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品的艺术性

这是一部将传统的话本艺术发展到新阶段的扛鼎之作。较《三国》承载的社会内容要大得多。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赤贫的百姓，男女老少，无不在内。三国很少写日常百姓的生活，而且很少有妇女。

人物塑造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这部作品堪称是写实主义的杰作。作者严格地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着力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独特原因，又能把人物置于尖锐的冲突中逼出其性格。前人说一百八人有一百八样声口，有过分夸大之处，但是血肉丰满的典型人物至少有二三十个。

首先，作品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在当时，作者显然还不懂后来红得发紫的典型理论，但是从现实中发现了人总是扮演社会为他设计好的角色，而不会违背这个规律去随心所欲地自由发展。这一点上比三国要突出得多。李逵是雇农出身，一贫如洗，故无所畏惧，无法无天，宋江出身于中等地主人家，本人又是小官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个被逼上梁山的军官鲁达、林冲和杨志，由于其出身遭遇和经历不同，故性格特色也有明显的差别。作者能在生活中发现这种现象并用艺术形象加以表现，可以看出他过人的艺术洞察力。

其次，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表现其性格。宋江是个具有两面性的人，作者在表现这一点时，就把他放在夹缝中，让他转身不得，性格就被逼出来了。如清风寨后上梁山，看来他是下了决心，但是路上石将军石勇报丧说他父亲过世。他听后大哭，不顾众人相劝，立即披麻戴孝回家奔丧。在孝与义的冲突中孝占了上风，这也正是“孝义黑三郎”中孝为先的体现。孝与忠是伦理方面可划入一类的。这也可以说是考验他是尽忠还是讲义的关键时刻，逼他表态，表明立场。而他的表态说明了忠孝在他心中的分量。这就为他上山后一心谋求招安埋下了伏笔。而一些非常次要的人物也是如此。何九叔是个团头，这虽说是个不起眼的社会角色，但是要跟各种原因而死的人打交道，弄不好就要卷进人命关天的官司里，所以他为了保全自己，就不得不圆滑世故起来。作者把他放在武松与西门庆两大强人中间，逼着他行动，于是他的性格就被逼出来了。

其三，在对比中凸显人物的个性差异和性格发展。用对比手法写人物时通常所用的有两种，一种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另一种是同一人物自身的对比。

作者重视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这是为了写出人物的性格差异。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就同一件事表明立场观点。比如野猪林鲁智深和林冲之间围绕如何处理那两个公人这一事件上，就表现出鲁智深顶天立地的英雄气质和林冲胆小怕事的懦夫性格。而何九叔和郓哥对待西门庆和潘金莲奸情事件的态度，一个少不更事，不怕闯下天大的祸事，而另一个则避之唯恐不及的老练圆滑。最明显的是英雄大聚义时鲁智深、武松和李逵三人的态度上。三人同是坚决反对，但表现迥别。鲁智深的深刻明智，武松的直爽悲观和李逵的鲁莽直率。处理方式的不同，就是性格使然。同是杀淫嫂，石秀的心狠手辣，机警过人，借刀杀人;武松的正气堂堂，周密细致，亲自动手。前者是个江湖好汉，义重于山;而后者则是公人，讲究合理合法，故写来自是不同。

同时，也写出了人物自身的对比。这是为了写出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作品中写的成功的人物，性格都有发展变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发展变化是最难写的，因为发展变化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而是千变万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样态。一般来说，人物的发展变化是情节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因此，这直接关系到作品有无令人信服的真实性，无论是人物性格的深化还是转变，都是如此。发展有直线与反复之分，转变有正面和反面之别。作品在处理这些复杂的过程时往往显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林冲、武松和杨志在作品前后出现时反差都很大，变化的过程也很复杂。有渐变，有突变，这大约就是你们学的辩证法中所说的量变与质变。作者特别重视人物的特殊经历在转变中的催化作用。林冲自受高衙内的气时性格就开始转变，他对鲁智深说的“空有一身武艺却受小人的气”时，就开始了转变的历程，但是追求和美的家庭生活始终让他难以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风雪山神庙一节，促使他迈出了这一步，性格有了飞跃。而且作者为了充分写他前后性格的差异，还专门安排了两个情节作补充，一是借酒意赶走众庄客，二是火并王伦。这与他前边的小心谨慎、彬彬有礼真是有天壤之别。而武松在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前后对官府的认识，也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当然变化过程最复杂的当首推宋江。前边已经说过。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得如此令人信服，根本原因在于对生活的忠实不二，不仅尊重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而且掌握外部条件的时机恰到好处。

