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创作特色

作为我国长篇小说开山之作的伟大作品，《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三国演义》辩证的战争描写艺术。⁽²⁵⁾

作者将军事行动视作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加以处理，辩证法的思想，自先秦《老子》《孙子兵法》以来，对中国古代战争思想影响巨大。作者在这方面，显然有着深?的研究，因此在其战争描写中，处处渗透着辩证的思想。《三国演义》的主要描写对象、主要内容、主要场景以及主要篇幅都是战争。全书写到大小战役和战斗有上百次，是一部战争的史诗。作者对战争的描写符合战争的一般规律，所以有人称之为古代战争小说。

重战前准备，轻军事行动实施过程。作者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是以战前准备工作为主，而战争的过程，实际上只是战前准备的实施，甚至可以说，战争的结局，在战前就已经注定。

战前的政治外交活动是其叙写的重中之重。赤壁大战前，曹操起兵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讨伐东吴。而东吴可用来迎敌之兵，只有五六万之众。对东吴来说，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是不言而喻的。东吴之主孙权当时心中非常矛盾，究竟是战是和?战则必败无疑，而和又不符合他这江东枭雄的脾性。当时朝臣之中，主和之议占压倒性优势，以张昭为首的权臣皆主议和，唯有鲁肃一人反对，而鲁又不是个智慧超卓、能言善辩之人。主和的朝臣认为，如果迎战，不啻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孙权也认为他们的主张有理，但不战即降，让他心有不甘。故他派遣主战的鲁肃前往江夏吊唁新丧的刘表，实则是看刘表之子刘琦和寄寓那里的刘备可否助己抗曹;但是刘备手下兵员寡少，根本无法在兵力上协助孙吴抗御曹操，这样，只能由智谋出众的诸葛亮只身随鲁肃赴江东，看看有无御敌之法。

刘备和诸葛亮是主战的。从表面上看，刘备此时的处境是个江湖流浪汉，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几乎一无所有，没什么可贴赔的。东吴胜了，固然是大好事，可以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策划的长远之计;而失败了，他的处境也差不到哪儿去，大不了再跑。但是从长远看，唇亡齿寒，曹操灭吴后，挟人口和物产资源丰富的东半个中国之力，剿灭包括刘备在内的其他割据势力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诸葛亮当然要为刘备着想，主战不主和，可是刘备根本不具备同曹操较量的资本，只能仰仗孙权。

诸葛亮见到孙权后，极言曹操的强大，然后激将，劝孙权说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尽快投降。否则，祸至无日。孙权的好汉脾气上来，反问，那刘备为何不降。此话正中诸葛亮下怀，当即答道，刘备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事之不济，此乃天意，又能屈处人下乎!”这等于是说，孙权你既不是出身高贵，又无英才，凭什么与刘备相提并论。孙权不会听不出他的暗嘲，于是大怒，拂袖而入。这样，他先是激起孙权不甘受辱的自尊心，倾向于一战后，然后接着向孙权建言，分析取胜的可能:一是曹操先破刘备，疲惫不堪，已成强弩之末;二是荆襄新降，民心不固;三是北军不习水战。因此，只要备战充分，曹操必败。孙权当然知道诸葛亮是站在刘备立场上说话，想让刘备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仍在犹豫。好在吴国太提醒他说，他的父亲孙坚临终时曾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大敌当前，当然是外事。于是他急忙召回周瑜。诸葛亮得知后，趁周瑜晋见孙权之前拜会周瑜。诸葛亮是大儒，周瑜是儒将，见面后先论文坛之事。诸葛亮对曹植新作《铜雀台赋》赞不绝口:“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并附会说二桥指的是孙策之妻大乔与周瑜之妻小乔，这是想将江东最美的两位美女占为己有。这果真激得周瑜大怒:“老贼岂有此理!”于是周瑜晋见孙权，君臣一致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孙权还为此剑劈桌角儆示群臣，明言谁若主和，就会与桌子同样下场，于是，大战不可避免了。这为赤壁大战的胜利，做了最初的铺垫。而其他军事行动中，大都类此，如孔明六出祁山之前，都要知会东吴，让其于东南线出兵牵制曹魏一方。

