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译自[日]渡边宪司、野田研一、小峯和明、白根治夫：《日本文学与生态批评——从环境的角度出发》，勉诚出版，2011年版，第412页。）

野田研一

内心世界大抵是没有他爱的。自私主义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捂住了自己的耳朵。通过想象力随意地编织着自我中心的想法。风吹向自己，树叶落到自己脚下，都不是偶然的，想象着它们都是注意着自己的。但是，过于发挥想象力的话，就会暴露原本什么都不懂的本质。

（安妮·迪勒德《美国童年》）

1.

2010年1月9日（星期六）～10日（星期日）两天的日程当中，国际研讨会“生态批评和日本文学研究——自然环境和都市”在立教大学召开（主办：立教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日本文学专业；协办：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日本文学科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本特集汇总了当时研讨会上的研究报告及演讲内容。（注：详细的日程安排等请参照立教大学的网址：http：//www.rikkyo.ac.jp/events/2010/01/6104。）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解读日本文学，以及重新对日本文学进行探讨，以此为目标的这次研讨会，毫无疑问将作为日本文学中探索生态批评的前导性尝试被记载下来。

生态批评把焦点集中在文学中的自然环境问题上，作为以此为中心的文学研究和评论理论，一直倍受关注。最近出版的英美文学理论入门书中，可以说必定会包括生态批评的部分。90年代初期在美国发起的生态批评学术活动，在其后的20年里，作为美国最新兴起的文学评论理论受到注目，同时，也开始在英国文学专业中积极配备生态批评专家。

另外，2010年是东亚地区活动频繁的一年。首先，11月上旬，在韩国的成均馆大学（首尔市），“第二届ASLE-Korea&ASLE-Japan共同研讨会”以“生态学、消费、他者性”为题目召开。所谓ASLE是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的省略语，是以生态批评为专业的学会。1993年在美国创立，日本于次年1994年创立了ASLE-Japan/文学·环境学会（英语名称相同）。国际上，作为这一领域的学会，日本有着仅次于美国的悠久历史。（注：关于ASLE-Japan/文学·环境学会，请参照以下网址：http：//www.asle-japan.org/。）ASLE-Japan和韩国2001年设立的ASLE-Korea自2007年后同期召开。去年，是其第二届会议（第一届在金泽召开）。日韩已经进行了研究交流和人员交流，并决定2012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三处共同召开会议。

其后大约1个月之后的12月中旬，这次是在台湾的淡江大学（淡水市），召开了“第五届淡江大学国际生态论述会议”。淡江大学以英国文学科为据点，围绕“生态批评言论”的国际会议已持续召开五年，值得关注。题目是“亚洲的生态批评——近代性的再定位、自然的回归”。刚才谈到的日韩研讨会中也有若干名来自美国、中国的研究者参加，但在中国台湾，能听到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美国、西班牙等诸多国家的研究成果汇报。其中一个中心议题，是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金教授的发言，他批评道：“曾经我们引用美国，美国不引用我们”。作为对生态批评中以美国为中心的风潮的批判，接受这一观点的正是美国文学环境学会的第一代会长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内瓦达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如题目所表示的那样，也许是宣告了“亚洲生态批评”的开始。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参加并作了报告，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受到的关注正在扩大。

围绕生态批评的活动当然不能说是十分频繁的，但在国际上的确看到了它的范围在拓宽。在我粗浅的了解范围之内，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阿根廷、土耳其、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地都召开了关于生态批评的国际会议。现在相关学会在英国、加拿大、韩国、中国台湾、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都有设立。在这种活动的背后，支持这种活动的是什么呢？这种活动不能单纯从文学研究的“政治化”或者“社会化”来分析。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生态批评相关的研究人员不一定全都是环境保护论者。另外，也因为不能仅用“政治”的语言来解说文学的问题。与其这样说，不如说生态批评的登场，带来了一个新的观点，涉及此前被有倾向性地排除掉了的两个问题，这么说也许会更恰当。美国生态批评是从对自然文学的研究发展而来的，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自然写作这种新体裁的出现就是其证明。

自然写作指的是“围绕自然的纪实文学·随笔”这一体裁，美国的生态批评是在对这种体裁的关注的同时形成的。一般来说，在文学研究当中，纪实文学·随笔这种体裁在与诗歌、小说、戏剧这些体裁比较的时候，事实上它是一种极其小型的体裁。换句话说，如果有作为生态批评登场的基础之一自然写作的研究活动的话，那一定是与再次编写文学史·文学研究当中的“正典”有关。“开发”作为非正典的、一直被忽视的自然文学这种体裁，并且提出了基于自然写作基础之上的纪实文学这种体裁，或者把纪实作为文学研究当中的课题提出来。这两点是促成自然写作的直接原因。当时，作为强大后盾的是，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作品《瓦尔登湖》（1855年），是唯一被正典化的文本，这部作品推进了以此为先驱的自然写作的历史构建，这是自不必说的，但这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把非正典的作品正典化的想法，比起原本批判“正典”的目的来说，或许意义在于仅仅通过文学史的秩序的重组来形成一个新的序列。

2.

