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到底谁是卖国贼

提起卖国，那是最重的罪名，甚至超过了抢劫、强奸甚至杀人，因为其他犯罪充其量伤害的是个人，而卖国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伤害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纵使是强盗，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

中国历史上究竟产生了多少卖国贼，没有确切的统计，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西汉年间与匈奴作战失败投降的李陵，松山战败投降满清的洪承畴等，他们算不算汉奸，历史上颇有争论。因为每个朝代国家的观念都是不同的，屈原爱国爱的是楚国，他绝不爱秦国，也不会在乎齐国的衰亡；宋代的辽国、西夏以至于大理、吐蕃对于宋人来讲就是外番。

细细地品味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广义来说，还真很难找出公认的卖国贼。秦桧属于较公认的卖国贼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都有哪些卖国行为或可以称之为罪行的，第一条《宋史》说：

桧独专国，决意议和。

意思是秦桧独裁决定国家大事，下决心议和。其实，无论是战争还是议和，都是国家可以选择争取最大利益的手段，至于选择战争还是议和，并不表示爱国还是卖国，自杀式的冲锋除了表明愚蠢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第二条应该是杀掉金人闻之丧胆的岳飞，起到了自毁城墙的作用。

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

应该说秦桧与岳飞是坚持议和还是战争这两种意见的代表，他杀岳飞更多的是排斥异己。秦桧一直是南宋的宰相，位极人臣，卖了南宋，他到金国也不可能比宰相的位置更高，他凭什么要卖？反之，留着岳飞就能消灭完颜阿骨打的新兴国家？金国方兴未艾，而腐朽的宋政权连王安石变法都无力改变，别说秦桧看不到希望，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历史学家都不可能看到希望。

第三条，《宋史》记载：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何樐、傅、朴同拘，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

大意是：秦桧从北方金国回归南宋，他说趁机杀掉了金国看守自己的人乘船逃回。当时朝廷上很多人都怀疑，其他人也被拘禁，怎么只有秦桧逃回？而且从燕地到楚地相隔二千八百多里，跨河越海的，难道就没人查问或阻拦，又如何杀得了监守往南跑？而且，金人即使让他跟随挞懒的军队，也肯定会把妻子家属当成人质，怎么能和妻子王氏一起逃归？只有宰相范宗尹和枢密院同知李回因为与秦桧关系好，坚决相信秦桧是忠心的，一力保荐。

这一段写到秦桧逃离金国的经历很可疑，多半作为间谍被派回来，这已经无法论证了，只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中以事实说话。纵观其一生，我觉得，秦桧奸臣有之，卖国无确凿证据。

完全意义上的卖国贼，只有近代才有，因为国家的观念是从西方而来，中国人只有天下、家族而没有国家与个人，西方自工业革命后形成强有力的集权国家，以国家的力量带动工商业的发展和全世界的殖民活动。而在中国，有人胆敢将国家出卖给中国以外的什么英国、美国、日本等，就成了毫无争议的卖国贼。

按近代史排序，在卖国方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清朝鸦片战争中的琦善了，他卖国罪名的来源，就是主持了鸦片战争第二阶段的和谈事宜。按剿抚之争，他是主抚的代表人物。他的卖国罪名主要有：第一条，破坏禁烟，主张弛禁；第二条，陷害林则徐，主张投降；第三条，不做战争抵抗，开门揖盗；第四条，主持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包括割让香港等。

在道光帝眼中的琦善是：

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负国，实属丧失天良。

大意是：（他）胡说地利无险要可守，军队的装备无法依靠，兵力单薄，老百姓也没有同仇敌忾之心。他虽然说了很多弊端，却是危言耸听，意图要挟，真不知他是何心肠？如此辜负国恩，他实在是丧失了天良。(www.daowen.com)

在士大夫们的心里，琦善是不可理喻的。在道咸时期没有亲眼看到西方科技文明的官僚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船坚炮利”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不可想象，一个世受国恩的一品大员，居然如此轻易地选择割地赔款等大逆不道的行为。这种不理解还来自他的合作者，广东巡抚怡良给道光帝的报告，大意是：