重战事的周密计划部署。赤壁大战中，双方实力极其悬殊，这不仅体现在双方几乎二十比一的兵力对比上，而且表现在指挥集团的素质上。曹操老奸巨猾，身经百战，善出奇兵，用兵如神，并且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而孙刘联盟一方，指挥中枢是几个没打过多少仗的年轻人，手下良将谋士也没多少。因此若想取胜，必须依赖于用兵的万无一失。为此，孙刘联盟做了周密部署。周瑜在群英会上用计，有意识让蒋干盗书，使曹操杀掉刘表降将蔡瑁张允，使曹军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水军教头。接着草船借箭十万枝，有了水上作战的利器。在火攻上，诸葛亮与周瑜不谋而合。又用苦肉计，让黄盖伪降曹方，约为内应。庞统通过蒋干，拜见曹操，献上诸船连环计，表面上看是要解决曹军晕船的问题。曹操深知，如果对方采用火攻，众将士将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庞统解释，冬日这一带只可能吹西北风，对方如果采用火攻，将自食恶果，烧了自家军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诸葛亮作法，黄盖趁东风一起，点燃自己船上的引火物。大火熊熊，漫江通红，向曹操的连环船烧去，火映赤壁。而此刻诸葛亮已回去，安排华容伏兵，更重要的是乘势占领荆襄九郡，扼住中原咽喉，与以后的西蜀大本营成掎角之势。曹操落得个只身逃脱。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使得蜀汉一方在长期与北方的曹魏角雄中，并不处于下风，直到关羽败走麦城。

可见，战争胜负并非谁兵多将广，气势汹汹，而看谁在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作者不惜笔墨，详加描述，使读者对战争的背景和必然的走向，有清楚的了解。

作者还注意到了在战争描写中，多写人物而少写场面。有的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动辄写到“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乍看不忍释卷，但一旦读过，便无再看二遍的兴趣。《三国演义》不像这类作品，能令人反复阅读。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写了人，而每个人都是个单独的世界，能令人反复体味。作者把握住了人物性格，准确地处理好了人物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阅读，仍可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故而趣味盎然。

情节是人物性格冲突的自然结果，是性格碰撞的火花。因此，性格的冲突推进情节的进展，这是古典强调冲突的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原则。而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势必荒谬不堪。作者恰恰把握住了这一原则，每次军事行动，都带上了指挥官个人的印记。赤壁大战，曹操本来稳操胜券，但正是他机诈多疑而又骄傲自大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败局。一开始兴兵，他自信以多打少，以强凌弱，必胜无疑，这便种下了他自大自满的根苗。但饮马长江，突然看到对岸东舰队森严，阵势严整，惊叹“生子当如孙仲谋”，不敢掉以轻心，于是临阵磨枪，令刘表降将蔡瑁、张允操练水军。兵贵神速，而他此举延宕了用兵的最好时机，使孙刘联军一方可以从容布兵应对。曹操又小心翼翼地派蒋干去江东劝降周瑜，此举导致误杀蔡张二人，使本军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水军教头。蔡张是刘表部下新降，蔡还是刘表的妻兄，而刘表长子正与刘备联手，故他甚不信任蔡张。这都是他多疑多虑的后果，被孙刘联军充分利用。即便如此，他骨子里的轻敌照旧，因此大战将临，还是“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喝得酩酊大醉，这是点睛之笔。轻视对手，往往会犯下致命错误，因此庞统献上连环计，他马上就用。部下曾提醒过他要防止火攻，但他又自信地认为冬季根本不会有东南风。对方用火攻，是自食恶果。多疑最终为自大压倒，轻信了黄盖，以致火烧赤壁，全军覆没。

陆逊为人谨慎，工于心计，寡言少语，意志坚强，喜怒不形于色。刘备起兵七十五万，他临危受命，自知无法与敌硬拼，死守关隘，拒不出兵。即便对方辱骂得再难听，一些资格比他老得多的大将无法忍受，要求战死沙场，但他仍不为所动，甚至搬出军法威胁那些蠢蠢欲动的将领。等了几个月，终于等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大火炉天气。蜀兵热得无法忍受，刘备令各营自找凉爽处扎寨。而这时陆逊看到战机来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烧七百里连营，终于大获全胜。

