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这不仅是由于它留下了那么多的未解之谜，而且也是由于这部写实主义的杰作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最为独特的地位。鲁迅说过，《红楼梦》一出，传统的写法被打破了，这句话也许移来说明《金瓶梅》更为合适。它具有近现代小说的诸多特性，在古代小说中异峰突起，巍然耸立。既然说这部作品具有近现代意义，无非一是说它反映了近现代才有的社会生活，二是说它在反映社会生活时使用了近现代小说才会使用的方法。概括起来，就是反映了什么和如何反映的问题。

这样，我们在读《金瓶梅》时，要将它放在两个坐标系中来认识。

一是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观照。晚明社会，中国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近代社会才可能出现的转型现象:传统的封建统治势力和传统的伦理观念依然强大，占着统治地位，但是像任何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所有王朝进入终末期那样，从整体上看，统治集团的各阶层成员高度腐败，官员们贪婪成性，道德品质低下，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崩溃过程;而另一方面，由于明代中期开始的市民阶层的壮大趋势愈发明显，而市民阶层与中国汉代以来的以儒家理念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传统社会有着迥异的价值观，后者强调的是以礼治为中心的森严的等级观念，而前者则是以生活需要为出发点的现实功利观念，从本质上来说，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财色欲望的满足。而这种观念随着市民阶层的迅速壮大，日益弥漫开来，与传统的礼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而市民价值观中对财色欲望的追求又与官僚阶层的腐败结合起来，形成了整个晚明社会道德堕落的时代风气。

二是放在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考察。长篇章回小说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其中的主要人物并非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而是作出丰功伟业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英雄人物，是凡夫俗子可望而不可即的。而且，这两部作品属于历史累积型的长篇小说，即通过历朝历代数不清的文人和艺人们，不停地在原始的文本基础上添枝加叶，最后由天才的作家加工方才定型的。而宋元时产生的话本小说，大量地描写了普通人，特别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并且在篇章结构和语言的通俗化等方面就已相当成熟，而且毫无疑问，大都是下层文人或艺人们的各自独立完成的。但是由于其篇幅短小，创作难度相对要低得多，因此，还远没有攀上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这两种体裁的小说，分别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造成了文人独自创作的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世俗风情长篇小说呼之欲出的态势。

《金瓶梅》正是在这双重背景下产生的一部杰作。正因为晚明社会具有一些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因此使这部以反映晚明市民社会生活的巨著，在内容方面写了很多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期才可能出现的社会现象，因而具有近现代的意义;也正因为这部文人独自创作的作品是以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为其描摹的对象，并且作者用了一种近现代写实小说家的手法，如实地、不加掩饰地再现现实，对故事情节的关注度相对于一般古典小说大大下降，因此又具有古典情节小说向人物小说转变的近现代小说的美学意义。

《金瓶梅》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极大地突破了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将现实主义叙事文学推进到了全新的高度。

有许多学者认为，《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因此，按照创作方法分型，这部作品无疑应划入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要创作方法的写实类的作品中。小说虽是明写北宋末年之事，但实际上所写却是明代后期的社会生活。这个时期，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进入到了它的终末期。在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诸多特点，尤其是市民社会的特点方面，《金瓶梅》的全面、精确、深刻和不加掩饰，是无与伦比的。

其一，运用写实笔法，对晚明社会黑暗面进行了全面地暴露。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也。”即对作品思想内容方面这一特点的恰当概括。所谓“骂尽诸色”，即指全面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作品中把现实黑暗描写得一塌糊涂，没有任何明亮的色调，这在以往的文学中还从没有出现过。学界据此批评它只会展览社会的黑暗，而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光明的理想。而实际上，这正是作品最深刻之处。作者的艺术才能与他的思想深度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其艺术才能远远高于思想水平。他不是思想家，我们无法要求他在磐石一般的黑暗中发现什么正面的理想，指出社会发展的道路。如果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你硬要为他加上亮色，那也会使文学沦为奴婢。

首先，作品突破了传统叙事文学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模式，如实地再现了恶人横行、无辜者沉冤的现实。中国文学传统中有种诗化生活的情结，无论生活中出现的任何悲剧在进入文学时，文学家们总是要为其抹上一些亮色，乐此不疲。爱情题材如此，其他题材也不能免俗。《水浒传》在写了令人不忍卒读的“魂聚蓼儿洼”后，马上让当地民众在此地立祠祭祀宋江等人，香火颇盛，多有灵验;《封神演义》中诸文官武将死去后，都要“一灵前赴”姜太公的封神台。生前难以尽享荣华富贵，甚至受尽灾苦，但是死后能备享殊荣，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这不是什么不幸，而是更大的荣耀。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诗歌的正义”原则。

可是在《金瓶梅》中，这种模式不再起作用了。善良的人受害，而作恶的人却逍遥自在，我们随处可见。武大郎被害死，主犯西门庆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占有了他的妻子，恣意淫乐。宋惠莲被西门庆霸占，其丈夫来旺只是酒后骂了几句街，结果入狱受刑，被遣回徐州原籍，惠莲自杀，其父欲为女报仇，结果自己反而被害死。而西门庆虽然三十三岁就死了，但与遭受报应毫不相干，他是吃春药过量，纵欲而死的，也可以说是为快活而死的。作品在最后“普静禅师说因果”一节中还特别写到，他与仇人武大郎一起投胎，但是他是去济南某大户人家当儿子，并且是从一个县城去了省城，重复前生的淫乐生活。而武大郞这位没有任何过错却被害惨死的老实人，下辈子去某农户家，要整日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日子，城市户口被转为农村户口。这哪里谈得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受害的那些人也不会再追究他了，而且普静禅师还特别警告了西门庆的那些仇人，“汝当各托生，再勿将冤结。”这里不再有“诗歌的正义”，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文学愿景中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些描写，都让人感到了沉重的压抑。但也正是这种描写，却标志着在我国直面生活，秉笔直书的写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空前深化。⁽⁴⁾

其次，突破了叙事文学如传统戏曲小说中那种把官僚分成清贪二类，清官是最终胜利者的理想模式。吏制的腐败，在作品中的暴露是空前的。

密不透风的裙带之网，在官场中无所不在。这张大网的结点，是西门庆。从他身上，作者沿着经纬两个方向，开始了这个关系网的编织。西门庆在交通上下方面，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才能。他本是个清河县的浮浪子弟，开了个生药铺，赚了一些不干不净的银子。但就是凭着钱，他开始交结官府，包揽词讼的活动。他将女儿嫁给了朝中权臣杨戬的亲家陈洪之子陈经济为妻，可谓是有钱有势。后来，他的靠山杨提督因金兵攻陷雄州，受到兵部给事中宇文虚中的弹奏，在奏章中，西门庆也被列为同恶，西门庆派家人来保去京，给蔡京的儿子蔡攸送了五百石白米，右相李邦彦五百两金子，结果姓名被改为贾庆，化险为夷。他亲去东京为蔡京祝寿，因礼物特重，被蔡京认为义子，而他与蔡府的管家翟谦又认了亲家，所以朝中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就能得知。而蔡状元因与蔡京同姓，也被蔡京认为了义子。他经翟谦介绍，南下莅任路经山东清河时，与西门庆结识，并欣然接受了西门庆奉上的性贿赂。而乍离西门府继续南下，就回报了西门庆的一饭一夜之恩。西门庆贪赃枉判的扬州富户苗员外被仆童苗青勾结船户谋财害命一案，在当地案发，疑犯苗青被押解前来案发地清河，碰上以监察御史身份南下的蔡状元，他装模作样问了几句，便让押解者释放了苗青，使其继续逍遥法外。

而西门庆得官后，在当地继续经营着这张关系网。上至山东巡抚宋乔年，下至同僚下级如夏提刑、荆都监、贺千户、知县李达天、县丞钱成、主簿任廷贵、典史夏恭基等上上下下，无不是他交结的对象。而他身兼富商的身份，使他手里攥着数不完的钱，请客送礼是他的长项，而这些官员因此被他拉过来，与他共同结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这张网中，没有办不到的事情。⁽⁵⁾

