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谎言帮与叶名琛的无奈

凡是派往前线处理中英“剿”、“抚”事宜的官员，没有不靠撒谎来过日子的，以至于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的丑态不足惜，其背后却衬托出一个民族的可怜、可悲与可叹。林则徐因挑起中英冲突充军伊犁，琦善主持和谈不利被判入狱，他们大体是诚实的，虽然避重就轻，但还是向道光皇帝反映了前线的实际状况。活生生的例子，使得别的官员为了自己的性命和乌纱帽，不得不揣摩着皇帝的意思。于是，谎言帮形成了。

第一个出场的是杨芳，这位三等果勇侯作战勇敢，曾经参加清剿白莲教起义，并在平定张格尔的叛乱中，用计生擒张格尔，可谓战功卓著。旻宁是寄希望他打胜仗的，最好能把英夷的司令生擒，献给大皇帝耀武扬威。杨芳何尝不想在皇帝面前再次露脸，然而他的文韬武略在洋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刚一交战就完全溃败，而且是在兵力战船都绰绰有余的情况下，炮台守将居然跟英国人商量：你也别放炮，我也不放炮，我只放没有炮弹的炮，给我们那位大皇帝留点儿面子。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反而见鬼了！怎么办？头顶上那位大皇帝正“日夜引颈东南，企盼捷音之至”。

可怕的是一言不合龙意，身家性命都没了。

在计谋针对英国人没用以后，计谋的对象就变成了如何应付自己的上司。杨芳悄悄与英国人私下停战了，但他并没有告诉皇帝真相，而是隐瞒军事失利的情况，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又杀敌多少云云，他建议等新的统帅奕山到位后再水陆协同作战。这真是一份谎言的范本，既拖延了时间又推卸了责任，还哄得皇帝直夸他：

可嘉之处，笔难宣述！

他真的报捷了。清军不懂国际惯例，击退一艘打着白旗送照会的英军小船，这件事被杨芳描述成一场大胜仗。旻宁受骗上当了，喜悦得睡不着觉。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天朝的大臣靠谎言度日，皇帝依赖谎言决策，这些难道都怪他们本人吗？他们自以为很努力、很认真，实际上却对整个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否仅仅是个人的腐败呢？总之，谎言总有编不圆的一天，现实逼得他请求皇帝允许英人通商，奏本一上立刻遭到旻宁申斥，如果同意通商，何必让你来作战，琦善早就办了。在所有处理鸦片战争的官员中，杨芳“革职留任”的处分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第二位登场的谎言帮是靖逆将军奕山。他的祖上是失意的康熙帝十四子允，争夺皇位失败被雍正监禁。奕山倒是很得旻宁的赏识，还为他调集了七个省的军队，而且当面叮嘱，赏赐有加，可见期望值有多高。前方军情如火，这位老兄却坐着八抬大轿在大批随从簇拥下慢悠悠地走着，严肃的出征誓师仿佛一场戏剧表演。

奕山到了广东，大军“兜剿”开始了，结局可想而知。在被迫答应英国人的条件后，奕山又开始编故事骗皇帝了。他说：“那些洋人用手不断指手、指心、指天，向守城的士兵打招呼，说是有苦情上诉。我方总兵义正词严地呵斥他们，我是天朝大将，岂是你们随便见的。这些洋人就脱帽致礼，还把兵器丢在地上。我方总兵就问了，你们有何冤枉，如实禀报，为何抗拒我中华天威。这些洋人就说了，你们不让贸易，钱都赔光了，太惨了，您就请皇上开开恩，给我们点儿钱，让我们继续做买卖，行吗？我们肯定不闹了。”这种鬼话旻宁居然相信了，真是绝妙的讽刺。让今天的人来看，奕山出征像个唱京戏的，打仗像个跑马戏的，骗起人来像个演皮影戏的。在广州战役失败，与敌人签订城下之盟的情况下，奕山及其属下均得到了嘉奖，官员们高兴之余，不知有没有想到他们的子孙必须为此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第三位登场的是耆英（字介春，皇室贵族，满洲正蓝旗人）。1838年他任盛京将军，1842年奕经在浙江战败后，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同年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旻宁给耆英的最初指令是“先剿后抚”，到了浙江才知道他和伊里布必须两面作战，一方面对付英军的兵势浩大，另一方面应付皇帝不明就里的苛责，这真是：

对着“鬼子”扮笑脸，对着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是“两面蒙”，首先他背着旻宁跟英国讲和，又骗英国人说自己有皇帝授权“便宜行事”的圣旨，连他派去谈判的代表都是假冒五品顶戴的仆人。结果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了，中国人就这么晕头涨脑地迈入了近代化的时代。

