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题思想

小说是佛教故事题材，讲述了孙悟空皈依佛门、护送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前七回是写孙悟空造反的事迹，后九十三回是唐僧一行赴西天取经的故事。《西游记》主题思想的探究。

自《西游记》诞生以来，就有了对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探讨研究，历来学者对作品思想的认识各抒己见，但是没有一种说法可以被众所公认、总的来看，可以分为无主题与有主题两种基本观点。

对于《西游记》表现了什么样的主题思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首先是修身养性，还归大道说。陈元之的《西游记序》是第一篇较为系统的研究论著，提出“旧有叙……其叙以为孙，猻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八戒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攝。”虽说是复述前叙之说，但陈元之的赞同显而易见。将师徒一行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心神等对应，以魔作为干扰修身养性的障碍，认为只要克服了这些障碍，就达到了人生的至境，与道合一。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的说法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认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这本书的宗旨，议论纷纷。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他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浙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明代吴从先《小窗自纪》中的“《西游记》一部定性书，勘透方有分晓”说法，也属于这一类。

入清以后，宗教主题说风行一时。

三教混一说认为作品对三种传统思想都有肯定，首倡者是李卓吾评本中的袁于令《题辞》:“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外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儒释道三教的精髓都是包含在《西游记》中了，如果读者能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进而认识世界，便可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境界。而清人刘一明在《西游原旨序》中说得更玄:“《西游》一记，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俗语常言中暗藏天机，戏谑笑谈处显露心法。悟之者，在儒可以成圣，在释可以成佛，在道可以成仙。”三教指儒、道、释。性命双修，在儒指穷理尽性;在道指烧丹炼鼎;在释指渐修顿悟。天机和心法，指儒家的存心养性，道教的修心炼性，释家的明心见性。反正，以宗教解说《西游》一书的，都不出这三种说法。

与此相近的还有二教混同即仙佛同源说。力主证道的清初道士汪象旭认为作品也包含有这种思想:“《西游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何以知之?曰:即以其书知之。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岂非仙佛合一者乎?大抵老释原无二道。”即佛教的取经故事，蕴含着道教的教旨。清初的尤侗在《西游真诠序》中说，《西游真诠》(清代《西游记》的版本之一)的编者陈士斌的“真诠”是“钩《参同》之机，抉《悟真》之奥，收六通于三宝，运十度于五行”。《参同》指汉代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简称《参同契》，道教早期经典，被视为“丹经之祖”。全书托易象而论炼丹，是道教最早的系统论述炼丹的经籍。《悟真》指北宋道士张伯端所著《悟真篇》，用歌谣体阐发内丹修炼理论及方法，认为修炼内丹为修道成仙之主要途径。六通是佛教术语，指修行的六种境界，有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住通、漏尽通;道教称精气神为内三宝，耳口目为外三宝。十度指佛教渐修顿悟的十个阶段，五行常被道教使用。故可以看出，尤侗也是主张《西游记》是在糅合佛道的。

而道教说在陈元之序里就已萌芽。他说:“此其以为道道成耳。此此书直寓言者哉!版以为大丹丹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认为道教练丹，在东方生，在西方成，所以要用《西游记》来象征这一过程。汪象旭将这一观点发扬光大，他虽然提出仙佛同源说，但主要还是强调证道。他将金陵本作了一些删节，诡称得到了丘处机作的古本《西游证道书》，并逐回笺评，处处穿凿附会，全书都是宣扬道教金丹学说。如点评中说:“学仙须是学天仙，唯存金丹最的端”;“万卷仙经语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降伏孙悟空的过程也用道教金丹说来解释: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没有奏效的原因是，心猿属火，“以火济火，二火互煽，弥见其燥酷决裂而已，而又安望其定乎?”而如来佛以五指化为五行山压之，五行俱全，心猿则不期定而定。⁽⁷⁾甚至佛祖如来也被他道教化了。道教说在近年来得到了多位学者的认同和阐说。最有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是山西学者李安纲。他认为这部作品认为是宣扬道教全真派的教义。书中有些诗词作品就出自著名的道士之手，而九九之数也是道家的说法。