任人唯财的卖官鬻爵，是得官的便利途径。西门庆没有任何科举制度下任官的条件、背景和经历，这样的人要想做官，只能利用官场的腐败之风，靠贿赂得手。这个机会被他牢牢地把握住了。在杨戬被劾破财消灾的过程中，他得与蔡京的大管家翟谦结交。在蔡京寿诞时，他又送了一份大得惊人的寿礼，蔡京一高兴，取出空白告身(委任状)，给他信手填了个金吾卫副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在本处提刑所理刑的官衔，这使他这样一个平头百姓平步青云，当上负责一省地方治安的重要官员。官就这样买到了手。上行自然下效，地方官员也这样做。山东巡按宋乔年在任满时，按照规定要向朝廷举荐任职地适合当官或升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他因为在任职期间常受西门庆的钱财，居然将举荐权交由西门庆。西门庆便趁机举荐了曾送他二百两银子的荆都监和自己的妻兄吴大舅，于是两人都被越级提拔，而这两位官员无论是廉还是能，我们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相当低下。

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是作品中官场活动的重要现象。作者用重笔描写了官场中普遍存在的这种腐败现象。在武松报仇一案中，武松虽是知县的红人，但是由于无钱可使，而他的对手西门庆在上下多把银子使了，所以谋杀人命的严重罪行，竟没有受到一毫追究，而为兄报仇的武松却被远配恶州。夏提刑是西门庆的顶头上司，但他由于财产远不及西门庆，因此比西门庆更贪得无厌。扬州富户带着亲信家人苗青赴北方做买卖，随身带着大量钱财。苗青见财起意，勾结两个船户，谋财杀死的苗员外。案发后，送山东提刑所审理。夏提刑和西门庆是这个部门的正副长官。苗青出银一千两向西门庆行贿，西门庆分出五百两送给夏提刑。夏提刑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份厚礼，放走了元凶，只拿了两个同谋的船户抵了罪。书中写到的这种事情，简直不胜枚举。所以作者借作品中人物之口，多次说到“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明代中后期，吏制腐败，官场中贿赂成风，史不乏书，《明实录·嘉靖实录》就曾说，“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因此书中所写，有着严格的现实依据。

真正的清官处境尴尬，根本无法在官场中生存。书中不是没有清官，但是他们不能对如此已经烂透了的官僚阶层发挥制约作用。清官大体分成两类，一类是敢于仗义执言，不畏权贵者。这一类人有曾孝序。在西门庆接受贿赂私放苗青以后，苗员外家人安童不服，继续上诉到御史曾孝序处。评论家张竹坡在此处诧异地点评道:“此书竟有一个好人。”当然，我们知道张竹坡出了一点儿小错，因为前边还有个弹劾杨戬的宇文虚中。曾孝序上奏弹劾夏、西门二人。奏章先到了宰相蔡京处，翟谦当然要回护西门庆，建议蔡京只批了个“该部知道”，即当主官部门兵部存档就行，不要查究。后来，蔡京又找了个借口，将这个敢于捣乱的曾孝序赶出了朝廷，发送到边远地区陕西庆州当知州去了。

另一类是碍于人情或畏于权势而不敢坚持原则者。西门庆在当地结拜了九个小兄弟，合起来称为“十兄弟”，其中一位花子虚是过继给花太监的螟蛉子，花太监过世后，给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本家的堂兄花大花二来争家产，为此上告开封府尹杨时。书中明言杨时“极是清廉”，但由于西门庆通过杨戬向蔡太师讨了柬帖为花子虚说情，杨时一想杨戬是当时权臣，而蔡京又是他科举考试时的座师，于是胡乱判了此案，说是动产银子无账，难以查清，只将现有房产地产划分给了花大花二。花子虚成了官司中的大赢家，而杨时自以为上无愧于朝廷王法，下无愧于自己的良心，真是自欺欺人!

在反映社会的黑暗方面，《金瓶梅》的准确、全面和深刻，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也因而引起学界的普遍批评，认为它写得漆黑一片，没有给人任何希望。其实，这个问题应这样认识:一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才是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者。难道一个社会已经烂透了，还要硬给它贴金吗?二是全面否定现实社会未必就证明没有给人任何希望，因为这也许能使人们更加愤恨这个暗无天日的社会，激发改变它的强烈愿望。这不也是正面作用吗?也许这样的作品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价值反而更高。

其二，在恰切地体现时代方面，《金瓶梅》以微显著，描摹了市民社会及其代表人物的独特面目。

商业社会中拜金主义对传统政治的侵蚀，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地揭示。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一直是根据权力来分配财务的，因此，拥有最高权力的天子，就享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类的家天下的待遇。而他们一直对商品经济保持高度的警惕，奉行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根本上讲，也是为了防止商人手里的金钱对封建政治的瓦解破坏。而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发展，这种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之日，就是封建大厦崩塌之时。市民阶层和社会，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们依赖于金钱之土才能获得滋养，得以生存和发展。而晚明就出现了这种苗头和趋势。从《仪礼》开始，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对各个等级所用的家庙、房屋、器物和服饰的规定，越来越严格。这体现出的是“君臣父子，天道当然”的礼治核心价值。而正如前述，市民价值观奉行的现实功利至上原则，奉钱财若神明，而对这套外在的尊卑规定，在心眼里嗤之以鼻。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西门庆家的奢华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官僚，以至于他的妻妾们外出观灯走在街上时，路人纷纷议论说:“这一定是那公侯府里出来的宅眷，是贵戚皇孙家的艳妾。”可见他家妻妾的车轿装饰与皇亲贵戚已没有什么区别。

握有金钱的人自然会明白如何利用银弹的强大攻势来获得最大的利益，自视清高，对商人这种人渣不屑一顾的士大夫，只因垂涎于对方手里的金钱，便不得不隆尊纡贵。位极人臣的蔡京只因收了西门庆的厚礼，便给了他一个五品武官，而且后来屈尊认了这个亲自带来大批礼物的商人为干儿子。而西门庆利用自己手眼通天的优势，刺探国家的经济情报。在盐务政策将要改变时，用自己手中的盐票，去扬州套购了大批食盐，并且一路上利用自己在官场中的关系和行贿，赚到了数以千计的金银。原有的封建国家机器，就这样在金钱的腐蚀下，迅速地失去了本来的功能。西门庆在全盛时期以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魄，对各种传统观念发出了挑战书:“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司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这还是对佛教信徒吴月娘说的，可见他对金钱的力量迷信到了什么程度，就连人们最忌讳的下拔舌地狱之类的恶报，也被他抛到了爪哇国里。

正是金钱对封建权力结构的侵蚀，造成了传统官僚唯新生的市民中代表人物，那些暴发户的马首是瞻。而口大气粗的官商西门庆，虽然表面上对一些官员仍然毕恭毕敬，但内心的鄙夷往往按捺不住。夏提刑虽说是西门庆的顶头上司，但其在一应大小事上，对西门庆唯命是听。他对西门庆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听凭长官区处便了”，真让人怀疑这两人的位置是否倒错。四十九回而文采风流的蔡状元在西门府中，对这个自己打心眼里看不起的金钱拥有者一口一个“四泉兄”长“四泉兄”短，甚至接受了对方招来的妓女的性服务。妓女董娇儿陪蔡状元过夜，得了大红纸包的一两银子的小费，她嫌少拿给西门庆看，西门庆不屑一顾地说:“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官员不争气，也活该富商兼武官的西门庆对这些寒酸文官看不上眼。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作者相当具体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对市民阶层代表人物的本能排斥，西门庆不管多么财大气粗，但多少还是自感游离于这个权力结构之外。在五十七回中，他对襁褓之中的官哥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虽然他已贵为当朝宰相、太师的义子，很多文官对他低三下四，但是他还是很清楚自己在那些人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个崇尚科举出身的社会的位置，没有几个文官真正拿他当回事，说到底，人家是冲着他的钱来的。而他这种暴发户要想改变那些长期受儒家教育的人对九流之末商人的看法，从而真正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的。他表面上的趾高气扬正是他自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他才表现出了对于真正地加入国家机器的心向神往。这也许说明了晚明时商人这种社会势力虽然已经开始卷入了权力结构，但他们却是依附于旧有的封建结构这张皮上的毛。离开这张皮，他们就无法生存。可见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中，市民社会即便是像晚明时那样发展得红火热闹，但骨子里是非常脆弱的，是要封建制度和官僚系统提供保护才能生存，因此他们只有真正加入到这个系统中，才有立身之本。西门庆的心向往之，正是其表现。

