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哥斯拉的复活

1954年的哥斯拉在核试验产生的地球大范围放射性污染的恐怖中登场了。从那以来，昭和时期的哥斯拉的设计兼具社会性和风俗性，在外观上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其表情变得稳重，更具幽默性），但是其凶残性和残忍性有所减弱（变得不再碾碎人和车）。哥斯拉不久就开始担负起地球和人类守护神的责任，可以说哥斯拉变成了如同奥特曼般的正义的化身。由此，再一次尝试使初期的哥斯拉拥有的神秘而暴力性的爆发，这是理所当然的发展路线。

被称作哥斯拉复活的项目是1978年开始的。眉村卓（Mayumura Taku，1934—）、光濑龙（Mituse Ryu，1928—1999）、荒卷义雄（Aramaki Yoshio，1933—）等当代的科幻小说作家们以哥斯拉复活为题写了具体的情节结构，以竞争创作的形式提交了作品。正因为是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们创作的，所以每部作品中的哥斯拉都被设想成与外星人和外星生物相关。东宝的“哥斯拉复活”项目的目标是，反省“昭和时期”哥斯拉的粉丝层呈现低龄化的趋势，使大人也喜欢“哥斯拉”电影，让本来那个令人恐惧的“哥斯拉”形象重回银幕，而不是令人亲近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项目中有关“哥斯拉”的创意，就像当时的《星球大战》（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1944—）导演，1977年拍摄）和《异形》（雷德利·斯科特（注：雷德利·斯科特（Sir Ridley Scott，1937—）。）导演，1979年拍摄）那样，作为宇宙怪兽，被认为仅仅是引起宇宙空间的扩散。“恐怖的哥斯拉”的复活，它是第一部作品《哥斯拉》中兼具残暴性和凶狠性的“凶神”般的具有神话性的哥斯拉，这是向最初期的“氢弹大怪兽”的回归，充斥着大气、海水、土壤、动植物愤怒的全球规模的暴动，大气、海水、土壤、动植物已彻底地被美国和苏联的核试验高度污染，哥斯拉除了反抗别无他路。

不过，在昭和时期的哥斯拉系列中，由于哥斯拉和金刚、魔斯拉、王者基多拉等的对决，以及哥斯拉的儿子——迷你拉的登场，使观众群呈现了更加的低龄化，经过巨型哥斯拉等的机器人怪兽的登场，哥斯拉电影被评价为“千篇一律”、“面向孩子”等，吸引的观众数量越来越少，人们甚至开始担心这一系列是否能够继续下去。

这时，最初创造“哥斯拉”的制片人田中友幸（Tanaka Tomoyuki，1919—1997，负责昭和时期哥斯拉电影全部作品的策划和制作）对此觉得是出类拔萃的。其他的原作者和电影剧本作家的想法往往是向宇宙空间扩散，向类似星球大战的方向创作。田中友幸与此不同，他策划通过让哥斯拉再一次回归到出发点“氢弹大怪物”，使它复活成恐怖的哥斯拉。

当然，正如之前提到的，氢弹大怪兽哥斯拉恐怖的根源在于在比基尼岛环礁遭受轰炸的日本金枪鱼渔船第五福龙丸事件和之后被放射能源污染的鱼，也就是放射性物质已经蔓延到我们的餐桌。这就是从被放射能源污染的金枪鱼那样的水产品，到农作物、加工食品、自来水，最后到放射性雨、放射性土壤，涉及吃穿住所有的方面。

全学共斗会运动和赤军派事件、冲绳返还运动和反对公害运动等持续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结束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社会中，现在人们不会再对核试验引发的核战争而感到害怕。1963年以美苏两国为首，签订了部分终止核试验条约，将在大气圈中进行的核试验转入地下进行（禁止在大气圈、宇宙、水中的进行核试验）。另外，美苏在1974年签订了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规定不再进行爆炸量在15千吨以上的地下核试验。

并且，最终禁止在朝鲜战争、古巴危机、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实战中使用战略性核武器，印证了毛泽东嘲笑美国的核武器是“纸老虎”。由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大国核武器拥有量过多，核武器变成了“禁用武器”，他们双方必须意识到核武器会给双方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虽说如此，也不能保证以后一定不使用核武器。而且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劣化铀弹是从铀浓缩的副产物劣化铀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放射能性。）

在以核裁军为目标的国际形势中，还以第一代哥斯拉“氢弹大怪兽”为卖点，仅仅依靠从哥斯拉的口中能喷射出具有放射能的火焰，是很难使之重现曾经的“恐怖”的。因此，在哥斯拉复活计划中，利用的是核能的另一种用途，那就是核电站。

2.哥斯拉再次牺牲

有名的制作人田中友幸亲自策划编写的《哥斯拉的复活提案》与成为1984年公开的第二季第一部《哥斯拉》的故事有直接关联。在提案中，哥斯拉向政府集智慧为一体建造而成的《关东原子能研究所》踏出了破坏性的第一步，这里是“位于99里松林”中“未来城市建筑群”，这也是“将来能源政策的一部分。提案中原子能发电所及其设施，还有拥有很多的最新研究设备的《关东原子能研究所》”毫无疑问是影射位于茨城县东海村核电站和原子能研究设施。在此处正在进行世界瞩目的“激光核聚变发电”的试验。这个实验是让强力的激光射线接触“重氢、超重氢等的原子核，引起缓慢的核聚变，利用这个反应，从爆炸和放射能的危险中摆脱出来，进行新的安全的核能发电”。

也就是说普通的核能发电是使铀发生核裂变，利用核裂变产生的热量使水沸腾来发电。与此相对，像氢弹那样，使氢发生核裂变，利用核裂变产生的强大的能量来发电，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发电方法。当然，目前的人类无法在现实中将核聚变利用于氢弹以外的方面。

哥斯拉渐渐地向核电站前进。由于自卫队和三面怪兽蒲甘的猛烈袭击，哥斯拉竭尽全力破坏核反应堆厂房，将它推倒摧毁。但是，氢弹大怪兽哥斯拉破坏设施的同时，一边吸入喷射、飞溅出的放射能，从而再次恢复了呼吸。哥斯拉体内充满来自原子炉的放射能，力量变得更强，最终打败宿敌蒲甘。所向无敌的哥斯拉横冲直撞，肆意发狂。不过，利用激光射线进行核裂变的研究者稻村博士发明了超原子核武器，将这个武器向哥斯拉身体发射，于是在哥斯拉体内发生了可怕的核聚变反应，这使哥斯拉化为一个火球，射向了空中。

不过，这到底是计划书中的故事，与实际创作中桥本幸治（Hashimoto Kouji，1936—2005）导演拍摄的《哥斯拉》有很大差距。在完成的电影中，关于九十九里滨的核能研究，静冈县的滨冈核电站成为“京滨核电站”的原型，反面角色怪物蒲甘没有出现（代替出现的是叫船虫这个怪兽，他不是哥斯拉的对手）。不过，哥斯拉对核能源的执着程度比计划案中的更强烈，它袭击了苏联核潜艇和核电站，就是为了吸收核能量。也就是说，哥斯拉对核物质、核能源、放射能的依赖程度变高了，可以说它作为“核中毒”的患者，身体没有“核”就不能生存（在电影中，哥斯拉破坏了核反应堆厂房，从里面揪出原子炉收藏容器，吸收里面的放射能。因此，周围没有放射能飞散）。

正是因为宣告“恐怖的哥斯拉”的复活，哥斯拉的身高从之前的50米长到了80米，长相也从孩子的伙伴“迷你拉的父亲”毫不客气地变为了原来狰狞的面目。和第一代哥斯拉一样，第二代哥斯拉毫不留情地破坏东京的街道，破坏新干线、晴海码头、有乐町中心大楼、东京都政府的所在地西新宿副都心，20世纪80年代熟悉的东京的各个地方都被哥斯拉践踏了，与此同时还伴随着金属的怪声。

与30年前的东京相比，东京变得摩天大楼林立，变得更光鲜、更开阔。如果是过去身高50米的哥斯拉的话，也许不能肆意地破坏，而是被淹没在高楼大厦之间。即使变为80米，还有很多比哥斯拉高大的大楼。无论怎样攻击，自卫队依旧在哥斯拉面前束手无策，坦克被哥斯拉用脚碾碎，机动炮被巨大的尾巴打倒，战斗机被它嘴里吐出的放射性射线烧毁。最后是秘密武器首都防卫战斗机超级X用镉弹成功地减弱了哥斯拉的力量（镉是在铀核裂变时吸收中子控制核反应的。这个想法与《哥斯拉之真假对决》（注：《哥斯拉之真假对决》，1990年。）中出现的被作为对抗哥斯拉的武器“抗核细菌”的使用的想法很相似，“抗核细菌”也就是阻碍核分裂的一种细菌）。但是，误发的苏联核导弹被美国的拦截导弹拦截，在新宿上空被引爆。于是大量的放射能飞散，这使窘迫的哥斯拉走向复活。即使那样，被哥斯拉破坏的现代（20世纪80年代）的东京是多么适合激烈的破坏和毁灭的处所！虚假的繁荣、虚伪的丰富、脆弱的城市基础支撑着海市蜃楼般的都市生活。

