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题和倾向

作为一部典型的历史累积成书的巨作，三国故事在清代前期最终定稿之前已流传了一千多年。历史上无数的文人和艺人在对这个文本进行再创作时，都会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情感倾向贯注于其中，而后来的天才的文学家在对这个文本进行总结性的编纂创作时，不得不面对这一大堆丰富而又失之于庞杂的遗产，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将自己的理念和情感加入其中，这就使得作品的主题思想非常复杂;而历代的读者又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作品的主题和倾向作出界说，就使作品的主题更为复杂。

这里先对前人各种有关《三国演义》的主题之说做些介绍。⁽⁸⁾

首先是无主题说。何满子认为:“在《三国演义》和其他许多小说的研究中，已证明用单纯的抽象的‘主题’来概括一个生活内容丰富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⁹⁾刘知渐也承认，《三国演义》因有多人参与创作，已经“很难确定它的主题”。⁽¹⁰⁾

其次是模糊主题说。欧阳健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应当用比较模糊的方式加以处理。”有三个理由:一是作品源于作者对生活产生的冲动，而不一定是事先设计好非常明晰的主题;二是作者本人从没有谈过创作的意图，而一般古代小说中，作者都会通过序跋之类的文字予以说明的;三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的读者在阅读中领悟到的思想往往是不同的。⁽¹¹⁾

占主流的还是有主题说。约有三四十种，这里只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

一是拥刘反曹说。这是宋代以来民间流传的各种三国故事的基本倾向，也为很多研究者认同。周立波认为:“罗贯中是拥蜀反魏的。”⁽¹²⁾

二是天下归一说。这源于作者本人的声言:“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王志武在此基础上概括为:作品“表现了天下归一的进步思想。”⁽¹³⁾沈伯俊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的主题。⁽¹⁴⁾

三是忠义说。褚斌杰认为，小说中的忠义(刘关张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兄弟结义)应当肯定“为人民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¹⁵⁾

四是人民愿望说。霍松林认为，虽说作者对农民起义并不赞成，但却描写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和人民的痛苦，从而揭示了人民起义的真实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¹⁶⁾

五是封建阶级内部斗争说。李景林认为，作品揭示了封建统治集团间的相互矛盾和斗争，并对此进行了谴责和否定。⁽¹⁷⁾

六是圣君贤相谐说。曾学伟提出，《三国演义》中，刘备是圣君的典型，诸葛亮是贤相的典型，他们鱼水相谐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因而表达了对圣君贤相的风云际会，鱼水相谐的政治理想的思慕和追求。⁽¹⁸⁾

七是悲剧说。黄钧认为魏胜蜀败的结局揭示了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因此，《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悲剧，既是民族苦难的自白，也是民族勇气和信心的见证。⁽¹⁹⁾

八是人才说。赵庆元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²⁰⁾王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重视人才，谁只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能在复杂的局面中取胜，⁽²¹⁾于朝贵也有相同看法。⁽²²⁾

九是天道天命说。秦玉明认为，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和人物命运因果报应的描写，表现了“天道循环”的核心观念。⁽²³⁾潘承玉认为，作者对天命的理解与阐析构成了全书的情节内核，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构成了全书的感情基调，《三国演义》以艺术的方式探索了反天命的可能，提出了反天命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²⁴⁾

另外，还有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歌颂乱世英雄说、颂扬强者说、反思历史说、市井细民写心说、保国安民说和皇权欲说等等。

以上的观点都有不足之处，无主题、单一主题或模糊主题说无助于我们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主题;而《三国演义》并不是没有主题或是主题很模糊以至于难于概括，也不是某个单纯的主题，因此，我们应该用复合主题或叫多元主题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既然说作为历史累积型的作品，历代有数不清的作者参与了作品的创作，那么作品势必有着多个主题，而最后的整理成书者会根据自己的理念和情感对其中的某几点特别强调，这就使得作品存在着并行的复合主题成为可能甚或是必然。

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观中，体现出向往天下归一的理念。

虽然作品没有作者的自序，但是有段开场白起到的作用与序言相仿。作者开宗明义地说:“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这种意图得到了鲜明地展现。作品从建宁二年(169)出现各种异象写起，至西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280)为止，这一百一十一年的时期，正是中国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一段历史过程。作者以时间的发展为经，以魏蜀吴三国的盛衰变化的事件为纬，编织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叙事系统。而在三国之中，又以刘蜀为轴心。

