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内容和思想

《水浒传》是描写北宋后期山东梁山地区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虽说都是在长期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整理而成的，但它的内容来源同《三国》不一样，后者有丰富的史料来源，是从历史到文学;而前者则是从传说到文学。故《三国》的结构统一，思想倾向也相对单纯，而《水浒》则保持着单篇连缀而成的较原始的面貌，思想倾向也异常复杂。

有关《水浒》主题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于《水浒传》的主题，基本上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学说展开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¹²⁾:

农民起义说。路工在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英雄的史诗。⁽¹³⁾宋云彬认为，梁山泊上成千上万地喽?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¹⁴⁾王利器认为《水浒》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¹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戴不凡、冯雪峰等。

投降说。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水浒》是歌颂投降主义行为的。毛泽东在1975年视力急剧下降，所以从北大抽调了一个名叫芦荻的女讲师去给他读书，念《水浒》时他发表了一些看法，本是随口说说，但“四人帮”为了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制造了丰庆轮事件，大揪投降派，所以大肆鼓吹，使这种观点一时甚嚣尘上。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¹⁶⁾李希凡发表长文响应道，其中说:“《水浒》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认真分析解剖《水浒》，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¹⁷⁾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因此，他说的投降派和反修防修的所指是很明显的。这种观点由于是政治风气的产物，所以虽然一时很热闹，但在学术史上地位不高。

忠奸说。刘烈茂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是所谓忠与奸的斗争。⁽¹⁸⁾侯民治认为，作品通过使宋江等人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颂扬忠臣良将。⁽¹⁹⁾凌左义认为，高俅是奸佞的代表，宋江是忠义的典型，“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性质及其不同形象，是判定《水浒》主题的主要依据。”⁽²⁰⁾

市民精神说。伊永文说:“根据市民阶层的思想，着重表现了市民的反抗思想和行为。”⁽²¹⁾王开富也认为:“作品写的几乎都是城市人民的生活，不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²²⁾欧阳健、肖相恺则进一步认为作品中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指农民，替天行道也并非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梁山好汉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而是展现了市民生活的场景，代表了市井细民的爱与憎。⁽²³⁾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如黄瑞云认为，作品前后两部分缺乏内在的联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不是统一的主题，前半部分是英雄传，后半部分是叛徒传。⁽²⁴⁾王齐洲认为作品描写了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与腐朽力量，即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²⁵⁾章皆淳认为作品的主题是反投降，因为它告诉人们，投降是死路一条。⁽²⁶⁾汪远平认为，水浒的复仇思想内容是笼罩全书，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²⁷⁾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基本摆脱了以阶级斗争考察一切社会现象的思想的局限，对《水浒传》的主题也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理想国说。倪长康认为，水泊梁山是个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又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它是封建长夜中的一个梦，矛盾、朦胧、残缺、空想，最后是幻灭。⁽²⁸⁾乱世忠义悲歌说。宋克夫认为，《水浒传》是一曲乱世忠义的悲歌。文中指出梁山义军的悲剧不在于“宋公明全伙受招安”，而在于“逼上梁山”和宋公明“神聚蓼儿洼”，通过这种悲剧，《水浒传》表现了对封建乱世的极大愤懑和忠义思想的深沉迷惘。⁽²⁹⁾

人类寻求安全而不得说。韩晓谅认为:站在哲学的高度去看《水浒》，它是一部表现人类身处险境、恐惧不安的书，是表现人类寻求安身之地而不得情状的书，它追求的人格理想具有现代性。⁽³⁰⁾

封建社会后期反抗者的反抗与追求反映说。郭振勤从《水浒传》生成史的角度，将《水浒传》的成书和作品主题的嬗变联系起来，指出梁山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出现传奇色彩和归正倾向，进而认为《水浒传》是封建社会全社会被压迫者与有志之士的反抗与追求的“交响曲”，是对封建社会后期现实的一种“全景式的综合反映”。⁽³¹⁾

反道学精神说。熊飞从哲学的角度对《水浒传》的主题进行审视，认为，《水浒传》虽是在程朱理学笼罩着的时代氛围中形成，其所公开使用的武器也是儒家不得已而“用权”的哲学，但它实际表现出了一种反道学精神，并且这种思想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思想高度，对明代新学的崛起当不无影响。⁽³²⁾

多元主题并以讽喻为主元说。欧恢章认为:肯定《水浒传》主题的多元说，是有利于这部小说的深入研究的。同时又认为多元之中有主元，主元是影响全局的最基本的主题，《水浒传》的主元就是“讽喻”，既有对宋代统治者的批评，又含有对后人要以此为镜的劝诫。⁽³³⁾

作为这样一部思想复杂的巨著，《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究竟应该怎样解读呢?