而对金钱的崇拜已经使人性产生了扭曲。在一些人那里，只要有了钱，什么不体面的事情都可以做。小说中详细描写了西门庆与多名女子寻欢作乐的过程。这其中，没有一个是违背了女性的意愿，再不是传统中描写花花公子的强占民女。他有两个资本:一是男性的魅力，再就是金钱。作者充分展示了情场中金钱的支配力。在与潘金莲、宋惠莲和王六儿等寻欢作乐时，双方都赤裸裸地谈着金钱或财物的施受，给人感觉似乎是用两性关系进行交易，更不用说他在妓院里的活动了。连结发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打上了浓厚的铜臭气。他的十弟兄之一常时节为穷困而屡遭老婆的责骂，但一从西门庆家借了十二两银子回来，老婆马上笑脸相迎，而他本人也趾高气扬。

据欣欣子的《序》说，作者的宗旨是“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而且情节的结局落在了孝哥出家和善静禅师说因果上，更可以看出作者以佛教因果报应说来劝善的良苦用心。但这种说教，与作品描写的当时已壮大的市民阶生气勃勃的相映下，显得那样无力。

从这部作品产生后，诲淫成了对它的定评，因此，我们不能回避对作品中大量的色情描写作出评价。

首先，这是晚明社会风气的直接产物。晚明时代整个社会的“好色”，既有壮大的市民社会的因素，也受着上层社会腐败的影响，一部写实入木三分的作品，进行这样的描写有着其必然的一面。

其次，这种“好色”有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是晚明“人本”的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品的这些描写有着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

再次，在作品中这些描写相当一部分是人物性格的组成部分。其中对潘金莲的描写最多，也最不堪入目。但将这些描写删除，多少削弱了这个人物的生动性和穿透力，也使其性格逻辑不够完整。武松刑满释放归来时，正逢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奸情败露，被吴月娘逐出家门，交由王婆发卖。武松很爽快地掏出银子将她买下。连吴月娘听说后都大惊失色，说道:“五娘落到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手里了!”而作为在西门府里智商最高的人物，潘金莲此刻的反映却是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一段好姻缘，毕竟还是落到他手里。”因为他在武家时，曾勾引过武松。如果不是色令智昏，她怎么能如此白痴!而将她的性事活动删节后，这段描写就变得不太合乎情理。再如西门庆与妓女郑爱月做爱时，作者详细描写了郑的痛苦。但后来她又亲手作了泡螺，亲口嗑了一大包瓜子，让妓院里的小兄弟去送给西门庆，以表达她的思念。前后两个细节相映成趣，就将妓女与有钱的主顾之间的微妙关系曲折地表达出来，而做爱细节的被删，也许会使读者误以为郑爱月真是爱上了西门庆。

但是最后，还是要指出，这些色情描写的社会影响确实极糟，特别是经过作者有意识的渲染，更难免有误良家子女之嫌。因此，控制阅读范围还是完全有必要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瓶梅》是晚明时代市民社会的百科全书，举凡市民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它都写到了。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研究，甚至如家具、建筑、服饰，都会如入宝山，不会空手而归的，它的丰富内容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金瓶梅》全面体现了近现代小说的诸多特点，在小说美学方面，大大地超越了时代，可谓是新天下人耳目。

其一，人物塑造多元化，成为其最突出的艺术特点。

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核心的，并且得到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集体认同，因此，中国人具有相当一致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对人间事物的善恶属性也就具有相当一致的评价。人们普遍希望文学作品能表达出一种是非分明、惩恶扬善立场。而这种观念就造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有着将教化放在首位的传统，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写作或阅读中，人物总是希望作品承担明确的宣教任务。因此人物经常呈现出类型化，道德属性趋向两极分化，或好或坏，一目了然，性格单一，引起的审美判断也就固定化，要么喜爱，要么厌恶。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产生不朽的文学典型，如曹操、诸葛亮、武松、李逵等。但有这种性格的人与其说是现实中人的再现，不如说只是在理想中才存在。这种塑造人物的办法，在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怪传说中都管用，但在《金瓶梅》这种以现实人生作为反映对象的长篇世情小说中，就完全行不通了，人们谁也不会相信自己身边存在着这种超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也就需要新的塑造人物的方式了。

我们先建立一个分析《金瓶梅》中人物的理论平台。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说过，小说中的人物分为平面的和球形的，平面的人物形象无论怎样看都只能有一个印象，而球形的形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可以看到在其他任何角度看不到的东西。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来说，球形的人物当然更有价值。福斯特只是个作家，他说的是自己的经验之谈，理论家更注重理论表述的严谨。所以老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说:“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但是尽管具有这个定性，性格同时必须保持生动性与完满性，使个别人物有余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性显现于丰富多彩的表现。”黑格尔的哲学理论的核心是关于绝对理念的学说。这种绝对理念存在于客体世界中，是至高无上的，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具有支配力的，类于上帝。但不同于基督教中的永恒的静态的上帝之处是，它在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由它决定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地发展。而他关于性格的观点显然也受这种基本理论的制约。因此，有三个要点:一是人性格中必有其主导倾向，决定着性格中的其他方面;二是性格除主导倾向外，还必有其他的丰富多彩性及其表现;三是性格是发展的，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换句话说，任何人都有他性格的主导倾向，否则，所有的人都成为一个模式，不可理喻的乱七八糟的集合体。但同时保持人物的多元和变化更为重要。四百年前的《金瓶梅》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分析《金瓶梅》中的人物时，我们用这样一个理论模式，首先要注意人物性格中的主导方面，其次要注意人物性格在空间范围中的多元构成，还要注意到人物性格在时间过程中的复杂变化，我们用这种理论模式来看看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西门庆和潘金莲。

任何一个认真的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对西门庆这个人物都不会只是用“淫棍”两个字来概括。学界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他是个官僚、淫棍和富商三位一体的人物。⁽⁶⁾这样的看法不算错，但有些简单化。需要补充。

首先要看这个人物的反道德性。⁽⁷⁾如果按照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来衡量，西门庆无疑是个坏人。这显然是作者主观上要强调的人物性格的主导倾向，正如前述，是沿着“三位一体”的方向来展开描写的。

当然，西门庆最重要的社会地位是商人，他的社会活动也主要是商业活动。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人的活动，了解到晚明社会中商人和商业的一般情况。在作品中，作者对他致富过程中的商业活动，做了详细地描述。而仅仅是这重身份，就决定了他很难成为传统观念中的善人。因为工商业者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历来被认为是“末”，要重本抑末，就要对工商业加以限制，而商人无疑会首当其冲。但是，反过来说，杨朱公那样的文明商人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守法的良商在社会中，也还是有一席之地的。但是很不幸，这不是西门庆。他即便在商人中，也属奸商，从事了很多的不法商业活动。

他本是山东清河县的一个浮浪子弟，破落户财主出身，开了一个小生药铺，属于市井细民。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本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在晚明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代，他如鱼得水，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弄潮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加之传统道德的沦丧和政治的腐败，取代了书香的是整个社会充斥着一股铜臭气。他有着经商的天才，在七八年时间里变成的巨富。第六十九回，文嫂为西门庆拉皮条，对林太太说:“县前西门大老爷，如今现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段子铺、生药铺、绢绸铺、绒线铺，外面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腊，伙计主管有数十。”当然，他迅速致富，与他得了几笔外财也不无关系。他娶了商人寡妇孟玉楼，在迎娶时，发来众军牢，赶人闹里，七手八脚，将妇人床帐、妆奁、箱笼，搬的搬，抬的抬，一阵风都搬去了。发了一大笔财。而又奸占谋娶了朋友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把花太监遗产中的动产部分全部弄到了手。杨戬倒台，女婿陈经济带来了亲家陈洪家的大量细软，这些都是他生意从小到大中的资本。