如果没有核电站，是无法维持能源消耗巨大的现代生活的。就像电力公司吹嘘的广告宣传那样：活跃的现代生活。也许就像连核弹爆炸的能源都吸收的哥斯拉一样，对核能具有贪婪的欲望。但是，即使哥斯拉的恐怖象征着核，但无法代表核电站的恐怖。在这个意义上，哥斯拉还只是代表并象征了核武器时代人们的恐惧。

“哥斯拉的复活”成功了吗？从田中友幸的策划方案开始，到永原秀一（Nagahara Hideitsu，1940—2001）的电影剧本和桥本幸治实际拍摄的电影作品，“核能发电”的中心思想逐渐变弱了。应该没有观众会把核能发电的凶残和哥斯拉联系到一起吧。将核能发电当作哥斯拉一样恐怖的对象来看，在这个时代还为时尚早。

11年后，在平成时期哥斯拉对战系列最终回的《哥斯拉之世纪必杀震》（1995年）这部电影中，明确说明了哥斯拉的构造在本质上和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哥斯拉系列真正地结束了）。在这部作品中，全身闪着红光的哥斯拉带着体内核爆炸的危险性来到了中国香港。不久，又到了中国台湾、冲绳，然后一路北上，在东京湾，它与打败第一代哥斯拉的“水中氧气破坏素”演变成的怪兽戴斯特洛伊亚进行殊死搏斗，虽然红莲哥斯拉最终打败了戴斯特洛伊亚，而他自己也牺牲了。由于堆芯熔化，相当于哥斯拉心脏的核反应堆崩溃了。昭和时期的哥斯拉正如文字表述的那样，是核怪物。但是，平成时代的哥斯拉变成了核电站怪兽（作品中也有入侵伊方核电站的场面）。在此，哥斯拉的创作者们放弃了核怪兽，而选择了同核电站一样的核能化身。

不过，在1984年或是1995年，制作以及观看这部电影的人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哥斯拉的心脏的核反应堆堆芯熔化的可怕。原子炉的温度升高到接近2000度的话，就会堆芯熔化。它接触到水就会引起氢爆炸，所有的放射能将散布到整个地球的每个角落。最初的《哥斯拉》中，在东京湾，哥斯拉被“水中氧气破坏素”打败并化为了白骨。“平成”时代的哥斯拉系列中的最终回是《哥斯拉VS戴斯特洛伊亚》，哥斯拉堆芯融化、溶解、崩溃。但是，后来的哥斯拉电影没有让现代日本以及世界意识到核能发电同原子弹和氢弹一样恐怖。哥斯拉第二次牺牲了，但是已经将“核能”和放射能（放射性灰尘）的恐怖扩散到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个角落。

3.若侠核电站“银座”

原子弹和核能发电就像硬币的正反面的关系，基本上是人们无法完全控制的危险的东西，这应该是前一章得出的结论。的确如此，在迄今为止的日本文化史、文学史中，与原子弹爆炸相关的文学作品、文章有很多，但是关于“核能发电”给人们留下记忆的文章几乎没有。

原子弹是为了战争研制的武器，核能发电是核能源的“和平利用”，从常识来看应该被理解为是正面的。不可否认的是禁止核能运动、反核运动在战后的日本社会被涂上了浓浓的政治思想色彩，背离了普通的人们。现实中参加广岛和长崎和平运动的只有那些举着各自旗帜的劳动工会成员、政党成员和受到政治团体和组织影响的人。

其中，一部分文学家们持续敲响了关于核能发电危险性的警钟。其中的一位应该说是水上勉。他出生于现在被称为“核电站‘银座’”的福井县的若侠地区。大饭町（现在叫大井町）是水上勉出生的故乡，在现在（2011年4月），大饭核电站的1号机到4号机都在运转。而且在附近的美滨、高滨也有核电站，在敦贺不仅有敦贺核电站，被称为新型增殖反应堆的“文殊”也端坐在那里。渔业和零散的农业都勉强维持着。失去生存手段的若侠人由于人口减少，从幼年时期就当伙计，女人们被迫卖身的情况也不少见。《五号街夕雾楼》和《金阁炎上》等作品中就描写了年轻僧侣和娼妓由于怀有同乡人的情谊而发展为恋爱关系的情节。

正是促进都市浪费使用电能的电力公司在这样贫穷的家乡建设了核电站，使这里变为了很富有的地方，由此日本政府实现了以核能发电为中心的能源政策。若侠的人们由于这样的都市核能推进政策出卖的不仅仅是土地、家园、大海和大山，还有扎根于这片土地的人们的心。他们得到的是有限的钱，而失去的却是“灵魂的家园”。

水上勉在很多部小说中都描写了在若侠这个贫穷的地方的那些无足轻重的人们。捕鱼的人、种果树的人、做棺材的人、做木屐的人。水上勉即使处于底层之中，也注视着比自己更加底层的人们的生与死，并进行描述。对于水上勉来说，建在故乡海岸和海角上的混凝土和铁制成的巨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设施和设备最初就赋予了成为废墟的命运。它们正是断送了故乡美景的异形建筑物，这与若侠很不相称，怪诞、奇怪、莫名其妙。这个巨大的装置处理着看不到、闻不到、手摸不到的原子和放射能，就如同恐龙和长毛象的尸体一样，是本不应出现于此的东西，但是却横躺在那里。长篇小说《故乡》中有这样的描写：

大约是离眼前的二座核电站有500米的距离。由于松树和米槠混生，枝叶舒展，原子炉的圆形屋顶腹部以上部分向天空突出来。虽然是巨大的圆筒建筑物，但是很怪异。有2个这样的建筑物隐藏在迂回的幽静的刚刚凿开的山路的后面。而且，那圆形屋顶就在二座旧的核电站的对面，向北方突出的半岛有一半山脚就像被剥了皮的牛一样露出起伏的地层。二座核电站的圆形屋顶是灰黑色的圆形，就像突然生根了一样建设在那里。有1千米吧。通往工地的凸凹的施工道路上几台卡车和翻斗车在行驶，看不到人影。巨大的建筑物就像怪物一样出现在大海的海湾中。没有人烟，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这就是关西电力位于若侠湾突出的海角一端的高滨核电站的样子。这是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富美子和孝二的芦田夫妻乘坐出租车去看核电站的场面描写，但这一定是作者水上勉亲眼所见的场景吧。高滨核电站的1~2号机器开始运行是在1974—1975年，3~4号机器的建设工程是1980年开始的，开始营业运转是在1985年，所以可以推测这部小说的背景时间是1983—1984年左右。移居美国的夫妇回到祖国，看到这幅光景——突出在故乡若侠湾的，位于海角后面阴森地耸立着几个怪异的怪物般的核电站。

在故乡若侠，即使贫穷的人们也非常努力地生活着。像怪物一样的核电站与这样的故乡极不相称，是多余的。作者水上勉认为很多核电站建在若侠这个地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近代日本农村有这样的习俗，那就是兄弟之间不会分割狭小的耕地，而是由长子一人继承，次子和三儿子就要到城市发展（“分田”的人就是“混蛋”）。为了争口气给到城市奋斗成功的弟弟妹妹他们看看，留在家乡的长子们为了实现比城市更富裕的更现代化的农村生活而导致核电站在这里建设。

这些描写强烈地表达了水上勉（一个从若侠到京都寺庙的小和尚）的个人见解。年轻人都去了城市，留下来的都是老年人，继承农业的儿子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们，这也是农村的一种弊病。而建设核电站则可以把这里变得比城市还要繁荣。

当然，这不是真正地使当地得到重生，而是像吸毒成瘾一样，最终瓦解和毁灭这里。像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周边地区就的的确确正在走向毁灭（福岛核电站的所在地双叶町和大熊町就是如此），与这样的危险比邻，接二连三地建造核电站，就像核电站银座的若侠和柏崎那样，作为人类居住的地方已经被完全破坏了吧（在柏崎，诱拐少女，长期监禁在自己家里，而同住的母亲和附近的人完全都没有发现这样“奇怪”的事件也发生了。是什么东西坏掉了（注：矢部史郎《核能城市》，2010年。））。