叙事文学作品，尤其是大型的作品，其主题思想都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简单明了的判断对其作出全面准确的概括，这一是因为美学上所说的“形象大于思想”，一个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因为欣赏者的身份不同，甚至同一个欣赏者心境的不同，都会解读出不同的结果，因此，“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因人而异的看法是每个读者的权利，却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干预的。二是因为作者本人在写作时，就没有一个明确而单一的观点，他经常是想将个人的一些有关看法，而且经常还是一些互相冲突而不太明确的想法形象地传达出来。而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还原出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是他在写这个故事时，究竟想告诉读者一些什么样的理念。

分析长篇叙事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不外乎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作品的故事情节过程，作者会通过描写整个故事的发展并且倾注进个人的感受，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理想，传达出一种理性的思考的结论;还有就是通过精心刻画的主要人物来表达他的倾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主要人物是作品主题思想的重要承担者。下面，我们结合作品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作品故事情节中的双重意义。

如果将百回本或百二十回本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应该用复合主题的观点来看待《水浒传》的主题。正如很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水浒传》的前七十回与后五十或三十回，有着不同的，甚至有些冲突的主题。前七十回是官逼而民不得不反主题，后五十或三十回是返归封建正统效忠君主为国捐躯的主题，也就是毛泽东和一些学者们说的“投降”主题。这两个互相冲突又紧密相连的主题，是以通过对梁山英雄好汉们起事造反又最终被招安失败的这个完整的形象过程来加以体现的。

我们先来看前一个主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反抗上层统治者的暴动和战争往往会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其后由于新建的王朝统治下的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相对较为缓和，社会恢复稳定。因此可以说，以农民为主体的暴动和战争，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而《水浒》正是中国古代对这种民众的暴动和战争描写最为细致和出色的一部文学作品。其篇幅最大，也最有深度，其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点。

首先，《水浒传》艺术地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下层民众因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因而进行造反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这是历史学、社会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新时期以来，学界曾经讨论过《水浒传》中写到的民众暴动的性质究竟是否属于农民起义。如果从简单化的阶级斗争观点跳出来，这个问题实际不难解决。毛泽东曾经说过:“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确实多少有些将当时的社会过分的二元化，对社会的多元化构成注意不够。但是，如果就旧时中国处于农业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特点来看，农民与地主自然是社会的两大利益相冲突的群体，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看，《水浒传》中义军的主要构成无疑是失地少地、生活难以为继的农民，就这个意义来看，说《水浒传》写的主要内容是农民起义，不应算错。实际上，是农民起义还是市民暴动，主要看其主要参加者的成分和起义的宗旨。以此来看，梁山英雄们的起义毫无疑问应算是农民起义。这就如同不能因为汉光武帝刘秀是大豪强就认为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军阀混战，黄巾起义太平道发动的，就认为它是宗教战争，李自成是个失业的驿卒，就认为他领导的起义是工人暴动。但是，确如前述有的学者认为的，梁山好汉的高级头领中，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几乎是没有的，而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也不算多。因此，也许其性质定义为由民间具有杰出才干的人士领导的，由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暴动更符合作品实际。《水浒传》中通过不同身份的人，在当时由极少数居于社会上层的统治集团的逼迫、不约而同地走上反抗道路的详细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作品是把贪官污吏作为冲突的一方，把民众作为对立的一方，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示官逼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认识社会的历史任务。

作品揭示了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逼民反。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冲突双方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深刻矛盾。

冲突的反方是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作者把高俅发迹作为开端，有良苦的用心。金圣叹说得好:“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一部大书先写高俅，有以也。”乱自上作，就是说起义是统治者逼出来的，高俅正是统治者的代表。

这是个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宋代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侍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耶?’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产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下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

高?从第二回出场，一直活动到最后，是义军的死敌。他之所以受宠，纯是因为会踢球，靠踢球受到当朝天子宠爱，当上了高官。这就不仅说明了他这个人的无赖本质，而且揭了皇帝的老底。他一上台并没有同义军作对，而是先后迫害了两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和林冲。作者意在说明他是个典型的阴险小人，完全是从个人的恩怨利害出发，以权谋私，公报私仇，置国家的大义而不顾。而他与义军的矛盾，也是因为有仇人在义军内。而讨伐义军又三度败在其手下，为此受到徽宗的呵斥，内心不平衡，故更是处处同义军作对。全书的情节开展，就是由他与英雄们的矛盾冲突推动的。作者并没有只写他一人是义军的对立面，而是以他作为中心，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统治网络，无所不在。书中写了与他气味相投的一大批统治者中的成员，上有童贯、蔡京，中有梁中书、张都监、蔡九知府、刘高、高廉、黄文炳，下有殷天锡、祝朝奉、蒋门神、董超、薛霸、西门庆、郑屠、毛太公，其中许多人都有裙带关系，梁中书就是蔡京的女婿。他们上下勾结，对于人民形成强大的压力，使一切善良的人躲都躲不开，往往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失去了。不仅是下层民众走投无路，而且许多上层人物都是闭门家中坐，大祸从天降。柴进是宋代最大的贵族之一，但殷天锡仗着自己是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小舅子，看上了他叔父家的花园，想要霸占，便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林冲是高级军官，但因高衙内看上了他的妻子，高俅便要除掉他。这就说明，书中描写的社会环境已经一塌糊涂，连这些人尚且如此，下层民众当然更是随时可能大祸临头。