其四，用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富于动作性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三国》中很少有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以叙述事件为主。描写部分以动作描写和对话描写为主。亦有景物的渲染，如卧龙冈和五丈原中的那样，但是不多，而且惜墨如金。《水浒》在这些方面有发展。倒拔垂杨柳的细节描写极为出色。先写众人吃酒，乌鸦聒得众人心烦，于是有人要搬梯子上去把树上的鸟窝拆掉。智深吃得半酣，这个插入很有讲究。如果吃得大醉，那就不会有后边的描写了，而如果没有喝酒，鲁智深头脑清醒，压根不会做这种事，因为不借酒力，这事根本做不到。这时开始了这个细节描写。要是《三国》，肯定就直写一把将树拔起，而这里则是“智深相了一相”，这说明他还没有醉，看一看是否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省得出洋相。又“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这一是为了干活利索，另外也是怕把衣服弄破。准备工作做完后，这才“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这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作者用了这些拔较粗大东西时的一系列精确的细节，使这件事显得非常真实可信，从而凸显了鲁智深的神力。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大都比较简略，并且是夹杂在动作描写之中，不孤立地进行。如鲁达打死镇关西后，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地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然后就边骂边走了。这段心理描写表现了他粗中有细，机警过人。夹在其他描写之中，使人毫无板滞之感，而这在阅读那些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杰作时，是经常有的。我自己原来在读这些地方时，往往跳过。作品的这种描写对三国是个巨大的发展，使人物丰满逼真。

其五，精心设计人物的出场和绰号。人物的出场多用韵语，介绍人物时很能抓住特点。如“眍兜脸两眉竖起，略绰口四面连拳。胸前一带盖胆黄毛，背上两枝横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力气，眼睛射几万道寒光。人称立地太岁，果然混世魔王。”的阮小二。而人物的绰号或是取其性格，如霹雳火秦明，拼命三郎石秀;或是取其长相，如鬼脸儿杜兴，美髯公朱仝，青面兽杨志，矮脚虎王英;或取其武艺或特长如没羽箭张清，双枪将董平，鼓上蚤时迁。总之，无不惟妙惟肖，形神兼备，有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

情节结构的独特性。

情节是性格的历史，结构是内容的外现。

情节丰富生动完整连贯。作品的情节是故事性情节，整个作品由多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讲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和遭遇，等讲完后再讲下一个。多个情节组成全书的总情节，就是笔者前边讲的那个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过程，以及以后的受招安，为朝廷尽忠。每个小情节中，作者也刻意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如智取生辰纲由刘唐报信，晁盖与众人谋划，智取的过程，由此又引出了宋江的故事。

结构独特。茅盾认为作品是短篇的连缀，一个母题下统辖许多子题，互不关联，结构不严谨，不似长篇，而像个短篇集。李希凡则认为作品是个有机的主体。在一个母题组织下有众多的独立性的单线故事，虽然不构成主要人物的相互交叉的关系，但每个故事之间有联系，是个连环套式的结构。一个人物用一回或几回集中描写，即人们常说的鲁十回，武十回，完成后再写他人。而每个人的故事不仅在内容上服从于逼上梁山的这一母题，而且在形式上也与后一个故事相连。鲁智深的故事与林冲的故事相连。这种结构出发于总体设计农民起义过程的总情节，所以也是独立自足的、完整的。美国学者李培德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叙事体模式》认为，三国和水浒具有各自的叙事模式。前者的结构是冲突一一解决模式，为三条平行线型;而水浒则是情节联结模式，为环状链条型，即由一个个环组成系列。而在各环之上，还有高层结构，即英雄聚义造反集团形成，走向结局。前七十回是逐渐汇集，到七十一回时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六回由环形结构分解而成，表现为五次战役的快速循环。招安又是一个段落结束的标志。降后的四次远征又是环形结构，每个战役是一个循环。但是各环之间不存在内在逻辑，而只是简单的重复。他的这种分析也是从内容和形式双方面着眼。他所说的高层建筑是内容上的逻辑，而各种不同的连环则是结构的形式。

语言独具特色。

《水浒》的语言特色特别鲜明，成就极高。在长篇中首次使用了口语，此后，长篇小说的口语化便成为主流。作品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经过提炼加工，成为十分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洗练朴素，明快生动，色彩浓烈，富有生活气息。

用来描写场面人物和叙述事件的叙述语言非常洗练，主要是用白描。语言的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刻画人物形象，再现场面的能力都很强。如大闹清风寨后，“王矮虎拿得那妇人，将去藏在自己房里。(燕顺让叫出)王矮虎便唤到厅前。那婆娘哭着告饶。(宋江质问)燕顺跳起身来便道:‘这等淫妇，问他则甚!’拔出腰刀，一刀挥为两段。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心中大怒，夺过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顺交并。宋江等起身来劝住……王矮虎被众人劝了，默默无言。燕顺喝叫小喽?打扫过尸首血迹，且排筵席庆贺。”王矮虎的性格和心理变化，刻画得细致入微。先是知道这个妇人得罪过宋江花荣，并且自己私留战利品，所以偷偷藏下，等生米做成熟饭后再说。但是燕顺问起，他只好实说做了自己的压寨夫人。燕顺表示同意，并说需要再问一句话。王英此时唤出，一是不好却兄弟的情面，二是有点儿炫耀的意思，三是赔礼道歉，缓和一下与宋江花荣的矛盾。没想到被燕顺杀了，于好色的他实在是犹如剜了心头肉。但一是大家相劝，第二是宋江燕顺说的这女人心肠歹毒也是实情，所以只好隐忍不发。燕顺的工于心计和果断，也历历在目。潘金莲一见武松就起了不良之心，作者写她“欢天喜地服侍武松”。特别是鲁智深打镇关西的三拳，已经成为了典范。第一拳打在鼻上似开了油酱铺，咸酸辣滚出;第二拳打在眼眶上，似开了彩帛铺红黑绛色滚了出来，第三拳似做水陆道场，磬钹铙齐鸣。分别从味、色、声觉着手，写的是郑屠的主观感受，从弱到强，第一拳是很难受，第二拳已经有了幻觉，第三拳则是临终前最后对人间的强烈印象。作者显然是在夸张，但是又有现实的依据。这三拳便与性烈如火、威猛凛凛的鲁智深一起，永世相传。

