艺术成就。
作品采用了复线交叉式的结构。两条线索贯穿起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作品情节从容不迫地展开,形成曲折有致的故事。在秦重经过妓院后花园得睹花魁娘子的芳容以前,作品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索,主要是交代作品的两个主人公,分别讲述了他们各自的身世、地位和处境,而在此之后,两条线索开始纠缠。
沿着两条线索,分别围绕着两个主人公,展开了两种生活场面的描写。莘瑶琴的一条线索是写社会的动乱,造成她失身为娼,以及她在妓院的生活,串起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场面。另一条线索写秦重,写他因战乱被朱十老收养,当店员,由于被谗,当了个体小油贩,沿街叫卖,以他的活动串起了一系列市井生活的场景,这是典型的下层市民的社会生活,像一幅市民生活的长卷。这种结构的好处是:
两条线索各自发展,其间只有三次相交,勾连起矛盾冲突,使男女双方有了性格撞击的机会,从而使情节发展取得进一步的动力,其发展富于了故事性、戏剧性。每次的相交,都促使人物性格有新的发展。这种双线相交式的结构也便于提出悬念。作品核心情节是两人是否可以结合。作者很巧妙地设置了悬念,使这一悬念贯穿于作品首尾。两条线索相交后又迅速地分开,就使得作品的悬念始终存在。两条线索的头两次相交没有解开这一悬念,而直到第三次相交也只是部分地解开,因莘瑶琴本人尽管发出了“我要嫁你”的心声,但她毕竟是个在籍者,因此还有个赎身问题。一直到两人的结合,这一悬念才算解开,在同时,作品也到了尾声。这样,使作品的情节始终富有张力,引人入胜,能够吸引读者手不释卷地阅读下去,直到最后才长出一口气,放松下来。
两条线索各自展开的部分,使作者游刃有余地进行了丰富的生活场景的描写。因而使这一短篇小说具有很大的生活容量,使人阅读时各种场景纷至沓来,有应接不暇之感,甚至使人感到像读中篇或者长篇小说。
说到底,情节是性格冲突的逻辑过程。不同性格的相互撞击,便形成了情节。秦重的主导性格是对爱情至诚的追求。第一次见面后,这种性格便产生了。而这也是造成双方第二次、第三次见面的缘由。而莘瑶琴则是从一堕入风尘起便立志要好从良,即既要有真情实感作为结合的基础,也要享有荣华富贵。因为这种两全其美的考虑,故延宕了从良的行动,而她一旦认清了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时候,便毅然选择了前者。这样,两人的性格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栩栩如生。
这种结构精致巧妙,能够展开丰富的生活场景。这体现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结构的高度成熟。
作品的描写艺术同样取得了高度成就。
人物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传统的话本是以人物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不甚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因此接近于戏剧。而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求找出人物行动的心理根据。在秦重身上,使用的最为成功。比如秦重第一次见到莘瑶琴时的心理活动。在他得知莘瑶琴是个粉头(妓女)后,有很长一段心理活动:“世间有这样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岂不可惜?”又自家暗自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卖油的怎么得见?”又想了一回,越发痴起来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一回,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终日挑这油担子,不过日进分文,怎么想这等非分之事!正是癞蛤蟆在阴沟里想着天鹅肉吃,如何到口!”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孙。我卖油的,纵有了银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闻得做老鸨的,专要钱钞。就是个乞儿,有了银子,怕他不接!只是哪里来这几两银子?”……被他千思万想想出一个计策来。他道:“从明日为始,逐日将本钱扣出,余下的积攒上去一日积得一分,一年也有三两六钱之数。只消三年,这事便成了。若一日积得二分,只消得年半。若再多得些,一年也差不多了。”这是古代小说中少有的长篇心理描写,层次丰富,内容也复杂。可称为是正向反复递进式。特征是其思维活动有个方向,就是要与莘瑶琴亲近。具体表现是,从外围生发,经过多次正反的过程,一步步地递进到最终的目标。欲念的产生使自己畏惧,每次有个想头,就自我否定,但是念头挥之不去,就又使自己想方设法要将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因此又在想方设法,终于说服自己,这是有可能的,即否定之否定,退一步进两步,进进退退中,总是在向前走。而每次在想象中实现了具体的阶段性目标后,再以此处作为继续前进的台阶,再筹划下一步的目标,终于在想象中完成了自己的理想。计划细、决心大、耐力持久,竟使他将一件不可能的事变为了现实。