全书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的情节单元。

第一回到第三十三回，即从黄巾起义到曹操平定北方，是第一个单元。这是天下由合而分的时期。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直接导火索。184年，张角、张梁、张宝领导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共分三十六方，大方上万人，小方六七千人，“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包括长江以北，潼关以东的大半个中国)八州之人，家家供奉着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这次起义，被各地统治者的联合武力镇压下去，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群雄并起，各霸一方，拥兵自重。而汉朝的统治力和控制力日趋式微，各种矛盾持续激化。东汉中期以来的宦官与外戚之间的冲突终于大爆发。外戚何进与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的明争暗斗以何进的被杀而告一段落，西凉军阀董卓借平息朝廷内乱入京，擅兴废立，大权独揽。关东各郡起兵讨伐董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推举袁绍为盟主，董卓劫持献帝前往长安避躲。而褊狭的袁绍无法维持联盟内的诸侯团结，反董联盟终归破裂，各股武装之间连年征战不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华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统一的努力开始了。董卓被朝廷内部的忠于汉室的势力杀掉，各种武装之间互相拼杀整合，北方逐步形成了两大势力，一是曹操，一是袁绍。志大才疏的袁绍不具有统一天下的能力，在官渡一战中，主力被歼，曹操基本上统一中原。而他又挟此战余威，平定了辽东，终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孙吴一方，也在东南一带站稳脚跟。

第三十四回到第五十回，写三分鼎立局面的奠定。重点写了曹操与孙权之间的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丧失了军队的大部，此后便无力南侵。而刘备得孔明之助，有了明确的西进意图。

第五十一回到一百一十五回是第三单元。虽然时有魏吴故事穿插其间，但作者的重点却是在叙写蜀刘一方的活动。向西发展逼走懦弱无能的刘璋，刘备成为蜀地之主，开始积极筹划统一大业。而讨伐东吴，彝陵之战大败，打乱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于是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等惨淡经营。接下来又开始了壮阔的北伐战争。六出祁山不果，诸葛亮客死五丈原，姜维继承遗志北伐。这一段正是天下分久必合的努力阶段。

第一百十六回到一百二十回写三家归晋。“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由分而合的阶段正式完成，天下归一。

不仅从作品情节的整体走向可以看出作者的这种创作意图，而且全书的具体选材和细节的描写方面，也在体现了这一点。在风云变幻的战场上，将士们各为其主，拼死效命;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谋臣们各献计谋，算计着削弱对方，壮大自己;甚至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也渗透着互相角斗、争霸天下的意味。这些通常与权力斗争相呼应。貂蝉在书中的个性描写并不突出，是被当作王允与董卓斗争的一颗棋子使用的。她唯一具有个性的表现是在曹操攻打下邳时，她劝吕布不要离城，免遭不测。这一描写显然具有政治军事意义，即保存自己是第一重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参与争霸天下。可惜的是吕布对她的苦劝置若罔闻，因此被曹操擒杀，过早地退出了争战天下的舞台。蔡瑁是刘表后妻之兄，见刘表与刘备往来密切，怀疑刘表欲让荆州于刘备，故欲设计杀之。为了使刘表不将荆州交于前妻之子刘琦，他不惜用借刀杀人之计，欲借曹操之手除之，欲使己之亲甥刘琮牧荆，再徐图大业。而孙权嫁妹于刘备，更是以婚姻换取政治利益的闹剧，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与这一主旨无关的生活场景，作者绝不让其涌上笔端。比如作品中写到刘禅六子，但只写了皇后是张飞之女，余者一概不写。而诸葛亮的家庭生活只是从《出师表》中得知“家有薄田数顷”，再无其他描写。显然在作者看来，刘禅和诸葛亮的家庭生活与三国争雄的政治军事斗争无关，因此不予关注。

拥刘反曹的倾向与作品的悲剧色彩。

在三国故事发展过程中，一向就有正统之争。不同作家在处理这个题材时，会将自己的好恶是非倾向赋予作品。一般来说，没有人将孙吴作为天下共主的正统，而是集中于曹魏和刘蜀之间。这种争论，自有三国故事以来就存在。

西晋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是将曹魏作为正统的。用曹魏纪年，并且曹魏之主用“纪”，而蜀吴之主用“传”。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尊曹魏为正统。但当时民间已认定蜀汉为正统，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予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至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朱熹作《通鉴纲目》，改尊蜀汉为正统。变来变去，还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一语道破天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

