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历史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带来了交流的困难，这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英国人在乾隆时期曾经派出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力图跟中国人建立欧洲式的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这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但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公元1792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子爵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祝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英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在这次交往中，最艰难的谈判，是应该向中国的皇帝行什么礼仪，是否给皇帝磕头下跪。至于英国人最看重的贸易通商和武器、天文学仪器、钟表等工业成果，却被中国人不是以自给自足为理由轻易拒绝，就是将其视作奇淫技巧之术而不屑一顾。在他们之前，莱布尼兹、伏尔泰和耶稣会教士都曾把中国想象成一个理想的乐园。马戛尔尼这次“失败”的中国之行，却使欧洲人清楚地看到了大清帝国的真实面貌。马戛尔尼有一段揭穿帝国繁荣的论述：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它会像一具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

这实在是一语中的。当时的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上是天下的共主，儒家教化之外的人属于化外之民，居住的地方是蛮夷之地，充其量只能成为中国皇帝册封的番邦。天下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西方人看中个人的利益，在清政府眼中却只有皇家的利益，普通民众是不必顾及的，因此才会在对皇帝个人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纠缠不休。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针对英法要求派驻公使，面见皇帝递交国书的条款，咸丰帝气得不行。至于割让给沙俄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九龙司给英国，赔偿巨额军费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等要害问题，却皆可轻易允诺，甚至关税也可以随意赏赐给外国人。

中国官员在武力面前，被迫开始了与英国特使的谈判。第一次是琦善在大沽口外接受巴麦尊的照会。这封照会使用了英国人习惯的用语方式，前面是谈此次战争的原因，后面是五项要求：（一）赔偿货价；（二）中英平等外交；（三）割让岛屿；（四）赔偿商欠；（五）赔偿军费。

道光帝让琦善回复英国的照会是：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义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后办理可也。

大意是：我作为大皇帝是统率全天下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若有冤屈一定会秉公办理。林则徐他们查禁鸦片受了蒙蔽，没有公正处理此事。如今我派了新的钦差大臣前去调查。我命令你们赶紧回南边去，听候处理。

这道圣旨是给上门抢劫的强盗们下命令，不知道义律晕了没有。巴麦尊始终觉得义律与中国人的交涉缺乏平等意味，但你让义律怎么办？又要跟中国人打交道，又没法按照英国人的思维逻辑来，这真是个苦差事。

第二次谈判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和义律的交涉。英军从北京返回广东谈判，路过浙江，解决定海遗留问题。英国要求释放战俘。这种要求大多是严肃而不容置疑的，后面隐藏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潜台词。我们再看一段伊里布的话：(www.daowen.com)

大皇帝格外施恩，准尔通商，尔等将何以报答？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需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

这段话很浅白，一看就懂，就好像是跟英国人在酒桌上“勾兑”，仿佛江湖上混的“青洪帮”，互相给个台阶下。中国官员们想的是只要能给皇帝复命就行，并不管民众的损失。面对国与国的谈判，使用这种方式，恐怕就是现在的英国人也反应不过来。

第三次谈判是琦善与义律在广州的一番讨价还价，这次要讨论大皇帝满足英国外相要求的问题。谈判进行了一个多月却毫无进展，因为英国人与中国人所想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琦善面对英国人咄咄逼人的要求，背后是根本不明真相的大皇帝。道光皇帝曾这样批一份奏折：

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

大意是说：这些叛逆的夷人，要求太过分，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如果不能通情达理，就准备讨伐他们。

中国人的外交始终停留在“朝贡体系”上，对待化外之民只有两种办法：“剿”和“抚”。如今是大皇帝的军队被人家追着屁股打，可在道光帝这儿仍然是居高临下的口吻。这个世界是以实力说话的，往日的“夷狄”掌握了主导权，势如破竹的英军是来做强盗而不是顺民的。琦善面对强梁，既没权又要谈，还要执行皇帝不可理解的命令，他的任务比林则徐还难数倍。

第四次谈判是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焦头烂额的皇帝已经不期望献俘阙下的荣耀了。经过数轮折腾，道光帝明白了外国人只想要钱，对民众趁机造反的恐惧使他选择了向英国人妥协。清朝面对外患屡犯错误，甚至不知悔改、不断重复低级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王朝的利益而非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是“家天下”所无法克服的，也是独裁体制必然的结果，造成的却是民族的悲剧。清朝真正的腐败在这里。

无法想象，如此重大的条约主谈者竟然是伊里布的家仆、冒充五品官的张喜，难道偌大的中国找不到懂洋务的人吗？其实广东十三行很早以前就同洋人有贸易往来，懂英语和英国风俗的人不应该一个都没有，只是官府从来只信任奴才，不会相信民众。璞鼎查也不再跟中国人兜圈子，要么同意，要么战争。回过头来看《中英南京条约》，十三款中不平等的只是割地、赔款和赦免汉奸三项，至于让当时士大夫痛心疾首的“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以及五口通商等，都是历史的进步而非退步，只是进步的方式因为属于被迫而让人们心理难以接受罢了。耆英在完成了《中英南京条约》后，又相继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他不断地向外国宣示所谓“皇恩”，愚蠢地给欧洲十几个小国与英国同等的权利，主动而愉快地出卖国家主权。

清廷统治者在谈判中表现出了三点问题：一是根本不懂现代国际法，争所不当争，放弃绝不应该放弃的权益；二是不知道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如何避免民族利益的损失；三是他们始终把维护自己的统治摆在第一位，并不在乎民族的伤口有多大。

在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过程中，大臣们有主张激烈反抗的，有建议学习西方的技术来克制对方的，但始终没有一个要求对现行君主体制进行改革的。是不敢呢，还是不愿？也许只是根本想不到，那就悲哀了。