冲突的另一方是起义的好汉们。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民众如果不反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作品难能可贵地把民众的大规模造反暴动作为正面之事来写，也因此在清代被作为诲盗的作品列为禁书。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如杜甫、苏轼、罗贯中(《三国演义》)和曹雪芹对民众造反的态度，《水浒》这种态度就显得更为难得。作品把起义作为正面事件描写主要表现，就是把造反的人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写出了他们在官逼之下不得不走上造反道路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有统治集团之外的各阶层人士，而且包含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成员。

第一类人是生活沦入赤贫境地，已无法生存的农民或与农民社会角色相类之人的造反。这类人有李逵、三阮和解氏兄弟，其中以李逵为代表。

李逵是个雇农，家里仅有个老娘，因人命逃到江州，当了个小牢头。老娘因思念他而哭瞎了双眼。他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已经一无所有。他的性格有三个层面。

彻底的反抗性是他性格的基调。长期受压迫残害的遭遇，使他对一切非正义的事物充满仇恨。他反抗的矛头首先对准的是最高统治者封建皇帝。在江州宋江题反诗被投入大牢，他知道后对戴宗说:“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上梁山后宋江最忌讳人说造反，而他偏偏要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东京快活，强似在这里鸟水泊里”，“皇帝姓宋，我哥哥也性宋，为什么他做得我哥哥做不得。”在英雄大聚义时，当宋江说到只等朝廷招安，他借着酒醉，一脚踢翻桌子，“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宋江带他去东京走宋徽宗相好的妓女李师师的门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而他却大打杨太尉，放火烧李师师家。陈太尉来山寨降诏招安，他从房顶跳下，扯碎了诏书。受招安后，他时刻想回梁山水泊。宋江因此对他最是放心不下，在喝了朝廷颁赐的毒酒后，还害怕他再造反，把他骗来同饮。他死后还要入徽宗的梦中，挥舞着两把板斧，把徽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代表了义军队伍内部立场反封建统治最坚定的一派。他的绰号也概括了他的这个特点，像一阵平地卷过的旋风。他并没有什么城府，但是他从长期的痛苦经历中看出统治者的虚伪本质，所以显得格外清醒。

因此，他对统治集团的成员不存在任何幻想。柴进被恶霸殷天锡迫害，几乎丢掉了命，但还是幻想通过丹书铁券来争得个是非曲直。他一听就反对，怒打殷天锡。所谓逼上梁山，在别人大都有直接的诱因，而对他来说，没什么直接原因，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所迫。他代表了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最高觉悟，他曾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这确实是他无法无天，敢于反对一切现存事物的写照，但是还没有达到怀疑封建制度合理性的高度，从他希望哥哥宋江当皇帝便可看出。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时代而具有这种认识。

正因他对统治者满怀彻底的仇恨，所以反过来，便把义军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下井救柴进，他不顾一切。他对宋江是无条件的崇拜，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宋江叫他死，他都毫无怨言。宋江入江州狱，他早晚服侍，寸步不离，连须臾不可或离的酒都戒掉了。在救宋江时单人双斧，连命都不要，只顾一路杀去。但是一听说宋江强占民女，就大闹起来，甚至要为此杀掉宋江。可见他的价值序列中，社会正义，也即大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义军事业正是社会正义性的集中体现。义军事业，远比哥哥宋江来得更为重要。两者发生冲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义军事业是他道选选择的价值对象。

而第三个层面是他的个性色彩。概括起来是坦诚、直率、乐观、粗鲁。坦诚是他任何时候都敞开心扉，连撒谎都不会。如他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任何人一听都知道这是假的，谁都骗不了。赌钱时赖账也说明了这一点。直率是有什么话都不会放在心里，一定要直说出来，大家印象最深的细节中就有他经常在别人说正事时冒失地插嘴，受到宋江的训斥后又自己掌嘴。乐观是他打上梁山后总是乐呵呵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三打祝家庄时他功劳最大，但乱杀一气，连内应都杀掉了，所以功过相抵。他高兴地说，杀得快活。粗鲁诚然是缺乏绅士风度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任天然，活得最轻松，因此李贽对此赞不绝口。

