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者和“三言”介绍

晚明文人冯梦龙(1574—1646)是明代后期最有影响的通俗文学作家，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姑苏词奴、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长洲(今江苏省苏州)人。他一生科举蹭蹬，五十七岁上方才补了贡生，作过知县，明末编过《甲申纪事》《中兴纪略》等书，表达了他的民族精神和反对农民起义的态度，顺治二年暴死。他整理改编或创作的作品，有据说是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列国志》和十余个剧本，后者合刊为《墨憨斋定本传奇》，另外还编印了民歌集《挂枝儿》和《山歌》。当然，文学成就最大最高的还是他编辑整理的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的合集“三言”。

话本小说是话本中的一种，专指白话短篇小说，宋元明各代都有创作。在话本小说流行后，受到人们的普遍爱好和欢迎，影响越来越大。这种现象渐渐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于是开始搜集整理，还有人模仿创作。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产生于民间的宋元明旧本是话本小说，而文人的拟作，则是“拟话本小说”。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编辑与拟作的风气，大量的集子问世。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话本集是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间洪楩刊行的《清平山堂话本》。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又分上下两卷，每卷五篇，共六十篇，因此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二十九篇，其中二十四篇为《宝文堂书目》所载，一般认为，这些作品是宋元明话本小说的原本。在此之后，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也印了一些话本小说，现存四篇，有古典文学出版社的影印本《熊龙峰刊四种小说》;另有《京本通俗小说》，收话本小说九篇，1915年由书商缪荃孙刊印，今学界普遍认为是伪作。

天启年间，冯梦龙广泛搜集当时流传的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编成《古今小说》，后改名为《喻世明言》，以及《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各四十卷，共计一百二十篇，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这类优秀之作几乎被他辑录一空。这一百二十篇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出自宋元明民间话本小说，而其余的则是明人拟话本小说。《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四十篇中的大部分是话本小说，而《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中的大部分是明人的拟作。学界一般认为，其中有极少数可能是冯的创作。能肯定出自他手的只有《老门生三世报恩》，因为他在为毕魏的传奇《三报恩》时说:“余向作《老门生》小说。”其余的都是采自别作，他只起了编辑的作用。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三言”中编大于创即主要著作权不应归于冯梦龙的只有四十六篇，而其余的七十四篇都应视为冯梦龙的创作，因为他的创作成分大多于因袭⁽¹⁾。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里说，他本人曾想做这一工作，但被冯梦龙捷足先登，“如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不足成编，所以只有另起炉灶创作了一批。

“三言”刊行后，受到了普遍欢迎，文人书商们群起效尤，出现了大量的拟作。除凌濛初的“二拍”是优秀之作外，其余大都粗制滥造。

冯梦龙对文学的认识从根本上来看，并没有脱离传统的“文以载道”和“诗教”观念。他认为文学是正史的辅佐，应起到正人伦、厚风俗的作用，将文学的教育功能放在首位，但是也有一些非常独特之处。

首先，他将通俗文学提高到“六经国史之辅”，甚至超过的地位，而在他之前的文人普遍是鄙夷通俗文学的。他认为，通俗文学正因为其俗，所以才可以起到正史不能起到的作用，使广大民众在欣赏其内容的同时，“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其次，他认为文学应以真为正，以假为邪，主张以真发伪。当时前后七子复古思潮声势浩大，文学创作中以拟古为时尚。而当时前卫文学家、思想家力主“情真”，即表现个人的真情实感，反对任何形式的模拟前人。冯梦龙提出文学一定要真实，这与当时的进步文学思潮是一致的。但他的真实性，并非是事事必有出处，而是可真可赝。“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真”。事实是实际发生过的，其中之理应符合真实性原则，方有反映的必要;事实是虚构的，但是理真，同样符合真实性原则。这种“真理”，在他看来，是以是否符合“风化、圣贤、诗书、经史”为标准。因此看来，仍有些迂腐，但当时能这样认识文学创作中的真实性，以及真实与虚构、事真与理真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其学术眼光的，较之在前人的书里翻跟头，有进步性。

最后，他主张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形式要通俗，要能够“入于里耳”，为下层民众喜闻乐见，认为这样才能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不通俗能之乎”?

因为“三言”并非一人独创，所以思想内容相当复杂，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作品直接宣扬旧的道德，树立忠孝节义的人物榜样，或宣传走科举之路，读书做官，有的渲染宿命观念。这部分作品道学气较浓，说教味很重，读起来会令今天的读者产生排拒心理。即以今天的观念看，较为健康的作品也占一半以上，主要特点是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体现了晚明市民社会进步的历史意识。学界近年来对于商人形象、妇女形象关注较多。⁽²⁾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较好的作品里也掺杂有许多道德说教，而较差的作品中往往也有好的东西。(www.daowen.com)