这种心理描写比传统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单向直线发展或简单的双向如鲁达拳打镇关西后的“原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打死了他,须要吃官司,却没有送饭,不如走了”,显然要丰富得多。这正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进步。从而生动全面细致地体现了秦重的微妙心理。一方面有本能冲动,想要占有对方,好不枉活一世,这显然不能说是道德的;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他的志诚。首先,他没有因为听说莘瑶琴是妓女而看不起她,而是产生了同情:“这样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岂不可惜?”这就同公子王孙们看到美貌的妓女时的轻薄藐视,有了区别。这种怜香惜玉的思想,就为他以后与莘瑶琴交往中能够敬重对方作了铺垫;其次,在反复的思索过程中,表现了他内心中执著地要与对方亲近和自卑心理之间的矛盾。他明知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又相信金钱的力量,“闻得做老鸨的专要钱钞。就是个乞儿,有了银子,她也就肯接了。”同时,他更相信自己清白的身份和志诚专一的用心,“我做生意的人,清清白白之人”,“有志者,事竟成”。这样,在反复的心理冲突中,最终执著的念头获得了胜利。这不仅表现了他的志诚,而且也反映出他性格中不甘于久居下层,渴望攀升,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心理状态。从而进一步丰满了他的性格。也使这个人物带有了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普遍性,具有典型的意义。
结合心理描写,作者发表了一些剖析议论。这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密切结合,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内心独白是人物的自我表现,而作者恰如其分的剖析议论则是站在客观立场上做的结论,将内心独白中包孕的意义一语道破,使读者有豁然开朗、拨云见日之感。写秦重在目睹了莘瑶琴的美貌,又打听到十两银子可前去亲近,只不知从哪儿弄银子,“一路上胡思乱想”时,不失时机地插入一段议论:“你道天地间有这等痴人,一个小经纪的,本钱只有三两,却要把十两银子去嫖那名妓,可不是个春梦!”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对秦重呆头呆脑的犯傻进行了善意的嘲弄,幽默诙谐,妙趣横生。同时,也更让人看到了这个小市民的纯真和志诚。而在秦重去妓院忙活了一夜走后,作者写道:“且说美娘与秦重中没斗点相干,见他一片诚心,云后好不过意。千万个孤老都不想,倒把秦重整整的想了一日。有‘挂枝儿’为证:俏冤家,须不是串花家的子弟,你是个做经纪的本分人儿,那匡你会温存,能软款,知心如意。料你不是个使性的,料你不是个薄情的。几番待放下思量也,又不觉,思量起。”前边八句是莘瑶琴的心理独白,后边的三句是作者的剖析,很好地表现了莘瑶琴从好从良向真从良的转变中的关键时刻的微妙心态。在从良中,真情与衣冠子弟两者兼得,还是退一步,取确有真情但却是下层市民,到底应该怎么办,她此时确实还下不了决心,这还需要有外力的推动才能解决,但却为下一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埋下了伏笔。
细节描写精致入微。宋元话本小说中,一般不注重细节,多采用粗线条的白描。拟话本小说的作者,对细节倾注了更多的注意,这篇作品堪称是典范。莘瑶琴喝醉后:
秦重看美娘时,面对里床,睡得正熟,把锦被压在身下。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他。忽见阑干上又放着一床大红紵丝锦被,轻轻地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银灯挑的亮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挨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却说美娘睡到半夜,醒将转来,自觉酒力不胜,胸中似有满溢之状。爬起来坐在被窝中,垂着头,只管打干哕。秦重慌忙也坐起来,知他要吐,放下茶壶,用手抚摩其背。良久,美娘喉间忍不住了,说时迟,那时快,美娘放开喉咙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窝,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他嘴上。美娘不知所以,尽情一呕。呕毕,还闭着眼,讨茶漱口。秦重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壶还是暖的。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递与美娘。美娘连吃二碗,胸中虽略觉豪燥,身子兀自倦怠。仍旧倒下,向里睡去了。秦重脱下道袍,将吐下一袖的肮脏重重裹着,放于床侧,依然上床,拥抱似初。
这段描写似乎细微到了琐碎的地步,尽管没有心理描写,但正是通过这零碎琐细的细节描写,读者真切地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秦重的神态:既想亲近自己所垂慕已久的女子,但又为对方远高于自己的地位所惶恐不安。而他的老实忠厚,远离轻薄,正是通过他这种小心翼翼的举动,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做的一切,都是完全不应由他来做的,他本是花大价买享乐的,但是却心甘情愿地做了一夜护士,真是花钱买罪受。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正好同他一年多节衣缩食攒钱的目的相反,但又是他此刻必然要做的。因为男女之间有真体贴,有假体贴。而假体贴是为了占有对方的欲望所驱使,所以一旦碰上体贴与占有对方不可兼得时,就会露馅。而真体贴出自真情,具体表现就是亲人的角色战胜情人的角色。秦重这一夜,就恰恰不是以情人的身份出现,而是地地道道的亲人的作为。这种看似不合理的举动,包含了他对对方的一片深情。所以使人觉得他做这些不合理的事时,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正表现出他的不轻薄,不矫揉造作,令人喜爱。当莘瑶琴晨起后依稀记起半夜之事后,说道:“可惜坏了你一件衣服。”而他回答道:“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沾得小娘子的余沥。”在别人口中说出,未免油腔滑调,而在本不善言辞、急中生智的秦重口中出来,恰好成了他的肺腑之言,他的真情的证据。表现出秦重是真正地把莘瑶琴当人,平等相待,而不是把对方当作玩物。(www.daowen.com)
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使秦重的性格异常突出,从而带来了作品的准确的艺术效果。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这是“三言”中成就最高的一篇,堪称是《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姐妹篇。《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的是平等相爱的市民理想击败了婚姻中的富贵等级观念,而此篇则是封建富贵等级观念扼杀了平等相爱的理想,前者是喜剧,后者是悲剧。
贵公子李甲在京城与名妓杜十娘相遇,两人真心相爱。一年多后,李甲耗尽资财,囊中空乏,老鸨儿不快,欲将其逐走,故说只需三百两银子,就可让他为杜赎身。杜十娘给李一百五十两,李一同乡好友柳监生为杜之举感动,助李银一百五十两。杜获自由之身后,伴李甲返回南方故乡。途中遇一富商孙富,其慕十娘美色,欲以千金买杜,遂与李甲私下成交。杜十娘得知后,将所带百宝箱内价值万金的珠宝尽投江中,然后投水自尽,孙富被鬼魂缠身而死,李甲亦得狂病,而柳监生因助杜从良善举,路过此地时,从水中得到百宝箱。
悲剧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而这篇作品中,就是从外表到内心世界都非常美好的杜十娘最终被社会吞噬了,这构成了作品的社会悲剧。