严格地说，儒家学说不是宗教，只是一种有关哲学、政治和伦理的学说。清代中期学者张书绅重新刊刻了《西游记》加上笺评，名为《新说西游记》，全以儒家学说解释这部作品。他说:“故名其书曰《西游》为题目，实即《大学》之别名，明德之宗旨也”，“盖自第一回起，至第二十六回止，其中二十二个题目，单引圣经一章，发明《大学》诚意、正心之要，是一段。又自二十七回起至九十七回止，其间七十一回，共二十七个题目，杂引经书，以见气稟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也，是一段。末自九十八回起至一百回止，共是三回，总明新止至善，收挽全书之格局，该括一部之大旨，又是一段。”(《新说西游记总评》)“予今批《西游记》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此其大略也。至于逐段逐节，皆寓正心修身，黾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实包罗天地万象，四海九州，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非一部《西游记》也。”(《西游记总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用政治理念来解释《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一直在研究领域占着统治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农民起义说。这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阐释一切社会现象的社会思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段时期中国内地的文学史教材普遍持这种观点，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映了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但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在于孙悟空的造反并不是由于受压迫和剥削，其目的也不是要推翻玉帝的统治，不反对封建秩序。而他的造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代表任何本阶级的人民，连花果山的群猴都代表不了。特别是孙悟空皈依佛门后一心保护唐僧取经，更是站到了农民起义的反面。有的文章将此解释成“从叛逆的英雄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打手”，这更与一般读者心目中对孙悟空形象的审美认知相距太远。

显然，这种观点自己也觉得需要补救，故将西天取经的故事说成是另一主题。我们的教材里也是如此，即主题转化说。认为前边是反映人民英雄反抗统治阶级，后边则是人民英雄与各种恶势力和艰难险阻的斗争，还加上了反抗不彻底，只杀没有背景的小妖，而不杀有靠山的大妖。

与这种看法类似的有《水浒》翻版说。认为作品只不过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将现实主义的《水浒》重新改造了一遍。这种说法影响不大。

新时期以来，张扬人性说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时人先生在《明清小说鉴赏辞典·西游记》中认为，小说对宗教采取批判的态度，“在所有的中国小说中，没有一部像《西游记》这样，对西天佛祖、道教三清以及人间天上的帝王大臣极尽嬉笑怒骂、揶揄嘲笑之能事，其要害则在于否定宗教神灵一切外在束缚，试图追寻一种人的自我存在，而孙悟空对自由平等的某种追求，则不仅表现在大闹天宫，也表现在西天取经路上，足以引发人们对人的地位、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以及人生意义的严肃思考。《西游记》对包括宗教在内的种种对人的束缚的冲击，无疑为其后的三言二拍、《金瓶梅》等作品直面人生、张扬人性、强调人欲开辟了道路。”吴圣昔也持类似的看法。这种观点的出现，恰好与建国以来对于人道主义的不恰当批判，以至出现了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而引发的整个民族的反思这一大背景相关，因此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共鸣。

哲理说是新时期以来另一种有相当影响力的看法。学界对《西游记》所蕴哲理，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方胜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谈谈西游记主题的基本性质》:“作品全部故事情节及其人物间的冲突，其实是在总体上显示着人生道路上所必然要碰到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它“函括了人生道路上所可能遭遇和经历的一切有关问题在内。”诸葛志认为《西游记》主题是“将功赎罪”，表现了人们的一种“被动入世”的精神;田同旭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情理小说”，其主题就是表现“情理之争”;王志尧、仝海天认为《西游记》“归根结蒂是奉告那些曾经犯过各种错误的人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并掌握生存的本领”，等等。⁽⁸⁾

主张《西游记》无主题或游戏主题的，也大有人在。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等学者就提出这种观点。胡适先生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而不用深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看法相似:“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近年来，这种观点也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吴圣昔的著作《西游新解》中明言《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是作者“游戏笔墨的艺术结晶”。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册中说:“《西游记》只是一部神话小说，而不是什么哲理、道德或政治的寓言，一般不怀偏见，不刻意穿凿的读者，也只是从其中得到一种娱乐性的、驰骋幻想与诙谐嘲戏的快感。”

总之，《西游记》的主题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西游记》的创作动机。

正如前述，《西游记》是一部由作者个人的思想和风格统一了历史累积而成的这个庞大的故事系统，所以使我们探讨最后成书者为作品赋予的较为明确的主题思想成为可能。我只想从作品本身出发探讨作者的创作动机，亦即他想通过这个传统故事阐释一种什么思想。从作品的结构和作者多次自我表白可以看出，其主旨宣传佛教禅宗思想，是制伏心猿以成佛的过程。故事是个取经故事，这本身就决定了它的佛教性质。但是，作者在改编故事时，把主角从唐僧改变为孙悟空，并且把取经故事的结局由取回真经改为师徒四人成佛，故事在保留了原有的佛教性质的同时，其创作思想也相应演变为如何成佛的寓意。