在《故乡》中，核电站被说成是“棺材”。丈夫孝二引用儿子的话“谦吉是文明的妖怪。确实妖怪的那个棺材过于大了”。与此相对，妻子富美子反驳道：“不过棺材很厉害。多亏了核电站，大家可以奢侈地生活，国家才能发展。”但是，人们开始意识到，那种“奢侈”是短暂的，“发展”到了顶点，结果核电站并没有给人们和社会带来幸福。将核电站这个“怪物”关在“棺材”里的方法真的存在吗？最紧要的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芦田夫妇最终放弃了回国定居在“核电站银座”若侠的想法。因为故乡已经成为满是“棺材”的地方（注：《故乡》在1987年之后的两三年期间在《京都新闻》、《福井新闻》等各地方报纸上连载，直到1997年才发行了单行本。单行本的出版之所以拖后是因为这本书“以不断变化的现代农村和渔村的代表若狭和丹后为舞台”。对于作者来说有一种没有把“现代”完全写出来的未达成感。或者说因为对核发电持否定看法的语言太多，让人觉得作者是否是对当地有不满，或者是对核发电有所担心。但是，隐藏在箱底的这十年期间，核发电站的状况越来越恶化（事故频发）。作者也因此下决心要出版单行本。另外，野坂昭如也写过以若狭和丹后的核发电站为原型的短篇小说《乱离骨灰鬼胎草》和《山师之死》。）。

另外，水上勉写了短篇小说《金锤叙事》，是以住在若侠故乡的童年的朋友为主人公。在“核电站”做短工的他，脸颊出现幼儿时没有的茄子形的疮痂。有一天深夜，他喝醉了，给我这个住在东京的小说家打电话，我本来期待他会说一些乡下的事情，可是他却说有一天晚上，在去“核电站”的路上，看到了7个呕吐物，好像还在电话那边哭了。当然在作品中没有写明这些是由于在核电站工作受到辐射伤害所产生的症状。但是，即使身体疼痛，也必须从事核电站的相关工作，作为小说家的“我”不禁地感觉到这种“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

4.《西海核电站》

井上光晴（Inoue Mitsuharu，1926—1992）的《西海核电站》（1986年）可以说是以位于九州的西海地区的核电站为背景，以玄海核电站为原型，以核能发电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玄海核电站坐落于佐贺县东松浦半岛的西部，西侧是玄海滩蔓延的海角的尖端。1号机是1975年10月开始运行的。作为九州电力的首个核电站，陆续2、3、4号机也开始安装、运转。所有的都是加压水型轻水炉，3号机作为日本首次利用铀和钚混合的MOX燃料燃烧的钚反应堆来发电的核电站来使用。由于危险性高，其他核电站都很难接受，只好勉强接受政府推行的“核燃料循环利用”的政策。

这个玄海核电站也是如此。核电站一般被建在海岸地区人烟稀少的地方。选择海岸是由于清水炉冷却需要大量的水，为了提供海水，所以必须建在大海的附近。由于还要排放出温水，除了大海，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排放这样的废水（玄海核电站中建有温室，用来有效利用排放出的温水）。

当然，附近的大海面临海水污染这个问题，所以必须积攒放弃渔业权的补偿金。即使是对农业，也存在土壤和农业用水污染的问题，所以不仅仅是建设用地，为了确保广阔的土地，必须对农业也进行补偿。富裕的乡村和城市是不可能同意的，所以以人口稀少而且极其贫穷的地区为目标，“为了确保建筑用地，和土地拥有人交涉收买土地的人或企业”暗中活动。这样的话，一文不值的瘠薄的土地、荒地、海边变为了沙金。涌现出了淘金热。

玄海核电站和柏崎刈羽核电站都是如此，选址于原本是煤炭、石油等的能源产业的“梦的遗迹”用地上的情况很多。如：衰退产业的矿井、国内油田。玄海核电站坐落的土地曾经是筑丰的煤田地带（附近有安本末子（注：安本末子（Yasumoto Sueko，1943—）。）《10岁少女的日记》舞台背景的煤矿住宅）。由于有泽广巳等经济学家主张转变能源政策，推进核能发电，核电站建设在日渐萧条的煤炭产业旧址就犹如毒品般特效药。据推进核能发电派的作家写的书（渡部行（注：渡部行（Watabe Yuki，1931—）。）《引入“核电站”吧》）所述，玄海核电站的1~4号机的总建设费用是9100亿日元，接近1兆日元，这当然并不是全部都投入到当地，还有少量的施工费、人工费、好处费。另外，交给核电站所在市镇村的电源三法补贴是1~2号机是18亿日元、3~4号机是102亿日元，总计是1200亿日元，这些钱给了人口仅为7500人左右的玄海镇，从小孩到老人人均1000万日元。

柏崎刈巳核电站所在地原本是国内勉强能挖掘到石油的地方（当然，那些规模很小的油井已经关闭了），另外，拥有福岛核电站的东京电力拥有尾濑地区的土地。由于和东京电力公司的前身有关系，尾濑地区的群马县一侧的土地也归东京电力所有。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只有大海、山和湖沼，所以核电站才能随心所欲地进入（注：规定不准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建设核电站。而且，必须要有当地自治体的邀请和认可。所以，财政濒临破产的市町村像拿到了毒品一样邀请核电站或者与核电站相关的设施到当地去。申请“高放射性核废弃物处理厂”失败的高知县东洋町的原町长写了一本叫做《无人知道的小镇的“核能战争”》的书（田鸠裕起著、2008年、WAC）。被反核电站派赶下台的作者怀着悔恨将事情的经过写了下来。为了重新确立进退维谷的镇财政，作为镇长“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位原共产党员的原镇长缺乏看清核电站建立地的市町村会变成什么样这一“现实”的眼光。进入了一个思考停止的状态。是典型的因贫困而头脑迟钝。他对反核电派怀有很深的憎恨）。但是，单单只是参加文献调查就一下子给两亿日元（后来涨到十亿日元，甚至不用参加文献调查），政府也太大手大脚了。而且，一旦拿到了钱，就再也不会放弃这生财之道了吧。镰田慧的《向核发电列岛前进》（2001年、集英社新书）一书中记录了这种由金钱来决定核电站建立地点的情况。）。

《西海核电站》故事的开端是水木品子散布关于核电站不好的传闻，于是她的家就被人放了火，之后在家中发现了她烧死的遗体。但是，在单身的水木品子家的废墟中还发现了另一名男子的遗体。这名男子叫名乡秀次，就在西海核电站工作。有只母猫和小猫就因为从核电站叼回了橡胶手套而变得惨不忍睹，水木品子到处说那是因为核能站发出的放射线造成的。

有个叫有明的剧团，多名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都在这个剧团，这个剧团表演了《钚的秋天》等反对核能发电的剧目。团长浦上新五在长崎受到了原子弹的辐射，剧团成员浦上耕太郎（和团长是名义上的家人，没有血缘关系）说是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母亲所生的胎内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是骗人的吗？）。关于品子的死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有的说名乡秀次、浦上耕太郎和水木品子之间是三角恋的关系，耕太郎为了结束这种关系而到水木品子家里防火。有的则说是品子知道耕太郎背叛了自己（有了其他女人），逼着对方和自己一起自杀而放的火。

剧团团长分辩说，名乡在核电站工作，为了收集反核能发电派有明剧团的信息而接近耕太郎，另外耕太郎也是为了能得到核电站信息而接近名乡。名乡和耕太郎二人互相都认为对方是双重间谍。被剧团团长追究此事的耕太郎爆出了团长并不是真正的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一事。他是长崎原子弹爆炸三天后才到的长崎，是事后受害者。耕太郎指出，剧团由于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剧团，所以这是对上演反核能发电剧目的有明剧团的欺瞒。在调查放火事件真相的过程中，发现原来耕太郎是胎内的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一事也是为了欺骗年轻女性而编出的谎言。

在这部作品中，在核电站工作的人与从事演出反对核能发电剧目的人上演了互相欺骗的一幕，让人分不清究竟谁是狸谁是狐。冒名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和真正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也没法分清，现实和虚构，戏剧和真实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围绕着核电站的讨论，总是没有定论。大量的金钱流入人口稀少的贫困地区，人们失去了正气，在虚荣、虚构和虚无之中消磨着自己的灵魂。在现实中，玄海町1996年的一般账目是54亿日元，特别账目是16亿2200万日元，加在一起是70亿2200万日元。人口是7000人左右，没有变化（有减少的倾向）。围绕着如此巨额的金钱，展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态和人间百态，这是谁都能想象到的情况。父子、兄弟、亲戚、友人之间这种信赖和友爱的关系被破坏，疑神疑鬼和嫉妒心猖狂跋扈。在这里已经不存在“共同体”了。金钱瓦解了人们的精神，镇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大数额的预算，他们认为得到这些钱和现在的生活都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家、官员和一般人都处于这种疯狂之中不能自拔。这就是日本现实社会的真相。

池田敏春（Ikeda Toshiharu，1951—2010）导演的电影《人鱼传说》（1984年）是关于渔女复仇的故事，为了核电站的建设，渔夫丈夫被杀害，渔女自己也被害得半死。她用捕鱼的鱼叉为武器，将出席核电站动工纪念仪式的人们一一杀死。这部电影一直持续着沾满鲜血的场面，表现了对抗疯狂的核能发电只能疯狂地复仇这个内容。