社会的不公与杜十娘的悲剧处境构成作品的悲剧冲突。当时的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将杜十娘置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既要将她这类妓女当作是不可或缺的玩物,使其成为必不可少的社会角色,所以要为她这类人的存在而不遗余力;同时,又认为妓女是不洁之人,是贱民,因为她们失去了女子最珍贵的贞操,又把她们推入了沉沦的境地,侮辱她们,损害她们。然而作为妓女的女子,当然与其他女子一样,都想有个终身有靠的丈夫,过上与常人一样的幸福安宁生活。这样,当时的社会与她们的愿望产生的矛盾。首先,社会不允许她们轻易从良,不能没有她们这种人;其次,与她们这种人的结合,被主流社会认为是男人的耻辱,是对不起家庭和列祖列宗的。这样,杜十娘的愿望和行为要与社会的强大势力搏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社会不仅会毁灭她的愿望,而且会毁灭她的生命。
而杜十娘明珠暗投的遭遇,也具有强烈的悲剧性。这是不同于其他这类作品之处。从作品看,杜十娘并非是自甘堕落的轻薄女子,她的从良,也并非只为改换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而不改变生活方式,即将在妓院中的纸醉金迷生活变个地方而已。她之器重李甲,不是出于地位、金钱和权势等的考虑。可以说,她与我们前边讲过的莘瑶琴一样,最看重的都是对方的人品。但是杜十娘与莘瑶琴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并未刻意追求衣冠子弟,但李甲却恰恰是个衣冠子弟,其父是个布政使。如果说莘瑶琴通过自己的苦难认识到了衣冠子弟、老实忠厚与知情识趣不可兼得,因而选择了后者,那么很不幸,杜十娘根本没有获得这样比较的机会。一开始,她似乎比莘瑶琴要幸运得多,因为命运为她送来了一个既老实忠厚,又知情识趣的衣冠子弟。这样好的运气使她不能不产生警惕之心。她根据自己丰富的识人经验,考虑到衣冠子弟们的权变,因此尽管对李甲一见倾心,但还是步步设防,小心翼翼。书中埋下了一个伏笔,她在交够赎身钱后,去各家向姐妹们告别时,一个姐妹交她一个“描金文具”(小箱子)。这个箱子,她对李甲一直保密。同时,她也发现了李甲的懦弱感伤,因此极力用温情去感化对方。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改变她自己的命运。她在从良这件事上,没有任何过失,抱着美好的愿望嫁人,只是想同正常的女子一样生活,甚至可以说她为自己选择的嫁人之路远不如一般女子,因为李甲已有妻室,她之嫁人,只能是做妾当外室。但即便如此,她也很满足。可是这样可怜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反而为此丢了性命。这样,她的悲剧命运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任何读者都可感到她悲剧结局的不可避免,而这从反面证明了衣冠子弟与忠厚老实知情识趣的不可兼得。
冲突给读者的感受不是悲戚,而是悲壮。杜十娘的种种努力失败了,但她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她没有向李甲乞求那已失去的爱,也没有贪图孙富的富贵,更没有拿出百宝箱作为自己最后的武器,而是在满腔正气地对整个社会做了控诉之后,毅然投江自尽。这显示出她在梦醒之后对社会的清醒认识,也使读者看到了社会的真实与丑恶。这一结局增加了壮烈美和悲剧美,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杜十娘与社会和与命运的抗争中,她失败了,遭到了灭顶之灾,是被毁灭者。但是她又是道义上的胜利者。她的死,将悲剧冲突推向了高潮,使悲剧冲突具有十分严肃的性质。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这种结局是很少见的,没有落入一般悲剧作品的大团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作品更为感人至深。
作品正是通过对杜十娘追求爱情幸福的愿望和行为的叙写,以及她最终含冤自杀的悲剧,赞扬了杜十娘追求自尊的刚烈不屈品格,从而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市民妇女渴望爱情幸福和婚姻美满的愿望与封建制度下妇女、尤其是所谓失节妇女低下地位的冲突,控诉了封建贞节观念对妇女的戕害,表现出作者可贵的女权意识。
在作品中,这个主题得到了非常深入的开掘。