但是还是应该多说几句，指出他的局限。一是他还没有摆脱皇权思想，只是幻想用个好皇帝来取代不好的皇帝。当然，任何时代的思想只能由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决定，因此他也不具备摆脱皇权思想的条件。二是对宋江盲目的追随信任，甚至为此丧命而不悟，则说明了他的“义”还并没有上升到“替天行道”，真正地将社会的公正与正义置于价值的首位的高度。三是狭隘的报复思想，太爱杀人，甚至是滥杀无辜，因此这也使得作者的重民思想与人道理想出现了缺口。作者本人将这归于宿命的“天杀星”，即天命如此。这是个著名的，为历代人所喜爱的文学典型。

第二类人的成分很复杂。包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鲁智深、武松和吴用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是义军头领中的大多数。他们被逼上梁山，各有各的原因，但总的来说，都是统治者的逼迫使然。

鲁智深无家无业，无妻无子，行伍出身。虽说做了下层军官，但是由于多年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还是造成他疾恶如仇，主动进攻，敢作敢为，无所顾忌的反抗精神。主要表现是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无拘无束，处处主动进攻。作品里最爱说他的有两段诗:一是禅杖打开不平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二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这就是他性格的核心。第一次出场是拳打镇关西。这与他本人完全无关。他与史进和李忠正吃饭时听说郑屠霸占金老的女儿，还要讹买身钱，马上怒不可遏，结果惹出了人命官司，从而改变了一生的道路，遁入佛门，这是对前一段诗的注解。而大闹野猪林则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是对后一段诗的注解。他的行侠仗义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善良人充满爱心。这种仁爱的精神，是各种优秀文化的精髓。除此之外，他对任何现存的观念和制度都嗤之以鼻，无法无天。他之投身佛门，不是基于信仰，而是迫不得已，所以才有大闹五台山，以至于无法待下去。而又因救了林冲，连佛门也呆不下去了，便毅然走上了造反之路。当时的社会，是容不得有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大行其道的。

这是他性格中最有光彩的一面。但在义军事业达到顶峰之后，他的消极遁世的一面反而逐渐凸显出来。这在征辽后，为读者所见。虽说他生擒方腊，为朝廷和宋江立下了最后一个大功，但是每个读者都能看出，他此时是在尽最后一点兄弟的义务，已无刚进义军时的那股勇锐之气。从作品所提供的实际来看，他性格的转化有这样两个原因。首先最明显的是宗教影响。智真长老已经为他的结局做了宿命论的规定。“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因俗心未尽，杀生未了，还有正果。”再就是义军受招安的结果与现实黑暗的强烈反差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使他觉得已经走入死路。这是他性格转变的社会原因。因为他已经清醒地看出，义军鼎盛之时，就是走向没落的开始，这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招安的必然，所以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就必然求助于宿命论，他的坐化令人心碎。这种极早抽身，反映了义军许多人的共同心态，这是作者陷入自身矛盾无法解脱后的结果。

他的朴实坦率和鲁直，让人很容易想起李逵。但是人们不会把两人混起来，原因就在于他的阅历比李逵要丰富得多，具有与各种恶势力长期周旋的丰富经验，所以比李逵要干练老辣得多。他虽质朴但却不轻信，从不轻易让感情左右，始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判断力。他在投奔李忠、周通以后，发现他们行事吝惜，不是久处之人，于是趁他们下山，偷了金银器，从后山上滚下。吃了人家的不思报恩还要做这种事，如果李逵，就绝不会这样。鲁莽而不失干练。拳打镇关西，刻画入微。如先放金老父女走，又怕店小二去通风报信，所以拿条凳子坐下，直到估计金老出了城门，方才离开，李逵是没有这样细心的。反招安，他与李逵的立场一致，但是表现截然不同。李逵是大骂，出于本能的不信任感情;而他则是沉痛地说，不济事，就像我的这件皂布直裰，已成黑色，怎能染成白的，这是基于深刻清醒的认识。两人在这一点上，自有差别。(www.daowen.com)

