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议与反思

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士大夫阶层造就了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清议”。什么叫“清议”呢？简单地讲，就是不顾现实，不说心里真实所想，一味逢迎上司的旨意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大毛病之一。”唱高调有三大坏处：首先，抬高自己，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上；其次，钳制反对派的口，贬低持异议者；再次，把上司这只鸭子赶上了架，他已很难客观地选择了。比如禁烟，本来就是件异常复杂的事，在林则徐和琦善等官员的私信中，会看到他们对于真相的分析和担忧，但到了朝堂上面对皇帝与其他臣僚时，又是另一个慷慨激昂的面孔。大臣们对英国的态度亦然，在后方全是主战派，真被派到前方在现实面前高调没用时，又全成了主和派。

再举一个清议的例子：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在同文馆设立科学班，招收学员，请外国科学家授课。这本来是个好主意，培养自己的人才，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还是遭到了理学大师倭仁的反对：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技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这就是清末典型的清议之论。受宋明理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们，不相信堂堂天朝竟然不如英国，也根本不愿接受夷人可以当我们的老师，他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依据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圣人的教导。中国人的僵化思路，使其往往一上来就展开道德的评判，事情细节的争论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迫使了解真相的人噤若寒蝉。一方面是真话和人品缺失，另一方面是谎言和高尚，你选择什么？因此在清议中，掌握真相和主持改革的人，远没有唱高调的人更有力量，也更能得到麻木群众盲从的喝彩。

在西方的理论体系中，思想家和政治家是截然分开的，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思想家可以海阔天空，可以无拘无束地设计各种社会模式，然而政治家则必须根据现实来决策，其间不可有一丝一毫不切实际的成分。因此柏拉图可以写出无数个理想国，但恺撒却只能有一个选择。中国的学术体系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古汉学中没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的区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都是从事政治，因此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经常不分彼此。《大学》把心性性命之学与个人品德、家族伦理、政治抱负全放到一起论述，使得中国人在从政伊始就被道德观念所纠缠。我们可以看到满族出身的大臣琦善、伊里布、耆英在看清交战双方的强弱后，能更早地选择务实的手段和方法，受“宋明理学”影响更深的汉族士大夫，反而容易被“清议”纠缠得无所作为。

在清末的政坛上并非绝无了解世界大势之人，只是他们力量微小，而中国人又太守旧，使得他们毫无机会做事。郭嵩焘就是这么一位人物。这是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郭嵩焘把使英途中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他被弹劾“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遭到清廷申斥和世人辱骂，湖南学者甚至送了他一副对联：(www.daowen.com)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蒋廷黻说：

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

郭嵩焘就是中华民族走在幽暗隧道中时，那根时燃时灭的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