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似不应卷入这个是非之争中，因此其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民间长期流传的话本具有的倾向产生了作用;二是作者本人有着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在他笔下，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而曹操则“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是个乱臣贼子;三是作者本人具有儒家仁义思想，自然会忠厚仁义的刘备产生认同感。

承担正统一方的蜀汉是作者悉心歌颂和着力描写的对象。全书一百二十回中，桃园结义到诸葛亮之死五十一年间的事占了一百零四回，而其余五十六年的事却只占了十六回。

正因为作者倾心拥戴的蜀汉却是历史上最先灭亡的一方，对他来说，这是典型的“将美好的毁灭给人看”的大悲剧，因此全书笼罩着一重浓厚的悲剧色彩，这集中地体现在全书最富悲剧性的人物诸葛亮身上。

这个人物的命运可以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著名定义“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来概括。天下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要求历史必须推出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生的安康，但是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却是最不可能“实际上”由诸葛亮来完成，这便构成了他的命运悲剧。

他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对手的过分强大。作者把这归于宿命的“天不灭曹”，即是天意。作者通过诸葛亮之口说:“曹占天时，吴占地利”，而剩给蜀汉一方的只有“人和”一条了。而这种宿命观，使得这个人物始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支配。他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越是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越见出命运对他的不公。(www.daowen.com)

他从一出场就知道了自己的这种下场。徐庶被曹操逼迫去许昌之前，曾向刘备许愿，劝说诸葛亮出山相助。“卧龙凤雏，得一可也。”但诸葛亮听了徐庶一番苦言之后，“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拂袖而入。”但是有感于刘备三顾草庐的知遇之恩，毅然出山相助，从此开始了他悲剧的一生。

他一生的事业，大体上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受刘备知遇之恩出山，至关公水淹七军大胜之后，这是他事业节节上升的时期。他为刘备定下了稳居西蜀，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三分天下，徐图中原的基本国策，一切都在他的预想下顺利进行。先是初出茅庐，博望坡大败夏侯惇，火烧新野;特别是一手导演了有声有色的赤壁大战，使多年漂泊无依的刘备得到了荆州这一把扼中原咽喉的战略要地;接着又挥师西进，逼走刘璋，使刘备当上蜀地之主，成为三分天下中的重要一方。

第二阶段是渐透危象、苦苦支撑的时期。关羽刚愎自用，侮辱孙权，遭致败走麦城。这个损失对蜀汉一方来说是巨大的，因为不仅使其损失了一员“数十年间威震华夏”、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帅，而且还丢失了荆州这一重要战略要地。这本是诸葛亮北伐中的重要基地，可以屯兵作为北伐的大本营，更可以作为由蜀地发动北伐时的重要策应。就蜀汉来说，这个损失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刘备因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唯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承诺，不顾诸葛亮的极力苦劝，毅然倾蜀国所有，调发七十五大兵讨伐孙吴。这一举动有着毁灭性的后果:一是破坏了诸葛亮制订、而他完全认同的基本国策;二是使七十五万大军被孙吴在彝陵一役中，歼灭殆尽，而人力资源的再生需要相当长的周期;三是使他本人正当英年却客死白帝城，使蜀汉群龙无首，只好由无能弱智的刘禅接掌帝位。这些损失，尤其是最后一个，是蜀汉无法承受得起的。至此蜀汉元气大伤，从实力上已退出逐鹿中原的阵营;但是诸葛亮惨淡经营，极力维持，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巩固了后方根据地，有了北伐的跳板。

第三阶段写他六出祁山北伐未果，最终星殒五丈原。初期明看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实际上蜀汉大势已去，他的悲剧结局也不可避免了。自败于东吴后，蜀汉国力一蹶不振。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北伐本来就是勉为其难，而这时，后主又重用宦官黄皓，贪于酒色，朝事荒废。诸葛亮的北伐，并非是时势使然，而是他自度年事已高、时不我待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导致他最终客死陕西岐山蔡家坡的五丈原。对于他临终前的描写，作者显然倾注了满腔的悲愤，故显得特别动人:“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终于为早年回答徐庶的话画上了句号。

诸葛亮的悲剧不是个人造成的。他个人的品质无可挑剔，而他所犯的错误也少之又少(除了错用马谡等少数错误外)，他的失败，确实是厄运太过于强大，他无法战胜。因而他的悲剧，格外具有震撼力。