确如一些学者所说，与传统的三教混一、仙佛同源和儒家修身养性之说相比，佛教主题说在《西游记》研究史上，缺乏系统，不成气候。但这并不说明没有一脉相传。在前引陈元之序所引旧叙就已提出:“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攝。是故攝心以攝魔，攝魔以还理。”这是首次将《西游记》与佛教禅宗禅明心见性说联系起来。题为李贽的《批点西游记序》:“不曰东游，而曰西游，何也?东方无佛无经，西方有佛与经耳。西方何以独有佛有经也?东生方也，心生种种魔生。西灭地也，心灭种种魔灭。”认为《西游记》是宣传佛教禅宗“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教旨。与陈引旧叙同样，认为作品的主题是禅门心法中的驯心猿以证果之意。尤侗《西游真诠序》:“记西游者，传《华严》之心法也。”张潮《幽梦影》:“《西游记》是一部悟书。”张书绅《新说西游记自序》:“或以为谈禅，或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所以，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佛教禅宗主题说自清代以来不存在。⁽⁹⁾(www.daowen.com)

要理解驯伏心猿以证果成佛的禅宗主题，有必要对心猿这一佛教术语和南禅的产生发展有所了解。

心猿是个典型的佛教术语，比喻攀缘外境、浮躁不安之心犹如猿猴。语出《维摩经·香积佛品》:“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可调伏。”作品中的心猿，无有例外，一概是指孙悟空。作者唯恐读者不明白，在回目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点出。如“心猿归正，六贼无踪”，“邪魔侵正法，意马忆心猿”，“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傍门见月明”，“心猿遭火败，木母被魔擒”，等十余处。作品提供的结论，就是要驯伏心猿。而正是用心猿的被改造而不断成熟来象征成佛过程中的种种历程。《西游记》正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来隐喻了《维摩经》中所说的这一过程，可以说是这句经文的演绎，是对禅宗“渐修顿悟”的形象化注解。

禅宗自南宗流行以来，顿悟之说盛行。实则，无论顿渐，都不否定艰苦修持，如著名的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说，一般人习禅，约需十年方能顿悟，而有的人则需要二十年以上。即便进入了悟的境界，仍需不断地修持。⁽¹⁰⁾无论是坐禅、读经还是看话头，其用心都是“安禅制毒龙”，驯伏心猿，扫除魔障，即在佛教世界观的指导下，除去世俗生活中所形成的理性思维习惯和七情六欲，以心灵直接扪摸万物，进入物我无间无隔，自由无碍的精神境界，如此即为成佛。而且在明代以后，禅宗与净土宗往往并驾齐驱，为佛教信徒同时接受，称为禅净双修。如此，既可死后往生极乐世界，摆脱六道轮回，又可在世间立地成佛。作品显然是借用了佛教净土宗前往西天净土成佛这一教义，而表现出禅宗修行自省悟佛的宗旨。

这一寓意，在作品情节和人物中得到了体现。当然，这不只是作者本人的表白，因为他的语言恍惚，三教之说均屡屡出现。所以我们更应从作品的艺术描写出发，可以明显感到，作品借用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反映了这个过程。

作品第一回的前半部分表现了孙悟空的自然状态，是石猴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而降生以及自然成长的过程。他终于入花果山水帘洞为王，与众猴无忧无虑地生活。这象征的佛教所云的有情者的原生状态，虽与自然亲近无间，但是不自觉的，因此仍无法成佛，还会堕入六道轮回，这当然不是作者所要的。

从第一回后半至第七回，心猿入左道旁门，无法无天。孙悟空的求法，是不甘于轮回，想要不生不灭，与天地齐寿。此即作品中说的“道心开发”，即开始有了追求正道的愿望。而他的启蒙教师须菩提祖师是个混合了佛道教的人物。他问孙悟空学什么时说，“三百六十傍门，皆有正果”。傍门是道教术语，本意是说只有修炼金丹，全身保真是正道，而其他的法术都是傍门，而傍门是不能成正果的。孙悟空所学的七十二地煞变化，亦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位祖师却说傍门也能成正果，从而为后边的成佛埋下了伏笔。即禅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看来这位祖师是有意识让孙猴走一段弯路，考验考验他。作品对此说得很清楚，祖师道:“你这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这实际上象征着人欲修正道而误入歧途，这不仅是修道过程中很难避免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孙悟空此后的偷吃仙桃和大闹天宫，就是走火入魔后心性狂乱的表现。在如何救治方面佛道二教展开了竞争，道教虽说头一次通过二郎神擒获了心猿，但结果不仅没有降伏他，而且为他练就了火眼真睛，反而危害更烈。最后还是如来佛出面将其压在五指山下，才使其不能任意作怪，表现了佛法无边的威力，佛高于道。