在《西海核电站》这部作品的世界中，在核电站工作的人们、表演反对核能发电剧目的人们、害怕来自核能发电放射线污染的人们、将长崎核爆受害作为特权宣扬的人们、混入新兴宗教的人们，都是一点点丧失正常之心，逐渐远离正气。核电站使这些人们疯狂，井上光晴以核能发电为主题的小说描绘了在核电站前院上演的人间闹剧。这位作家在《大地上的群体》（1963年）和《虚构的起重机》（1960年）中描绘的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成为了差别和暴力表露无遗的“核能发电版”世界。

5.神灵之火消失？

核能发电很难成为所谓的纯文学作品的主题。我想是符合这些文学种类的主题的，比如不久将来的科幻小说或者冷酷的推理小说、严肃的幻想（这个好像有语义的矛盾）。高村薫（Takamura Kaoru，1953—）的《神火》（1991年）是以一个处于围绕着核能发电的日本、朝鲜、美国、俄罗斯（当时是苏联）等的国际性的政治策略、阴谋和战略策略之中的间谍为主人公的故事。

提到间谍，未必是像007中的詹姆斯·邦德那样帅气、冷酷又虚无的英雄似的人物。虽然父母都是日本人，但他一位出生时就是碧眼的少年（岛田浩二）。传说中他是母亲与一位谁都不认识的俄罗斯人发生了婚外情所生下的孩子。他学习原子能工学，后来成为核电站的研究员，他曾经是一名俄罗斯的间谍。因为他脱离了间谍的领域，主动停止了间谍活动，所以不再是间谍了。

主人公岛田浩二与日野草介从小相识，他们一个是母亲私通生的孩子，一个在家乡被认为是累赘，这两个人对家乡和亲人都感到反感和排斥。因为邂逅了一名叫做依列娜的俄罗斯女孩，岛田被江口彰彦拉拢入伙成为一名间谍，并在苏联接受了相关的教育。依列娜应该生下了他的孩子。岛田隔了好久又回到故乡若侠，与日野相见。岛田又认识了一个日野非常喜爱的、长得很像依列娜的碧眼男子高塚良。他作为音海核电站建设工作人员，制作了详细的核电站的设计图。

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事故时，岛田作为冲锋工作人员遭到放射线的辐射。他作为苏联的间谍一边在日本工作，一边对核能发电抱有怨恨，想要袭击音海核电站，但是他由于放射线的辐射的后遗症将要死去。为了实现“儿子”没有实现的梦想，岛田浩二决定和日野草介一起袭击核电站。他们打开了已经临界的原子炉的盖子，将那个原子炉破坏使之不能再使用。

老实说，《神火》这部作品登场人物的背景和思想等都不明确，作者到底要说些什么呢，主题和中心思想都没有弄清，（不仅仅作为推理小说）作为小说不得不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神火”意味着核能发电临界的核反应，将这个“火”盗走的主人公被比喻成神话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由于将神的物品“火”给了人类，所以必须经受内脏被鸟啄食这种永远的痛苦。岛田被迫与依列娜分离，由于核电（核爆）失去了独生子（良），他因为这些而感到十分痛苦。他决心开始一场可谓是向诸神们发起抗争的孤独之战，阻止核能发电，将核电站变为废炉，哪怕弄废一个也好（日野草介是同犯）。

反核能发电的高涨，在毅然实行对核电站的攻击、占据侵入方面，《神火》与高嶋哲夫（Takashima Tatsuo，1949—）的《核能发电危机》（以原题《珍珠星——占领核电站》于1999年出版）有共同之处。《核能发电危机》也是核电站被武装的恐怖部队占领，恐怖部队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在自卫队和武装游击部队之间展开了让核反应堆的设计者、技术人员们感到十分害怕的攻防战。恐怖主义者的目标是日本内侧面向日本海的位于所谓核能发电银座的核电站，这些核电站对于外部这种恐怖袭击很脆弱。总是非常害怕隔着日本海的对岸的“敌国”的攻击。如果再考虑事故的可能性，可谓是前怕狼后怕虎的状况。

不过，《神火》对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事故以及隐藏事故的苏联共产党政府和官僚主义的愤怒使高塚良和岛田浩二开始攻击核电站。《核能发电危机》中的亚历山大·帕夫洛夫博士的动机稍微有些让人费解。由于音海核电站建在了他们的故乡，良、岛田、日野产生了对“被迫失去的故乡”的复仇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帕夫洛夫博士由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为了使这样的核能发电的悲剧不再重演，与车臣的恐怖分子们同谋实施了占领龙神崎核电站的恐怖行动。不过，这个目标没有必要必须是“龙神崎核电站”（虚构的龙神崎核电站名称，在作品中位于富山县，现实中富山县是没有核电站的。原型被认为是新泻县的柏崎刈羽核电站，或者是福井县的高滨、大饭核电站）。博士说：“我想让这个世界重新回忆起那场惨剧”。当然，“那个惨剧”就是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但是，以日本的核电站为人质要求日本政府接受车臣的恐怖主义者也是如此，不过恐怖主义的对象是日本核电站有些欠缺说服力。

当然，无论是核电站恐怖活动，还是在容易得手的地方，在哪里都好。《核能发电危机》中恐怖主义的目标也是如此，登场人物们的反核电站的动机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感觉有些不足（相反，《神火》中关于登场人物的心理活动、个人感情的描写则过多，感觉甚至影响了小说情节的展开）。

也就是说，一般认为如果高村薰的小说过于重视登场人物们的观念、思想和感情的话，高嶋哲夫的作品中由于作者原来是核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是原子力工学的专家，所以对模拟反应堆的破坏、倒塌过程的情节描写显得过于关心和感兴趣，缺乏人性的东西、人性的观点。

不过，并不是说高村的作品好，高嶋的作品不好。从小说的易读性、娱乐性来看，与故事情节和人物意志、意识描写都模糊不清的《神火》相比，很多读者会选择描写清晰明朗的《核能发电危机》（注：高鸠哲夫是一位曾经当过日本核能研究所研究员的小说家。他基于自己的知识和教养以核发电问题、地震、海啸等灾害为主题进行小说创作。除了《核发电危机》，还有描写巨大的东京垂直地震的《M8》（2004年、集英社）、描写核电站受到大海啸的袭击的《TSUNAMI》（2005年、集英社）。

另外，以“核发电”和“核处理设施”为主题的小说除了本文中提到的以外，还有田原总一郎的《核能战争》（1976年、讲谈社）、内田康夫的《红云传说杀人事件》（1983年、广济堂出版）、今野敏的《临界潜入搜查5》（1994年、原名《霸举飞龙鬼》、有乐出版社）、木村譲二的《谋略的海域》（1997年、光人社）、藤林和子的《核发电的天空之下》（1999年、东银座出版社）、沙藤一树的《钚和半月》（2000年、角川书店）、新井克昌的《放弃日本列岛》（2007年、文艺春秋企划出版社）、梶尾真治的《壹里岛奇谭》（2010年、祥传社）。）。

这被认为是对作为“神火”的核能（即核能）这件事情的立场不同。无论核能是让人们处于危险还是被迫处于危机之中，亦或是不可能完全的安心，最终人们还是肯定了核能（即核电站），将这样的“神火”放在面前，文学要体现的是人们面对“神火”一样的核能所表现出的茫然、彷徨和困惑。法兰肯斯坦博士创造出了他们无法控制的“怪物”，而为了打败这个“怪物”，他要去地球的任何地方。这种茫然的精神状态应该是文学作品的主题。

6.蜂之袭

描写核能发电危机的作品中，最成功的就是东野圭吾（Higashino Keigo，1958—）的《天空之蜂》（1995年）。这部作品也是恐怖分子将核电站作为“人质”，逼迫日本政府中止或者废除核能发电。如果用讥讽的目光来审视的话，在20世纪90年代一般都认为反核能发电、脱离核电站运动，如果不采取过激的武力的话，就会进入寸步难行的死胡同。

核电站的新建或者增设工程就像打鼹鼠游戏中的鼹鼠那样从洞穴中探出头来。想要得到“电源三法”的“恶魔的金钱”的地方自治体虽然知道使用核能会像毒品成瘾那样可怕，但还是想在核电站选址中举手报名，拼命地想办法重新运转“文殊”，6个村落的再处理工厂和中间储存设施也正逐步地进行着。当然，与此相应的反对核能发电运动也在展开。新泻县卷核电站的新建和石川县的株洲、高知县东阳镇和北海洞的幌延的最终处理设施的招揽计划虽然受到居民投票和首长选拔等的阻止影响，但是山口县的上关、青森县的大间的核电站的新建已经确定并开始动工。