武松是梁山好汉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之一。他是勇与力的化身，一身武艺。是个地地道道的酒神。性格的基调是刚烈正直。出身于下层城市贫民。他的觉醒过程显得更为曲折。第一阶段是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有奶就是娘。上梁山前已经沦落到赤贫的境地，只剩一卷铺盖，流浪江湖，一无所有。这使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同李逵一样，可以以赤子之心来面对世界，而无须有任何掩饰。因此他一出场像个无赖，正发疟疾，睡在柴进的游廊下，已经引起了主人的反感。他更多带有市民的流氓无产者的成分，并没有丝毫造反的想法。他的反抗，是逐步形成的。景阳冈打虎非常热闹，是水浒故事中最脍炙人口的名段，但其本身除了说明他的神威和暂时改变了他的赤贫境遇外，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为此他当上了阳谷县的下层军官都头。他真可谓是忠心耿耿，早出晚归，为官府的事殚精竭虑，是个爪牙。兄长的惨死改变了他的生活。虽说杀死奸夫淫妇表现了他勇烈的性格，但仍然缺乏社会意义，至多说明了他不怕事，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事并没有动摇他对统治者的信仰，还是要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来办事。结果被刺配充军，他心甘情愿。这说明他对官府是合作的，没有反抗的想法。第二阶段是转变时期。他因行侠仗义，醉打蒋门神，又为报答张都监的知遇之恩，再次心甘情愿地当爪牙，除了讲义气之外，很难看出有什么社会意义，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性，而且在这时，对官府的信任还有增无减。结果受到陷害，不得已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出家当了假行者，落草二龙山。这时他的最终目的仍是走招安一路，好受赦生还。第三阶段是走上彻底反抗之路。他在上梁山之后，受鲁智深影响较大，步军出战时，经常是他与鲁智深密切配合，组成一个战斗单元，而且在鲁智深坐化后，他主动要求在六合寺出出家，与智深的骨殖塔朝夕相伴。特别是通过自己的长期观察，认清了社会的本质，就是坏人吃香，像他这样的正直之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走上了坚决反抗的道路，反对招安。在征方腊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带着残疾之身在六合寺出家，做了清闲道人。在这个人物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下层人民的被逼无奈、一步步地走上反抗的过程:由与世无争到个人复仇，再由个人反抗到团结抗敌，反抗最高统治者。与人民的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一致。

吴用是另一种人，下层知识分子。不是农民，也不是地主，就是一个智谋出众的读书人。过去的起义军中常有这种类型的人。走上反抗是出于不满于社会对自己的不公。满腹才学却无人赏识，怀才不遇。他是农村中的个穷教书匠，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刘唐给晁盖通风报信后晁最先找的就是他。作者通过他的建议和亲自去找阮氏三雄，表现了他过人的才智。他提出了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口号，定下了造反初期的专取不义之财的纲领，很能迎合人心。义军在初期的壮大，与他的正确的纲领关系至大，为义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他是梁山上诸葛亮一类的好军师。

他对统治者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一开始是反对招安，但是看到宋江很坚决，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后，又提出有条件的招安。在招安后发现朝廷不信任，又向宋江提出重上梁山的建议，但是遭到否决，只好违心地又收回。果真如他所料，宋江被害，他与花荣祭奠了一番后，双双吊死在楚州城外。他的身上既反映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动摇软弱，而其悲剧结局又反映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这类人的普遍绝望，没有出路的心态。据说安娜·卡列尼娜和阿Q都是作者到最后无法为他们找到出路，只有死路一条，吴用也是如此。

这些人的上梁山，都是逼的。但是，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逼”字的，是林冲。林冲是个中上层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出身于一个习武世家，有一身过人的武艺，过着小康生活，吃穿不愁，有个美丽贤惠的妻子。他过得还算不错，但也有牢骚，空有一身武艺，却居于小人之下。总的来说，他胆小怕事，安于现状，为人谨慎，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已经把拳头高高举起，但是又放下，认了倒霉。但是这也没能为他带来安全，高俅为了自己的螟蛉子，竟然要置他于死地。误入白虎堂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大转折。为了以后能够回来与妻子团聚，竟违心地招认“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结果一夜之间从人上之人变为人下之人，被刺配沧州，路上受尽迫害，甚至差点儿丢了命仍是隐忍不发。可见这个转折外在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生活剧烈改变但是人物性格变化不大。看守草料场又被高俅派来的人烧掉，而妻子也已自尽。这时他才一怒之下杀了陆虞侯和富安，雪夜上梁山。风雪山神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这次转变实际意义远大于外在的意义。人物生活上改变不大甚至还有改善，但是人物性格已有了决定性的变化。从一个顺民变成了一个叛逆者。他之所以上梁山，充分暴露出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逼，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的典型意义还在于，苟且偷安是没有出路的，对于暴虐的统始者只能是以暴抗暴。和平主义、甘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行是可以的，但要看对象是谁。在这类人中，他是典型化最高的一个。

第三类人是大地主贵族以及其他原属统治集团的高级人士。这类人本是封建制度庇护的对象，是现行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也是现行制度的最坚定的拥护者。卢俊义是梁山好汉中关公一类的智勇双全的人物，“棍棒天下无双”。他始则与义军势不两立，甚至要填平水浒，踏平梁山擒拿宋江一伙。他的上梁山当然是吴用策划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当时的统治者的腐朽昏庸，又如何能将信服他妻子与管家的半真半假的举报，又如何能将被劫持与主动入伙混为一谈?吴用又如何能够得逞?结果被投入大狱，差点儿没命。他上梁山的意义不仅在于打下曾头市，为晁盖报了仇，而且在于义军又得到了一位卓越的领袖，实力发生了飞跃，从只能与地方政府对抗转变为能直接同朝廷展开大规模的战役，并且无往而不胜。因此他是梁山事业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杨志本人地位并不算高，但他是名门之后，其祖曾挽救过宋室的命运，他对于朝廷的效忠，已经成为无条件的愚忠，是与家族的荣誉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别人谁都能反，唯有他不能。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厄运，最后是失陷生辰纲，使他一切生路断绝，也不得不上了梁山。柴进是个累代丹书铁券的大贵族，只是一个小小的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为了霸占他叔父的花园行凶被李逵打死，就把他逼到了死牢里。