再如作者最偏爱的关羽，他屡屡说到这是一位“真天神也”，“数十年来威震华夏”的一位智勇双全的帅才。而他的用兵，就一个字，“快”，真是疾如闪电。斩袁绍手下的第一员大将颜良:“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江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杀这样一员号称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大将，给人感觉是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他已取首级回来，水淹七军也是这样。先筑坝屯水，时机一到，决开水坝，然后就是站立船头用挠钩擒拿对方的大将，真可谓是迅雷不及掩耳。只要关公上阵或指挥军事行动，从来没有拖泥带水的，都是异常迅疾，讲究速战速决。

战争是人际关系冲突的最高和最激烈形式。因此，在战争中，最容易逼出人物的性格。如果平时性格特色不明显，在此际便难以隐匿，只能跳脱出来。张辽、李典和乐进，如果没有“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个舞台，我们对后两人性格的认识就会比较模糊。曹操率兵前往汉中讨伐张鲁，孙权乘虚来犯。张辽失守皖城，退守合淝，心中愁闷。“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个，上有操封，傍书云:‘贼来乃发’。是日报说孙权自引十万大军，来攻合淝。张辽便开匣视之，内书云:‘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张辽将教帖与李典、乐进观之。乐进曰:‘将军之意若何?’张辽曰:‘主公远征在外，吴兵以为破我必矣。今可发兵出迎，奋力与战，折其锋锐，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李典素与张辽不睦，闻辽此言，默然不答。乐进见李典不语，便道:‘贼众我寡，难以迎敌，不如坚守。’张辽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顾公事。吾今自出迎敌，决一死战。’便教左右备马。李典慨然而起曰:‘将军如此，典岂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愿听指挥。“张辽大喜曰:’既曼成敢相助，来日引一军于逍遥津北埋伏，待吴兵杀过来，可先断小师桥，吾与乐文谦击之。’李典领命，自去点军埋伏。”在吴军大兵压境，生死存亡系于一线之紧迫情势下，张辽的大气磅礴，奋不顾身，智勇双全;李典的心胸狭隘，因私废公，但仍深明大义;乐进的小心谨慎，心细如发，善于察言观色，这些性格特色，都被逼得无所遁形鲜明地凸显出来。

在战争描写中，作者总是详写主动者胜利者，略写被动者失败者。这是因为，战局如何演变主要操控在先采取行动的一方。这样叙写可以使读者对战局的发展，了然于胸，不会一盆糨糊。吴蜀彝陵之战初起时，刘备是主动出兵一方，握有主动权，两员小将关兴、张苞斩东吴将领李异、谢旌，一举攻克猇亭，而东吴一方处处被动，故写得非常简略。而陆逊出任主帅是道分水岭，战场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因此对双方的描写笔墨大体相当。越往后，东吴越主动，写得也就越多。而乘刘备犯了致命错误后，陆逊火烧七百里连营，一鼓作气，追至鱼腹浦，则为浓笔重墨，而刘备一方则写得相当简略。如此一路写来，井井有条，读者对这一重大战役的整个发展过程，鸟瞰一般，看得清清楚楚。

战争描写中的张弛相间、曲折尽致的节奏也很引人注目。作品在写到战争时，往往变幻莫测。毛宗岗第四十二回批语指出:“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说的就是作品特有的节奏。在赤壁之战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总的气氛凝重紧张。双方为了保存自己，消灭对方，绞尽脑汁，积极备战。可是作者在这紧要关头，却偏偏插入了曹操月夜饮酒横槊赋诗的片断。在明月清风和缓缓流淌的江水构成的诗一般的意境，大大调节了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但是这样做反而使紧张的气氛欲盖而弥张，反衬出大战前死一般的寂静。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关上弹琴，大开关门的场面和蒋干乘周瑜熟睡而盗书的细节也有这种效果。

作者在描写时，不是只一味追求写好军事行动本身，而是对一些连带情节和相关事件，也下了相当大的力气描写，使其成为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堪称是主次互衬，各擅其妙。失街亭是个很好的例证。占一回半，从九十五回到九十六回。包括了三个故事: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前一个是主体，后两个是余波。历史上实有其事。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蜀汉大败，蜀吴联盟破裂。诸葛亮惨淡经营励精图治，国内局势日渐好转。227年北伐，街亭之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仗，但是蜀汉一方失败。可以说，诸葛亮失去了最后一个实现他统一天下梦想的机会。虽然以后还多次北伐，但是明眼人都可看出，他只是在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义务罢了。自此之后，诸葛亮的事业和健康状况都急转直下，他个人悲剧结局的大幕正式拉开。