书中的西天取经阶段则象征了抵御内心和外界阻力的渐修过程。孙悟空终于皈依了佛法。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在佛教看来，能否成佛并不取决于信徒的主观愿望，而主要取决于其是否能够修行到底。决心修行者的内在动力是皈依佛法的巨大热情。在作品中，即是一定要前往西天，取到真经。在这过程中，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佛教认为，妨碍信徒成佛的最大障碍就是所谓“魔障”。因此一定的规矩是不能缺少的，这即是仪轨，违反者即是佛教的叛逆者。各种戒条即是，故在作品中，就是紧箍咒。而各种妖魔鬼怪和艰难险阻所造成的九九八十一难，就是魔障。作品在写孙悟空刚从五指山下解脱出的一回的题目是“心猿归正，六贼无踪”。正，指的是佛教，这在作品中已经明确说明。而六贼在作品中是六个剪径的强人，分别叫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这是对佛教术语中六贼直接解说。佛教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相接而产生的欲望和因之而生的烦恼称为六贼，让孙悟空把他们统统打死，象征他皈依佛法的决心。此后孙悟空便在紧箍咒的制约下，一步步走向成熟，在取经的路上排除千难万险，战胜了所有的妖魔鬼怪，当然很多是借助于佛菩萨的法力才能够做到的。

在作品的最后一回，孙悟空终得正果，与师父师弟分别成为佛界的成员，这象征了修行的完满成功，心猿已脱胎换骨。作品宣传的佛教主题，亦在此而得以发明。

以上这种看法并非笔者的发明，如前所述，《西游记》问世以来，认为作品宣传佛教的大有人在，他们反复阐说了这一点，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者们多少忽视了这种传统见解，问题是这种说法不能使人信服。这是因为作品中存在着种种复杂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说法。以至于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干脆说作者是在玩游戏，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主题思想，所以有必要对相关的观点做一些说明。

第一，关于宣扬三教。这实际上说的是佛教与儒家、道教的关系。作品中有多处提及儒家和道教，并且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其中最明显的是四十七回里，作者借孙悟空之口说:“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材。”作品中的须菩提祖师，本是佛教中的人物，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意译是善见、善现、空生等，以论证“诸法性空”而被称为“解空第一”。但是在作品中却被处理成了一个道教神仙，在开示孙悟空的过程中，使用的是禅宗的棒喝和机锋，传授的也是道教内丹理论和《黄庭经》。而安天大会上，佛教人物与道教神仙同会一堂，道教的地仙之祖镇元子与佛教和尚孙悟空拜为兄弟，这在今人看来不好理解，甚至有人认为这根本不是在宣扬什么三教合一，而是在拿三教开玩笑，纯属一种文字游戏。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思想界的特点有关。从宋代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就开始三教合流。这是因为，三教在较低层次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在道德伦理方面，明代后期的佛教大师们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比附，显得游刃有余。不杀为仁，不盗为义，不淫为礼，不饮酒为智，不妄语为信。除不饮酒为智略显牵强外，其余都算圆通。而在提高自身素质方面，都提倡修真养性，循序渐进，达到完人。甚至在神学和哲学方面也有互相借鉴，道教的神仙世界和阴间，就与佛教有共同之处。而作品一开始就大讲邵雍的元会运世说，出自其《皇极经世书》，这部理学家的著作竟被收入《道藏·太玄部》中。所以《西游记》出现的这种种混同三教之处，实际上是一种在当时人看来非常自然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作品的主旨仍是宣扬佛教这一现象，三教根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有差别的。在对世界的本体性认识方面，佛教是虚空观，四大皆空;道教则是实实在在的仙界，而儒家则直面现实的人生。佛教的最高理想是涅槃成佛，道教是飞升成仙，而儒家是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因此三教的关系类似于一个互有重合的三环型。尽管有相同之处，但毕竟也有本质性的区别。三家的信徒也因此而形成了分野。作品中虽然自道教始，但在降伏心猿时却见出了其十足的无能，而西天佛祖是法力无边的，把道教世界搅了个天翻地覆让玉皇大帝徒唤奈何的心猿除了能在他的指际撒撒小便外，余者一筹莫展。作品始于道而终于佛，正隐喻着佛强于道的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悟空之名，除“孙”字寓意猢狲，这是天性，谁也没有办法改变之外，悟空之名确实是地地道道的佛教术语。而他归宿，也是佛教的“悟空”形式。而儒在作品中很少写到，这一方面是宗教题材本身的限制，而且也与明代中后期思想解放，理学受到强烈冲击，因而日渐衰落的历实事实相关。但理学基本的道德原则，特别是与佛教相同者，在作品中还是可以时时见到的。