持续提出关于纪实文学当中的体裁论的正典性和纪实性的问题，再加上自然的“他者性”的问题也是自然写作研究的意义所在。对这种体裁的纪实性的重视，存在于某种志向当中。这种志向在动摇了表现与实际之间关系的同时，却又积极解答自然的他者性和异质性的问题。或者是创造出一个契机，重新思考有经验的现实感，包括以其为对象的语言表象性的框架。包含着与他者性相遇的叙事化，比如说野生或者野生性的问题，还有拟人化=修辞论的问题，甚至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复杂并且本质的许多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他者论的立场当然是与批判人类中心相关联的。然而，生态批评在美国正式化的时候，某些美国的浪漫主义研究者表示出以下的状况认识。(www.daowen.com)

创造出理解他者的理论是21世纪哲学和文学评论的中心推动力。特别是最近几十年，这种表现更为显著。但是纵观拥有这样思想的研究者（例如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他们都没有把他者的概念单纯设想为人类。作为个体的他者，作为人种的他者，作为文化的他者，仅仅是这些异质性（foreignness）成为问题。除去环境保护论者的著作，虽然不是直接的，但与海德格尔的“存在”（being：这里说的“存在”不仅限于人类的存在）相关的著作，自然界一般的都会被忽视掉，尤其是动物的“他者性”（the otherness）。谈论关于环境的权利和动物的权利问题的人们，虽然利用了包含他者性这种抽象的人类中心的观念的伦理层面及政治层面的意义，但实际上他们和关心生态问题的人们，以及在政治文学领域中去倾听被排挤被压迫的声音的人们中间并没有达成学问上的共识。

作家Onno Dagga Oerlemans，虽然他理解的20世纪的思想明显倾向于他者论，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主要的他者论都不以自然为对象（也就是排除）？“倾听在政治和文学的领域，被排除被压抑的声音的人们”，为什么对自然环境的问题不关心？那是因为自然环境不是人类。借用《自然和沉默——思想史中的生态批评》的作者克里斯特法·马内斯（Christopher Manes）的话来说，这种不关心的深处，存在着自然不是“主体”的潜意识。不是“主体”的证据，是因为自然“不会说话”。自然是“没有声音也没有主体”的存在。结果“从生态学角度去关心的人们”和有着文化层面上的他者思想的人们之间不能达成对话。奥尔曼兹（All Mans）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自然连一个他者都不是的思想依然存在于迄今为止的他者论（自然论）的前沿部分。（注：茨维坦·托多罗夫认为“交际有两大形式，其一是人与人的交际，另外一个是人与世界的交际”，他反复强调，近代以后，人与世界的交际彻底被压抑。近代人丧失了将世界（自然）作为“主体”即叙述主体这样的认识。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认为“自然是能够与人交际的叙述主体”，这一认识仅仅是一种泛灵论倾向。托多罗夫最近再次强调，自然充满着符号。所谓叙述主体就是符号的集合体。）

自然究竟是一个“没有声音也没有主体的存在”吗？是不属于他者论的范畴的思想上的局外人吗？关于人种的他者和文化的他者进行思考的人们，对这种他者曾经或者现在，被定位为一个没有声音也没有主体的存在，表示出了疑问。一个声音和主体被剥夺了的他者。但是，如果是人的话，会有一个“共鸣”的基础，如果是自然的话，就无法想像了吧。众所周知，环境史学家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1939-）的《自然权利》围绕这个问题描绘出的基本构图是基于被压迫的他者的“民主化”（democratize）的想法。也就是把民主的对象扩大到谁的范围？这个简单的想法扩大到自然的时候，就产生了“自然权利”的问题。但是，一般的把自然他者化，也就是作为保持固有的“声音和主体”的他者去定位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思想状况依然没有被解除。