这类人的被逼上梁山有其特殊意义。因为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一个相对公平正义的且和谐的社会，当权者会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的基础，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的认同，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而处于危机的社会，都会出现统治者合法性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统治者，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反抗。而这部分统治集团的铁定成员，也被统治集团中的另一部分既得利益团体逼得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上了梁山，足以说明社会的黑暗已经到了除统治集团核心人物外，任何人都朝不保夕地步。可以说，社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边缘。

从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物殊途同归，被逼上梁山的过程，表现了作者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人物系列揭示了统治者对社会各阶层的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这个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最突出的。作者表达这个主题时没有简单化，这是《水浒》主题最深刻之处。

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农民起义的过程。

作者以欣喜的心情描写了这次农民起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个人或小集团的反抗到有组织、有纲领，与封建王朝全面对抗的声势浩大农民起义的全过程。这种描写有很强的概括性。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史诗和教科书。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曾对斯诺讲过这本书对他的深刻影响。他在有篇文章里举过三打祝家庄来说明——摸清情况的重要性。

首先，反抗在初始时总是自发的逃亡或啸聚山林。这只能称为武装闹事，还不能叫起义。往往是打家劫舍或拦路抢劫，除了糊口活命外，没有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目的很不明确。而在这个时期，也是最容易被分而治之和消灭的时候。

其次，为了免于灭亡，就有必要发展成小股联合。作品中的智取生辰纲就是小股联合的开始。有农民、渔民、道士、知识分子和下层地主。

第三步，在大闹清风寨和火并王伦后，义军才有了起义的性质。梁山水泊也成了义军的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与统治者公开的武装对抗。以此为山头，联合各地的农民武装，并且每次作战都分化瓦解，招降纳叛，不断壮大，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一阶段，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打富济贫，到惩办恶霸地头蛇，到和官府对抗，而排定座次后达到了鼎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这已经是同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农对抗了。而这一时期的纲领也越来越明确。在分头反抗时没有什么口号和纲领，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在智取生辰纲时提出了专取不义之财，劫富济贫。晁盖上梁山后提出要和大宋王朝作对。而系统的纲领是在宋江上山后提出的。虽说在反抗性上与晁盖时期相比有缓和，但却更完整了。在英雄排座次时有首词反映得比较准确。政治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这就是所谓的大同和平等，没有贵贱贫富之分;而在经济上财富均分，大口吃肉，大碗饮酒;组织上异姓同居，不分亲疏，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干，人尽其才。核心是平等和平均的原则。虽然在现实中这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可能始终如一，但作者在艺术世界里却实现了，而且作者把这用天意神旨作了渲染，以加强其合法性，所以说，这也是作者的理想。

作品主题的第二重意义即通过正面肯定地描写义军接受招安这个事件来表现作者本人的忠于封建制度、封建朝廷和封建君主的观念，这具体地体现在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和过程中。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暴动的结局，无非四种可能，一是像黄巾军那样被镇压;二是胜利果实被篡夺，如刘秀;三是义军内部腐化变质，最后导致失败，如李自成，从广义上说，明王朝的命运也是这样;四是妥协，接受招安。而《水浒》属于此类。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书中的描写是有现实依据的。但总的来说，这部分的艺术描写不太成功。很多读者在看这一部分时都是草草而过。从八十一回始，开始描写义军的失败过程。一看便知，义军的失败在于接受招安。但是作者主观上对招安是非常欣赏的。义军在接受招安后，成为统治者的爪牙和帮凶。平辽，征田虎王庆，打方腊，作者都是满怀赞赏之情加以描写的。

这就注定了这支民众造反队伍必然毁灭的结局。在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由于接受招安而导致的。在七十一回以前就存在接受招安的因素。好汉们对招安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坚决反对，主要是出身于下层的人;一种是顽固坚持，宋江是代表，拥护者主要是上层人士，尤其是朝廷命官。可以说，这些人之所以上了梁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宋江在这方面有明确的承诺。而梁山事业之所以有那样的规模，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梁山好汉虽然是异姓一家，但在这一点上是各有算盘。有的是为反抗社会，有的则是暂时栖身。而第三种是动摇者，七十二地煞星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领袖集团中的吴用也属此类。接受招安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第一，由于领袖的作用。这是义军走上招安之路的最重要的原因。宋江一上山，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我们不能视为简单的一字之差，聚义强调的是反抗，义是至高无上的，而忠义强调的是归顺，义是为忠服务的。在梁山好汉大聚义时宋江公开提出了招安的目标，此后便是一步步的付诸实施。而义军接受招安是在屡战屡胜的背景下进行的，根本就不是走投无路下的无奈选择，是宋江本人由于他本人的理念注定的计划，这就是他说的“宁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因此义军的失败尤其令人扼腕叹息。

