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手工业

汉代，金塔境内的工业主要是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手工业行业。主要从事丝织品、粮食制品、皮革、木材、金属、玉器、砖瓦等加工制作的行业，如西汉时番禾郡（今金塔县境西部）生产的禄帛较为出名，生活在今金塔县境内的古代人类曾开始开采食盐矿藏。这些行业既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又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西汉中后期，金塔的手工业主要是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铁器加工、毛、麻纺织与编织、草编制品、皮革毡毯制品、木器加工、烧砖制陶、食品酿造等。如居延肩水金关出土了西汉昭、宣、元、成时期的遗物2300多件，其中包括金属器、竹木器、丝、麻、毛织品、皮革制品、陶器、漆器和笔、砚、渔网等物。从出土的锦、罗、纱、绢等10多件丝织品标本来看，色彩丰富绚丽，质地平整柔美，显示出一定的工艺水平。当然，这些物品未必是本地制作，不一定代表河西的手工业发展水平。但诸如木柅、袜板、鞋楦、革履、布袜和其他麻毛制品，大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有些则是生活必需品，皮毛制品尤其如此。从本地出土的各种物品，除丝绸、金属制品和漆器外，其他器物可大致反映当地的手工业的种类和技术水平。如上所述，两汉时期金塔的各类手工业生产，基本上都是为了满足生活生产需要，因而规模有限，工艺水平处于发展阶段。

秦汉时期的铁器加工汉武帝时期，铁农具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加工技术已传入金塔，并随生产发展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根据考古发现，在汉代遗址中就发现了铁犁残片，汉墓中发掘出铁质炊器及铁斧、铁刀残段等铁器。这都证明从汉代开始，金塔县已开始使用铁器。据东沙窝榆树井遗址出土的文物证实，汉代就使用石纺轮生产毛线，用于制作衣物等。东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更加普遍，仅金塔县肩水金关等地出土的众多实物中，包括货币、残刀剑、箭、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等，大多都是用熟铁铸造而成，说明当时已有铁器加工业。此外，在居延汉简中发现的鉴别刀斧优劣的专著《相利善剑刀》，记述了如何来区分好的剑和劣质的剑及花纹的标准14条，涉及剑的形状、成分、纹饰、制作技术、发展等重要内容。

秦汉时期的毛、麻及皮革加工远古时期金塔境内的畜牧业比较发达，毛纺织和皮革加工成为汉代最具特色的手工业。畜毛资源丰富，加上麻的大量种植，为毛、麻手工业提供了条件。毛、麻织品在各地的汉代遗址中均有发现，仅肩水金关出土了西汉昭、宣、元、成时期的遗物2300多件，其中包括丝、麻、毛织品、皮革制品等物。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中，曾出土了用很厚的牛皮制成的皮革鞋和制作精细的羊皮鞋垫，此外又有用于盛放物品的革橐、韦橐。从出土的锦、罗、纱、绢等10多件丝织品标本来看，均为平纹纺织，但颜色和经纬密度都各不相同；而像褐与毡垫等物的制作，相对而言都比较粗糙，麻布原料均为大麻，但质地则有粗细之别，至于麻类鞋袜，或用麻线纺织而成，或用麻布缝制，有的还用牛皮加固。这些麻毛织品的形制和制作，显示出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在今天金塔农村仍可以见到。在汉墓中还出土了陶纺轮等纺织工具，说明汉代金塔纺织业已普及。

毛刷

秦汉时期的木器加工木器在日常生活中用途极广，房舍、车辆、书写材料和一些生产工具及守御器的制作，都与木工有关。金塔古代的木器，大致可分为生产工具（如锛、泥抹和木钻杆等）、生活用具（如木塞、木锥、木匙、木梳、袜板、楦头等）、房舍配件（如户牡、木拉手等）、守御器（如转射）和书写材料（如木牍、觚、两行等），汉简中记载的木器。除个别为铁制外，大多为木制品。在居延发现的一枚“吏卒日作簿”残简中，就有“三人木工、二人炊事”的记录。居延汉简还多次提到“舩”。研究表明，“舩”即“船”字的变体，是汉代人书写的习惯用法，这在汉代瓦当和《汉书》的有关记述中均有反映。上五简内容涉及船只的买卖、修缮和出入记录。其中两简中似乎是把船只当做所部的设备财产，故与兵器、谷物和草料等一起计入“兵谷财物簿”；说明当时黑河水量不小，且已有了船舶运输。

