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成书过程、作者和版本

故事来源和发展。

宋江领导的民变史有其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徽宗年间，《宋史》等书中多有记载。《徽宗纪》:“宣和三年(1121)二月，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五月丙申，宋江就擒。”《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曰:蒙居间不忘君，忠臣也。”《张叔夜传》:“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动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名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宋人李若水诗《捕盜偶成》:“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可见宋江等三十六人于徽宗年间在黄河以北起事，横行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后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这个历史事件，是于史有据的。

而梁山泊的民众造反也确有其事。洪迈《夷坚乙志》称，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而卒。其所亲王生死后复苏，谓己在阴间见蔡受冥谴，嘱其归告妻子，称阴间正揪住郓州一事不放。他的妻子恸哭道:“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义同“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夷坚乙志》是在该事仅仅四十三年之后成书的，因此所说梁山好汉的悲剧结局应该与事实相距不远，当然冥谴云云靠不住。但现存史料看不出宋江起事与梁山百姓造反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水浒》故事的两大文本源头。

后来的民间艺人将宋江等人之事和梁山泊之事糅合起来了。最初是民间口头传说，在南宋时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故事，成为说唱艺人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宋末元初人龚开的《三十六人画赞》完整地记载了宋江等三十六义军人物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于:“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罗烨《醉翁谈录》在“话本小说”中的朴刀杆棒类中，录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和《石头孙立》等名目。但这时还是一个个独立的英雄故事。到了宋末元初的时候，出现了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写到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和梁山三十六人聚义几个故事，还提到后来接受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和宋江封节度使等结局。这表明宋江等人的事迹已经从短篇的单个人物故事演变成长篇的讲史故事，而宋江等人的故事和梁山泊故事也联系起来。元代产生了一大批水浒戏，存目有三十三种，其中六种保留了下来。在《李逵负荆》和《双献功》等作品中，水浒英雄发展到七十二人和一百零八人，对梁山水泊的描写也接近了《水浒传》，长篇英雄传奇《水浒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但是《水浒传》究竟什么时候成书，学界看法不一，有元代、元末明初和明代中期等几种说法。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以鲁迅、胡适等著名学者所持的元末明初说占着主导地位，这与作者的问题有关。对于谁是作者，说者纷纭，但大抵不出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水浒传》这部书最早见于记载，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余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说是罗贯中作，万历时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耐庵作。由此可以推测，大约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连缀综合而成，所以称“编次”;而后再由施耐庵加工提高，故称其本子为“的本”。也有学者认为相反，是先有施耐庵的原始话本，后由罗贯中整理编辑，而后基本形成流传至今的《水浒传》。既然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那么这部作品的成书自然也是那个时期了。

施耐庵的生平材料很少，明人大都认为他是钱塘人。但生平年月说法甚多，有南宋人、元人等说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胡瑞亭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发表了《施耐庵世籍考》，抄录了明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和袁吉人的《耐庵小史》，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苏北淮安兴化县白驹镇人，死于明初洪武三年(1370)。新中国成立后还发现了一批与此有关的文物和文献。其生平大致情况是:他是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祖籍扬之兴化，后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海陵白驹，又为避朱元璋征召而居淮安。死后其孙迁其骨归葬白驹施家桥。但许多专家对上述材料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因为施彦端是否施耐庵证据不足，与此有关的一批文献如《施耐庵墓志》和清代的《施氏家簿谱》都不能排除作伪的可能，只要这一点不能考定，其余的都是无稽之谈。1935年，吴梅在《顾曲麈谈》中说施耐庵就是南戏《幽闺记》的作者施惠。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¹⁾

但是最近二十余年来，对于成书的时间问题，有不少争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作品成书于明代中期。有人认为:第一，距元末明初已有一个半世纪的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前，《水浒传》的书名没有见之于任何记载，可见这段时期还没有这部作品，而在此之后，述及作品的一些文献涌现出来，足可说明作品是在此之后产生的;第二，《水浒传》所描写士兵是明代中期正德年间以后的情况;第三，作品中写了商业活动中已广泛使用白银，这种情况在明代只可能发生在弘治、正德年间以后;第四，作品描写的腰刀是明代中期才有的新式兵器，尤其是凌振使用的子母炮是正德末才出现的新式火炮。⁽²⁾一些学者对其提出的论据，尤其是二、三、四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几条并不可靠。⁽³⁾至于署名罗贯中，一是可能另有一明代中期的罗贯中，与元末明初者同名⁽⁴⁾;二是可能有书商为了作品的销路，假托罗氏之名，以至以讹传讹⁽⁵⁾。还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是明代嘉靖年间的郭勋及门客所作。⁽⁶⁾