较好的作品大体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写爱情婚姻题材。不仅主人公大都是市民，体现了作者关注的焦点，而且作者往往站在妇女的立场上，表达出自己的是非判断。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相当一部分是妓女，作者从她们的利益出发确定自己的倾向。对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他反映了她们的愿望，比如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能与自己相爱的人朝夕相处，能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是由于她们的特殊身份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些愿望的实现困难重重，大多数男人会从社会影响、等级观念出发，对她们始乱终弃，忘恩负义，最后演出悲剧;也有的成为大团圆。多数妇女形象也是下层市民。作品反映了她们的婚恋生活。作者强调了某种程度的男女平等观念。这些作品的代表作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卖油郎独占花魁》《王娇鸾百年长恨》《金玉郎棒打薄情郎》《陈多寿生死夫妻》《宋小官团圆破毡帽》等;

不仅如此，而且作者对婚恋的描写带有鲜明的市民思想和道德观念，突破了等级和门第观念，也突破了片面的贞节与爱情二者不可并存的陈腐观念，认为只要有了真情，两者是可以统一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商人蒋兴哥之妻王三巧在丈夫外出期间，被外地客商陈大郎相中，以银买通薛婆诱奸。丈夫归途中遇陈大郎，见王三巧送陈的自家祖传宝物珍珠衫。归来后，三巧被休，为一官员所买。后两人又破镜重圆。失节与爱情之间先是对立，失节压倒爱情，但在双方的努力经营下，爱情压倒失节，表现了爱情的忠贞并不等于就是贞节的思想。

第二类则揭露了官场黑暗腐败或统治者的恶行。这主要是明代中后期社会腐朽黑暗的体现。明代中期以后，政治黑暗，宦官权奸专权，很多通俗文学的作家都写了这类的作品。“三言”中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滕大尹鬼断家私》《灌园叟晚逢仙女》《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有些虽然是写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但是非倾向鲜明，对正义的一方全力歌颂，对邪恶的一方全力批判。《沈小霞》写明代嘉靖年间权奸严嵩、严世蕃父子与忠臣沈鍊之间的斗争，《灌园叟》则写了地方豪强的霸道。这类作品叙事平直，过多地突出了事件的善恶忠奸属性，对故事情节的设置与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有不足，故思想和艺术都显得比较一般。

第三类则歌颂了朋友间的信义，谴责背信弃义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真心相助，和衷共济是作者极力肯定的，而见利忘义是作者所鄙夷的。特点是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提到信义，指的就是帝王将相、士大夫文人之间的“士为知己者死”之类，而主要写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业者之间在经营活动和发展事业中的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宣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之类的民间相濡以沫的友情。这是市民之间的友情，与当时市民阶层的壮大发展，因而有了互相之间加强联系的要求有关。当时的市民阶层，仍处于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中，属于九流之末，所处的社会地位最低，从统治集团那里得到的帮助和便利最少，而受到的限禁与剥削最多，因此最容易被各种天灾人祸所吞噬。因此这种沉浮不定的处境，要求他们之间要和衷共济。明清时的各工商业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会馆，就是明证。他们最反对朋友间的背信弃义、见利忘义。从本质上说，工商业者奉行的价值观念是利益至上，或者说唯利是图。但是当他们认识到他们之间如果没有紧密的联合，是无法生存的，更不用说是获取利益时，便需要联合起来了。因此“三言”中的这类作品无疑反映了他们这方面的愿望和价值观念。写得较好的有《施润泽滩阙遇友》《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刘小官雌雄兄弟》等。以前者为代表。很明显，这类友情不仅异于传统的“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友情，而且也异于造反农民之间的那种“兄弟结义”。这是在原始的市场经济中的互相救助，停留在个人恩怨、个体之间的帮助的层面上，而不是《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的大义。这类作品为数不少，最有新的时代气息。

在这三类之中，第二类是传统题材，因此在思想内容上的新东西不多。第一类和第三类是新的题材，主要表现的是市民的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经常把市民意识贯穿到传统题材中，甚至把帝王将相也当作市民人物来描写。《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赵太祖，作者说他“是个管闲事的祖宗，撞没头祸的太岁”，显然带了些市民的无赖气，但他千里送京娘的慷慨大义、不及淫乱，显然又带有传统的英雄风范。

市民价值观中的实质是个性的主张。一是要求平等，维护人格的尊严;二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财色欲望的满足。无论是严肃的还是庸俗的，都代表了时代进步的要求。

“三言”保持着民间话本小说的传统，即以白话讲述情节曲折，事件完整，脉络清晰，首尾照应的故事。但是经过冯梦龙这样的传统文人的加工，但文学色彩仍更强，叙事和描写成分增加，抒情议论成分则相应减少。

作为短篇小说，其篇幅较长。由原始故事来源的几百字几千字，增长为上万字甚至两三万字，使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容量大大增加，叙事更为丰富细致;描写相当细腻，特别是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已相当充分，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情节线索也更加复杂，体现出小说结构能力的增强，大量使用多线、复线式结构。但也因此而分散了笔墨，往往使矛盾冲突不太集中强烈。而优秀之作兼两者之美而无两者之弊，语言也更雅炼，有了一些文言成份，故文字较宋元明话本提高，但往往不如其鲜明生动。即便是宋元明话本，经过冯梦龙的整理，也在艺术上有了新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