第二，关于作品的反佛教倾向。一些研究者特别不能认同《西游记》是宣传佛教的主题，其原因就在，作者写唐僧一行历尽千辛万苦才到了西天净土，结果却着实拿老佛爷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唐僧索求真经，佛祖吩咐两大弟子阿难和迦叶去经办，而这两位尊者却讨要人事，未果后便以无字经相送。孙悟空向佛祖告状后，佛祖竟说是他本人要求的，还说前曾将经卖得太贱，他批评说要让子孙后代没有饭吃。这确实是在嘲弄佛祖，并且将前边作为最大悬念的见真佛取真经荒诞化了。这种明目张胆的不敬佛祖，为反对《西游记》是宣传佛教的研究者提供了主要论据。实际上，这正是禅宗本色。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认为，禅宗信徒之悟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准备，二是解脱的强烈愿望，三是对于终极目的的不懈追求，四是百思不得其解的迫切感与危机感。⁽¹¹⁾而唐僧一行去西天取经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但最后的开悟即达到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亦即成佛却是抛弃了一切理性所要求的二元思维即是就是是，否就是否，而是心灵的无拘无束，没有一切障碍地直接与对象融为一体。在禅宗中，渐修是完全必要的，通过对佛典修习，在精神世界中逐步树立起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如此，怎能谈得上信仰佛教?但这样做与禅宗的教旨有巨大而深刻的冲突。禅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六祖慧能在逃亡过程中与所寄寓寺院的僧人关于幡动风动还是心动的讨论中就已经确立了这派最重要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和“我心即佛”的教旨。这就要打破一切偶像迷信，包括佛祖。这实际上是完成从崇拜外在偶像到只承认自身体验的超越性的巨大转变。对一般修行者来说，由自己亲手粉碎多年树立起来的顶礼膜拜的对象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修禅过程中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大最艰难一道“魔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逾越的，即使是如著名的禅师香岩这样的机根锐利者也曾因这道魔障横亘心中，长期不得悟解，以至于绝望的发誓再也不学这费心费神的“劳什子”了(《五灯会元》卷九)。禅宗留下的数以百万字的所谓公案话头，说穿了就是用各种各样，甚至是荒唐怪诞如“棒喝”之类的方式帮助信徒逾越这道魔障。因此才有云门文偃针对佛祖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时所说的惊世骇俗的“当时若我听见，一棒打杀与狗吃”的呵祖骂佛(《五灯会元》卷十五)。说佛祖菩萨达摩是干屎撅担粪汉老骚胡之类的话头，在禅宗的典籍中也不罕见。破除外在偶像本来就是佛教禅宗的基本要求，而作品中用佛祖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们又何必要大惊小怪呢?前边的取经故事就是成佛的准备，而后边的“呵祖骂佛”就是让信徒跨越最后一道魔障的警示之词，这在禅宗那里本是极普通的一件事，十分常见，算不得什么怪事，绝不能因此而得出作品是否定佛教的结论。

第三，关于个性解放主题。须辨析禅宗与个性解放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孙悟空反对三界权威，具有“企求挣脱一切羁束，蔑视种种困难险阻，勇往直前地去实现自己愿望的自由思想和进取精神”。⁽¹²⁾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误，那么这显然是认为作品通过孙悟空来宣扬的个性解放的精神，前引李时人先生的观点也与此相同。他们认为，佛教培养的恰恰是与之格格不入的逆来顺受的奴性人格。对于作品中有某种个性解放的因素，我不持异议，但是切不可评价太高。

首先，这种宣传个性的思想与作品的母题有密切的关系。正如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云，《西游记》由两个文学母题构成，一个是反抗现存秩序，争取自由的母题;二是历险记的母题。前一个母题包含个性解放思想自不待言，而后者仍隐含只有历尽艰险，方能达致自由幸福之境界也，故亦为自由主题。所以，不仅是《西游记》，而且是任何属于这两个母题的作品都必会包含个性自由的主题。换句话说，任何人写这样的文学母题，都会多少表现出这个主题，我们当然不能以这类作品的共性来取代《西游记》的个性。