阻力更小的增设计划准备在柏崎刈羽、福岛、滨冈、玄海等地实现向钚热反应堆的转换。进入2000年以来，被称为“核能发电复兴”的呼声愈发高涨，以阻止全球温暖化为口号，宣扬将核能发电作为清洁能源这样的欺骗政策，2005年总结了核能政策大纲，日本的核能出口也包括在内，核能发电愈发扩大，并完成了“梦想”中的高速增殖反应堆的建设，实现了核燃料的再利用。政府决定将“推进核能发电”作为国策，虽然日本政府实现了政权更替，由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执政变成民主党执政，但是政府不但没有改变“推进核能”政策，而且加大了推进力度。一直到2011年3月11日的14点16分。

可以说这个时期，“反对核能发电”“脱离核能发电”运动进入了“冬季”，《神火》、《核能发电危机》还有《天空之蜂》出版了（这以外还有长井彬（Nagai Akira，1924—2002）的《原子炉的螃蟹》（1981年）、生田直亲（Ikuta Naochika，1929—1993）的《东海村核电站杀人事件》（1983年）、森村诚一（Morimura Seichi，1933—）的《死亡容器》（1981年）、渥美饶儿（Atsumi Zyouji，1953—）的《日本·症候群》（2001年）、石黑耀（Ishiguro Akira，1954—）的《赈灾列岛》（2004年）、真山仁（Mayama Jin，1962—）的《北京》（2008年）等关于核能发电的推理小说）。这些小说共同点的就是频发事故，但事故等级被最小化，通过欺瞒的手段强化核能发电的“安全神话”，即使是在“核能村”，这种过度相信和欺骗也根深蒂固，过度相信和欺骗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这已经不是“安全”的问题了，而是使之“安心”的心理问题。

可以说《天空之蜂》这部作品是想给这种夜郎自大的想法以“蜜蜂猛烈的一次袭击”吧。在原子炉制造公司工作的三岛由于意外的事情与一位叫做杂贺的男子相识。杂贺想要劫持自卫队引入的无人远距离操纵的大型直升机。三岛知道了这个计划，将直升机停在了自己操控的原子能发电高速增殖炉“新阳”（也许是以“文殊”为原型吧）的正上方，并威胁日本政府：如果不停止并废除全国的核电站，就要把这架直升机坠落到“新阳”上。

由于淘气，一名9岁的少年进入了这架按计划被侵占的直升机中，这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给故事增添了悬念。第二个故事情节是自卫队的特种部队大显身手，这与主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从“营救孩子”这个主题来看，是密切联系的）。(www.daowen.com)

三岛和杂贺参与这个事件的动机是不同的。杂贺原来是自卫队长官，由于参与了军事政变而被迫辞去职位，又因原来在核电站工作的青年被核能害死一事而愤慨，这是他的动机。三岛上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因为自己从事与核能发电相关的工作在学校被欺负，然后自杀了，这成为三岛威胁停止“核能发电”的动机。不过，这两个人的“动机”让人难以理解，有点不合逻辑。《神火》和《核能发电危机》中很明确是以为牺牲的人们复仇为主题的，但是《天空之蜂》中复仇和恐怖主义等的要素比较少，这从恐怖主义者“天空之蜂”送来的恐吓信的大意中也可以了解到。

这次的尝试是来自我们的忠告。

不能让沉默的民众忘记原子炉的事情。不能让民众装作没有发觉它的存在。必须要让他们时刻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思考这些事情的意义。而且必须让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

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原子炉是危险的东西”这件事的“启蒙”，是促使国民对核利用进行投票的政策性问题。核能发电是危险的，必须毫无选择余地地废止，从出于这样想法反对核能发电、脱离核电站的立场来看，那封恐吓信给人们的刺激是极其温和的，就像“蜜蜂刺了一下”一样（当然，并不是没有被蜜蜂蜇伤而致命的情况）。也就是说，虽然设定的舞台规模很大，十分缜密、复杂，但是出场人物们的“动机”不充分，缺乏让读者理解的说服力。不过，反过来说，可能是事件动机的这种暧昧性、不充分性、不透明性反而给小说的设定带来了更多的真实感。

就像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神火》和《核能发电危机》都是对核能发电的憎恶、复仇心成为反对核能恐怖行动的动机，但是，在具体对日本的核能发电进行恐怖袭击这一点上，那样的动机在精神和情感上无疑是有些不合逻辑的。《天空之蜂》中，因为事件的动机是暧昧不明的，才更具有现实性。这就像我们要充分理解鲁迅（1881—1936）在《狂人日记》最后一行中写道：“救救孩子！”这个主题一样。放射能不仅危害到“个体”，还危害到“子孙后代。也就是说，放射能危害到子孙后代，有可能断子绝孙。可以说《天空之蜂》在这层意义上，抓住了核能发电问题的核心。不过，停止运转高速增殖炉占了恐怖主义者要求的重要部分，对于这个设定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无论是停止还是正在运转，直升机的坠落、爆炸等一系列破坏几乎没有改变。作者也是局限于只要原子炉中核分裂停止就“安全”这个神话。难道高速增殖炉冷却材料的金属钠爆炸、着火事故不是最危险的吗？

7.蓝色火焰的神话

在科幻小说中，也有涉及核能发电事故的，比如Tatsumiya章（Tatsumiya Syou，1954—）的《夜之神话》（1993年）。聚集了科学和技术之精髓的核电站和幻想的融合并不是好的事情。就像前一章的高村熏的作品中将原子炉的燃烧称作“神火”一样，如果将原子物理学、科学技术、工学、建筑学过分地展开，那作品自然就偏向宗教和科幻了。

在浅显的例子中，无论是哪个核电站，在建筑工程开始之际，都会招来神灵并进行动工典礼，在《夜之神话》作品中，各种各样的测量仪器、机械器具和电脑都在运转的中央控制室，还有科幻小说中布满控电板和按钮的控制中心，在天棚一角供奉着神龛。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原子能爆炸受害者救济中心的平井宪夫（Hirai Norio，1939—1997）给了我很重要的提示。”平井宪夫曾经在核电站工作，他告诉了我核电站内部的事情，所以在控制室和管理室内的神龛是真实存在的（注：平井宪夫作为给核电站布置管道的专家工作了20年。由于这一经历，他创立了“受辐射的核电站工作者救济中心”。这一组织是针对被称为“核发电吉普赛人”的在核电站从事危险工作的底层劳动者被像使用完就扔掉一样对待这一情况，向受辐射的工作者提供救济。但是，在平井死后就关闭了。他的遗作《想让你们知道核电站到底是什么》从现场劳动者的角度写出了核电站的危险性，也是对停止核发电的呼吁（在网络上可以阅览）。）。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时，政府相关人员被问到什么时候结束，他却回答说“只有神知道”，这个回答让人很不舒服。也许超越科学界限的部分已经是神（宗教）领域的事情了（石黑耀的《赈灾列岛》中，情节设定是滨冈核电站中央控制中心有神龛。这个是虚构的，不过是以事实为基础取材的）。

小学六年级学生铃木正道从城市搬到了乡下的奶奶家，他对转到农村的学校非常不满。梦想着上补习班，和同班同学互相切磋取得好成绩，从一流的中学升入到高中，又升入大学，像父亲那样成为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但是在农村的小学这是无法实现这样的梦想。

在放学的途中，正道骑自行车轧死了一只青蛙，他拒绝表姐朝子提出为青蛙建一座墓的建议。在另一天回家的路上，他溜溜达达地往家走，正道来到神社的近前，遇到了一位不可思议的哥哥（之后知道是月亮之神），并得到了红白色的包子。正道也没想吃，就随便尝了一口。发觉包子有毒，正道觉得自己要死掉了。“家神”米原告诉他，根据心的善恶，这或是毒或是药。作为将青蛙杀害也没有将其埋在墓里的惩罚，正道由于吃了这个药，变得能听懂动物、树木和虫子们的语言。

回到家里听说父亲要请客人到家中。来的客人是一起在核电站工作的须贺清，他经常和正道一起玩，所以正道非常喜欢他，非常高兴地等着他的到来。从车上下来的须贺清脸色不好，身体情况也不妙。原来他在工作中受到了辐射。正道为了治愈须贺清的病，决心要到米原神那里，找到治疗这种病的药。正道被迫与玉兔交换了身体，就保持着玉兔的样子被带到了月亮的世界。为了挽救发生失控事故的原子炉，又降落到人间，在核电站中帮助须贺清和父亲结束了这场事故。

熊熊燃烧的蓝色火焰，以它可怕的力量吹跑了厚实的混凝土防护壁，它变成了狂暴的热量和放射线风暴侵袭附近的一切，吞噬、毁灭……

这幅景象并不单单是想象，而是逼真地呈现在我面前。

爆炸……燃烧……！鲜红的火焰……蘑菇云……还有，普通人的肉眼无法看到的毫不留情蔓延燃烧的蓝色火焰……无声无息地点燃所有的生命并将之燃烧枯萎，这就是叫做放射能的蓝色火焰……乘着风，存在于水中……悄悄地，确实是悄悄地……，被附体的生命逐渐衰弱，不久就……