按照作品中的提示，西门庆在全盛时期，全部家财，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总数在十万两白银以上。其中商业资本在几万两白银。这不能说是夸张，因为据当时人沈思孝的《晋录》说，晋商是“非数十万不称富”，看来这种人在现实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财富主要是通过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积累下来的。他经商的方式除了有在本县开了多家店铺外，还有大批的财富是长途贩运中得来的。而他对金钱的迷信也达到了极点，认为只要有了钱，做任何传统道德不容的坏事，都可以“不减泼天价富贵”。⁽⁸⁾

在当时晚明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思潮中，无疑人们对这种暴发户垂涎三尺，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根基未受到冲击的大背景下，人们，尤其是士大夫们对这种人又是嗤之以鼻的，并且随时会根据封建制度和国家政权的长远利益需要，对这类人加以裁抑的。以西门庆之精明，不会不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保住和发展自家族利益，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能够亲自参与到官僚机构中间去。他早早就开始了对官场的渗入。他采取的办法有两条，一是与官府拉关系。所以作品一开始就说他“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二是弄个官儿自己当。随着他财富的积累，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他用钱财买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蔡京，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做了蔡京的干儿子后，又挤走了夏提刑，当了山东理刑所正千户。作为商人，投入是要有产出的，钱买来了权，权又成为挣钱的资本。既然身处于官官相护的网络之中，这就更使他有恃无恐。在为自家谋利方面，他将手中的权力运用到了极致。从蔡府翟管家处套得国家食盐价格要上涨的经济情报后，连忙亲自南下，早一个月支出食盐，并押着船队，一路或靠自己官场中的关系，或径直用金钱开道，将这批食盐安全运回，仅此一笔，他就赚了几千两银子。

在官场中，他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只要对方行贿，多大的事情他都敢抹平。扬州盐商王四峰因贩卖私盐的重罪，被安抚使收到京城狱中。情急之下，他托人找到手眼通天的西门庆，“许银二千两”，西门庆借给蔡京祝寿之机说了情，结果蔡太师关照写书，王四峰等十二名被捕者尽行释放。仆人来旺的媳妇宋惠莲被他占有，来旺喝醉酒后，失言骂了他几句，他得知后，要将来旺严办。宋惠莲为丈夫说情，西门庆表面上答应从宽发落，但一转眼将来旺判刑，押解回原籍。宋惠莲又羞又恨，上吊自杀。宋父告他强奸女儿，造成女儿含冤自杀，他又将宋父抓进大牢，迫害致死。权力在他手里，成为无恶不作的工具。官商的结合给西门庆带来了显赫的权势和无穷的财富。他在一生最春风得意的时候，色胆包天地去累代簪缨的招宣府去奸占林太太，所凭借的不仅是金钱的力量，而且还有他坐着官轿所显示出来的官员身份。林太太之所以能与他通奸，与其说是金钱的力量，不如说是他的权位在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西门庆一生中，最能激发他持久不谢疯狂热情的，应该首推女色。这从他成年起就没有一刻放松过。他自称自幼曾在三街两巷走，而最终是死在潘金莲那里。可以说，在商场和官场中，他所用的只是他那过人精力的极小一部分，而对各种各样的女人的占有，才是他人生的主要目标和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他的权势、金钱和色欲统一于对女性的占有上。他在占有潘金莲和李瓶儿之时，作者都写了他一连几天魂不守舍地在她们的居处周围转来转去，这时，他的财欲和官欲都退避三舍了。毫无疑问，他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貌有钱有势，还有风月场上的经验。凡是落入他眼中的女子，几乎无人可以逃脱。潘金莲是害死了她的丈夫而占有的，而最小的老婆李瓶儿是奸占的朋友之妻。在奸占李瓶儿时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自私自利到了什么地步。他先是看上了这个朋友花子虚的妻子，而借调解朋友家庭矛盾之机渔人得利，勾搭上了李瓶儿。而在李瓶儿的唆使下，他虽将花子虚从家产官司中营救出来，但却把他的家产全部霸占了。花子虚得病身亡。他在议娶李瓶儿时，恰逢杨戬倒台。他惶惶不可终日，把迎娶的事丢到了九霄云外。李瓶儿害相思几乎身亡，在无奈的情况下，嫁给了医生蒋竹山。而西门庆在侥幸无事后，唆使捣子草里蛇打了蒋竹山，使李瓶儿重嫁给他。但在婚后，连着三天不进李瓶儿房，逼得李瓶儿自杀。即便如此，他还不放过，在李被救下后，他进了李房，硬逼着李当着自己的面死给他看。又鞭打了她一顿，接着又拿对方宣泄性欲。这种表现真让人想骂他是禽兽不如。他有了那么多的妻妾后还是不满足，先后与他淫乱的有妓女李桂姐、郑月儿等，有仆妇王六儿、宋惠莲等，有婢女春梅、迎春、绣春等，还有寡妇林太太等。为了性欲的发泄，他不分昼夜，不择好赖地占有各种女性。他为了发泄性欲，不择手段，使用淫具，灼烧女性肉体，甚至可以说已到了变态的地步。说他是个淫棍，并没有什么失实之处。对女性他从未有过餍足之时，他守着自己家里家外的成群的女子，还在垂涎于何千户的娘子蓝氏和林太太的儿媳、王三官的娘子黄楚云。最后还是服了过量的春药，纵欲而亡，所以人们骂西门庆是淫棍，不是没有根据的。(www.daowen.com)

对西门庆来说，无论在商场、官场还是情场，他都是春风得意者，是英雄，该到手的都到手了。但是，他又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失去了自我，成为物欲的俘虏，最终在横流的欲海之中，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一辈子活得招摇煊赫，但远称不上正大光明，无论拿哪种标准，他都绝对进不了凌烟阁之类的英雄榜。

但是，这个人物的性格只用“反道德性”来概括，肯定是以偏概全，因为他同时具有复杂性和多重其他性格因素，自有生动甚至是可亲的一面。他不是魔鬼，而是一个鲜活的人。作者把他作为恶的化身来描写的同时，并没有让任何先入为主的概念束缚住自己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让文学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而是让西门庆同任何一个正常人一样，有着自己正常的情感生活和符合生活逻辑的心理活动。在中国文学史中，西门庆可算是第一位具有多重性格的球形人物。塑造球形人物，正是近现代小说的特点。

以人们最诟病的男女关系为例，只说他是淫棍，肯定是不全面的，因为他在处理男女性爱关系方面，也同常人一样，有着相当正常的感受和判断力，将其间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得当，使这个大家庭总的来说，气氛还算是不太坏。除了潘金莲经常捣蛋，有时还造成严重后果，但家里没有大乱。他有一妻五妾，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的地位远在妾之上，在西门庆的家中，这点很明显。

他的正妻吴月娘，是官宦小姐下嫁给一个小商人当的继室，因此，是家中唯一一个可以与他平起平坐、令他有些畏惧的人。比如，他对妾可以随便打骂，但是对吴月娘则却从不敢动手。他与吴月娘对骂时，总是处于下风，骂不过就躲。“畏”是他的态度。有次吴月娘与西门庆口角后，好长一段时间互不说话，小妾们都觉得长此以往不行，劝吴月娘和解。但吴月娘坚决不干。有天晚上西门庆回来晚了，却看到吴月娘在对月为他祝福，希望老天能使他改邪归正，因此他感动得不得了，当即就去吴月娘屋里过夜。这也不能说是吴月娘对他的爱，这是由于中国传统中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吴月娘既然嫁与他为妻，对西门家族，就有了责任，要使这个家族能人丁繁衍，兴旺发达。所以西门庆好，她就有了依赖。这既是为了家族，也为她自己，希望老天能让西门庆改邪归正，说这是爱情，没有什么根据。