作品没有沿袭以往这类作品,仅仅将主题停留在俗套的痴心女子负心汉方面,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主流的社会制度和正统观念,挖出了杜十娘悲剧的社会根源。从悲剧冲突的表面意义看,是高尚的杜十娘与卑鄙的李甲和孙富,尤其是与李甲的个人矛盾。但是进一步分析,就可看出,李甲的负心并不是他个人品质,如轻薄、见异思迁造成的。造成他负心这一结果存在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李布政严酷的家法威胁。作品中说:“老布政在家闻知儿子嫖院,几遍写字来唤他回去。他迷恋十娘颜色,终日延捱。后来闻知老爷在家发怒,越不敢回。”本来,嫖娼在封建社会是个小节,老爷的发怒主要是怕李甲因此荒废了学业事业。想想看,嫖妓老爷尚且不容,何况纳妓回乡?因此从作品中我们看到,“十娘见李公子忠厚志诚,甚有心向他。奈公子惧怕老爷,不敢应承。”尽管李甲后来为杜十娘赎身,并且带着她一路回乡,但这种心理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是他一块心病。孙富是一个久走江湖的商人,得知他的心病后,马上展开进攻,说:“尊大人位居方面(布政使是明代一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必严帷薄(帷幕和帘子,引申为男女之事)之嫌。平时既怪兄游非礼之地,今日岂容兄娶不节之人?”这种严酷的家法威胁,是促使李甲变心的直接原因。
其次,李甲头脑中的等级观念和道德观念。杜十娘同李甲的结合与莘瑶琴同秦重的结合是不同的。莘是以高级名妓的身份嫁给一个贫穷的小贩,是典型的下嫁屈尊,降格以求,而李甲则是出身高级官僚家庭,以他的身份地位,娶个妓女,不管这个妓女多么有名,也是个耻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何况妓女?这种事既不容于家庭,也不容于社会,是大逆不道的。对于这一点,李甲是非常清楚的。他之所以惧怕家法,说到底,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背离了主流社会的门第观和道德观。李甲是个具有忠于爱情与负心双重人格的人。从他自己的感情出发,他愿意与杜十娘长相厮守,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他又为自己的离经叛道深感不安。他与杜十娘的感情纠葛,其基本动力就是这双重人格的此消彼长。这些通过他的前后不一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在作品中,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个志诚种子,一点都不轻薄,对杜十娘有着深深的恋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鸨儿因为他耗尽了钱财,要赶他走,但又碍于面子,佯说只要他十日之内能凑齐三百两赎身银子,就让杜十娘跟他走,否则以后不许再登门。而他四处奔走,低三下四地求爷爷告奶奶。这时我们看到他的社会责任感隐匿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片赤诚。即使是后来决定卖掉杜十娘时,还要同杜十娘商量,说只要杜不愿意,他就取消这个决定。但是他的另一重人格,即不能违背主流社会的意志,也时时告诫他,娶妓回家是不合道德的,不合家规的,也与他的身份地位不相符。他没有勇气抛弃传统观念,怕同家庭和社会决裂。这双重人格斗争冲突的结果,是他动摇了,畏缩了。起初在北京时,天高皇帝远,他个人的感情因素占上风,爱情是他的第一选择,但启程返乡,踏上归程后,越离家近,他越害怕,而门第道德观念越占上风。真是近乡情更怯。正因为如此,他才听信孙富的巧言,造成负心行为。他的负心,他本人的责任自然无法推卸,但更应由他背后的社会负责,由这个社会确立下来的制度和观念负责。孙富征服李甲,所依仗的正是社会的撑腰,孤军作战的李甲如何不败?
第三,妇女可以被作为商品买卖的卑下地位。李甲同孙富的交易,在他们两人看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既然出了三百两银子(实则他出了一百五十两,还是借柳监生的)买来的人,当然在有利可图时就可以卖掉,这在当时是非常顺理成章的。结果两下成交,一千两银子出手,保本而且赢了大利。而妇女被作为商品买卖,归根到底是旧时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和观念造成的,是受法律保护,而且为社会舆论所普遍认可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对被作为商品买卖的妇女,造成的伤害则是刻骨铭心的。而像杜十娘这种对自己的爱情和人格看得重于一切的人以死相抗,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这样,作者批判的矛头不只是对着软弱的负心汉,而是直逼造成负心的社会原因,认为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根源。这就通过对负心者道义上的谴责,上升到对社会的控诉,因此大大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而这种强烈的义愤构成了作品悲壮激越的基调,大大增加了批判的力度。