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思想与现实之间难解的死局

中国文化是否有缺陷，这是一个不断被争论的问题。中国人最大的纠结就是近代科技文明的落后。曾经引以为荣的儒释道三家文化融合在一起，没有让中国社会逐渐进步，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整个民族却在不断地衰落。这也是晚清到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的痛定思痛后，会对自己的文明有那么大的失落感的原因。

秦灭六国以后，帝制成功了，政治退化了，中央集权下只有皇帝的权威与官僚们的利益，人民的生计无人过问和争取，老百姓呈现出极其萧索可怜的状态。既然政治退化的原因是大帝国的存在，而帝国是可以人为变大或分小的，如果分裂对人民有利，为什么不退回去？人们发现即使被带到沟里，也走不了回头路。顾炎武明确地指出：

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原因是人类走向联合是必经之路。

西方的中央集权联合体制，是在民主理论和工业制度准备好了以后开始的，中国人的问题是大帝国出现得过早，小农经济下却贸然想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正如黄仁宇所说：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治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

于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很奇异的现象发生了，对于中国人来讲，时间仿佛停滞了，社会进入一个怪圈，从起点回到起点，已经转悠了两千多年，却找不到隧道的出口。秦以后的哲学，对个人修身养性的成果达到了顶点，而在社会政治理论上又麻木到了极致。儒家对政治不可谓不关心，对人民不能说没有同情心，但他们只是围在一个皇帝的身边谈道德。难道真是中国的思想家笨，死活就设计不出一个能让人民生活得好一点儿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来？

朱之瑜，字楚屿，号舜水，是黄宗羲的老乡，比黄大十岁左右。奇怪的是两人虽同属鲁王的反清系统，又都是余姚的才子，居然并不相识。朱之瑜在明亡后一直奔波于海上，甚至远渡日本希望借兵抗清，壮志未酬后不愿换下明朝的服饰而终生漂泊海外。

朱之瑜在哲学上的建树并不大，他的思想与顾炎武和颜元等都是一个路子，主张有利于自己身心和社会的实用之学。他的影响始于德川幕府的重要人物德川光国拜其为师。德川光国是德川家康的孙子，当时大将军的叔叔。朱之瑜自忖复国无望，认为日本人也可以做孔子、颜回或尧、舜那样的圣人，于是潜心在异国他乡从事教育事业。他以其人格魅力和严谨扎实的学风而令日本的弟子们深深折服，当时的日本学者都以当他的学生为荣，甚至像孔子的弟子爱戴自己老师一样尊敬舜水先生。

朱之瑜的学生除了有政治家、儒学“水户学派”的创始人德川光国外，还有日本儒学古学派哲学家伊藤仁斋，神道思想的鼻祖山鹿素行，标榜“尊王一统”思想的《大日本史》的许多作者都是他的弟子，明治维新受这部书的影响不小。梁启超说：

“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www.daowen.com)

德川时代为日本后来的改革提供了有效的物质文明进步和社会组织的整理。

儒家思想通过朱舜水给予日本正面的改造，而在中国却逐渐僵化，看看乾隆皇帝弘历在接见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时一脸愚昧的样子，可以想象如果舜水先生活到今天，心中的感觉该有多窝囊。这并不是儒释道三家文化的问题，百代皆行秦政制，这个政治制度对于中国的积贫积弱大概要负主要责任。可惜的是后代学者的奴颜与媚骨，只敢批评思想者而害怕指出掌权者的不足，因为君主手里拿着胡萝卜和大棒。

在清代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下，鸦片战争的前夕，又出了两个忧国忧民，意图改良的思想家。用梁启超的话说：

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太平世道的时候，这些人就成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地谋划着要如何避免灾难的降临。他们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号定庵。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官宦家庭，自己也曾考上进士，虽屡屡上书揭露时弊，提出改革主张，但却没人理他，他的官不过是闲差罢了，他只好把满腔热情放在诗文创作上。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文章里。

龚自珍最有价值的思想在于，他认识到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剥削是政治动乱的根源。他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指出，物质上的不足直接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这不是个道德的问题，需要政府以政治的力量加以干涉，然而政府在这方面恰恰是最无能的。龚自珍知道眼前的政府无法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寄希望于真正济世救民人才的出现，这也是他不断提出政治建议的初衷，然而他的先见性却被毫无作为的“天朝”完全忽视。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比龚自珍小两岁，二人齐名于当世。《海国图志》是他编写的最有价值的一部著作。鸦片战争后，被革职的林则徐作为魏源的好友，二人相遇于镇江，彻夜长谈林在广东的经历。林则徐曾主持汇编过《四洲志》，此时，他将组织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全部地理和历史资料送给魏源，嘱托他编写一部书给后来的人。魏源不断搜集资料，使这本书达到一百卷的规模。

《海国图志》是一本关于世界的历史和地理介绍，它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制度以及风土人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惜这本书写得太晚了，如果国人能在利玛窦的时候就认真了解世界，与西方各国平等交往，整个中国历史将会被改写。然而，即使这种临时抱佛脚地研究西方的行为，也没有引起当权者的任何注意。但《海国图志》在日本反而得到了迅速传播，一些学者因为看了这本书，而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不能不让人感叹大部分中国人的麻木。

朱之瑜也好，魏源也罢，都是墙里开花香在墙外。中国并不缺乏影响人类的大思想家，而苹果砸在头上的牛顿定律也不见得比炼丹术更复杂。我们最应该反省的恰恰是我们最不愿正视的问题——道路。路走对了，即使磕磕绊绊，也仍然能够到达，如果路走错了，无论技术手段多么精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中国人的一根筋其实还是在一个“利”字上——统治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