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研一，出生于1950年。毕业于日本立教大学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历任札幌学院大学、金泽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现为立教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美国文学与文化以及生态文学。作为日本自然写作研究的第一人、ASLE—Japan/文学·环境学会的前任代表，一直致力于从文学的角度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著作有《交感与表象——什么是自然写作？》（松柏社出版）、《解读美国文学中的“自然”》、《轻松阅读自然写作作品指南120》、《美国文化史概说》（以上三部作品由密涅瓦书房出版）、《岩波讲座文学7人工的自然》（岩波书店出版）等。

在序言里，作者首先指出梭罗是美国自然文学写作史的分水岭，通过对比梭罗之前的博物学体系和梭罗之后的自然写作之间的差异，认为“我”的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接着谈到了自然写作这一文学体裁在日本的出现以及自然写作这一术语的概念解释。随后从安妮·迪勒德、爱德华·艾比、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等作家的作品说明自然写作从浪漫主义的内部产生，却一直背负着如何超越浪漫主义的课题。对于自然写作而言，浪漫主义是巨大的遗产，同时也是巨大的负债。最后谈到了自然写作这一文学体裁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处所感”（sense of place）。

（1）自然与“我”

在美国自然文学写作的历史上，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美国文学史上不可错过的主流作品很早就被大众所熟知。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自然写作这一文学体裁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瓦尔登湖》的伟大意义再次得到确认。那是因为这部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为后来的自然写作提供了一种雏形或模范（注：在综合理解梭罗和自然写作的关系以及自然写作史上梭罗地位等问题，可参考伊藤诏子的《复活的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社会》（柏书房，1998年）。另外，John Elder，ed.，American Nature Writers.（Vol.1.）所收的Lawrence Buell，“Henry David Thoreau”（p.933-950）也值得参考。）。

梭罗代表着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因此可以使用时间序列二分法将历史划分为梭罗之前和梭罗之后。粗略地讲，梭罗之前属于博物学体系，而梭罗之后一般使用自然写作这一新的用语来定义。在区分自然写作与博物学这两个概念时，“我”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

博物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并最终合流于近代的自然科学中。在博物学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的客观观察”。而自然写作在重视“自然科学数据”的同时，还重视创作主体的“主观反应”。也就是说，博物学和自然写作虽然都以自然为对象，但作为创作主体的“我”在面对自然时有着怎样的反应、怎样的心理活动或者情绪的波动及思考，这些也都属于自然写作“观察”的对象。

博物学尽可能地缩小观察的主体，重视对观察对象本身的记录（客观化）。而自然写作更重视叙述观察对象与观察主体的相互关系、自然与人之间相互感应等内容。梭罗正是开创了自然写作这一崭新记述方式的作家。美国的自然写作也就这样确立了“第一人称（单数）的非虚构写作”模式（注：这里提到的博物学和自然写作的差异，或关于自然写作的特征，可参考以下两本著作：ThomasJ.Lyon，“Introduction，”in This Incomparable Lands：A Book of American Nature Writing.（Thomas J.Lyon著，村上清敏译《无与伦比的土地——美国自然写作简史》，英宝社，2000年）以及Don Scheese，Nature Writing：The Pastoral Impulse in America.）。

（2）体裁

在日本，自然写作这一体裁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用语介绍给大众是在90年代中叶。这一用语首次使用是在1993年的文艺期刊《对开本a》（文库书房）企划的“‘自然’这一体裁——美国·自然·写作”特辑中。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日本的美国文学研究者使用过这一名词，但在日本明确提出将自然写作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此后，与英语及英美文学相关的学术期刊《英语青年》（1995年2月刊）、户外杂志《山与溪谷》（1995年2月刊）、环境问题学术期刊《全球网》（1995年3月刊）、诗歌杂志《Eureka》（1996年3月刊）等相继编写了相关特辑。虽然影响力不是很大，但还是唤起了人们对于自然写作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的关注。此外，自然写作书籍的日文版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版。比如安妮·迪勒德的《溪畔天问》（Merkmal出版社，1991年）、爱德华·艾比的《沙漠独居者》（东京书籍，1993年）、巴里·洛佩兹的《北极梦》（草思社，1993年）等。特别是20世纪后期陆续出版的现代美国自然写作的最优秀杰作，在这一时期都可以读到相应的日文译本。

所谓自然写作，一般指的是以自然为对象的非虚构随笔文学。也就是说，非虚构，同时以自然为主题的随笔文学，这些是自然写作的基本条件。从定义来看，自然写作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地方。像游记、探险、冒险谈、自然观察记录、自然中的生活记录、动物故事等非主流的文学体裁也涉及很多领域。自然写作的确不是什么新的文学体裁，很多人对自然写作的作品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概括这些文学体裁的名称吧。自然写作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非虚构·随笔这一领域本身就很少被当作文学研究的对象。

可以说，使用自然写作这一用语就是为了概括整合这些细分化的领域。（美国从21世纪初开始使用，有一定的历史。）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必要，通过上文中提到的日本出版状况可以推测出来，首先是因为优秀作品的存在。如果没有优秀的作品，不管一些好事之人如何议论，都只是局限于个人兴趣或仅仅停留在学问上的关注层面。其次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注发生了变化，并且关注度在不断扩大，换句话说就是危机意识的增强。

（3）后浪漫主义自然观(www.daowen.com)