作者在处理这个题材时,倾向非常鲜明,有强烈的爱憎。对杜十娘同情赞美,对李甲和孙富则是满腔义愤,这种澎湃的激情,不仅贯穿在所有的叙述描写中,而且还表露于作者带有强烈抒情色彩的议论之中。在作品情节终结后,作者的仍然沉浸在义愤之中,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长段议论:“后人评论此事,以为孙富谋夺美色,轻掷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识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无足道者。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倾向性异常鲜明,对李孙之辈的丑行,恨之入骨;而对高尚的杜十娘所遭遇的不幸,则一洒同情之泪。无论歌颂还是批判,都显得异常自觉。这种将客观的描写与主观的议论结合起来,就如同画龙后的点睛,大大加强了“怒”的程度,不仅是在感情上打动读者,而且还在理性上启迪读者,使读者读出故事人物背后的意蕴。
以往一度在评论这个作品的主题时有些争论。有的研究者认为,作品说明了“金钱已成为时代的立法者,批判了金钱对爱情的扼杀”作者是反对当时出现的市民阶层价值观,即拜金主义的,批判了资本主义观念而非封建主义。因为杜十娘之死的直接诱因是一千两银子,这脱离了作品的实际。因为真正促使李甲变心的是上述的三个原因,即家法、封建观念和妇女低下的地位。金钱说到底只起了个火上添油的作用。没有油,也许火一下子烧不起来,但火种存在,火的燃烧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李甲背叛爱情的根本原因是封建观念而非金钱观念。孙富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才说道:“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所用的武器正是封建观念。“仆愿以千金相赠,兄得千金,以报尊大人,兄说在京授馆,并不曾浪费分毫,尊大人必然相信,从此家庭和睦。”看来他也清楚地知道,金钱在这桩交易中只能起辅助作用,而真正的主宰,还是封建的人伦关系。甚至他出钱夺人之爱,都要挂到人伦关系这条纲绳上。而李甲也并非是爱财之徒,这从他在京城大手大脚地花钱就可看出。他要孙的钱也不是由于金钱本身的诱惑,而是自己的卸包袱念头早已产生,这不过促成了他痛下决心,并可用金钱来修补已经百孔千疮的父子关系。可见金钱在这里是作为封建观念和制度的辅佐出现,而不是以其本身赤裸裸的形式出现的,作者的矛头是指向封建制度和观念的。
这篇作品堪称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篇,它标志着白话短篇小说艺术的高度成熟。
其成就首先表现在作品的抒情性方面。在作品中,情节开始让位于作品的抒情。一般再现性的叙事文学作品以客观冷静地写人叙事为主,作者的感情通常潜藏在人物和情节之下。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往往是以偶然性构成作品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听众的注意力。这篇作品则与之不同,情节很简单,场面不大,时间不长。主要情节只是从赎身到路上这一纵剖面上的几个场景,因此它是以写人为主,又在作品的诗意抒情上大笔渲染,感情浓缩犹如陈年佳酿。把美的东西在很短的时间内毁灭了,所以对读者的感情有强烈的震撼作用。
作品尽管情节简单,不离奇,不热闹,但也不平淡,而是充满了波澜。这种曲折变化,不是来源于外部的人物关系的激烈冲突,而是靠主要人物杜十娘的感情起伏变化推动的。因此使读者也往往身不由己地与她共履感情历程。先写杜十娘对李甲的深情,真是如火一样热烈。再写李对杜的负心,而激发出杜对李的仇恨,而这种感情变化,使读者感同身受,化为了读者的感情。最后,爱恨感情大起大伏,化为冲天一怒,将感情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完成了人物的使命。只有爱得深,才能失望得深,才能恨得切,才能怒得猛。怒是杜十娘这个人物感情的最高潮,也是人物性格的终点,也是作品的主题。读者的感情一直随着人物的感情变化而波澜起伏,人物毁灭了,但是读者并没有止步,而是继续前行,心潮澎湃。
作品以情感人,不是靠香艳或恐怖的刺激,也是不靠伤感幽怨,而是靠由失望产生的恨和怒,而这种感情又与对传统和社会的批判联在一起,有了历史的深度,所以不感伤,很能打动人,读者被激发出来的是因美好的事物被毁灭而产生圣洁的感情和刚健的道义力量。
