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则徐真能救国吗？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十六年的进士，选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职编修。他四岁启蒙，青少年时期就注重经世致用的学习。公元1811年考中进士，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一路平步青云，由浙江道员、江苏巡抚等官一直做到湖广总督。

他关心民间疾苦，能够刻苦自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有勇气破除情面，不避怨嫌，锐志兴利除弊，“一时贤名满天下”。应该说，林则徐为官清廉与办事认真的品行得到了道光帝旻宁的赏识。旻宁曾当面称赞他：你在浙江虽然时间不多，但当官的口碑很好，朝廷交办的事情办得也没有什么毛病，我早就听说了。这是作为汉人的林则徐能够官运亨通的基础，也为日后在禁烟上成为道光帝首选的钦差大臣预埋了伏笔。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年代里，应该说林则徐体现了很好的个人品德和道德修养。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道德是无往而不胜的。

林则徐即将面对的对手，是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1640年和1688年两次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主的清教徒革命使英国成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在1688年后对英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莫过于约翰·洛克了，洛克的思想代表了君主立宪体制的主要精神。

洛克以社会契约论去解释国家的起源，因为恐惧遭受他人侵害而推动人们互相订立契约成为国家，人们联合为国家并且把自己放在国家的统治下，主要目标就是保存私有财产。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废除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强调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和私有财产。

在洛克眼中，议会君主制是国家政权的最好方式，因为它依据多数人的意志行动。科学文明已经加诸洛克的思想中，他用机械学上的规律去比喻议会制，即物体顺着加在它上面最大力量的方向移动。洛克主张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及联邦权。立法权并不是无限制的，它有责任尊重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自由；体现在国王及其政府身上的行政权，应该在立法权的控制下管理国家，立法权在国王及其政府破坏国家的法律时，有权更换国王及其政府，甚至在国王及其政府破坏法律，威胁到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及人身自由，用法律制裁仍无结果时，人民可以用起义的方式推翻国王及其政府。君主立宪制的精髓在于按多数人的意志管理国家，而不是个人独裁，权力之间进行制约并且主权在民而不在国王及其政府。

18世纪，在科技文明的推动下，英国开始了彻底改造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工业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工业开始的，兰开夏的钟表匠凯伊发明了飞梭，织工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机，之后水力纺纱机、骡机、自动棉纺纱机再到织布机，棉纺织业是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除了棉纺织机以外还出现了与之配套的净棉机、梳棉机、漂白机、整染机等，组成了复杂的机器系列。詹姆士·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家，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问题，也使英国丰富的煤铁矿藏有了价值，煤炭和钢铁工业成了英国近代工业的支柱。

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交通工具的革新，19世纪40年代英国主要铁路干线已经基本建成。应该说这场工业革命的过程就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因社会对技术的需要把科学推向前进又回过头来把科学知识应用到生产的过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为英国工业革命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

此时的英国，凭借着君主立宪制和工业革命的成果已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殖民地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清道光时期的情况我就不说了，在先进的科技文明面前，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等的比较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欧洲人曾经有这么一个殖民故事，一百多人的西班牙探险队，在美洲征服了六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林则徐面对这么一个敌人，别说胜算，他一点儿机会都没有。接踵而至来找“天朝”麻烦的，还会有法国、美国、德国、俄国，等等。

人类历史上有几次大的文明轨迹，影响了全人类的思想与生活。同时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印度教与佛教文明，希腊、罗马及基督教文明，产生于一千五百年前的伊斯兰教文明，人类基本上是在这四大文明的交错之中生活直至出现现代科技。应该说，产生于欧洲的科学文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所有古老文明不管愿不愿意都将被它席卷，大势所趋，别说个人，就是一个民族也显得极为渺小，顺势者昌，逆势者亡。

林则徐要干的事儿实际上是查禁鸦片，他能干好吗？鸦片的危害毋庸赘言，查禁的意义也不必表述。旻宁下决心，起于黄爵滋1838年上书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在皇帝眼中，这仅仅是天朝内部的事务，派出一个恪尽职守的能吏也就是了。当时在各省督抚中对如何查禁鸦片也有两种主张，一种是针对吸食者的重刑主义，黄爵滋在奏折中曾经讲：

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他认为“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所以建议制定新的法律针对烟民，给一年的期限戒烟，一年后还吸食者斩。他的意见遭到了绝大多数督抚的反对，他们不是不主张禁烟，而是不同意对烟民采取如此激烈的态度。可以想象，这样的法律一旦颁布，瘾君子抓不胜抓，先不说死刑核准是个严肃而谨慎的事，如此多的死刑必将造成官员的工作量巨大。光瘾君子的认定就是个烦不胜烦的事情，标准不一就很难公平，而吸食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甚至皇室，一碗水端不平搞不好还会激起民变。这种方法虽然只对内不对外，但是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种是针对沿海省份海关的查禁源头，这是大家普遍主张的，也是旻宁的意向。这有点儿像现代针对吸毒的法律，严惩贩卖者，对吸毒者是劝导加强制治疗，这种方法是妥当的。但这个贩卖者恰恰是英国。查禁海关必然会和英国为敌，这是林则徐无法迈过去的坎儿。英国是鸦片走私的主凶，这在广东民间已属常识性问题，但在道光帝谕旨中，却绝无与英国交涉的寓意，官员们也都认为这仅仅是国内事务，他们分析禁烟难的原因多是地方官、兵士等玩忽职守，贪赃枉法甚至包庇纵容，加之烟民行奸耍滑，等等。因此，上至皇帝，下至清廷官吏，包括林则徐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从主观到客观都没有做好防范英国的准备。