战事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闻惊点兵。这是铺垫部分。重写双方形式、街亭的战略地位，以及介绍人物。孔明此时出兵，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曹魏罢免了司马懿。他知道，当时整个中国，真正可能称得上自己对手的就是这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但是却没想到，曹魏在这关键时刻重新起用了他。孔明闻知大惊。而司马懿与先锋将张郃分析形势，表明他对局势的透彻把握。两个中国当时最有才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住了弹丸之地街亭，可见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之重要。而司马懿率兵八天长途奔袭一千二百里，赶赴前线，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掉蜀国内应孟达，可见此人的不凡。双方都避实就虚，径抢街亭来占粮道。双方隔秦岭遥遥相望。围绕街亭，一场血战在所难免。谁能占领街亭并且守住，谁就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诸葛亮问:“谁敢去取街亭?”参军马谡道:“某愿往……，休道是司马懿、张郃，就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几句话，将其志大才疏的性格表露无遗。诸葛亮非常欣赏马谡之才，但是对其轻敌又踌躇不安，于是采取了三项加以保险的措施。一是让他定下军令状，使他不敢掉以轻心;二是派生性谨慎的王平云辅助他;三是安排魏延等两路军马与其成掎角之势，以便救应。至此，交代部分写得很充分，三个主要当事人的性格都做了描绘，一场好戏即将开演。

第二阶段是蜀魏布兵。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传统的双线结构正好与双方的行动一致。马谡在排兵布阵方面与王平产生矛盾，而王平正是作为诸葛亮的替身出现的，因此这种矛盾是他与诸葛亮矛盾的表现。他卖弄学识，死搬兵书，灵魂深处是好大喜功的思想在作怪。而对方的司马懿则一举一动都小心异常，战争胜负的天平明显开始倾斜。对人物的交代完成。

第三阶段是街亭争夺战。蜀兵按马谡决定，驻扎山上，而水源被对手掐断，处境异常被动。而魏兵则收放自如，完全取得主动。两军对胜负已无须证明。这实际上是两种军事思想的较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司马懿正是以诸葛亮最为人所知的“谨慎”来对付他，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小说的悲剧结局也无可避免，作者也深感无力挽回了。虽然魏延和王平拼死夺回了街亭山，但是无济于事，魏兵已漫山遍野。故很快得而复失。蜀兵一败涂地，主力连夜逃回了阳平关。孔明身边只有老弱兵数百，不得已演出了空城计。

第四阶段是空城计。主要刻画了两军主帅的性格。这两位中国当时最有智谋的政治家军事家终于面对面地对话了。两人较量的胜负对战局无任何影响。结果是胜利者失误，而失败者却赢了这最后一步。作者插入这个事件主要是证明诸葛亮技高一筹，只是偶尔用人不当，才造成失利，故也是作品命运悲剧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阶段是斩马谡。诸葛亮大哭，又不能不依军法从事，斩了自己宠爱的马谡，然后上表自请贬降。这是对街亭遭遇战的总结。从用将到斩将，归根到底是用人失当;强调用人的重要性，也是作品的一个重要思想。而诸葛亮的自请贬降，也凸显了他的高风亮节。

作者能把战争放在广阔的背景下着墨，充分地揭示战局变化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不忽视细部的刻画，如刮骨疗毒的描写，这都体现出作者在大笔纵横与精雕细刻描写完美结合方面的非凡功力。这样，读者在阅读中既有对全局的把握，又能有身临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的真切感受。

总的说来，《三国演义》战争描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在写人。战场上的对抗归根到底是人的对抗，是双方指挥人员军事思想的较量。另外，作者善用悬念、组织波澜的高超之处，也值得细细体会。

《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²⁶⁾

首先应注意的是语言的通俗化和文学化。以前小说中，或者是唐五代传奇的文言，或者是话本中的粗糙白话。而《三国演义》则改造了正史的语言，指出了长篇小说将传统的书面语言与民间白话结合起来的方向。作品主要是吸取文言传统，同时又吸收民间语言，冶铸成“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面语言，很富表现力。