其次,细腻的性格刻画也是作品的艺术成就。这篇作品在性格刻画方面取得的成就,在白话短篇小说中也堪称是空前的。作品写了四个主要人物,各有特色,性格都很鲜明。杜十娘的热烈而冷静,坚贞而谨慎。她人格上没有缺陷而偏偏被毁灭,构成了完美的悲剧性格。李甲主要是怯懦软弱和在关键时刻的自私。孙富则是个市侩,卑劣、狡猾而虚伪。明明是夺人之美,而偏要装成是乐善好施,救人急难。还有老鸨的势利爱财。一个不长的短篇,有这么多的鲜明性格,可见作者在人物身上下的功夫是多么大。这些人物塑造的共同特点是细腻、准确、深入。作者很善于通过一系列细腻准确的细节,来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和性格特点。他不靠华丽的辞藻、比喻、夸张,而是靠以朴素的语言来精确地捕捉人物在各种环境中的内心感情和思想,人物写的很有分寸感,厚实,也很真实自然。孙富诱骗李甲,是全篇情节的转折点,是大起到大伏间的楔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件的原因和情节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关系。李甲和杜十娘登船后,一路南行。李甲起初仍沉浸在对杜十娘的爱情中,但越往后,越心事重重。越是近乡,越是情怯,心里越是波澜起伏。怎样向故乡的亲友交代?杜十娘了解李甲的心事,便用柔情抚慰,因此唱歌解忧。正是歌声,引起了孙富的注意,这位“生性风流,惯向青楼买笑”的浮浪子弟设下了圈套。他与李甲的一番对话,在文质彬彬的之乎者也中,表现了两人的心灵,都不干净。但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孙富老奸巨猾,并不说杜十娘的事,“先说些斯文中套话,渐渐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过来之人,志同道合”。这样,李甲就失去了警惕。如果初次见面,直接表示对对方妻妾的兴趣,这是最容易遭人反感的。然后,孙再引入正题,一方面用礼教恫吓,另一方面用金钱利诱,再一方面用成人之美来感化。李甲正是在不知不觉中中了这个圈套。但是,李甲始终是温情主义者,所以又去找杜十娘商量是否可行。其间的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的刻画玲珑剔透,步步推进,环环相扣,这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这一转折性的情节。而其后的杜李决绝一段,正是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杜十娘的感情的最高、最有光彩一段。我们继续看作者是如何从人物性格出发的。第一个动作表现她的反常。本来,杜十娘听完李早的述说后,可有各种表现,如痛苦、责骂、发狂,但作者只写了“放开两手,冷笑一声”,来表现她的痛苦绝望,这是反常的表现。但这反常的表现却准确地揭示了人物性格。因她可以说,自从与李甲出来后,对李甲的懦弱早已了如指掌,面李甲一路上的细微变化,她又观察入微,加之她风尘生活七年来,与无数公子王孙打过交道,对这类人的内心世界洞若观火。因此,在她上路前后,可以说已做了最坏的准备。她对李甲是有所警惕的。她本来一直是用温情来感化李甲,但没有成功,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毕竟还是发生了。但因为早有思想准备,这并没有超出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她可以强抑感情,显得异常镇静。而这时不能克制感情的反而是李甲,他哭了,哭得异常伤心。这是因为受到了良心的深深责难,但绝非是后悔。两人在此时都很绝情,但多情者显得无情,而无情者却很动情,这就是艺术中的辩证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杜十娘发现了自己这种人的唯一归宿。且看她第二个动作——告别,这是个动作群。先是催李甲快去办银两的交接手续,要过一千两银子,以免鸡飞蛋打。接下来是梳妆,表现出她的镇静自若,她用浓妆艳抹来在最后关头维护自己的尊严,表现出决不向命运屈服的决心。化妆完后,作者写了一个很有容量的细节。她最后看了一眼负心的李甲。“微窥公子”,这是她对李甲最后一次的真情流露,而不幸她“见其欣欣有喜色”。对方正为自己卸掉了这沉重的包袱而感到庆幸。她的心再一次碎了。她叫李甲去回话,通知对方自己已准备就绪。第三个动作,表现她的愤怒。就是作品的高潮,怒沉百宝箱。这时,当着李甲、孙富的面,她将价值万金的珠宝,在对两个男人的怒骂中,一一抛向江心。这时,人们才知道她去向那些姐妹告别时拿到的描金文具的底细。她痛骂孙富,因为这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而对李甲,则是如泣如诉。她清楚,李甲不是个坏人,而是在礼教面前的屈服造成了他的背叛行为。因此,她主要是通过真情实感的、有理有据的诉说,将李甲置于不仁不义的位置。