自琦善到广东办理洋务，从来也没跟我商量或告知实情。我目前突然听说英国代表义律已经在香港贴出告示，命令当地人归顺英国。而且还有人把告示抄给我看，臣非常惊讶。香港本来是海上边疆要地，外国人公然宣称他们管辖，天朝的百姓怎么成了英国的国民，臣非常愤怒。我们请皇上允许增加士兵，固守虎门炮台，防住要塞。如今英国人多次刺探我方，感觉他们下一步还有动作，担心措手不及。我不敢保持沉默，所以向皇上报告。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碰撞的开始，是中国从外夷四海来朝到四处碰壁以至于“国将不国”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琦善个人原因而造成巨大的民族悲剧，那么他所应负的责任以卖国贼论处都显得太轻。事实果真如此吗？

关于第一条“破坏禁烟，主张弛禁”：琦善在给道光帝奏折中不仅主张严禁，还雷厉风行在天津查禁烟土十五万余两。我们评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环境。中国历来是个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到雍正帝建立军机处，皇权已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揣摩圣意是当官的唯一要务，不同的政治主张或形成派系只有在政党体制下才有意义。把琦善与林则徐说成是两大政治阵营的领袖，不仅可笑，也完全罔顾当时的政治现实。此前，主张弛禁的许乃济仅仅上了一道奏折就被道光皇帝予以处罚：

冒昧渎请，殊属纰缪，降六品顶戴休致。

有人被罚在先，不可想象琦善还愿意成为弛禁派的代表。很明显，他是被栽赃。

关于第二条“陷害林则徐，主张投降”：在清史档案中看不到琦善弹劾林则徐的任何奏折，他做的唯一一件对林则徐不利的事，是当英国舰队进犯天津时，将英国外相巴麦尊的照会转呈道光皇帝。历史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开了懵懂的中国人一个玩笑，这封照会翻译上的错误直接导致了道光决策上的变化，一封在战争前要求赔偿和通商的通牒，被道光帝理解成英国人在广东受了冤屈请大皇帝伸冤，真是令人扼腕叹息。但它符合中国人的皇权思维，于是道光改派琦善取代林则徐主持禁烟引起的边衅。琦善很不幸成了天朝大吏中见证欧洲人“船坚炮利”的第一人。在大沽口外，当他看见英国的远征舰队后，就隐隐地感受到了一个强大而陌生的敌人，他对使用军事手段御敌于国门之外动摇了，而初次谈判又是如此顺利，于是采取和谈方式成为一个当然的选择。我以为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硬把阴谋和投降加进来似乎根本不合逻辑。

关于第三条“不做战争抵抗，开门揖盗”：琦善无论在天津还是广东都曾部署防务，虎门增兵皆有案可查。

关于第四条“主持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包括割让香港等”：琦善一直都在和义律谈判与交涉中，信函中并无私许香港之意，且割地赔款都是皇帝做主的事，琦善无意间顶了这个大头。

琦善何许人？琦善是大清国的高干子弟，父亲是热河的军区司令，为一品将军，而且祖上对清廷有功，世袭侯爵封号。琦善当时的职务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两广总督）、钦差大臣。既然把国家当商品卖，就一定要有合适的回报才说得过去，谁也不愿意做赔本买卖，何况已经拥有如此高位的堂堂大臣。

茅海建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时代的背景，规定了琦善的思想，而琦善的思想，又制约着他对英绝无卑媚仍不失傲慢的举止。我们似可由此而看到他的内心：他以堂堂天朝的“大臣爵阁部堂”自居，又怎么会冀求“区区岛夷”所颁之荣？又怎么会贪图“蕞尔小国”所施之财？又怎么会将泱泱大清卖给连地处何方都弄不清楚的“化外蛮夷”？他没有卖国的动机。

蒋廷黻也有一段话谈到琦善：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鸦片战争是中国的一个千年变局，琦善既非政治家也非思想家，只是生在贵族之家，天资聪明，遇事很机警干练，熟悉财务、吏治等官府事务，不过说白了，他不过就是个精明能干的官吏而已。琦善因为少年得志、官高位显而说话很傲慢，不给人面子，所以朝臣们说他好话的人很少。

他与林则徐一起毫无准备地处在了历史转折的风口上，如何看待琦善成了我们反思鸦片战争的第一步。在戏剧与电影中，我们一直习惯了把林则徐说成民族英雄而把琦善当成卖国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抛开容易让大众接受的“忠奸”模式，让我们还原历史上琦善的本来面目，真正的意图并不在于替琦善翻案，因为正视琦善就是正视我们那一段满带伤痛的历史，正视我们民族的缺点，正视我们在文明碰撞之中所犯的错误和失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