原子炉爆炸，并伴随着的放射能的散射。作者当然应该是作为幻想小说中的一个场面进行描写的。不可否认的是，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这作为一个现实的情况映入我们的眼帘。在这个故事之中，父亲和须贺清，还有米原之神等的高天原神，发电所的家神等地神，还有米原和成为玉兔的正道们的积极行动，阻止了险些爆炸的原子炉。但是，米原进入了原子炉之中，进行了危险的操作作业，遭到了几百西弗特的放射能的辐射，被放射线照射而死。

在围绕着核能发电的小说当中，理所当然地回避了核反应堆的堆芯熔化、大爆炸这样悲惨的结局。当然，其中生田直亲的《核能发电·日本毁灭》（1988年）中东海第二发电所的原子炉失控爆炸，以总理大臣为首的官僚、政治家、高级官员们没有让茨城县的居民和东京的居民了解到事故发生，他们自己却乘坐自卫队的直升机逃到札幌去避难。他们以外的人们将面临着“毁灭”，有的核电小说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一种叫做空想小说的作品是例外的，高嶋哲夫的小说虽然宣扬了核能发电的危险性和危机感，但最终由于当事人的努力、牺牲和偶然还是避免了危机。也许可以说这种小说最终容许了核能发电。

在《夜之神话》之中，虽然也借助了日本古老的神灵们的帮助，而根本上拯救核电站的却是牺牲自己的须贺清以及发展核电的当事者们的赎罪意识（正道的父亲也是如此，他在事故之后辞去了核电站的工作）。

民俗学家赤坂宪雄（Akasaka Norio，1953—）受到东北大地震的刺激而写的文章“来自大洋彼岸的造访者，你的名字是”（在《群像》2011年5月号）之中写道，在《哥斯拉》和《风之谷》等的电影作品中“牺牲这个主题浮现出来”。可以指出的是，按照哥斯拉最初登陆的大户岛当地的风俗，“为了平息吴儿罗的愤怒，年轻的女儿作为活供品被献上”。创造戴斯特洛伊亚打败了哥斯拉的芹泽博士说“就像载人鱼雷或者特工队那样，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哥斯拉以赎罪”。而且，在《风之谷》之中，可以称得上是“腐海”支配者的“王虫”像愤怒的海啸一样涌向“风之谷”，阻止大批“王虫”的就是叫做“娜乌西卡”的这个年轻的姑娘。赤坂宪雄分析：娜乌西卡牺牲了自己，平息了王虫的愤怒，守护了风之谷。

如果进一步敷衍地说的话，《哥斯拉》中查·皮纳斯（注：查·皮纳斯（The Peanuts），日本歌手组合，二人都生于1941年，其中伊藤emi于2012年去世。）饰演双子妖精那样的女人被认为是供奉给哥斯拉的“活供品”（只是没有被吃掉），王者基多拉是将奇稻田姬作为活供品的八岐大蛇的转世，这不无关系。原本哥斯拉、玛坦戈和液体人他们就是核武器以及放射能的牺牲品。

这样看来，《夜之神话》通过贡献了须贺清这个“活供品”，才平息了核电“凶神”对核能发电的愤怒，可以说是效仿礼仪叙事（神话）的构造。原子炉达到临界之时发出的“蓝色的火焰（切伦科夫辐射）”虽然和天照大神的太阳神发出的太阳光本质上是同种东西，但是与红色的、明亮的太阳光相对，这种光是像青白色、寒冷的月（月读命）光一样。《夜之神话》中天照大神和须佐之男都没有登场，仅仅是月神活跃着，这是象征着核电站产生的光不是像白天明亮的太阳光那样是健康的，而是被隐藏的“夜晚统治之国”的不健康的光。

8.谁在要求“牺牲”呢？

为什么“核能”要求这样的活供品、牺牲的小羔羊呢？这是因为原子能（核能源）拥有超越人类智慧和人力的惊人的能量。这是不能简单防止控制的。一旦它失控，就会变成原子弹，形成原子弹爆炸，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人类必须给这些超越现实存在的哥斯拉、王虫和核反应堆提供活供品，来抑制它们的失控和爆炸。人类在它们面前是无能的、十分迷信的。

有一种说法是关于核能发电“安全神话”的。核能发电由“五层的防护壁”保护，基于“三大安全上的充足保障”的想法来设计的（注：所谓“五重防护壁”的“五重”分别指的是作为覆盖燃料棒的鞘的核燃料芯块、燃料集合体的覆盖管、原子炉容器、原子炉格纳容器和建筑物的墙壁。核电站称其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中，这五重的防护壁全部破裂，本应被“关起来”的放射能泄漏了出来。“三个安全上的充足保障”是指按照超出法律规定的数值来设计、制造。不过，设定的基准是否妥当？是否按照设计的数值来制造？这些都只有在损坏了之后才能知道。），是“绝对安全的”。核能发电是安全的，所以不可能发生大的事故。这为“核能村”带来了一种颓废、僵硬的想法，即“不需要思考发生大事故的对策”。如果一直高喊“安全、安全”，就真的安全了，这种念咒似的“言灵信仰”在这个聚集着所谓近代科学技术精髓的“核能发电”的世界中蔓延。如果真的如此安全的话，为什么要将核电站建在没有人气的、拥有寂静景色的海岸呢？为什么不建设在更加需要电力的城市的中心呢？将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摆在核能发电推进派面前的是广濑隆（Hirose Takashi，1943—）的《在东京建设核电站！》。

在核电站推进派、核电站反对派的书中，这本书一定是被阅读最多、最畅销的书吧。1981年出版第一版，1986年出版修订版。当然1986年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发生巨大事故的一年，整个世界都遭受了严重的放射能污染，这使这本书毫无疑问地成为最畅销书目。在署名运动、呼吁和反核宣言这一系列反核运动中，没有将核能和核爆炸完全联系起来，就好像在嘲笑这种观念上、抽象的“反核运动”一样，核爆炸发生了。

对于给欧洲和中亚等带来沉重放射能污染伤害的事故，苏联最初是拉起了“铁窗帘”，想对外国隐瞒。社会主义的秘密主义在这种重大的事故面前还是贯彻到底的（不过，美国也是三哩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中同样也是极力隐瞒事故，所以不能只指责苏联）。

检测出异常放射能值的欧洲各国要求苏联公开信息，才了解到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事故。这证明了之前想象的核电站的大事故真的有可能发生。虽然世界上大多数的学者都警告核电站的危险性，但执政者们和核电站当事人们完全听不进去。广濑隆和高木仁三郎（Takagi Jinzaburou，1938—2000）等主张反对原子能发电的人们的预言成为现实了。

但是，日本的核电站相关人员（所谓的“核能村”的人们）并没有悔改。他们坚持主张苏联式的原子炉和日本式（美国式）的构造不同，断言说在日本的核电站中绝对不会发生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电站事故。由于苏联是“技术落后”和“管理、治安”都松懈的国家，这是苏联特有的原因造成的，反复说这在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时他们天真地认为事故是5级，害怕会破坏“安全神话”。但是事态无情地发展，级别升级到7级，与切尔诺贝利一样，甚至更严重）。

很长一段时间培育出的“反苏联、厌恶苏联”的感情也起到了作用，这种“苏联核电站特殊论”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了。此次和比基尼岛情况相同，因为切尔诺贝利离日本很远，危险不能马上降临到日本。

如果日本核电站是如此安全，不应该在离东京远的福岛县和福井县建设，不是应该在东京建设核电站吗？广濑隆等与日本反对核能发电的想法相反，提出了“在东京建设核电站”这个构想，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核电站和核的再处理设施都被建在偏僻的边境地方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危险，不能建在人口密集、重要国家机关和关键的社会组织集中的大城市。其次是地价和水利，第三是确保统一的用地。越是核电站相关的人越能充分理解这种危险性。虽然嘴上说“绝对安全”，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多么危险的东西。

不过，“国家”说安全的就是安全的这种权利主义以及绝对不能违抗上级的奴隶根性的国民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摆在拥有这种国家意识的人们和唯唯诺诺地拥护“安全神话”的人们面前的就是“在东京建设核电站”这个反论式的“核电站推进”理论。

但是，有不负责任信口开河和失言癖好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Ishiha Shindarou，1932—）对这个提议回答道：可以在东京建设核电站。当然，这只是比“在东京举办奥运会”还不可信的空话而已，但是愚蠢的东京都知事竟然说“在东京建设核电站”，还很满意地认为自己很好地回答了敌对势力。正是这种愚蠢将石原慎太郎这种极右的民族主义者培养成东京都知事这个“没穿衣服的国王”。

主张“在东京建设核电站”另一层意义是对内疚的一种挑战，因为在核电站所在地域的人们的牺牲的基础上，才能满足东京这个大城市大量消耗电力的生活。在空调温暖的房间里吃着不知道季节的温室栽培的水果，看着大型液晶电视，使用冲水的卫生间，使用蓄电池的混合型汽车。这种生活与其说是个人要求的，不如说是以电力公司为首的社会一方强加于个人的生活。