既然作为悲剧人物的诸葛亮的美好品质在作家笔下无可挑剔，自然有必要做些分析。这是作者倾全力塑造的全书最有光彩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古往今来贤相所有的美德。集中概括，即他的忠和智。

诸葛亮的忠贞，首先表现在他对刘氏政权始终不渝的感情方面。自经过三顾草庐的考验，他认定刘备正是自己可以托之终身的一代明主之后，就再没改变过忠诚，一生都要报其知遇之恩。自此之后，他的全部行为就是辅佐明主，不管历史提供过多么有利的机会，他也从未产生过些微野心。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立下遗嘱，若刘禅不才，让他取而代之。一切以蜀汉的大业为出发点。当时他惊恐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事实上正如刘备所言，后主确实不才，但诸葛亮仍然谨守君臣之礼。刘禅称他为“相父”，一度对他毕恭毕敬，但他见刘禅时一概行君臣大礼。彝陵之战败后，曹操乘蜀汉内虚，派大兵来伐。他旬日不出相府，安居平五路。刘禅惶惶不可终日，前来探望。他见到后，马上行五体投地大礼，口称“臣罪该万死”。

他对刘氏王朝的忠诚，不仅是表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而且在他的行动上，也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在晚年，他不顾敌强我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现实，一次次率军北伐，六出祁山，最终死于北伐军营中。

这个人物最受后代读者喜爱的，是他的智慧。毛宗岗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一绝也。”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孔明智绝，关公义绝，曹操奸绝”。

在对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透彻把握方面，最能体现出诸葛亮超绝凡俗的智慧。他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当他初见刘备时，刘备年近半百，兵力稀少，无立足之地，拥有的资本只是和皇室沾了点儿血缘关系，还有两位武艺高强的铁哥们儿。而他却在隆中的草庐中设计出了远景蓝图:联吴抗魏，鼎足三分，徐图天下。而后来天下大局的发展，竟然与他的设计惊人的一致。刘备正是有了他的辅佐，才从一个不名一文的江湖流浪汉成为蜀汉的开国皇帝。

在具体的战术运用方面，他精心谋划，精心指挥，显示出杰出的军事家才能。在赤壁大战中，他的智慧之灯，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场大战，是曹操征伐孙权的战争。刘备一方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如此，势必唇亡齿寒。而联合孙权抵御曹操，刘备又没有实力。因此，诸葛亮孤身走江东，舌战群儒，指斥孙权手下的文臣是“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一群废物。在说服孙权迎战后，他与周瑜联手。先是利用草船借箭十万支，使东吴有了水上作战最有利的武器;在火攻上与周瑜不谋而合;巧借东风，火烧赤壁，歼灭曹操百万大军;华容设伏，险些生擒曹操。这些，都使他成为这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事实上的导演。赤壁大火一起时，他已回到荆州，乘孙权无暇顾及之时，一举占领了荆襄九郡，使刘备获得了最具战略意义的江汉平原一带，留下了“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的佳话，从而实现了他的全部规划。

他的智慧是超卓的、一贯的，但是年轻时与年老时，却有着不同特点。在初出茅庐时，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所以其智慧往往是通过争强好胜、咄咄逼人的外露形式表现出来。在舌战群儒时，他寸步不让，穷追猛打。“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这不仅道破了刘备与曹操实力无法相提并论的事实，而且捎带指出刘备是个出身贫寒的不入流的角色，是名只能靠吹牛在江湖上胡混的骗子。这是针对诸葛亮之主的人身攻击，主辱臣死，因此诸葛亮当然得反击。“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亦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亦曹氏之贼子也。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这种反驳很有力度。你不说我的主人是个骗子吗。那好，你从小就是靠说谎赢取名声的骗子;你说曹操是汉初名相曹参之后，那他应该忠于汉室，继承家风，为什么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乱臣贼子;你说刘备是胡吹出身，那为什么皇帝要与他联宗，按照家谱给他赐予爵位;你说他出身贫寒，那刘邦不也出身贫寒，难道出身贫寒就不能成大事?特别是最后加上一句“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等于将对方丑化矮化为一个根本不入流的愚民蠢材，将对方的自尊踩在脚下。因句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陆绩语塞”，只能缴械投降。