因此，《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与作者，至今仍是个没有解决的学术问题。

下面说说《水浒》的版本。水浒的故事从民间开始流传到各种版本最后定型，经历了大约四百年，有数不清的艺人文人参与了创作，使得其版本情况异常复杂。大体可分为繁本(文繁事简本)和简本(文简事繁本)两大系统。繁本系统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简本系统有百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四回本和不分回本。关于两种版本孰先孰后，历来看法不一。或以为繁本在简本基础上加工而成，或以为简本是繁本的节缩本。所谓七十一回本只不过是金圣叹不满于招安的结局，将七十回以后的部分全部删除，另加上了卢俊义梦嵇叔夜将好汉们斩尽杀绝的一回。这就是文学史上人们乐道的腰斩《水浒》说法的由来。但也有学者认为七十一回本可能是一种《水浒传》的早期版本。⁽⁷⁾(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以来《水浒》的研究，可谓一波三折。

《水浒》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解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水浒传》在1952年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版本，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风气比较正常。除了传统的考据之学与作家本人研究之外，对于作品本身文学性的研究也开展起来。学界的基本评价是，作品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冯雪峰的长文《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可视为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是。论文对作品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农民起义的史诗，缺点是受招安和宋江形象。但与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⁸⁾

受招安和宋江的形象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关于梁山好汉们接受招安的结局，或认为是反映了一般农民起义的缺点和弱点，或认为受招安体现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投降是没有出路的，并且结合作品探讨了接受招安的原因。有些分析很有深度。

宋江形象的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焦点。这方面的成果很多，有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见解，难以一一尽举。总的来看，可基本分成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他虽然存在种种弱点，但仍不愧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戴不凡、冯雪峰等人持这种观点⁽⁹⁾。一种认为他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异己分子⁽¹⁰⁾。第三种看法认为宋江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双重性，不能简单概括。聂绀弩、李希凡都是这种看法⁽¹¹⁾。例如，李希凡认为，他是农民起义胜利和失败的关键人物，“他是梁山泊的一面旗帜。有了他，才有梁山英雄的紧密团结，才有各股义军望风归顺的局面。”但最终也是在他的忠君思想导致了义军失败的悲剧结局。这源于性格的两面性，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革命中的局限性。

这一段的讨论虽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这种主流历史观的影响，有些片面，但总体来说讨论是认真的、心平气和的和学术性的。其主要成果已体现到这一时期由游国恩等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中。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阶段。“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把以往对古代文学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斥为封资修，因此对《水浒传》系统的学术研究更是谈不上。1975年毛泽东评《水浒》被“四人帮”的有意利用，作为打倒邓小平等人、乘机夺权的舆论准备。因此这时期发表的文章虽然很多，但是基本上没有学术讨论，众口一词，都追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这部作品是反对农民起义和宣扬投降主义的。这些文章大都是不明真相的人写的，当然也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推波助澜。而这些文章对作品的实际都或多或少做了歪曲。毛泽东对《水浒传》发表的几句评论作为个人看法，有一定的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如认为作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义军性质的变化;认为义军接受招安是投降主义;对宋江征讨方腊的不满;认为梁山义军的领袖不好，肯定李逵、阮小二等将领反对投降的行为;对金圣叹腰斩作品不满，认为这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要求把第七十回前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等等:都是颇有学术价值的看法。但是大多数文章是当时政治气候的产物，学术价值不高。

第三阶段是新时期以来。相比较而言，眼界较以往更宽广，研究也更深入。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对于作品及相关史实的考订，如作者，成书年代，作品本事、版本，故事源渊等;二是作品的文本评论，已完全摆脱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单一视角，尤其是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引入，使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对作品有了多方面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的阐释。这个时期，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总之，历来的文人对《水浒》艺术性的看法分歧不大，大都称赞有加，而在作品的成书作者版本和作品的思想方面，有种种不同看法。这部小说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