大妾李娇儿是从良的妓女，早已失去他的宠爱，在家中总默默无闻，他基本上是视而不见。这可叫做“忽”视。二妾孙雪娥虽也失宠，但因做得一手好菜，所以负责内宅的伙食。而西门庆稍对饭菜不如意，便对她拳打脚踢。特别是她与家人来旺有染，西门庆也有耳闻，对她更增“鄙”视。三妾孟玉楼的前夫是个商人，她在那个家庭里是内当家。而她本人又城府较深，工于心计，身材高挑，相貌端丽。西门庆有次喝醉酒回家，见到孟玉楼与潘金莲下棋，喝彩道:“好似一对粉头，也值百十两银子!”但总的来说，这种轻浮很少，对她很是“敬”重，甚至将内宅的财权交给了她，让她管家。

而潘金莲，用西门庆本人的话就是，“这个家中，谁不知道我用在你身上的心偏多”。潘金莲表面上看与他最能说得来，两人之间的寻欢作乐最多，在作品中也描写得最细，并且潘金莲也不像其他小妾那样怕他，经常可以把他整得服服帖帖。但潘金莲与他的联系只是性，因为潘金莲在性的追求上，永无餍足之时，这正与他相合。所以，这了不得就是“喜”。

而他最为看重的是李瓶儿。虽然他在李瓶儿房里留宿的时候远不及在潘金莲那儿多，但我们看到的他们俩却最像恩爱夫妻，两人的知己话也最多，他愿意把在家里家外的听到见到的一切都说给这个温柔贤惠的女子听。在他抱着可爱的小官哥玩耍，李瓶儿在炕上笑眯眯地看着时，真是一副天伦之乐图。而李瓶儿死时，他不顾对方是血崩而死的污腥，抱着尸首失声大哭，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不思茶饭，日夜思念，吃点心时想到李瓶儿曾为他做过，听曲时听到生离死别之处，他眼圈就泛红。他坚持多夜为李瓶儿守灵，居然有相当一段时间不近他原本不可须臾或离的女色，甚至做梦时梦见李瓶儿而哭醒，他对朋友应伯爵说这事时，一点儿不怕难为情，说自己是“哭的要不的”。有学者借玳安之口说，这是因为李瓶儿带了很多钱来，西门庆是哭钱。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人死了，钱还都在。再说李瓶儿除了把大量的钱财交给西门庆外，留下的私房钱也不少，她死了，这些钱不正好全归西门庆了?要是为钱的话，西门庆理应高兴才是。而说这是因为李瓶儿为他生了儿子也站不住，因为官哥死在李瓶儿之前，要是为儿子，那他的这种感情随着儿子的夭折，也应烟消云散了。不客气地说，西门庆唯一的儿子，是在李瓶儿亲自看护时被猫吓死了，西门庆应该最有理由惩治她，恨她。因此，这只能用真挚的“爱”来解释。这种爱情，是李瓶儿对西门庆的痴爱所获得的回报。西门府里，只有李瓶儿是真心爱着西门庆的。被西门庆淫过的女子，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如潘金莲;或是为了钱财权势，如院里的妓女;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如王六儿和林太太。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真情实感，除过李瓶儿。以西门庆之精明，他并非不知道，所以李瓶儿的真情实感对于他来说，尤为难得。这当然也换得了西门庆的真情实感和他的回报。在作品中，这种描写是相当真实令人可信的。

但是，他正是在为李瓶儿守灵时，奸占了奶子如意。这也招来了不同意西门庆对李瓶儿有真情实感的人的非议。既然你爱李瓶儿，又为她守灵，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近女色，那为什么正是在李瓶儿的灵位前，做出了这种事!有的评论家说这是表现了他的虚伪。这完全站不住脚。因为第一，凡是虚伪，都是做给人看的，以便赢得好感。西门庆从来就不顾及家中人的感受，在吴月娘面前都说要强奸嫦娥，而且他为李瓶儿守灵，没有为他赢来好感，反而使其他妻妾侧目而视。吴月娘和潘金莲更是多次嘲讽他。第二，他离了女人一天也过不下去。李瓶儿与潘金莲同住在花园里，是两隔壁。西门庆在为李瓶儿守灵时，路过潘的门前，潘总想让他进去过夜，但他却一边打哈哈，一边快步而过。可以看出，他这时也为这位娇美风骚的女人所动，在竭力抑制自己的性欲，还是有一定的抗诱惑能力的。总之，他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奸占奶子如意，有两个原因:第一，西门庆根本不是个柳下惠，他尽管主观上想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守身如玉，但是，太强的诱惑他是没有能力抵御的。如意家里一贫如洗，来竞当官哥的奶妈时，诡称丈夫已死，可见在她看来，能进入西门府对她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没想到官哥一岁多死去，她终日不安，生怕离开这个富贵窝。虽然李瓶儿临终时对吴月娘说过，等吴的孩子生下后，由如意接着哺乳。但谁都知道，在这期间没有孩子，奶水也就没了，就算还有，那时离如意生孩子已经两年多了，奶水的质量已大成问题。吴月娘何必要为自己的宝贝找这样一个奶妈!主妻对一个濒死小妾的承诺究竟有多少作用，如意很清楚。而且潘金莲看她总不顺眼，时时想撵她出门。所以，对她来说，在西门府的生活已近山穷水尽。她要能留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勾搭上西门庆。在这里，我们无权谴责这个可怜的女子为了生存所做的努力。而西门庆在夜间要喝茶，为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西门庆喝完茶，如意接过茶壶，并不离开，而是把拖在地上的被子捡起掖好。这样使好色的西门庆再也管不住自己了。在此之后，撇开其他妻妾，多次与她通奸。第二，除了如意诱惑的因素外，书中特别交代了西门庆有次对如意儿说的话，你这身上就像绵瓜，如死去的六娘一样。看来，这其中也有西门庆将如意看作李瓶儿替身，在她身上寄托对李瓶儿的感情的一面，连潘金莲都看出了这一点，称西门庆与如意通奸是“借汁下面”。

他为人贪婪，见利忘义，心狠手辣，但偶尔也会帮助人。他去京城时，在永福寺答应布施，结果永福寺的和尚信以为真，追到家来要。他一下子就拿出了五百两银子。对朋友和家里的伙计又很热心，不图回报。帮闲常时节是个城市贫民，房主催租，老婆在家饿肚子，他被逼无奈，只好向西门庆开口，而西门庆一下子拿出了十二两银子帮他渡过了难关。并且答应帮他买座房子。后来他找到房子时，来找西门庆支付房钱三十五两银子，西门庆一下子拿出了五十两，让他不必找钱，“再余十五两，开小本铺儿，月间撰的几钱银子，勾他两口儿盘揽过来就是了。”所以作者说他是“仗义疏财，求人贫难”，“是个好散漫使钱的汉子。”

他的复杂多变也显而易见。精明强干，心狠手辣是任何读者都会产生的印象，但往往又变得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亲家陈洪受弹劾后，他本正在修花园，吓得停工闭户，生怕受到牵连，惶恐不安。连迎娶李瓶儿的事也抛在脑后，顾不上了，李瓶儿在想他想得无望并且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不得不另嫁了他人。潘金莲与琴童偷情，他已经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并且将金莲鞭打。但是潘金莲一番理不直气不壮的强辩后，他便宁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了。当下便与之淫乐。他早已知道潘金莲要对李瓶儿母子下手，但却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娘儿两个命归西天，只是拿了雪狮子猫出气，以后还照样与金莲共度良宵。

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得到更深的启示是什么?