晚年的他，少了锋芒毕露，多了几分沉稳，显得深沉内向，寡言少语。第一百回，司马懿与诸葛亮斗阵失利，手下多人被俘。而诸葛亮却想战略决战，深知司马懿生性谨慎，自然会采取拖延战术，而蜀兵劳师远征，假以时日，自会退兵。故将对方被俘将士押出，“孔明笑曰:‘吾纵然捉得汝等，何足为奇!吾放汝等回见司马懿，教他再读兵书，重观战策，那时来决雌雄，未为迟也。汝等性命既饶，当留下军器战马。’遂将众人衣服脱了，以墨涂面，步行出阵。”话虽不多，行动也很简单，但都是最富侮辱性的，果真激得司马懿失去理智，大怒，出兵决战，结果“魏兵十伤六七”。前人常说《三国演义》人物前后无发展变化，而诸葛亮可算是个例外。

作者尽管极力突出诸葛亮的“智绝”，但他毕竟是在历史实有人物的基础上来塑造的，因此，不能摆脱原型的限制。《三国志》中说诸葛亮是“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故作品中也写到了“诸葛一生唯谨慎”。魏延曾建议，乘诸葛亮出兵祁山，魏军主力前往迎战，后防空虚时，他自率一彪人马，从子午谷(今西安正南沣峪)突袭长安，从敌后夹击魏兵主力。这确实是一条妙计，事后连司马懿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却被诸葛亮以子午道奇险，如敌兵从山上用檑木石块打击，将全军覆没为由拒绝了。其实，即使失败大不了就是损失一小部分人马。但如果成功，就将全歼魏军主力，据有关中，继而进兵中原，重蹈刘邦霸业。作战就是要“出奇”才能“制胜”，他这明显是“奇谋为短”。六出祁山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春夏之交出兵，久攻不下，秋日收兵，来年再战。司马懿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总是采用拖延战术，只要守住关中，诸葛亮就无计可施。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弄险几无胜利的可能，而他也总是耗到粮草渐尽，无功而返。

另外，鲁迅所说的“状诸葛多智而尽妖”，也是事实。

这个人物为蜀汉事业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尽管他是古往今来最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因此作者越是突出他品行的完美和智慧的超卓，越见得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越显出完美的事物被毁灭的令人扼腕叹息。真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的悲剧打动了不知多少读者的心。

儒家的仁义思想。

作者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故作品中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儒家精神，概括起来即是“仁”与“义”。

儒家学说是一种伦理哲学，以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作为其理论研讨的重点对象，而相对轻视对自然界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而“仁”则居于其学说的核心。儒家的“仁”的思想是孔子提出的，《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克己复礼为仁”，二是“仁者爱人”。其中以“礼”为核心，这种礼所强调的，是以宗法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而礼又是以“克己”与“爱人”构成两个支撑点的。在作品中，这种仁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作者对封建制度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着极大的认同。以下凌上，犯上作乱，在作者看来是绝对不可以的。书中写到了两次禅让，汉让魏和魏让晋，作者的态度都是否定的。因为这破坏了封建社会相沿已久的既定的承递秩序。许田射猎中，曹操用汉献帝的御用金箭射中一鹿，百官以为是献帝射中，纷纷跪在献帝马前高呼万岁。而曹操驱马挡在献帝马前，接受群臣祝贺。关公欲拍马而出斩曹操，被刘备死死拦住。以后关公多次提到此事:“当时若我杀了老贼，何有今日!”

但是儒家并不绝对否定“犯上作乱”，这要看君是否仁君。因此汤武革命，被历代儒家信徒视为典范，而商汤周武也因此而成为圣人，地位高于那些苦谏丧身的贤人龙逢比干，故暴虐之君不可不除。孙皓妄杀大臣，残暴成性，荒淫无度，作者对他的作为是否定的，因此对他的灭亡就没有什么同情，只是如实叙说。作者并不一概否定诛除暴君的做法。在董卓废少立献时，作者通过大臣卢植之口说:“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宫;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恶三千余条……”他当然是反对董卓擅兴废立的，但是显然，并不一概的原则上反对废除君主。因为在儒家看来，社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谋逆造反和暴君施虐，都是对稳定状态的破坏，自然是不可容忍的。

二是作品中的“仁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的构成方面。作者拥刘反曹倾向，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一思想。