作者还特别重视语言的渲染功能。即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对对象的描写，而是在对相关事件或场面的描写中，间接地表现出对象的特征。如关羽战华雄一段:“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只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并未写其交战场面，而只是用“如天摧地塌”十七字，关公之神勇不可当，便如现目前。

在用寥寥数语刻画人物方面所富于的造型力和表现力也令人惊叹。造型堪称是形神皆备，可尊为典范，往往几字，惟妙惟肖。写张飞的造型:“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写关公:“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线条感、色感无一不佳，难能可贵的是极为传神。

作者有些看似漫不经心地描写，很富有表现力。赵云大战长坂坡，作者三处写到了其随从及坐骑的变化。第一处写赵云杀到天明，“回顾左右，只有三四十骑相随”;第二处是救出糜夫人后，“引数骑再回旧路”;第三处是“云提剑插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孤身。”从“三四十骑相随”到“引数骑”，再到“只剩孤身”，都是赵云趁战斗的间隙看到的，暗示了他冲锋陷阵时的奋不顾身，无暇顾及其他。特别是“孤身”二字，点出“赵子龙单骑救主”之旨。在单字上铺展情节，表现性格。水到渠成地让刘备带出“子龙一身是胆”的感叹，真是笔笔富有千钧之力。

在人物语言的性格化方面，《三国演义》也很有成就。曹操吐语，无不含诈;孔明言谈，处处有智;张飞口吻，豪莽不羁;关公出言，包藏傲骨。第三十回有曹操见许攸一段:

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www.daowen.com)

极为热络地一团感情之下，是深藏着的机心;在推心置腹而带有神秘感的语气中，包孕着虚情假意，绘声绘色，玲珑剔透。

《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艺术。

作者给各大系列的人物定下基调，然后在这个大的框架内加以分别描写，使各大系列既各成类型，而每个人物又不失其独特个性。如曹魏一方，突出其庞杂，真正的有用之才不多。其文臣武将形形色色，样样皆备，但却没有蜀汉集团顶尖人物的素质;孙吴集团的人物素质相对最差，作者突出其小气，无真正的顶天立地的大材;蜀汉集团则突出其人物的超绝，无论文武人材，其顶尖者都堪称神品。

另外，动态中为人物写照，写每个人时都注意突出其主要性格基调，让各种不同人物之间互相衬托对比，同向的如曹操与司马懿，有异向的如司马懿与诸葛亮，都可以让各个人物的特点以对比参照中，特色鲜明，毫发毕现。当然同向人物中也有异处，异向人物中也有相同之处，在进行分析时不可太过执拗。

【注释】

(1)沈伯俊:《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2期。

(2)沈伯俊:《〈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新进展》，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5月。

(3)高儒:《百川书志》。

(4)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

(5)韩伟表:《罗贯中著述举要——〈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载《浙江海洋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年第1期。

(6)王前程、张蕊青:《罗贯中的著作权能否定吗——也谈《三国演义》的作者问题》，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

(7)何红梅:《新世纪〈三国演义〉作者、成书时间及版本问题的研究综述》，载《泰山学院学报》2005年9月。

(8)田荣:《〈三国演义〉研究概况述评》，霍松林主编《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王东明:〈建国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综述》，《理论月刊》1995年第3期;梅新林、韩伟表《〈三国演义〉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蒋正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述评》，载《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1期。

(9)《主题问题献疑》，载《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7日。

(10)《〈三国演义〉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历史小说》，载《光明日报》，1984年6月12日。

(11)《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

(12)《谈〈三国演义〉》，载《文艺学习》1955年9～10期。

(13)《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14)《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

(15)《谈〈三国演义〉》，载《大公报》1954年3月24日。

(16)《略谈〈三国演义〉》，载《语文学习》1955年11期。

(17)《对〈三国演义〉倾向性的初步探索》，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2期。

(18)《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19)《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20)《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21)《〈三国演义〉主题新探》，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2)《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23)《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l期。

(24)《〈三国演义〉主题再探》，载《唐都学刊》1996年第3期。

(25)陈辽:《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26)吴功正:《〈三国演义〉的思想和艺术》;霍松林:《明清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