提出自然写作研究，使它与生态批评接轨的课题之一，就是这种自然他者论的问题吧。自然他者化，是把自然作为“有声音有主体的存在”来认识的思想格局的问题，但这个事情本身还没有结束。换句话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还没有结束。不仅如此，人类作为中心有什么问题吗？这种态度转变的声音，音量要高于自然的声音，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并且那个声音不是从反自然派，而是从自然派当中发出的）。自然再次成为“没有声音没有主体的存在”了吗？如果感到这种问题是荒唐无稽的，举个例子，社会思想史学家今村仁司（Imamura Hitoshi，1942—2007）晚年的工作就是这个问题，即坦率地去重新探寻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对话”，展现出来的这些思考的痕迹，再更多地去了解一些吧。

对话绝对不是仅仅还原到人类和人类的关系当中。例如，人与神之间有对话，这种对话作为历史现象是最多的。记号和象征的交换确实是在人类与人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之间发生。但是人类不是仅仅凭借记号和象征生存的，他们想象着与神和自然之间的对话而生存着，现在更是那样。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不是独自的对话。的确自然与神一样，不像人类那样有语言，因为没有语言，所以没有对话的交涉，即使自然是沉默的，人类也是在沉默之中与自然进行对话。

“对话绝对不是仅仅还原到人类和人类的关系当中”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独自的对话”，今村敢于这样说，说明了围绕自然的状况没有展开“他者论”的认识的强度吧。从今村的身上，能够看到他对他者的自然的〈声音〉的明显的态度。与自然之间的“对话”、交际论的认识和行为。“即使自然是沉默的，”自然也是“有声音有主体的存在者”。与那样的存在者之间的“对话”，人类“想象着生存，现在也没有改变”。正是这种想象的“对话”这种能动主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体现出了与自然的根本关系。今村仁司这位思想家把那种思想格局作为他晚年的重要工作，在这一点上我想要给予关注。

诗人兼作家小池昌代（Koike Masayo，1959—）的随笔集《黑卵》（2005年）中，收录了《河边的床》这篇极短的随笔作品。是被归类为作为纪实文学的自然写作范畴内的一部作品。这篇作品实际上是根据日常生活当中的无意的一件小事写成的。坐在朋友开的车上，行驶中爆胎（处所认为是东京都内）。没办法去了修理工厂，结果等了一个小时左右，为了打发时间，到附近“胡乱”走走，开始了“没有目的的散步”。于是就来到了河边，在沿着河边的绿茵路上开始漫步。走着走着，突然来到了一个河声变得很湍急的地方。作者在“引起人的不安”的水声中，感受到了“来自自然的无言的威胁”。但是，再往前走几步，绿茵路没有了，回到了车站前日常景象的世界中。作者回到了日常状态。这时作者有点儿嘈杂的不安感。但是，心中的嘈杂与其说是河水的余音，不如说是在都市一角像突然袭击似的自然的嘈杂，可以说通过被声音侵袭，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被动摇，可以说是围绕那件事的真实性的余音。

这部作品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由日常/非日常（河=自然）的情节构成的。舞台是城市中心，把日常生活中被不经意的湍急的河水声动摇的“体验”写成文字，通过与那样的自然的接触，来解释认识论。这种“体验”（实际上是不安的感觉，也是威胁）的过程本身，可以说是和自然“交感”的事件。如果那样的话，那种“交感”的事件本身，被以自然〈他者性〉的认知为媒介来讲述，从这个状态中可以看到自然写作当中纪实性的作用。正如之前的引用当中今村仁司所叙述的那样，在这个简短的过程当中，能解读出人类“想象着”与自然之间的对话生存这种具象的存在方式，以及其中浮现出来的自然的“声音和主体”真真切切的存在感。

小池昌代内心的纠结，既不是叙述伦理，也不是叙述保护自然的精神。而是讲述了与客观存在的自然之间的“对话”的体验的重要性。自然写作就是与作为他者的自然相遇的叙事，通过不断加强向自然敞开自我，来寻找自然的“声音和主体”的存在形式，意图在不安的漩涡中立足。就像今村仁司所说的“即使自然是沉默的，人类就在沉默中与自然进行对话”。

本章主要简单地追溯了学会的动向，以及从自然写作到生态批评的发展过程，凸显了纪实性和他者性的问题。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作家自身意识到表象和事实的差异的过程。本文开头引用的安妮·迪勒德（Annie Dillard，1945—）的反语“风吹向自己，树叶落到自己脚下，都认为不是偶然的”，说的不是别人的事情。正是表象世界（模仿白根治夫，被“二次自然”化的文化准则）的魔鬼。克里斯特法·马内斯说“五百年中，在西方世界，人类是对话的中心。这种虚构的角色，使自然界没有声音没有主体，使其闭塞”。我们尝试的是自动打开〈他〉=自然的能力。自然如果不是那样的他者，当我们要回避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被表象所迷惑了。我们经常处在表象和现实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