本来，电力公司的使命就是提供给人们满足这种生活的、更安全更便宜的电力，当然这也是企业的义务（如果不能提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应该被淘汰——如果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我们将这样的电力生活的一部分放慢脚步就可以了）。核电站所在地的人们过着冒险、恐惧不安的生活并不是因为其他大城市中人们随意挥霍使用电力。另外，被称作“核电站吉普赛人”（这个词出自堀江邦夫（注：堀江邦夫（Horie Kunio，1948—）。）的《核电站吉普赛人》）的核电站内底层的劳动者正遭受着放射线照射，被放射能所造成的损伤所折磨着。即便如此，还是因为贫穷必须要工作下去，这并不是因为城市的人们过着丰衣足食、极尽奢侈的生活。我们和我们的社会原本并不是希望出现核电站的牺牲者。从核能产业、核能商业中得到利益的应该被称为“核能黑手党”的人们，造就了这样的牺牲者，但他们就像电力消费者真的“不好”一样将责任转嫁了出去。原子能和核电站造成了这些牺牲，就是因为科学技术贫乏、低劣到必须供奉这样的“活供品”。顽固到底的一部分“核能黑手党”歪曲事实，掩饰现实。我们又重复着愚蠢的行为，为了这些怪物的欲望，特此供奉牺牲的小羊羔们。

9.活供品“核电站吉普赛人”

在上一章中列举的堀江邦夫的《核电站吉普赛人》（1979年）这本书在“核电站”文学史（文化史）之中具有很大的存在价值。放射能是一种用肉眼看不到、无味无声、用手无法触摸到、用皮肤也无法感知的东西，同样，在核电站从事底层劳动也是一样。因为作品中清楚地描绘出被称为“核电站吉普赛人”或者“核电站候鸟”这些人们的存在，仅仅是影子一样的，在战后日本社会中被完全隐藏起来、被完全忽略。

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在核电站社会史中，存在极力推进原子能、并从中通过特权来结成的“核能村”或者“核能黑手党”以及与此针锋相对的反对派、从反对核能发电到主张脱离核能发电的“核能发电反对派”。当然，“核电站推进派”拥有绝对性的人脉、资金后盾、宣传力以及为了镇压反对派的暴力装置。就像一部分标榜中立立场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不是左右对称的对立，而是非对称的斗争、角逐、纠纷。也就是说，“核电站推进派”有绝对性的优势（如果忽略了这点，就会产生了核电站事故的责任必须“推进派”和“反对派”平分的这种奇怪的“别有用心”的理论。这很清楚就是虚伪的理论）。

可以说核电站与“安全神话”这个主张完全背道而驰，它既危险又肮脏（被放射能污染），只能在底层劳动支持下维持。但是，这种核电站底层劳动的实际情况和底层劳动者的存在很巧妙地被隐藏起来。打破这个禁忌的就是《核电站吉普赛人》，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个说法是没错的。这本书作为写实文学获得很高的评价，被众多人所阅读。虽说如此，但没有获得例如与芥川奖和直木奖并肩的大宅壮一写实奖等（也没有进入候补作品），也不能说作者作为写实作家处于很高的位置。作者堀江邦夫不能被主流媒体采访，也没有迈向立花隆（Tachibana Takashi，1940—）和泽木耕太郎（Sawaki Koutarou，1947—）开辟的人气作家的道路。这与其说是作家的资质，不如说《核电站吉普赛人》是所谓的潜入型、突击型的写实作品，因为从被“潜入”、“突击”一方面来看，这是“胆怯的”“突然袭击”。《汽车绝望工厂》（1973年）描述的是镰田慧（Kamata Satoshi，1938—）作为临时工潜入丰田汽车工厂，实地采访这个“绝望”的“悲惨”的劳动现场，这部作品给丰田方面以很大的打击。由于隐藏的临时工残酷的劳动现场被曝光，丰田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改善劳动条件和工作现场。

当然《汽车绝望工厂》不得不受到反击。隐藏了取材意图进行隐秘的取材行动是违背新闻记者道德的，违背企业制定的就业规则的，写实的取材方法是歪门邪道，这种批判从写实的世界内部喷射而出（因此没能获得大宅奖）。《核电站吉普赛人》的状况也是一样的。不，《汽车绝望工厂》告发的是丰田这个超大型企业的一家工厂的劳动环境，而告发核电站是与所有的与核能商务相关的政、官、财、学界为敌的一种挑战，正因如此，这种反抗和反动并不是不彻底的。作者在“文库版后记”中写道，听原来的朋友说这本书出版之后，电力公司拼命地推测这本书中出现的人物的名字。当然这个小故事也增添了这本书内容的可靠性。另一种是推测是对无意中“帮助”这本书的人们的强烈压制、镇压。当然超乎想象的是，作者和书中也玩弄了一些手段（不择手段）。

正如在池田敏春导演的《人鱼传说》（1984年）和森崎东（Morisaki Azu，1927—）导演的《活着干死了算党宣言》（1958年）等以“核电站”为主题的电影作品中描述的那样，甚至雇用了流氓和无德的警察、暴力团体和“职业杀手”来消除反核电站派的居民、支援者和碍事的人们，这个理论被彻底地贯彻，拼命地不择手段封杀反核电站派。认为这些“事件”仅仅是在荧幕上能看到，那就太天真了。现实中“文殊号”的钠泄漏、起火事故发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可疑事件，电力公司方面的人隐藏了事故现场的录影带，因为被反对派抨击，之后跳楼自杀了。死者家属方面检举这是他杀事件，但是公司方面和政府方面将此驳回作为自杀来处理。核电黑手党平时经常利用流氓、暴力团体、违法的日工职业介绍人进行暴力活动，很难想象他们不发动任何行动。因为把原本（承包的）核电站劳动说成是缓慢的“他杀”也是没办法的。

“昨天之前一起打麻将的人，以为他今天休息，结果却死了。这种情况其实很多。怎么说好呢……可以说是那么突然，突然的，做阀门相关工作的人中这种突然死亡的情况很多。我们公司不是负责阀门的，而是发电的，即便如此工作还是很残酷。”

这是《核电站吉普赛人》中介绍的一个“吉普赛人”说的话。核电站内如果发生事故死亡，就将遗体秘密处理，这个传闻不绝于耳。被放进装满放射性废弃物的圆筒罐中，在深夜被秘密地扔入大海中。这个传闻被添枝加叶地流传着，《活着干死了算党宣言》中，这个场面登场了。从釜崎等人口密集的地方募集核电站工作人员时，考虑到有这样的事故发生，因此聚集了居无定所又无依无靠的男人们。以牺牲这些工作人员为前提，核电站每天都在建设、运转着（而且被残酷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对策所限制）。

10.核电站这个密室

以前在旅行途中从擦肩而过的人那儿听说过河坝建设现场的故事。听说在建设几万千瓦电力的水力发电河坝中，事前就设想到建设工程事故死亡的人数是每几千瓦就一个人这样的比例，这个最初也被这样计算进建设费用之中。一位辗转于水坝工程电厂的技术人员非常冷淡地说：“最后这个数字比‘预算’少的话，那就是工程管理者的功劳”。最好是没有事故和死亡，但是经营者和管理者当然不得不提前考虑这个风险。这就是资本主义产业社会残酷的理论。

不过，核电站现场与这个不同。森江信（Morie Sin）的《核能辐射日记》（1979年）这部作品与《核电站吉普赛人》一样记录了核电站内底层劳动实际情况，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他们的工作是阀门操作。阀门位于地下污染区域。进入污染区域必须换成C服，电力公司的操作员一个一个来做这个工作太辛苦了。如果有专门负责操作人员的话就会很轻松，也会减少电力公司操作员被辐射的危险。（中略）仅仅是这个工作，如果被分配到1号机工作的话，就会遭到更严重的辐射。据说废弃物厂房地下阀门附近的放射量是几伦琴／每小时。听说东京电力表明要加以改善，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改进。阀门操作员剥去掩饰就是代替东京电力社员去承受辐射的“辐射工作人员”。

这个记录的作者与作为潜入劳动者报道核电站劳动体验的堀江邦夫立场不同（作为承包清扫的专门公司的正式社员），他揭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能发电工作情况。就像这里写的那样，承包的（当然有二次转包、三次转包）劳动者们是“辐射工作人员”，他们是为了让正式的电力公司和核电站厂的社员不受到辐射，自己沾满了放射能，投入到去除核电站现场的污染、检查、修理故障这种既危险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中。