刘备之所以能在传说中被认定为天下英主，也是因为他的“仁义”，这是他性格的核心。刘备文韬武艺都不怎么样。文采横溢，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者，书中大有人在。曹植七步成诗，杨修智力不凡，张松过目不忘，当然还有诸葛亮那种政治天才，但是作者却偏偏说他“不甚好读书”。他的武艺在作品中基本没有展示，只有三英战吕布时露了一手。张飞在作品中是吕布的克星，每一见之，必欲诛除，以至于连吕布都说“翼德何故总要杀我”。故张飞首先出战，连斗五十余合，越战越勇。此时天神一般的关公又拍马赶到，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助战。虽说仍未战倒，但可以想见吕布之穷于应付。而此时刘备舞双股剑冲上，实在有打太平拳的嫌疑。难怪吕布此时架隔遮拦不定，飞马便回。显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衡量标准不是文韬武艺，其用心在于他处。正是这样一个人物，搜罗到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官武将，上下一心，官兵誓死效命。他靠的正是仁义，仁治天下，义统诸臣。

仁爱在他那里，又可分成统治者爱民与宽厚待人。

作品中的爱民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在孔子那里，爱民思想是服从于礼治社会的要求的;到了孟子那里，这种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具有本体论的性质。他特别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演义》在这方面，得之于孟子甚多。董卓为了避开反董联军的锋芒，从洛阳迁都长安。“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董卓之所以迅速覆亡，失去民心是重要原因之一。故他被杀之日后，“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血腥恐怖的场面，被作者写得痛快淋漓。

作者充分地描写了刘备仁爱待民的系列场景。初作安喜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博望坡大胜回新野时，百姓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弃樊城走襄阳，百姓相携跟随。曹操大兵追至，而他日行仅十余里。众将一致建议:“皆弃百姓，先行为止。”刘备却哭泣着坚持:“举大事者皆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仁政的实施，换来了相应的效果，即“所到之处，闻刘皇叔至，民莫不簟食壶浆，夹道相迎”，拼死相随。即使在最危难时，也会有百姓不惜一切，援之以手。吕布袭沛，他匹马逃难。“但到处，闻刘豫州至，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无食可进，竟杀妻献肉。

刘备性格中的突出特点就是待人厚道仁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儒家的道德信条之一。刘备在逢到自身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处理。在得到的卢马后，单福(徐庶)认为，的卢马妨主，建议刘备将马赐给手下某位自己厌恶者，待妨过此人后，骑乘“自然无事”。当时刘备正为得到徐庶而兴奋，但听到此言后，“勃然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进行道德试探的徐庶，因此对刘备大生好感，于是真心效命，为刘备设计大破曹军。曹操知徐庶在刘备处，将徐母拘押，迫使徐庶附己。徐是刘备得到的第一个卓越的谋士，当时也是唯一的，但是为了让徐庶母子相见，甚至不惜冒徐庶转投曹操后自己面临的巨大危机，毅然放走徐庶。而徐庶对刘备此举的报答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刘备不是没有攻城略地的雄心，但是如果这与他的仁厚原则发生冲突，他绝不为之。刘表欲让荆州于他，他坚辞不受;陶谦三让徐州，他拒不受任。进兵西川，有人劝他杀掉刘璋，取而代之，他坚拒不听。这个人物的性格深处，积淀着传统圣人君子的美德，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各阶层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普遍要求。

作品中的“义”是维系刘蜀集团内部团结的最重要的纽带。桃园结义，形成了刘蜀集团的领导核心，使得这一集团的君臣关系，建立在手足之情的基础之上，因此，“人和”成为这个集团明显区别于曹魏和孙吴集团的特点。在内部关系方面，在刘备生前，总是最稳定团结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件都无法动摇。其他两大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在这里是见不到的。理解信任、生死相报，是这种义的核心。关羽在兵败徐州后，不得已降了曹操。无论别人说什么，甚至三人中的张飞都认为关公是叛徒而不加饶恕，但刘备却力排众议，对关公一往情深，这种感情换来了关羽的忠心不二。曹操用金钱、厚爵、名马、美女引诱，而最终换来的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回到刘备身边。诸葛亮不顾自己将“为享祭之牺牲”，而“许先帝以驰驱”，也正是对刘备之义的报答。

但正是因为刘备将义凌驾于一切之上，所以关羽一旦被孙吴所杀，他便一日数哭，水浆不进，不听诸葛亮的苦苦相谏，新率大兵讨吴，最终身败而死。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义”的观念内部明显出现了矛盾。从理智方面来讲，他认为诸葛亮坚持的是大义，不能因为关公事件这一突发的危机破坏“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基本国策;但从感情角度考虑，他显然倾向于这种生死不渝的异姓手足之情。毕竟这种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代表了人类最高尚的感情。

而关公虽说有种种缺点，如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因小失大，但有了义，就是作者赞美的“义绝”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