其次，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宋明时期，大乘佛教本身相对于理学来说，就有更多的主张个性解放的因素，如讲大开方便法门和众生平等的原则，都远较理学僵硬的道德教条给人以更多的自由。何况作为大乘佛教门派之一的禅门心法，本来就强调在禅悟之后个人体验的超越性，否认外在的偶像，反对对个人徜徉在佛界的精神自由进行限制，其极端的表现甚至可以流入“狂禅”一路。宋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这种狂禅，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抑或文学作品中都不罕见，如李贽、济公之流。所以不能说作品中有某种程度的个性解放精神，就否认作品与佛教禅宗的联系。因此作品中有较以往文学作品为多的宣扬自由的思想亦属正常，不可本末倒置。本来自由成分是随当时的大乘佛教思想，特别是禅宗思想而来的，但却反过来认为其是至上的，并用此作为作品不是宣传佛教的证据，就说不过去了。

再次，作品主张解放人性，但并不是彻底的自由，因为其最终归于佛理。作品的思想，有明确的指向性，即一直是把取得真经作为唯一的终极目标，而不是把人生的自由和个性的彻底解放作为目标。如果说在前七回这种个性的张扬有着无所羁绊、摧枯拉朽的力量，那么在唐僧师徒踏上西天取经之路后，这种精神就让位于服从，为更高的人生目的而牺牲人的主体性;如果说作品真是宣扬个性解放的话，也不过是孙悟空在取经这个大前提下的“跪着造反”。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人并不生疏。“文化大革命”初期，整个民族都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自以为是地充分行使着民主权利，但任何过来人都知道，实际上却有着不敢越之半步的雷池，这就是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这种个性的张扬，与人的精神的真正解放，相差岂止是十万八千里!如此看来，作品争取到的自由，并非是人性的彻底解放，而只是佛教禅宗的大彻大悟的境界。说张扬个性是主题，这就将作品在表现主题过程中体现出来某种思想当作了主题，未免以偏概全。

第四，关于作品主题的多义性。虽然长篇小说主题的多义性是个普遍现象，但《西游记》评论中的见仁见智的分歧仍让人感到吃惊。作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多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者参与了创作，而他们都会选择自己所喜爱的题材，加入自己的思想倾向、感情认同和伦理评判。而到了最后定稿的天才作家那里，他不得不面对前人留下的这一大堆丰富而往往失之于庞杂的遗产，而他在表现自己的主体意识的时候，也就不能不留下众多前辈作家们给作品打下的各种各样的印记。批评家们不得不对这种复杂作出解释。慧立等为玄奘立传时，想的只是为佛教徒树立一个求法的榜样，《取经诗话》竭力宣扬佛祖的崇高无上，美化天竺佛国，向往正果，仍表现出了虔诚的佛教感情。但是在发展为俗讲、杂剧和平话时，道教人物和事件进入了这个故事。这是宋代以来三教混一的背景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鲁迅曾就此评论道:“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中国小说史略》)在道教泛滥下，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再创作时，便大胆地将道教思想和故事大胆地加入了取经故事中。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影响最大的儒家思想，在取经故事的初期便进入了这个故事，并且不断发展，再加上禅门心法中破除一切偶像，只尊崇内心体验的超越性，对一切神圣事物的那种亦庄亦谐的嘲谑态度，把个严肃的问题往往弄得表面上看来荒诞离奇，所以使阐释者常觉难以下手。另外，也由于故事本身包含着使读者有多方面审美接受的可能，比如三打白骨精，郭沫若认为“千刀当剐唐僧肉”，而毛泽东则反驳道“僧是愚氓犹可训”;甚至可能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阅读心境下，也完全可能有多种不同理解。可见作品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并非是由于作品本身缺乏艺术上的完满、作者写混淆了，而是读者面对一个复杂的对象时，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为其题材内容、人物关系的复杂性所诱，而产生的迷惑心理所致。这些虽然都对作品的主题研究设置了障碍，但是我们经过以上条分缕析，还是可以看出禅宗的主要影响。

说来说去，还是回到“禅门心法”一说的路上，清人这种说法甚多，但大都是片言只语，像我这样说得稍有次序者似不常见。不为敬重而守旧，不为标新而立异，本来就是治学的正确态度。而且，这种观点在建国后还很少有人提出，说出来也不算没有一点意义。前引谢肇淛说:“《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除了没有说出佛教禅宗以外，其余的倒也算是“信哉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