无人性的雇佣形态和水力发电的水坝工程的“事故工作人员”一样，但是核电站的“辐射工作人员”和这个不同的是河坝不能决定谁牺牲，但是核电站可以决定谁牺牲，还有令人讨厌的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差别”。其次在河坝工程现场企业方和劳动者一方当然都是希望将“事故”减少到最少，与此相反电力公司（这里指的是东京电力）几乎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进一步地说，问题在于有没有必要甚至“甘愿”这些劳动者被放射线辐射也必须要利用核能发电。使用过的核燃料未经过最终处理，没有完全排除辐射，且孕育着对环境巨大的危险性，这样的核电站必须在日本这个地震多发的国家运转这个理论是个很大的失败。每天，必须依靠随意排放放射能的核电站发电的理由就是因为核能村、核能黑手党的利益以及特权，而不在于国民。

奥秀太郎（Okusyu Tarou，1975—）导演的电影《USB》（2009年）是在医院进行放射能辐射的人体试验打工的男女们的小故事。由于被放射线辐射而得到等价报酬的金钱。可以说是不惜牺牲性命的“工作”，但是作为被辐射人员的核电站吉普赛人和这个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为什么要迎合这个荒唐的信仰而将被辐射的人员作为“牺牲（活供品）”供奉给原子炉的凶神呢？长井彬的《原子炉的螃蟹》（1981年）长篇推理小说获得了第27届京沪川乱步奖，其作者也作为推理小说作家崭露头角。依我的拙见，这是以核电站为主题的小说的开端。“核电站厂房”是个进出口只有一处双重门、连窗户都没有的几乎完全密封的室内，在这里发生着杀人事件。如果比喻成童话故事“卡奇卡奇山”的话，狡猾的猴子们（隶属于原子能黑手党的人们）由于欺负螃蟹而被报仇，被栗子烫伤，被蜜蜂蜇，最后被石臼压死。小说看点当然是在密室空间的核电站中，如何将被害人关起来，再从里面抬出遗体这样的诡计的妙处。最重要的就是核电站最开始建设时就是可能杀人的“密室”吧。核电站相关人员一直强调将放射能“关在里面”，但是实际上是将关于核电站的所有“信息”都被关了起来，关于核电站的争论、讨论被秘密化，绝不让人们弄清这里的实情。

核电站位于远离城镇的海角突出地和隐蔽的海滨以及海湾内。不让普通人靠近，里面在干着什么、进行着什么都隐藏于厚厚的混凝土墙壁和结实的容器内，普通人是看不到的。在此每天都发生着劳动者缓慢地“被辐射死”这种杀人事件，在警察和担任采访案件的新闻记者都不能入内的“密室”中，一切都被处理得很干净，隐藏得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不仅仅是偶然的想法，而就是现实的、实际存在的密室杀人事件。

11.东京第一核电站

电影《东京核电站》（山川元（注：山川元（Yamakawa Gen，1957—）。）导演，2004年）是以广濑隆的《在东京建设核电站！》的构思为出发点，围绕着役所广司（Yakusyo Kouji，1956—）饰演东京都知事提出的在东京建设核电站这个提案，以东京都厅的干部为中心的一场混乱的闹剧开始了。东京都知事天马俊太郎突然召开干部会议，发表了在东京都建设核电站一事。干部们惊慌失措。被问到“到底建在哪里？”这个问题，知事用手指着东京都政府最高楼层会议室的玻璃窗外。那里是新宿西口的中央公园……

广濑隆列举了多个在东京建设核电站的位置，甚至还描绘出示意图，但是如果是读过《在东京建设核电站！》的人的话应该记得是在位于东京都厅正后面的新宿西口中央公园。如果是拥有原子炉的厂房、涡轮机厂房还有中央控制室的小规模核电站的话，新宿公园是足够大的。而且，如果发生了什么，与在东京都厅设立的对策总部近在咫尺。在福岛核电站地震事故中，被指出现场的指挥部和东京东电总公司的指挥部距离太远这个问题，但是东京核电站不会发生这种远距离指挥的问题。不过，总部离东京都政府越近，避难区域就会变得极其狭小。

出席东京都知事召开的会议的有岸部一德（Kishibe Iltutoku，1947—）出演的毫无主见的见风倒的财务局局长、吉田日出子（Yoshida Hideko，1944—）饰演的对环保毫不在意的环境局局长、平田满（Hirata Mitsuru，1953—）饰演的只会记录和整理别人的发言和资料而毫无主见的产业劳动局局长，演技精湛的演员们饰演了各种性格的东京都都厅干部。

烦恼于财政赤字、财源不足的自治团体，通过引入核电站可以从“电源开发三法”中得到和发电量相应的巨额的补贴（这是从电力公司交给政府的钱中来出，但是这当然被算到电费中）。还有建设核电站的固定资产税的收入也是巨大的。包含相关业务和承包企业在内的雇佣都在增加，最重要的是尽情地用电，没有远距离输电线的损耗，新宿、银座、涩谷等繁华街道的彩灯照映下的不夜城也不需要担心停电问题。电力公司当然不用说，政府的核能安全委员会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等都会保证核电站的安全。从现在的东京都知事的人气来看，缓慢冗长的东京都议会完全不起作用。虽然惊讶于东京都知事的突然提议，但是会议也有观望形势的意见和迎合的意见，这导致向引进建设核电站的方向倾斜。

但是，东京都知事独断专行的决断力和不知所措最后都是迎合追随东京都知事的意思，使干部会议向赞成引入核电站一方倾斜。干部会议决定根据副知事的意见听取一下核电站反对派的东大教授榎本的讲演。这里说到的榎本教授的反核电站理论从反核电站派来看，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对于目前为止对核电站都不关心的人来说是新鲜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冲击性的吧。即使没有核电站也不会停电。绿色能源等是纯粹的谎言。“安全”只不过是言灵信仰。即使是现在也必须要停止“核燃料再利用”这个空想科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启蒙知识。

但是，在这个电影之中包含着城市里的人们强迫生活在核电站地域人们牺牲等错误信息。东京都知事天马俊太郎说出将核电站建在东京的正中央——新宿中央公园，是使一边让地方负担危险一边让使用电力过着奢侈的生活并且不知悔改的市民们觉醒的一种手段。人们觉察到核电站来到了我的身边、我的城市，第一次感到这是和“我自身”有关的问题。

不过，虽说如此，将麻烦的、令人讨厌的核电站建在东京，以此来减轻或者消除核电站所在地的负担的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考虑不依靠核电站的发电方法，实现所谓的“脱离核电站”。发电的方法有几个，从成本、环境恶化、持续可利用、最终处理、社会风险等方面来看，很明显核能发电是最坏的选择。

就像之前反复叙述的那样，必须有人做出牺牲的这种能源政策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或者《东京核电站》中为了取下设置在钚的密封容器上的时限装置，东京都知事天马不顾生命危险，独自挑战，这时“英雄”诞生了，这种英雄的诞生本身就是基于错误想法所产生的。为了结束核电站事故，即使认识到放射能危害还积极投身于工作的人们，为了将这些人美化、使他们的故事变成美谈，这与美化亚洲太平洋战争末期的特工队是一样的。为了隐藏战争的罪恶性、战争责任、战争犯罪，过分夸奖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中，这是我们所不能遗忘的。

落到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造成了很多的牺牲者，战后的幸存者的生活和之后日本社会的经济繁荣都是以这些死难者的牺牲为代价的，仅从牺牲这个方面来看，战争掩盖了原子弹的责任。确实，战争以牺牲几十万日本人终结，这场战争还使几百万亚洲人牺牲了。这几百万人的亚洲牺牲者成为日本挑起的战争的“活供品”。可以说以这些死者为前提，日本社会实现了经济复兴和和平。

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为了我们的战后与和平繁荣牺牲的，他们仅仅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活着的家人、他们的共同团体牺牲的，绝不是为了日本、日本人而牺牲的。关于核能也是一样，原子弹的受害者、受辐射者、核试验中的受辐射者、处理核电站事故和放射能而受辐射的人们是可怜的。但是，我们没必要去想我们在享受着的灯是强迫他们牺牲、利用核能发的电点亮的。不，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为了电力强迫谁牺牲。

《东京核电站》试图塑造了东京都知事这个“英雄”，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是天灾不得而知，而核电站震灾这种人祸我们不去问责罪魁祸首们，而是表彰结束它和还有想要结束它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此之前，必须好好地将有关核电站震灾、核能（核能源）相关事故的详细内容、对策、方针、预想、推测以及今后的计划和安排展示给我们。我不禁嘲笑作品中的核能安全委员会成员松冈哲朗的马虎，但如此轻率地进行钚的移送当然也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吧。忽略这样的事情，塑造“英雄”，也没有必要将牺牲的小羊供奉于祭祀。没有必要将所有的受放射线辐射的人们都作为“活供品”。神承担的要神来承担，人类承担的要由人类承担。原子弹和核电站没有向人类散布“人类必须制造的”恐怖的放射能。

我们弄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将原子弹和核电站从我们的世界中去除，不要再增加核时代的牺牲者。我相信哥斯拉、阿童木、娜乌西卡和阿基拉也都会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