财色欲望是具有两重性的。首先是负面作用，作品在一开始就写了《四贪词》明言酒色财气的危害。西门庆号四泉，大约就影射酒色财气的四全。中国人一向认为，财色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自制力软弱，必将堕入其中，遭到灭顶之灾。作者用这个人物的一生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比纵欲更危险的事了。但是对于改造人们的这种劣根性，作者本人也没抱什么希望。西门庆刚一死，一度想跟西门庆争生意的商人张二官马上取而代之，就连西门庆的铁哥们儿应伯爵都转投到他门下，为他提供西门庆家的情报，鼓唆他娶西门庆的妾。一代一代的人们，就这样在欲望的驱使下，随着道德的堕落而堕入苦难的轮回。

其次是正面作用。但是我们完全也可以读出作者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道理，得出与他不同的结论。因为对财和色的追求正是人类的本能，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和杠杆。这正如马克思在说资本在来到世间时每个毛孔都渗着鲜血的同时，也对他们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工商业者的出现是黑暗的中世纪发生变化的起点。黑暗的、封建的中世纪，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得以终结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将此概括成历史观和道德观的二律背反。如果站在道德观的立场上看，资本主义无疑是罪恶的、血腥的，但是站在历史观的立场上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的前身中世纪的工商业者，却成为推动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动力。以道德观评价西门庆，他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以历史观评价，这种人物的出现起着颠覆传统社会，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西门庆身上，已经显露出新时代的曙光了，而在中国内地掌握有大量工商业资本的个体的成群出现和成气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只是近二十余年的事。由此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物在四百年前的小说中出现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了。仅仅是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金瓶梅》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小说了。

这个人物多元与复杂性格具有重要美学意义。人物的复杂性当然不是近代才有的，但是在文学中出现，却是很晚近的事。在小说艺术特别发达的西方，也不过就是二百来年的时间。古典小说中的类型化性格，在《金瓶梅》中已经被个性化取代。在分析这个人物时，我们会经常为无法用一个明确的概念来概括而绞尽脑汁。如果在分析一个性格色彩异常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自己感到无法应付时，恐怕对作者的指责批评，说他自相矛盾，写混淆了，人物缺乏统一性，正是掩饰自己无能地表现。为什么非要作者这样那样，而不怀疑我们自己的美学观念和批评模式过于简单，出了问题呢?这也许正是我们的历史意识和审美观念还不足以应付这种复杂的艺术现象。形象大于任何思想。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架构，无论这种模式多么先进和全面，都只能解释作品的一部分内容和意义，而过滤甚或忽略掉了其他部分。因此，对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趁早别想用单刀直入的方法抓住核心。比如，要是用淫棍来概括这个人物时，是否自己也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呢?仅就西门庆与妻妾的关系来看，就可看出这个人物并非只是用这种简单的概括是无法穷尽的。淫棍怎么可能有对李瓶儿的那样真挚和持久不衰的爱呢?他在七十回入京晋见时中仍然梦见。西门庆对女人的态度，已经有了将性与爱区别对待的因素。从他与吴月娘、潘金莲和李瓶儿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人分别主要寄寓着他的婚姻、色欲和爱情。传统观念告诉我们，只有将三者统一到一个对象，即自己的法定配偶身上时，这才是符合道德的。而现代人出现了一种趋势，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性解放思潮后，在处理男女关系上，倾向于将性与爱区别对待。而我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这也开始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如包二奶等。当然，即使在现代的西方，这也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观念，因为相互忠诚是婚姻的基础。但在这个人身上，被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可见这部作品是具有的近现代意义了。

总之，作为一个人，我们有一百条一千条理由不喜欢他，但是作为一个典型形象，我们却不能不为他着迷，因而研究他巨大的历史学、社会学和美学的负载。

潘金莲是仅次于西门庆的作品中的第二号人物。在词话本里，作者开宗明义介绍道:“如今这部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人，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虎中美女”“好色的妇人”指的就是潘金莲。而书名中的“金”指的也是她，可见她在作品中是多么重要。

这个人物的原型出自《水浒传》，作为已经定型化的文学人物，作者没有对她做实质性的改造，而是按照《水浒》的路子再接着往下写，只不过在她已经够糟的名声上又重重地添上几笔，让这个坏女人更坏一些。《水浒传》中的四大淫妇之首变成了天下第一淫妇。但是作者为了写她的淫荡，还是在她的来历上做了一点改动。《水浒》中写她是个使女出身，因反抗大户对她的占有，于是被报复地卖给了一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武大郎。因此，她的堕落，也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玛斯洛娃一样，社会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而在《金瓶梅》中，她成为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九岁时被卖给招宣府学唱，后来又被一个好色的张大户收用，因大娘子不容，被卖给武大，当名义上的丈夫来掩人耳目。这样她的淫荡就是天性里带来的，正如吴月娘骂她的，“最好把揽汉子”，是离不开男人的。

她还在武家时就曾勾引过武松。张竹坡开了一张潘金莲淫过人目，其中有张大户、西门庆、琴童、陈经济、王潮儿，这还不包括武大和因为常弄出绯闻，害得武大不得不多次搬家的那些捣子。书中写她并不贪财，她为了把揽汉子使尽了聪明才智，如果能把这些才智拿出来十分之一，在这个大户人家中来为自己弄点私房钱，也不至于在因与女婿陈经济乱伦的行为被吴月娘发现而逐出家门时，只有随身衣服。西门庆骤死，别人都在考虑以后的日子。连最愚笨李娇儿，都趁乱弄了几个大银元宝，让妓院里的小兄弟带出去，有了退休后养老金，随后从从容容地向吴月娘道别，重操旧业。而这时却是潘金莲偷情的大好时机。头一次见到陈经济，她就看上了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但总是难以得手，而趁这时家里管理松懈之机，终于了了夙愿。她对淫欲的追求已经让人怀疑她的身心是否健康，满足性欲，敢于在寻欢作乐时做出各种令读者脸红的下流事。这个人物对性的理解只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决无我们今天所说的性爱。性是她生命的基本动力。即使是与陈经济的奸情败露，被吴月娘逐出家门，像一头牲口一样等着王婆重新发卖时，她仍抓紧时机勾搭上了王婆的儿子。西门庆与她在这一点上最为契合。不客气地说，这是两头动物之间的简单生物关系。而她为了满足一己的性欲，可以不顾对方的死活。西门庆最后一次进她房里时，已经因患病和纵欲而疲惫不堪，但她毫不放过，硬给对方服用过量的春药，造成了对方的死亡。如果说，西门庆是集酒色财气诸种恶欲于一身，那么这个人物就单纯多了，她只有性欲。

正如在灯笼里的蜡光可以烛照出灯笼罩上的图画字迹，“性”也会表现在潘金莲性格中的方方面面。她在西门府的妒心也最强。凡是西门庆与其他女子有染，她知道后都必大闹，并且当面或背后用种种最难听的话辱骂。但是这种固宠的强烈愿望并非是要夺正，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性欲的满足。其他女子占有了西门庆的精力，如同虎口夺食，是她绝对难以接受的。如果她不能做到这一点，只好退而求其次，逼西门庆或与西门庆有染的女子要将做爱过程详细描述给她听，以使她在想象中发泄。

在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春梅。潘金莲不仅对这个使女毫无醋意，反而给西门庆与春梅在一起创造条件，哪怕影响到她对西门庆的占有。孟玉楼过生日，她早已与西门庆说好，晚上试新淫具，她一直很焦急地等着。但是晚回去一步，从窗户中看见西门庆正抱着春梅，所以便返回孟玉楼的住处，一直开心地玩到后半夜，丝毫没有焦急之态。回来时，春梅正在西门庆的脚边酣睡。这是一种变态心理，但也有合乎常理的一面。潘金莲与春梅的关系之好，远远超出了她与自己的母亲，两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在潘金莲死后，春梅当上了周守备的继室，贵为夫人，但她仍年复一年的去给金莲上坟，把她视作母亲。金莲对她的宠爱也是异乎寻常的。爱情是极端自私和排他的，问题是潘金莲并不是爱西门庆，而是把他作为泄欲的工具。她对于春梅却是一种类母之爱。如同动物中的母体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可以将食物让给幼雏，而她将自己视为不可或缺的性让给至爱的春梅，又有什么不合情理呢?说来这是种变态行为，但也有着性格的逻辑。当然，她如果对西门庆有了真挚的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作者既然说她是个虎女，当然对她作出的道德判决是否定的，她的心狠手辣比之西门庆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她在杀害武大时还有些手软，后来就无所顾忌了。她在得知来旺对西门庆霸占了自己的老婆宋惠莲很恼火，扬言“只休要撞到我手里，我叫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好不好将潘家那淫妇也杀了，也只是个死。你看我说出来，做得出来。”这本是一时醉后所言，连宋惠莲这个当事人都没当回事。来兴与来旺有矛盾，便将此事告了潘金莲。潘金莲一听，“我若要教这奴才在西门庆家，永不算老婆!”西门庆虽然听了她的建议，设计陷害了来旺。但是架不住宋惠莲的说情，一度心软了，要让夏提刑放人。但她装作是替西门庆着想:“如今把那奴才放出来，你也不好要他这老婆了。”强迫西门庆把来旺递解回了原籍徐州。宋惠莲忍辱自尽，而作为罪魁的潘金莲却如没事人一般。以后还多次骂这个已死的女子是贼淫妇。最令人发指的是害死李瓶儿母子。她先是养了一只雪狮子猫，看准官哥经常穿的红绸子衣，也知道官哥特别胆小，一惊吓就抽风。于是用一块红绸子包块肉喂猫。猫跑到隔壁去，见到官哥，扑上去就抓，结果官哥当下就被吓死。李瓶儿也伤心过度而亡。她对此毫无一丝悔过，明明知道西门庆对此心痛不已，仍是多次对西门庆冷嘲热讽。有一次惹得西门庆火起，踢了她几脚，连吴月娘都说她不对，但她仍我行我素。