第二，随着义军事业的壮大，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量不属于义军的基本依靠的力量涌入义军。这部分人以贵族地主和朝廷命官为主。他们本来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或是统治集团依靠的社会基础，但是他们因为统治集团核心的腐败，一方面是引起的利益集中于极少数特权人物，导致他们在利益的重新分配中丧失了原有的权势，或是因为受到猜忌而无法继续在统治集团中存身，总之，都是迫不得已勉从梁山暂栖身、成为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者，因此成为宋江接受招安政策最坚决的拥护者。而这部分人从整体文化素质看比较高，政治方面也更为老练，文韬武略更为出众，也更工于心计，在义军领导群体中占有优势也成为必然的。因此他们一旦团结在唯一的最高领袖宋江的招安大旗下，成为接受招安的社会基础，义军接受招安也就成为必然。

外部原因是朝廷的怀柔政策。先是暴力镇压，而在一系列的失败，特别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中被证明是无效的，便改为使用招抚政策。外因统于通过内因发生了作用。

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取得了一致，招安便成为现实。这种描写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不能归咎于宋江个人的品质问题。这是历史的大背景造成的，是历史决定的。

《水浒传》中好汉们的结局是个大悲剧，魂聚寥儿洼的描写令人不忍卒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非常少见，作者对招安是持肯定的立场，这是他的传统的忠义思想使然。但是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没有将义军的结局写成高官厚爵，封妻荫子皆大欢喜的结局。因此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这就是既要肯定招安，而又要真实地写出招安后的悲剧结局。由于作品存在这种矛盾，所以令研究者众说纷纭，很难分析。笔者认为，客观地说一下作者本人的想法:他感到了矛盾，但他还是想尽量化解这种矛盾。

一是接受招安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作者对封建制度和朝廷的高度认同观决定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目的，就是希望使朝廷变得更好，统治者的统治更具理性和合法性，更体恤民意，总之，是不能危及这种统治的根本。在这种立场的支配下，作者对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虽然同是起义，但前者基于忠，后者基于逆，所以作者的倾向就大不相同。对前者覆亡的结局，他笔端之下的那种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对后者则是侮蔑谩骂。

二是因为作者也清楚地知道在权奸当道的黑暗社会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招安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朝廷应该肃清权奸，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以防农民起义的发生，关键是用好官清官。而对局部发生的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情况，也应以宽大为怀、不要斩尽杀绝。这样，宋江这样的民变领袖就会死而无怨，死得其所了。

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宋江，也是作品双重主题的主要承担者。

正如学界普遍的认识，宋江既是义军的卓越领袖，同时又是一个一心谋求招安的投降派。但是更应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属性都统一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中，分别隶属于“忠义”观念。义和忠是他性格中的两大组成部分，这与他特殊的出身和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出身于一个中等的地主家庭，较为优裕的生活条件使他不必为生存奔波，可以从小读书，并且广泛地了解社会人生，并且为他的行侠施舍提供物质的可能。而他的小官吏身份给他创造了既能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又和官府有广泛地接触，又和江湖好汉保持密切联系的条件。在忠和义不相冲突，或以兼而顾之的时候，他也可生活得悠游自在。但是他的这种表面上看来在各方之间都能游刃有余，而实际上又潜藏着极大危险的处境又使他同哪一类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因为稍有不慎，不管得罪了哪一方，都有可能危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深知自己行为的后果，为了不连累家庭，甚至让父亲写了与自己断绝关系的文书，企图在社会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做个既要全忠，又要仗义的人物。宋江的性格，以上梁山为界，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以义为主，但是忠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后期以忠为主，但义字也未被他忘怀。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指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与“仁”有着重合。但是在下层文化中，被这个阶层的社会成员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比如一诺千金，轻财重谊，不吝钱财，行侠仗义，民间常褒称为“江湖义气”;以至损富益贫，反抗非正义的统治者等，这的义会与“忠”形成对立。宋江之义也属此类。在他登场的时候，性格中义的成分居多。正是由于他特别重义气，故江湖上称他山东及时雨或呼保义。在得知智取生辰纲的案件已被官府侦知，引发了他头脑中忠与义的第一次严重冲突。他从忠的立场看这个事件，明确地表示“于法度上却是容不得的”，但最终还是义占了上风，给晁盖通风报信，使晁盖等人逃脱了被官府缉拿的一劫，上了梁山。但在这时也不能说他不忠，因为他毕竟没有与晁盖等人同赴梁山。这时忠与逆的矛盾没有涉及他本人的根本利益，所以没有在他的行动上充分表现出来。