秦汉时期的草编织业金塔境内绿洲边缘，红柳丛生，河流下游湖泊、沼泽地带，芦苇、蒲草茂盛，为草编制品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汉代利用芦苇、蒲草和细红柳枝等编织的苇奁、草席、草垫、草门等草编织业在农户中十分普及。许多汉代遗址、墓葬中，都有发现，汉简中也有笥、筩（即桶）、席等物。其中席又有“苇席”、“蒲席”和“紝席”之分。“苇席”与“蒲席”指所用材料有别，苇席用芦苇，蒲席用蒲草，“紝席”即衽席，它与苇席、蒲席之别，即在于材料质量的高下。

秦汉时期的烧砖制陶业汉代是我国古代陶瓷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西域地区的开发与经营，军民屯垦规模扩大，因官衙民宅建设需要，金塔制陶业发展较快，并具有一定规模，特别是灰陶（泥质灰陶）仍被广泛使用。建筑用陶在秦汉陶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产量、质量还是品种，都较以前有了提高，当时还烧出了一种从胎质、釉质到装饰都区别于以前的原始瓷。汉代陶瓷技术的主要成就，从居延肩水塞等地汉墓所出土的陶器看，铅釉陶大部分出土在金塔县境北部，而且是从汉武帝开始，数量不多，自汉宣帝后逐渐增多，釉色主要有绿、黄、黄褐色等。从其他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陶器或陶碎片，造型优美，种类繁多。从现存的许多汉代遗址、墓葬和边塞沿线，都发现有大量汉代陶片和砖块实物，在居延地区发现有一处窑址，附近有陶片、砖块和五铢钱等物；1999－2002年，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很多陶制的釜、盆、小口罐体和勺等残片，多为泥质灰陶，也有砂质红褐陶。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汉代金塔烧制陶器已很普遍了。

陶灶

居延古酒酿造方法从居延汉简中也发现了一些有关酒文化的简文，据考证，早在西汉时期，居延地区就有酿酒之举、饮酒之风。(www.daowen.com)

居延酒文化上溯两千多年前，居延人以“六物”要诀酿得居延古酒，可谓酒之上尊。汉代的酒不同于今日的烧酒，即蒸馏酒。当时的酒，一般习惯上称为水酒，仅经发酵酿造而成，未经过蒸馏、提纯工艺处理过程。当时，水酒的酿造方法，是先将原料，如稷、秫、稻或粟，浸水之后，以陶缸、陶瓮或大型陶罐装好，外裹以麻、帛或丝绢，使其升温、生“蘖”，然后加水施火，要掌握火候。这样酿出的水酒，自然很不纯净，含杂质太多，故呈红、黄色。这种初酿之酒，必然要经过罗、绢过滤，然后才可饮用。当时酒分为上、中、下三等，称之为上尊酒、中尊酒、下尊酒。酒除作为饮用之外，还可入药或作为药引。由此可见，酒在汉代居延地区已相当普及，广为社会各阶层所利用。

居延古酒酿造有“六物”要诀，简文记述了它的严格操作要求和制造程序：“掌酒者，秫稻必齐，麸蘖必时，湛膳必洁，水泉甘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六物大酋。”秫、稻乃酿酒的原料，麸蘖，即酵发菌，作为酒酵，即今酒曲。“湛”即今“沉”字。“湛膳”即今蒸煮黍稷。“大酋”即质量上乘的酒。