有评论家说，作者有时对潘金莲“欣赏得入迷”。她长得貌美迷人，连吴月娘在看她时“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以至于感慨“果然生得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这个人物是作品中写得最生动的人物。作者一离开《水浒》，一个活脱脱的市井荡妇就从纸里蹦出。伶牙俐齿，嘴比刀子还快。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尽情地驰骋着他写人的天才。谁要是侵害了她的利益，尤其是在把揽汉子方面，她专拣最痛处戳，专用最结实的话说，专挑最短处揭。孟玉楼过生日，西门庆与其他妻妾去凑趣。两个小优儿来了，吴月娘吩咐，“你会唱比翼成连理不会?”韩佐道:“小的有。”才待拿起乐器来弹唱，被西门庆叫近前来吩咐:“你唱一套‘忆吹箫’我听罢。”两个小优便唱起来。其中道:“我和他那日相逢脸带羞，乍交欢心尚怯。半装醉，半装醒半装呆，两情到今难弃。锦帐里鸳鸯衾，方才温热。把一枝凤凰簪儿，做了三两截。”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为李瓶儿而点的。西门庆也泪眼模糊。潘金莲当然知道，心里很不自在。在唱到“他为我褪湘裙杜鹃花上血”时，故意把手放在脸上这点儿那点儿羞他。说道，“孩儿，哪里猪八戒走在冷铺中坐着，你怎的丑的。没对儿一个后婚老婆，又不是女儿，哪里讨杜鹃花上血来。好了没羞的行货子。”西门庆道:“怪奴才，我只知道那里，晓得什么!”这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潘金莲仍是不依不饶，过了一会儿，又对西门庆说:“哥儿，你浓着些罢了。你的小见识儿，只说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怀春女。他和我多是一般后婚老婆。什么他为你褪湘裙，杜鹃花上血。三个官儿两个喏，谁见来?孙小官儿问朱吉，别的多罢了，这个我不敢许。可是你对人说的‘自从他死了，好应心的菜也没一碟子儿’?没了王屠，连毛吃猪。空有这些老婆睁着，你日逐只噇屎哩?现有大姐在上，俺每便不是上数的，可不着你那心的了。一个大姐，怎当家理纪，也扶持不过你来。可可儿只是他好来?他死，你怎不拉扯住他?当初没他来时，你也过来，如今就是诸般皆不上你的心了。提起他来就疼的你这心里格地地的，拿别人当他，借汁儿下面(我上节说的在如意身上寄托对李瓶儿的感情)，也喜欢的你要不得。只他那屋里水好吃么?”西门庆只是笑骂道:“怪小淫妇儿，胡说了你。我在那里说道这个话来?”金莲道:“还是请黄内官那日，你没对应二和温蛮子说，‘他死了，好菜也没拿出一碟子来。’怪不得你老婆多死绝了，就是当初有他在，也没什么的。到明日再扶一个起来，和他做对儿么?贼没廉耻的，撒根基的货!”说的西门庆急了，跳起来，赶着拿靴踢他，那妇人夺门一溜烟跑了。这一张嘴，真是比刀子还快。揭起短来，一点面子都不留，连损带骂。这种描写在书中俯拾即是。西门庆府中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在斗嘴上是她的对手。春梅与奶子如意儿争用棒槌，她早就吃如意的醋，有了这个可以借题发挥的时候，忙跑去骂。又揪头发，又踢肚子。事后她添油加醋地去向孟玉楼说，一口气说了一千多字，没有一句重复。其中还揭了如意为了到这里混口饭吃，隐瞒了有男人一事的短。孟玉楼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怎么不晓得?雪里消死尸，自然消他出来。”孟玉楼又问:“原说这老婆没汉子，如何又钻出个汉子?”金莲道:“天不着风儿晴不的，人不着谎儿成不的。他不凭撺瞒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来时，饿答个脸，黄皮儿寡瘦的，乞乞缩缩那等腔儿。看你贼淫妇，吃了这二年饱饭，就生起事儿雌起汉子来了。你如今不禁下他来，到明日又教他上头上脸的，一时捅出个孩子，当谁的?”这难道还不算生动吗?⁽⁹⁾

说到这个人物，就不能不说到对女性性行为的铺陈。就凭这一点，诲淫的罪名，作者是绝对逃脱不了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几百年来一直隐姓埋名。即便如此，他受到后世道学家和非道学家的诅咒，也足以让他进入拔舌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他敢于这样写，触犯了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理学最敏感的部分。看来这部作品的关键不是在写了两性关系，而是作者用了什么性意识去写。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他道德的天平发生了摇摆。他既有强烈的谴责宣淫的主观愿望，而又基于晚明张扬人性社会思潮和本之于人的自然天性的不由自主的创作冲动，对此种人欲产生了某种认同，使他的创作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好在他有个大纲，要让这个人物被自己的欲火烧得片骨不存，要不然真不知道他该怎么收场。

我们丝毫没有为这部书过分渲染色情场面开脱的意思，但还是想指出，人类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两性关系，是人类延续的基本动力和存在形式。两性之爱进入文学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所以才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说。作者这种扬厉性欲，是晚明社会上宣泄长期被禁锢的人类本能欲望思潮的反映。对于冲击封建礼教不无意义。有这一点，我觉得作品就有所得了。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封闭的家庭和屈辱单调的生活，已经把潘金莲这样的人的生活需求压缩到了饮食男女的地步，她只能成为他人泄欲的对象，而反过来，她也只能在别人身上泄欲来打发那无可打发的枯燥岁月。社会完全没有给她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本能升华的任何条件和机会，这也许才是她这个人物真正的悲剧所在。也是封建社会的妇女，不管是贞女还是淫妇的悲剧所在。⁽¹⁰⁾

其二，作品在小说美学方面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叙写的重点已由情节转变为人物，这也是近现代小说的特点。