杀惜是宋江走上反抗道路的开端。在被失仝义释后亡命江湖，大闹清风寨，打算上梁山。这时，他的义在他的价值序列中明显占了上风。但是在赴梁山的路上，却收到了石勇捎来的弟弟宋清佯报父亲病亡的家书。他当下哭得半死，“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飞也似的独自一个去了。”上梁山是赴义，而舍此返家是尽孝，在孝与义相冲突时，孝义黑三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孝。这个细节很有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与家属同构，因此汉代将“孝”作为荐举选拔官员的最重要的条件，正是看中了在家尽孝，必可为国尽忠，两者具有逻辑上的联系。而此时宋江的奔丧，从近处说，奔丧表现了他此时仍无法对义有彻底的归属，又向忠字靠去;而往远处讲，则为他后来以效忠朝廷的名义谋求招安，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因此，在他自投罗网被捉后刺配江州，路上被劫上梁山时，号啕大哭，说众好汉强迫他上梁山是要陷他于不忠不孝。可见这时忠的观念仍对他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但是浔阳楼上吟反诗是他内心世界的一大暴露，“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血染浔阳江口”。酒后吐真言，可见这时他潜意识中对义仍在心驰神往。这种反诗，在任何朝代都是被统治者所不容的，不管有没有黄蜂刺黄文炳。在劫法场后他终于上了梁山，初上山时打无为军，杀黄蜂刺，是他义字体现最充分的时候。

而后期忠则占了上风，义服务于忠。而忠则使他谋求招安。上梁山后，他的效忠朝廷的思想在逐渐发展。他逢人就说，自己在梁山上只是暂时栖身，借水泊避难。上梁山不是为了同官家作对，而是曲线尽忠，即使是攻城略地时也说成是扫除奸佞。要想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为了以后将义军作为招安的资本。在他领导下，义军的性质迅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利用一切机会向朝廷表白，一方面在义军内部加紧工作。有的人一拍即合，有的人被义感化，所以造成了招安的结局。他临死时说，宁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分析这个人物要抓住这个基本过程，亦即义向忠的演化。当然，正如前边的分析，这个过程并不是个直线发展的过程，而有过多次反复，但是总的趋势是义向忠的转化。这个人物有相当的艺术真实性。他有领袖人物的气质，表现在会用人，待人和气忠厚，善于团结人。并且善于把握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如制定纲领军纪，分化瓦解敌军为我所用，能够把多股义军联合起来。所以说，没有这个人物，就不会有义军的鼎盛。但恰恰是他，又是使义军事业失败的关键人物。作品中真实地描写了他性格中两种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是作者倾全力歌颂的人物，是作者思想的主要承担者，说明作者与宋江的认识水平的一致。

前人评论这个人物时有过激之处，认为这是一个混入义军内部的投机分子，这不够客观。这个人有坚定的信仰，虽然重心不同，但是对于自己的忠义观，他也从来没有掩饰过。

作品思想上有着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应掩盖的。

除了赞扬接受招安投降之外，最突出的就是作者的妇女观非常保守。四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贾氏实际上都是受到丈夫冷落或是婚姻的不幸，其婚外恋都有争取个性解放的意思。但是作者都认为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充满快意地为她们安排了千刀万剐的下场。而义军中的女头领则都突出她们的非女性化的一面，如绰号叫什么母大虫、母夜叉。只有一丈青还像个女人，但也突出她武艺的高强。即凡是造反的女性先要脱胎换骨，变成男性，至少是中性人。其次，过分渲染凶杀，如天杀星李逵像砍瓜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几百号百姓一时间人头落地，让现代人很难接受。

总之，《水浒传》的主题可以做以下的概括:

第一，官逼民而民不得不反，即金圣叹所说的“乱自上作”。作品前七十回写了众多英雄被黑暗的社会和腐朽的统治者逼上梁山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民众造反是为了改善封建统治的环境，而不能危及封建制度和最高统治者，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第三，在个人受压迫损害与封建统治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应做出牺牲，成全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宋江说的“宁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造反者不要想着授官晋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而最好是功成身退、归隐湖山乡间，如同燕青那样。作者对这个人物特别偏爱，“话说这燕青，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认为燕青在梁山好汉中具有最高的智慧。正因为他能看穿世事，了身达命，因此在朝廷有负造反者时得以全身而退，没有成为牺牲品。无疑，作者认为这比宋江等人那种授官赐爵，封妻荫子式的功名观要英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