茅海建说：

当时的中英关系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畸形的状态之中。从政治层面来看，清朝守住了“天朝”的体制，对外紧闭着大门，对当时西方世界普遍采用的外交程式十分警惕，不容丝毫渗透；从经济层面看，清朝又因其军政机器锈蚀，大门关而不紧，罪恶的鸦片从门缝中滔滔涌入，已经没有力量将其堵住。这使得后来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杜绝鸦片又不许跟英国发生冲突，这就像让林则徐生孩子但又不许他娶老婆一样，这是一个悖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快，林则徐就发现禁烟绕不过英国这个所谓“岛夷”了，中英对抗愈演愈烈。林则徐迫不得已开始备战，让我们分析一下林则徐在广东布置的防务有用吗？(www.daowen.com)

林则徐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加强炮台和清军的水上作战能力，再利用民众进行袭扰。

当时中国人认为，英国人的腿缠裹严密，屈伸不方便，一旦给弄倒就会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只能待在船上，不敢上岸陆战。这种判断荒谬得令人发笑，估计是欧洲人的服装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睛，而中国人穿了几千年的长袍，很难看到自己的腿。实际的结果就像林则徐自己说的：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之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大意是：我们打不到敌人，敌人先打到我；敌人可以连发，我们只能低效率地一炮接一炮。如此作战，所谓百万雄师不过是起哄一样。清军的炮台在英军战舰和登陆部队的两路夹击下，只会一一失陷。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的是一支冷兵器时代的水军，陆基炮台的大炮尚且无用，更别说船上的炮了。林则徐购买了一条英国商船改为军舰让士兵训练，同时增加鸟枪、火罐、喷筒之类的兵器，这类武器是两船相接时近距离作战用的，现代战争双方舰只不可能靠得很近，否则早已将对方击沉了，因此，我们现在听起来这种水战的设计近乎儿戏。

利用民众进行袭扰无疑是“以卵击石”的袭击，不仅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更需要利用地利的良好组织，这种袭扰对战争结果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容易流变成只是吓唬人的一两次恐怖活动而已。我们看看著名的“三元里抗英”。三元里的民众反抗是因为三个原因：一是英军进到庙里后不明当地风俗，在好奇心驱使下开棺看尸，后被村民误传为刨坟掘墓；二是抢劫财物；三是强奸调戏民女。民众义愤填膺在自己财产女人的损失上，与所谓民族大义无关。另一方面，据史料记载，英军远道而来却没有后勤保障之忧，民众不仅向他们出售粮食、淡水和畜禽等，甚至充当苦力为他们带路或搬运物资。

茅海建说：

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

清兵入关时遭到那么激烈的抵抗，甚至在“剃发易服”、“圈地”等肆意侮辱和掠夺面前，民众不是仍然做了顺民甚至良民吗！以现在的眼光，林则徐的防务部署是不靠谱的，也不可能战胜强大的英国远征军。

历史在这一刻开了林则徐也是中国人一个玩笑，英国人没有进攻广州，而是掉转船头直奔天津，途中顺便攻下了浙江舟山的定海县城。英国人认为天津离北京很近，他们可以很快把国书传递给皇帝本人，远在广东威慑力不够，攻下定海是给你个脸色看看。等到英国舰队回到广东攻破广东防务的时候，林则徐已经被罢了官。这不知道是林则徐的幸运还是不幸，林则徐的形象转瞬高大起来，中国人以为英国人因为惧怕林则徐转而侵扰北方，又由于清政府腐败弃用林则徐造成英国人的益发嚣张。

广东民众在给英国的檄文中写道：

汝已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内攻打广东？

如果给英军司令懿律看到，真是莫名其妙到哭笑不得的程度。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幻觉，就像临死前的救命稻草，总是拼命抓得更牢。林则徐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全民族的那根稻草，战争越败得惨，危机越是加深，这种企盼就愈加强烈。我真不知道究竟神话的林则徐和现实中的林则徐哪个更有启发性？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说：

从民族的历史来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在工业革命的强大撞击面前，阿Q般的中国士大夫们宁可闭上自己的眼睛，自欺欺人。中国人宁愿睡在梦中，也不愿接受失败，重新振作。甚至连林则徐本人都不愿意别人知道真实的情况，他怕损害自己的形象，也不敢公开提倡改革。有人认为他清醒了，所以他让魏源编写《海国图志》。这本书没让中国人觉醒，反而帮助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人认为他仍然是传统的士大夫思维，他在如何对待外国人的看法上没有任何新东西。他死后谥号是“文忠”，他更忠于自己的名誉还是清皇室？抑或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看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