近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叙写中心的不同。古代小说关注的是情节，而近现代小说关注的是人物。一般来说，古典小说总要设计出道德上正反相对的人物，由于性格和生活目的的不同构成冲突，而冲突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不断地产生出悬念，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人物本身是情节的附属物，只是为了情节的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比如《水浒》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以后，作者对其千里逃亡过程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都不作描述，一下子就到了看悬赏捉拿他的告示，被一个人从背后抱住。这是金老儿，结果导致了他的出家五台山。后来又是大闹五台，到东京大相国寺等一系列情节，而其中与情节无关却与深化人物有关的细节是没有的。近现代人物小说中的情节大大淡化，甚至有所谓无情节小说，如契诃夫的《草原》和《第六病房》等，人们在其中别想找到情节性因素。当然，《金瓶梅》还不是无情节，但是它的情节非常平淡，就是以西门庆家庭为主的种种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这种情节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作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已经把叙写的重点放在了人物身上。因此在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与情节毫无关系只是描写人物的细节。作者在写这些文字时，想到的只是活生生的人物，至于与情节有无关系，有没有故事性和戏剧性，就弃之不顾了。反正这类作品是为了阅读，而不是为了讲故事说话用的。人们听过评书《三国》和《水浒》，但从来没有听说过《金瓶梅》和《红楼梦》。比如，西门庆在奸占林太太后应其请求，把哄王三官嫖妓女的一帮闲人抓进提刑衙门痛打了一顿。这帮人不愤，出狱后到王三官家闹事，要他包赔损失。王三官向西门庆告急，西门庆又派人去把那些闲人抓起，恫吓后放了。回家后他很得意地对吴月娘吹嘘自己处理这事的果断英明:“回至后房，吴月娘问道:‘这个是王三官儿?’西门庆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儿为他那场事，就是他。今日贼小淫妇儿不改，又和他缠。每月三十两银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个知底脚的(郑月儿)又告我说。教我昨日差干事的拿了这干人到衙门里去，都夹打了。不想这干人又到他家里嚷赖，指望要诈他几两银子的情。只恐衙门中要他(西门庆当时让人抓这些人时，有意放走了王三官)。他从来没有见过官，慌了，央文嫂拿五十两礼帖来，求我说人情。我刚才把那起人又拿了来，诈发了一顿，替他杜绝了，再不缠他去了。人家倒运，偏生出这样的不肖子弟出来。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现入武学，放着那功名不干，家中丢着花枝般的媳妇儿，东京黄太尉侄女儿不去理论，白日黑夜，只跟着这伙光棍在院里嫖弄，把他娘子头面都拿出来使了。今年不上二十岁，年小小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不曾溺泡尿看看自家，乳儿老鸦笑话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这井里水，无所不为。清洁了些什么儿，还要禁的人。’几句说的西门庆不言语了。”这段话对整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没有什么用处。按照古典小说的做法来看，纯属蛇足，但对刻画人物来说，是神来之笔。妓女李桂儿是西门庆梳笼的，他对其有特殊的感情，不愿让他人染指。因此包占，但又不常光顾。娼家唯钱是认，认为这是资源闲置，故又揽上了王三官。而李桂姐为了与西门府拉关系，又认了吴月娘为干娘，西门庆理所当然成了其干爹。因此他对李桂姐的此举心里酸溜溜的，但又无法对吴月娘说。借此机会整了嫖客，也整了妓女，得意洋洋。再者，他刚奸占了林太太，以自己这样没有文化，只有几个臭钱的商人，能够做出这种事，内心的满足也不是与一般女子通奸后所能较之万一的。所以特别强调出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当然这也是他不能给吴月娘明说出的。而这种处理，既帮了情妇的忙，又报复了不忠的妓女，又完了公务(打击社会不良分子教唆良家子弟正是理刑官的职责)，可谓是一箭三雕。只有最后一条可以明言，因此他摆出一副正人君子面孔提起王三官小小年纪不学好，摆摆当官的谱。这里还有一些潜台词，一是表示了对王三官娘子的垂涎，二是那种地方只有我这种财大势大的人才有资格涉足。当然这么多的意思岂是头脑简单的吴月娘能听出的，所以只是抓住他把自己装成正人君子的最后一句，不客气地给他当头浇了一瓢凉水，噎得他哑口无言。这种与情节无关的精彩描写，只有在以人物为叙写中心的小说中才可能出现。这种淡化情节，加强人物的处理，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作用，怎样估计也不算高。

其三，作品在化丑为美方面，有着空前的成就。⁽¹¹⁾

按照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学观念，艺术要发现美和传播美，古典小说就是如此，尽管我们对作者的审美观有时并不太认同。但是艺术创作这种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要以现实生活为本原。任何事物都可以进入艺术。而生活中不仅有真善美，而且也有假恶丑。所以，丑的事物进入艺术中是必然的。问题不在于丑的事物是否能够进入艺术，而在于进入艺术后怎样才能变成美。《金瓶梅》描绘的几乎全是丑。但是，我们只要不抱成见，恐怕又不得不承认它是精美的艺术品，丑在艺术中变成美的对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正如罗丹说的，“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的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的美。”他的代表作之一《老妓》乍一看丑到了极点，因为在生活里这样的人是丑的;但细细看来，那种丑所包蕴的美，又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令人百看不厌，而《金瓶梅》在化生活之丑为艺术美，与《老妓》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艺术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是化丑为美的保证。别林斯基说，美的艺术的条件之一就是“真实的外界的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表达”。也就是说，艺术的真实是化丑为美的基础。《金瓶梅》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丑的。但是作者不只是客观地展览他们的丑行。艺术的真实碰到了生活的丑时，比美更难的是要让丑在进入艺术时走到哪一步，即绝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只写丑的事物丑的一面。这就如同只写美的善的一面一样令人生厌。而作者抓住了这方面的真谛，这就把作品中的丑类作为正常人来写，不仅只写他们丑行，而且写他们正常的心理状态和感情活动，着重深入地开掘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发现了他们行为的合理性一面，这些都与常人是相通的。这样的人物，便成为活脱脱的人，我们在身边，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都可以发现他们所具有的特点和弱点。正如一位作家说的，任何作家写的都是他自己，而任何读者读的也是自己。如果不带偏见地理解这句话，应该承认说的是有道理的。孔圣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还说“好好如好好色”。可见男女之欲，本是人类最正常的感情。《金瓶梅》中描写的男女之间的纵欲、嫉妒、排他、争宠等种种感情纠葛，无不属于人类的正常感情，而且我们可以承认，如果没有社会的伦理规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我约束意识，作品中人物自我沦落的结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许都会发生，这种欣赏艺术真实的心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活动，是在化丑为艺术美的活动。

而典型化则是作品中化丑为美的枢纽。西门庆和潘金莲等是丑恶人物，但他们从美学含义上讲，却是典型的。他们的典型性，不仅在于可以作为“某一类人的典型”，集中了同类人物的特征，而且还在于他们是真实的社会、时代和人生的载体。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这些内容时，就是在阅读时代、阅读社会、阅读人生、阅读人性。这种通过典型来认识人类活动的普遍性的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审美活动。

其次，作者的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是化丑为美的灵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经常在自己的道德观和艺术观方面摇摆不定。他从道德上，在创作之前已经对他笔下的人物作了最后的审判。但在具体述写中，他忠于生活的艺术观却时时站出来，独立地拉着人物走，使笔下的人物失去控制，而这种“失控”现象，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出现，是完全正常的，也就是美学家们说的形象思维活动的独立性。如果作者任何时候都排除形象思维的相对独立的活动，排斥形象自身具有的运动，人物就只能是一具具抽象的观念演绎出来的行尸走肉，《金瓶梅》不属此类。不过，平心而论，作者的道德观没有失落，大局感没有迷失。他还是从整体上把握住了人物的走向和结局。这是他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作品中的那些主要的丑类，在作者自己的道德法庭中，都被宣判了死刑。在春梅形象上可以看出作者的这种用心。她在外貌行为上是潘金莲的补充，而在命运上则是西门庆的翻版。在周守备生前，她就与已因与潘金莲的奸情被逐出西门府的陈经济勾搭上，以兄妹之称掩人耳目。而周守备死后，她又与家中小厮私通，最终因纵欲而得了骨痨之病而死。从作品之名可以看出，这个人物在作品中是相当重要的，而作者对这些道德丑类结局的设定，正与席勒在《强盗》第一版序中说的，“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示在人类面前。”他认为:“正因为罪恶的对照，美德才更加明显。”这样，才能够达到“摧毁罪恶的目的。”也就是说，作者以正面的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摧毁罪恶的丑类的这一过程，体现了真善美的不可战胜，这本身又是一个审美过程，是将丑恶变成了美。

最后，用一句话来概括:《金瓶梅》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近现代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作品都无法取代的地位。

【注释】

(1)杜明德:《〈金瓶梅〉研究综述》，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7～18页。

(2)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原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转引自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原载《文学》第1卷第1期，转引自《论金瓶梅》。

(3)宁宗一:《金瓶梅》词条，何满子、李时人主编《明清小说鉴赏辞典》，第400页。

(4)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5)孙逊:《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6)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89～190页。

(7)赵景深:《谈〈金瓶梅词话〉》，载《戏曲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03～304页。

(8)李时人:《〈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第106～107页。

(9)李时人:《金瓶梅·潘金莲》词条;霍松林:《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第779页。

(10)赵景深:《谈〈金瓶梅词话〉》，载《戏曲小说丛考》。

(11)宁宗一:《〈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