比如安妮·迪勒德（1945—）的《溪畔天问》（1974年），这是一部记录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偏僻乡村的田园生活的随笔集，被认为是120年前诞生的梭罗《瓦尔登湖》的最正统的继承者，从中可以读出作者无限接近自然的生活及感受。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迪勒德的感性极具20世纪的特征。她对于自然的各种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只要回归自然就好的水平上，甚至一般读者所期待的回归自然的思想全部都被推翻。每一位读者都发现试图从《溪畔天问》中读出回归自然是极其困难的。

《溪畔天问》与以往的自然随笔以及户外随笔中的乐观的自然认识相去甚远，作品中频繁地讲述自然的不合理性、认知自然的不可能性，所有对户外的美好幻想全被击碎。然而这才是现代最需要的自然写作吧。总之，我们恐怕已经再也无法以浪漫主义的视角来接近自然。迪勒德是自然派的同时，还面临着必须要与浪漫主义这个怪物抗争的现实。

如果说迪勒德是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代表，创作《沙漠独居者》（1968年）的爱德华·艾比（1927—1989）就是60年代的代表。而且艾比在当时也面临着与浪漫主义自然观这一思想进行抗争的局面。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艾比是极具现代性、挑衅性的作家。现代自然写作要求作家既是自然派，还要反对浪漫主义。这是因为他们严肃地认识到，不断内化的浪漫主义自然观一方面赞美自然、美化自然，在另一方面又将自然模式化，最终还可能会破坏自然。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曾经在讲述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看法时说到，他们“既想灭绝印第安人又想美化印第安人的愿望”是相互矛盾却又同时存在的（注：D.H.Lawrence.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85.（酒本雅之译《美国古典文库12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研究社，1974年））。这也适用于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这种双重精神论也存在于浪漫主义自然观中，不得不说这种自然观让我们远离了合理认识自然的可能。例如爱德华·艾比就认为，人类赋予自然的所有价值都不值一提。避免模式化地认识真实的印第安人是极其困难的，认识自然本身也同样是极其困难的。

石头、植物、沙粒，每一个个体都因为其自身，也为了其自身而存在，这是非常明确的事情，不会因为有其他次元的存在而掩盖。明晰性、整合性、真实性。（《沙漠独居者》，p135）

每一个自然物的个体都有着明确的轮廓，而浪漫主义自然观一直以来都赋予自然某种意义或价值，也就是说把自然当作理解“其他次元”的手段。当艾比指出并不存在“其他次元”的时候，就是在从本质上批判浪漫主义自然观（超越与内化的规律）。可以说，人类从自然的有用性、可利用性到美学以及审美意识层面，总是要从自然中寻找出“其他次元”，并彻底地消费自然、利用自然。之所以可以将破坏自然和美化自然理解成同根的概念，是因为这种自然观在本质上包含着上述“其他次元”的解读。因此艾比这位作家的方法是，不从自然物中观察任何东西，不去赋予自然特别的意义或价值，只是将自然作为严肃存在的个体来观察它。艾比认为这才是正确认识自然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写作从浪漫主义的内部产生，却一直背负着如何超越浪漫主义的课题。对自然写作而言，浪漫主义是巨大的遗产，同时也是巨大的负债。

（4）敏锐的“处所感”

一些国家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那些已经完成近代化的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影响了自然写作的繁荣。至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可以从日本户外热潮的大众化中窥见一斑。那么，文学版户外热潮是否完全反映出对自然写作的关注呢。不可否认的确有那样的倾向，但自然写作还有很多文学版户外所无法涵盖的一些本质上的特征。

自然写作从它的写作主题来看，属于上文所提到的那些非主流文学体裁。这些文学体裁在本质上有一些共通的关键性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概念是“处所感”（sense of place）。现代美国自然写作界最受瞩目的作家巴里·洛佩斯（1945—）指出，环境世界是可以具体地生存的处所，因此应该明确区分空间（space）和处所（place）的概念。换句话说，通过不断与等质的空间世界发生联系，某一块土地会成为有着特殊意义的空间，我们称之为“处所”（注：洛佩斯是这样描述的，“对一些人来说只不过是没有价值的空间，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会成为一个处所，这是由于存在于土地之中看不见的某种力量造成的”（Arctic Dreams，278）。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本书第四章“表象和现实存在——现代自然写作方法的质疑”中关于洛佩斯的叙述。）。

当然，问题是不能单方向地把空间变成处所。那样的话，就只是试图把自然纳入文化领域的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空间所固有的特征（包括气候、动植物、地质地形的生态系统）是从人类把空间当作可以生存的处所来重新审视的行为中发现的，洛佩兹所强调的是与空间固有特征之间从未中断的各种累积性关系的形成过程。这是处所与空间在本质意义上的一个接点。而只有在这样的逻辑中去理解自然写作才能准确地把握它的意义。自然写作这一文学体裁，就是参与到“处所感”深化过程中的一种写作。

“环境”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的生硬而抽象。然而，环境是人类自身所生存的处所，只有其固有特征的认识的深化才会给“环境”这个词注入灵魂。作家们讲述与动物的遭遇，诉说山巅的寒冷，聆听河流不绝于耳的声响，被变幻莫测的光的变化所深深吸引时，如果这些发生的事情才是把“空间”变成“处所”的行为的话，那可以说自然写作是最具体的、永久的并从根本上探讨围绕“环境”诸多问题的文学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