最不可思议的一幕上演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居然出了一个“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大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被英法联军俘虏时，官至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等。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英国在五口通商后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开的是中国官方规定的大门，英国货在民间依然没有市场。资本掠夺的本性使得英国需要寻找新的方式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好处，在中美《望厦条约》中有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英国也可享有这样的待遇，因此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英国人提出修改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与此同时，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并没有成立与各国打交道的专门机构，只是在两广总督的官衔上又加上个五口通商大臣，皇帝恨不得洋人离自己越远越好，因此这个两广总督就相当于兼任代理外交部长和商务部长。虽然角色如此重要，但两广总督的这两项职权却并不清晰，直接体现了国家主权的职务决策权是在皇帝手中，他只是个传声筒，而这个传声筒远隔数千里，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一天六百里加急已经是极限了。(www.daowen.com)

此时作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除了曾经幕后策划过广东商人通过民间自发手段断绝跟英国人贸易外，没有任何外交作为，他还因为与徐广缙一起阻止英国人入广州城意外成功而被旻宁封为男爵。满朝文武包括皇帝本人都对洋人头疼不已，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逃避，尽量避开跟洋人面对面的任何接触。却不知逃是逃不掉的，不思进取的做法会带来更大的被动。

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州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微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几乎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这本来只是一次谈判的要求，既然打不过，可以妥协，让损失减少到最小，如果有一点儿现代外交意识的话，是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的。清政府既没有研究国际形势，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家底，盲目地一概予以拒绝。英国连国书都不知道往哪里递。最后演化成一场战争，用割让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赔偿巨额赔款以及大量主权丧失等换来清政府的苟延残喘。直到1861年，清政府才老大不情愿地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中国一个部门的设立都这么难，代价都要如此庞大。其实，奕被打得抱头鼠窜并不可怜，即使皇帝和他女人们的玩乐场所圆明园被焚毁也没什么可惜的，战争中人民白流的鲜血和全民族甚至需要子孙埋单的割地赔款才是真正令人心痛的代价。

耆英是道光时期外交经验最丰富的大臣，咸丰对他却十分反感，他的下场是被勒令自尽，由此可见，英国与清朝的非战争交涉当然不会有结果。悄然而至的战争警报不知能否惊醒正酣睡在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怀里的咸丰皇帝，这个跛子青年从上任伊始就内忧外患不断，他是马戛尔尼预言的那个无能之辈的掌舵者，驾着中华帝国的破船正撞向巨礁。

叶名琛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清史稿》记载：

名琛性木强，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

他是个性格严肃，很勤奋的人，同僚们甚至有些怕他，为人也颇为自负，好说大话，不知什么原因他如此忌惮外国人，基本上回避同洋人的任何往来。应该说作为授翰林编修的二甲进士，叶名琛并不是糊涂人，他在镇压匪乱中表现得老辣而狠毒，他对洋务的态度表现出整个清廷的矛盾和不知所措。

我们分析一下叶的“六不”：“不战”，其实是无兵可战，正规军正在讨伐太平天国，非正规兵由于无薪可支，多数已经解散；“不和”，国家间的媾和根本不是他说了算的；“不守”，守也守不住，况且他知道洋人多半是要求通商等，很少会占领城市不走；“不走”，更准确地说，是不能走，临阵脱逃满门抄斩，他不敢；“不死”，也许他希冀与洋人交涉中的转机，就像耆英，皇帝本来让他剿敌，后来又改成抚敌，命运握在皇帝手中的官员们并不因为办事的好坏而升迁和罢黜，身家性命很多时候只在皇帝的一念之间；“不降”，作为读儒家书的士大夫，他不敢降也不愿降。

叶名琛被俘后，英国人把他囚禁在印度的一座海边小楼上，他自嘲为海上的苏武，每天还写诗诵经不断，最终绝食而死。他的死给国人的感觉不是壮烈，而是滑稽；不是悲痛，而是无奈。

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人首次突然面对欧洲这个新敌人，虽然需要检讨我们僵化的体制，但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仍是有情可原的。然而从1840年到1856年，16年时间过去了，当大清国再次面对同样的敌人时不仅更加手足无措，甚至连像第一次的各种努力都放弃了，叶名琛一副混吃等死的样子，奕诿过于他虽有推卸自己责任之嫌，但他外交之无能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说他是民族罪人并不委屈他。我们不得不反问：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中华帝国真的不可救药了吗？东西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像蒋廷黻所说：

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

我们为什么要阻止？如果科学能改善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我们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

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首先应该真实地反省我们自己的缺点和所犯的错误，知错才能进步。汉族的士大夫们从宋代开始虚骄了上千年，如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继续不图振作、不思改革，内部互相推诿，剿夷派痛斥抚夷派，抚夷派又指责剿夷派，不仅不向先进的科学学习，还盲目仇外，那就真的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