人物语言一是个性化。如鲁智深的深沉豪放，李逵的粗率天真，林冲的斯文平稳，武松的刚正自信，王婆的油腔滑调，阎婆惜的泼辣阴狠，潘金莲的轻佻放荡。这也超过了三国。二是利用对话推动情节。举个很小的例子。第十二回杨志卖刀一节中，杨志是虎落平阳，英雄落难，穷困潦倒，迫不得已在京城闹市中出卖祖传宝刀;而牛二则是地道的泼皮无赖，仗着是条地头蛇，想讹走杨志的宝刀。两人之间从牛二问刀价开始，经过试刀，最终牛二无钱而非要强买宝刀，惹得杨志性起将他杀死。从波澜微漾而起，到惊心动魄结束，就是依靠对话推动情节进展的范例。

毋庸讳言，作品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缺陷。

一是情节上的缺陷。征辽以后的故事除了结尾写得较为成功之外，其余部分雕琢的痕迹太明显，真实性不强，单调重复。这是主题的限制造成的。二是人物形象的缺陷。主要人物在七十回后性格特色不明显，而且妇女形象的描写色彩太过单一。三是结构的缺陷。征王庆田虎与前后无关，而且写得较差，明显是败笔。正因如此，早在1929年郑振铎就提出，征田虎、王庆二事是明代万历年间由余象斗增写植入的⁽³⁴⁾，这种看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注释】

(1)马成生:《〈水浒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载《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2)石昌渝:《〈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3)何红梅:《新世纪〈水浒传〉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综述》，载《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4)李伟实:《〈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之说不能成立——兼论〈水浒传〉的作者为罗贯中而非施耐庵》，载《零陵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5)石昌渝:《〈水浒传〉成于嘉靖初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6)戴不凡:《小说见闻录·疑施耐庵及郭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纪德君:《百年来〈水浒传〉成书及版本研究述要》，载《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www.daowen.com)

(8)全文刊载于《文艺报》1954年第3，5，6，9，11期。

(9)戴不凡:《谈〈水浒〉》，载《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1日;冯雪峰:《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

(10)李永先:《宋江是农民英雄形象吗》，载《文史哲》1965年第5期。

(11)聂绀弩:《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载《人民文学》1954年第5期;李希凡:《水浒的现实主义(下)——“论水浒”之一》，载《文史哲》1957年第9期。

(12)田荣:《〈水浒全传〉研究概况述评》;霍松林:《明清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王丽娟:《90年代〈水浒〉研究综述》，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高日晖:《近20年〈水浒传〉批评综述》，载《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3)《〈水浒〉——英雄的史诗》，载《光明日报》1953年2月1日。

(14)《谈〈水浒〉》，载《文艺月报》1953年第3期。

(15)《〈水浒〉与农民革命》，载《光明日报》1953年5月27日。

(16)《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

(17)《〈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载《人民日报》1975年11月5日。

(18)《评〈水浒〉应该一分为二》，载《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19)《论〈水浒〉的主题思想》，载《湘潭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20)《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载《水浒争鸣》第2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21)《〈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载《天津师院学报》1975年第4期。

(22)《〈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载《重庆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23)《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24)《从对〈水浒〉成书的过程谈对〈水浒〉的评价》，载《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25)《〈水浒〉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载《水浒争鸣》第1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6)《〈水浒〉的主题是反投降主义》，载《昭通师专学报》1983年第3～4期。

(27)《〈水浒〉复仇主题及其美学意义》，载《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28)《封建长夜中的一个理想国梦——〈水浒〉主题之我见》，载《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

(29)《乱世忠义的悲歌——论〈水浒传〉的主题及思维方式》，载《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30)《〈水浒〉主题新解》，载《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

(31)《从生成史略论〈水浒传〉的主题》，载《汕头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2)《〈水浒传〉主题的哲学反思》，载《理论月刊》1997年第1期。

(33)《〈水浒传〉主题的多元与主元》，载《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34)《水浒传的演化》，载《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