让他看到,他对礼教的屈从对她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作者让她对这两人的区别对待,表现了这时她在烈火一般的震怒中,仍保持着理智和清醒。从作者对这两个人结局的处理,也可看出他是区别对待的。孙富是被杜十娘鬼魂缠身而死,是恶有恶报,而李甲则是杜十娘的鬼魂没有找他,而他是被自己的良心折磨得发了疯。最后一个动作,她抱着百宝箱,投江自尽。到了这时候,人们才知道她为什么刚才那样反常的镇静。原来冷静的外表下包藏的是团团烈火。她以死亡来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表示了自己的人格是不容污辱的。当然,她如果委曲求全,也完全可以用珍宝换得李甲的回心转意,退一步讲,此刻她已是完全的自由身了,用这些财富,离开李甲,也可以终生享用不尽了。她的举动是针对李甲和孙富的,更是针对那个不容她尊严地生存的邪恶的社会的。她要用自己的死来说明,她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不是一件可以想要就要、想扔就扔的玩偶,也不是一件可以被自由买卖的商品。这样,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的形象,就上升到令人敬仰的高度。
总之,这段描写对人物的刻画,细腻深刻且分寸感把握的极其到位。要据主要人物杜十娘的性格逻辑,作者设计了四个动作,通过性格的发展,将情节一步步地推向了高潮。另外,环境的描写和气氛的烘托虽然笔墨不多,但也都如众星拱月,这样,杜十娘的形象屹立了起来,有了很强的立体感、雕塑感。
用这种细腻的描写来塑造人物,毫无疑问,标志着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作品出色的构思和巧妙的布局,堪称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典范。
故事情节不奇不巧,线索也很单纯,但非常吸引人。
作者注意到了短篇小说的特点,以小见大,使生活片断集中化、典型化。作品截取的生活段很短,只有几天,并且还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但是却按照生活逻辑,将由恩爱到反目成仇的事件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生活中最富于爆发性的过程,写得令人信服。篇幅短小,但生活容量很大,这就是剪裁、提炼的妙处。
情节构思处处从生活出发,引人入胜但并不离奇古怪。作品的情节跌宕有致,波澜曲折。但是其发展,又是严格地依照生活逻辑来进行的。按照主题要求,严格地组织情节。作品以由爱到恨作为线索,以盟誓作为情节的发端,矛盾冲突开始。矛盾的双方是杜十娘与李甲的爱情为一方,而另一方则是李甲在社会压力下的背叛。情节发展过程中,前者一直处于上风,而后者则慢慢地壮大,以遇孙富为转折,后者终于占了上风。矛盾冲突在怒沉百宝箱时,正面交锋,达到了高潮。爱终于被葬送了。这一整个生活过程开始时是平淡的、自然的,也有一些涟漪。但越往后,越风狂浪高,形成巨大波澜。整个情节的节奏,也由缓到急,由低到高。再如百宝箱,作者开始时埋下伏笔,设了悬念,这就加重了怒沉百宝箱时的分量,因为这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是出于杜十娘对生活的警惕。
将人物的性格表现作为结撰中心。情节的核心和动力,必须是性格。性格的撞击产生的火花就是情节。情节有三个大的单元,分别是赎身别院、李甲负心和投宝沉江。这三个大的波澜都是以人物的性格决定的。别院写得很长,很曲折,就是由于杜十娘对李甲怯懦的警惕决定的。而这又是来源于她长期的风尘生活形成的对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敢轻信的谨慎性格。一直到最后,读者才明白,她一一告别原来是索回自己在各姐妹那里分散存放下来的珠宝。李甲的负心也是由他的怯懦性格决定的,孙富只不过是促使李甲负心战胜对爱情的留恋的催化剂。投宝自沉又是由于杜对生活,对社会的绝望和刚强不阿、宁死不屈的性格决定的必然动作。而这些情节就是这样由性格一步步的推动,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的。
而这篇作品在艺术上的这三个特点,同样也代表了“三言”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
【注释】
(1)欧阳代发:《“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9~14页。
(2)白艳玲:《“三言”研究十年回顾》,载《内蒙古电大学刊》2001年第4期,第74~7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