居延酒用于“存问”、“赏赐”。存问用酒之制是汉代养老令具体执行的方式之一，所谓“存问长老”即“养老之意”，当时规定：“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赐民酒肉，并不仅限于老者，当时或为新王登基，或为“举功行赏”，亦赐酒肉。“赏赐”用酒之制，就是把酒用于大小文臣武将因功受赐。《汉书·武帝本纪》载有“公元前121年夏天，霍去病从居延南下，打到小月氏，大败匈奴，汉武帝赐酒一坛，霍去病倾酒于泉，与众将共饮”，此为酒泉之来历。考证此故事，是否可得出汉武帝赏赐之酒来之于居延酿酒？

居延酒的计量方法见于汉简，有升、斗、斛、石等，这实际上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容器计量，即“量”，另一种是重量计量，即“衡”，各不相同，不可相混。当时居延戍卒滥饮之风弥盛，且酒量也惊人，简文载有“能饮酒一石”，此例虽为个别，但可见当时饮酒大量，汉代一石合十斗，一斗合今市制为四斤，一石之酒，即重四十斤，饮酒海量，恐非一般。

居延出土文物有陶制酒器，称之为“尊”。当时酒分为三品，或称为三尊，“尊”本指酒器，也作为祭祀时用的礼器。

居延品酒将酒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酒用稻米酿造，中品用稷米，下品为粟米。上品为达官贵人所专用，而一般庶民、戍卒只能饮用下品甚至变质的酒。

秦汉时期的造纸业造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金塔境内及周边地区的墓葬及遗址中曾多次发现汉代的纸张，在我国造纸史上占有突出位置。1973年－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燧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麻纸两件。一件与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木简共存，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为21厘米×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表明，它是由本色废旧麻絮、绳头、布料等制成，以苧麻为主要成分，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另一件出土于汉平帝以前的地层，长宽约为11.5厘米×9厘米，暗黄色，尚含麻筋、线头和碎布头，结构显得较为松弛。这些情况表明，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出现应更早一些。从这些事实说明，早在西汉时期，金塔不仅造出了麻纸，而且已经将它用于书写了。纸张取代竹简，成为广泛应用的普通物品，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秦汉时期的纺织业秦汉是我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丝、麻、毛纺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棉纺也有所发展。缫车、纺车工具以及脚踏斜织机都已广泛使用，多综多蹑织机已相当完善，束综提花机也已产生，织出比较大型的花纹。染色技术也有了发展，出现了多色套版印花，发明了蜡印工艺。1972年－1974年，在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燧遗址白墩子烽燧采集到丝绸残片若干；1973年－1974年，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发现大量的丝、麻、毛等以及一件织网梭，遗址年代大致为汉武帝至新莽时期，反映了秦汉时期金塔的纺织技术水平。

西三角城遗址西三角城遗址位于金塔县羊井子湾乡羊井子村东北1公里处，东经99°02′34.9″，北纬39°59′3.7″，海拔1239米。周围为戈壁砾石地带，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500米，面积25万平方米。遗址中心有45米×40米的小城一座，城墙遗迹尚存，残高2米～3米，基宽2.7米，夯层厚0.1米～0.23米，南面开门。似为汉—魏晋时的坞院遗迹。遗址内地表有大量绳纹灰陶片及石器残片。周围分布着多处古遗址、古窑址、古墓葬。其中在城北500米处有一处古遗址，地表散布大量的夹砂红陶片和彩陶片，从彩陶纹饰看，属四坝文化类型，并发现许多碎骨，似为墓葬区；在城西北300米处的台地上发现一窑址群，范围31米×17米，共发现窑址6座，呈不规则的排列，间距1米，平面均呈马蹄形，面积3米×3.5米，灰层厚1.5米，据推测为汉代制陶窑址；在城南500米处发现窑址群1处，在3座小土丘上有残窑底3座，周围发现大量的烧结铁块和灰陶片，灰层厚0.3米，窑壁烧结层0.5米，初考证为汉代冶铁遗址；城东65米处有窑址1座，平面呈椭圆形，长2.5米，宽1.9米，残高0.2米，窑壁烧结层厚0.05米。1993年3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